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

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懇懇地閱讀所有奏折，準時上下班，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裏，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麽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只喜歡聽吉祥話。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發妻子、皇後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後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後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並不過於傷感，禦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砷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麽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砷的匯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陜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亙千數百裏，彌望蓊郁，竟日不見人煙”。（《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陜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獲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內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裏滋生起來。“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於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乾隆剛剛完成禪位大典，宣布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起義在陜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陜、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餉銀已經有七千萬兩。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將，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砷入見。“砷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機，（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砷應聲對曰：‘高天德、茍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上皇覆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砷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砷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裏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咤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大清王朝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並未見有什麽異常。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禦座受禮。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在遺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

尾聲 萬劫不覆的沈淪

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覆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覆興的機會。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近九十歲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麽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這個人心中到底在想什麽？他是在裝傻還是真的胸無主見？他有沒有領導國家的能力？他的執政方針和理念如何？人們對此充滿好奇。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麽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砷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命令他和福長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靈前，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驚疑。

初五，王念孫、廣興、劉墉等先後上疏，舉報和砷種種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對他進行審查。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僅僅十天之後，審判完畢，正月十八，皇帝發來一條白練，賜和砷自盡。

嘉慶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於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他對和砷的不滿，實際上代表了他對乾隆後期朝政的不滿，在嘉慶看來，和砷是乾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盛的一個標志。

在和砷主政下，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由於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舉辦傳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應該說，誅和砷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砷。”“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砷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剎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剎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砷抓起。

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覆雜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誅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砷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陜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劍橋中國晚清史》）

借誅和砷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臺胡齊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汙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嘉慶皇帝。自從嘉慶元年白蓮教徒首舉義旗以來，湖北、四川、河南、陜西各省已經燃遍烽火，二十多個州縣被義軍控制。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面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慶非常清楚，導致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貪汙腐敗。川楚軍營的黑暗、腐敗在嘉慶親政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慶就立刻傳諭諸將領：“從前帶兵大員，皆以和砷為可恃，迎合鉆營，虛報功級，坐冒空糧，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經拿辦，伊等失其所恃，惟當以國事重，奮發有為。”

皇帝可不僅僅是嚇唬人。親政不久，皇帝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

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前提下，嘉慶帝對軍隊進行了重大的人事調整。首先，他把鎮壓白蓮教的數股軍隊統一到一起，歸為五省經略大臣指揮，節制川、陜、楚、甘、豫五省軍務，從此，軍事指揮大權得到統一。

通過懲辦貪汙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系初步建立起來。經過不懈努力，鎮壓白蓮教的軍事戰爭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嘉慶七年（1802年）年底，額勒登保、德楞泰與四川總督、陜兩總督、湖廣總督等聯名，用黃綾表外、裏內朱紅的折子，六百裏加急馳奏：“大功底定，川、陜、楚著名首逆全數肅清。”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取得了勝利，嘉慶帝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他的新政，終於結出了鮮艷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來死氣沈沈、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終於出現了轉機，漫天的腐敗烏雲中終於裂開了一線青天，郁悶了許久的大清臣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新皇帝親政三年以來，他們對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覆。這個有膽有識的新皇帝，看來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來的衰頹之勢，使大清走出後全盛時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軌道。

帶著初政成功的喜悅和自得，嘉慶七年秋，皇帝騎著駿馬英姿颯爽地出現在了壩上。小時候，他曾經多次隨著父皇來這裏圍獵，古木參天的茂密森林，萬人圍獵的壯觀氣勢，獵虎鬥熊的緊張氣氛，讓他一直魂牽夢繞。因此，在鎮壓白蓮教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他馬上把“木蘭秋狝”提上了議事日程。聖祖康熙開創的這個旨在聯系外藩、保持武備的傳統活動，在自己即位後還一直沒有來得及舉行。今天，他終於可以一償夙願了。

然而，離木蘭圍場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異樣。這還是他記憶中的圍場嗎？圍場周圍的木柵東倒西歪，缺口處處。圍場裏參天的古木不見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個個驚心的傷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縱橫著運木大車的車轍，有的地方因為車輛過頻，儼然成了光禿禿的大路。處處是盜木者搭建的窩棚，地上經常出現燃剩的樹枝，有的還冒著微弱的青煙。很顯然，這是盜木者們生火做飯的痕跡。皇帝後來回憶他感覺到的震驚說：“百餘年秋狝圍場，竟與盛京、高麗溝私置木廠無異。”皇家獵場，居然成了盜木販子任意橫行的木材產地。管理人員的失職一目了然。

修養極佳的皇帝沒有立刻發火。他強抑怒火，按著父皇行圍的路線，帶領一萬騎兵中規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獵。過去，父皇每次出獵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獸，狐貍、麋鹿、獐子等小動物更是數以十百計。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兩只小小的麅子！不是他射術不高明，也不是騎兵們不聽指揮，而是獵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場破壞，獵物逃散；另一方面，盜獵者趁皇帝不來的這些年，一直在與皇帝分享這個皇家獵場。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們的盤中餐。

回到熱河行宮，皇帝按舊例，把這兩只麅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後樓祖宗禦像前。過去，這座寬達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會擺上十多只野獸，而今，卻孤零零只擺著一只小小的麅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會是什麽感想？皇帝感覺自己臉上一陣陣燥熱。

羞愧過後，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畢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經一去不覆返，朝政的敗壞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從努爾哈赤到乾隆，誰的治下會發生這種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覆舊日的輝煌，看來不是一日兩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圍，開始徹查圍場管理失職之事。以內務府有關官員慶傑、阿爾塔為首的十數名官員被處以降職、罰俸等懲罰。

這僅僅是無數讓皇帝驚訝的事情中的第一件，還有更大的意外在後面等著他。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圓明園起駕回宮辦事。皇帝的車駕剛進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不知從哪裏沖了出來，直奔皇帝的禦轎，手裏還握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發倉促，皇帝身邊龐大的扈從部隊居然沒有人做出反應，還是轎邊的定親王綿恩下意識往前一擋，用自己的袖子纏住了利刃。身邊的侍衛這才一擁而上，拿獲了這名男子。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兇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後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後沒有任何主使。兇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於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岳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找不到生計，受盡欺淩，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麽不死得驚天動地。於是懷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並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裏，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系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皇帝的註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當他終於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癥，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沈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癥。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雖然殺了和砷，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砷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砷，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汙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麽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稭垛填石，稭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麽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游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註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麽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沈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適於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竈，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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