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癥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麽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麽，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歷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沖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麽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麽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麽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禦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後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並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覆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後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裏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後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麽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麽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麽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覆的沈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茍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麽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麽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裏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麽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麽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麽好”“怎麽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匯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後，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覆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覆興的機會。在嘉慶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顏”“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顏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於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頎身。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殊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岳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並不高大。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致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由於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畫像雖然傳神，畢竟是靜態的，無法全面傳達一個有血有肉的立體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駕，卻不敢留下關於皇帝外表的一個字。好在乾隆時期，機緣巧合，一些外國及中國邊遠地區的使者都見過皇帝並寫過回憶錄。這些人大腦的格式化程度遠低於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當生動傳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地留下過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細節記載的帝王。

在外國人中，朝鮮人與中國接觸可以說最多。作為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每年冬至、正月、聖節、千秋等時節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賀。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人樸趾源隨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使團前往承德。他記載當年八月十一日見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說：

皇帝出自正門……肅然無嘩。先令回子太子進前，未數語而退。次命（朝鮮）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長跪……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顧視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須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和氣。

對於乾隆皇帝，朝鮮人的評價總的來講還是比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藹可親善於交往，使使臣們對他的個人印象都不錯。

每次回國後，朝鮮小朝廷君臣都要關起門來，好好聊聊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給國王介紹些小道消息、奇聞逸事。君臣在深宮之內對天朝上國大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品頭論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當真實的評價。比如對繼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於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於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沖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擡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皇帝問丹津班珠爾說：“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紮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達之子的同事？當噶倫的？”然後，又問兩個漢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後，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爾到跟前來問道：“你會不會漢話和蒙古話？”他回稟說：“漢話只會幾個詞，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話說得不太好。”皇帝在轎上擺擺手，用蒙語說道：“可憐可憐，來來，到這兒來。”於是，他走近轎子跪下。

乾隆皇帝對丹津班珠爾在藏廓沖突中的經歷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爾的罪責將會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繼續擔任噶倫之職。皇帝又說，你等藏人可暫時合住黃寺，由朝廷內庫撥給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後再回西藏。

對乾隆皇帝的寬宏大量，丹津班珠爾深表謝意。大皇帝面展笑容，點了點頭。

這是藏文資料中關於乾隆皇帝音容狀貌最詳細的一則。

所有關於乾隆皇帝外表的記載中，英國人所作的是最詳細傳神的。

大約在丹津班珠爾到達北京的同時，馬戛爾尼使團也正從英國出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國使團抵達承德，在這裏覲見了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

這一天英國人半夜兩點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萬樹園邊上的一個小帳篷裏，他們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太陽出來，園中響起了音樂聲。那位歐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東方大君主終於要出現了。“太陽剛剛出來，從遠處傳來音樂聲和人的吆喊聲，說明皇帝快要駕到了。不久以後，皇帝從一個周圍有樹聳立的高山背後，好似一個神聖森嚴的叢林中出來。”

英國人描述說：“皇帝坐在一個無蓋的肩輿中，由十六個人擡著走，輿後有警衛執事多人手執旗傘和樂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繡花的絲綢長褂，頭戴天鵝絨帽，形狀同蘇格蘭軍帽有些相似，帽前綴一巨珠，這是他衣飾上所帶的唯一珠寶。”

皇帝所過之處，所有人都紛紛下跪。英國人也沒有機會仔細打量這位亞洲的主人。匆忙中掃了一眼，唯一的感覺是皇帝精神矍鑠，遠遠比他的年齡年輕。赫脫南說他只有“五十來歲，動作敏捷”，“風度翩翩”。

皇帝在萬樹園中的大幄前下輿，緩步走入大幄。英國使臣隨即進入，跪在寶座之側。借這樣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英國人終於得以觀察這位地球上統治著最多人口的君主。馬戛爾尼的回憶錄，雖然經劉半農翻譯成半文半白，讀起來不太暢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風貌：“餘靜觀其人，實一老成長者。形狀與吾英老年紳士相若，精神亦頗壯健，八十老翁，望之猶如六十許人也。”

巴羅的記述更為傳神：“八十三歲的乾隆毫無一絲龍鐘老態。有著一個身體健壯、精神矍鑠的六十歲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銳利，鼻子鷹鉤，即使在如此高齡，面色仍相當紅潤。我估計他身高約五英尺九寸，腰板極其挺拔。雖然八十三歲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強壯，但不難看出他曾經有過一副強壯的體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勞都沒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滿族韃靼人一樣，他熱愛狩獵，從不錯過每年夏季舉行的操練……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於與人打交道，雖然在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舉，但禮儀性接觸中極少會給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當東回憶覲見皇帝的一刻說：“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那樣陰郁沈悶。他的態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見特使的整個時間，他的表現如此。”

禮節性拜會完成後，宴會就開始了。三位英國人以及他們的翻譯被邀請坐在“皇帝左手一張桌子前的坐墊上”。英國人註意到，“皇帝進餐時候，意態非常舒適，表現胃口極好”。“皇帝在整個典禮中對英國客人的照顧心情始終未減。在飲宴時，皇帝命執事官從自己桌上取下盛饌數色送至特使桌，宴會完畢，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禦座前，各親賜溫酒一杯，有些近似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問及英王陛下的歲數，特使據實回答。皇帝說，他今年八十三歲了，身體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樣長壽。他看上去確是很健康，不像已經統治國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樣子。典禮結束後，皇帝精神矍鑠地從寶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輿，毫無衰老狀態”。

雖然這次出使慘敗而歸，但是奇怪的是，英國使團的成員們無一例外地對乾隆印象良好。通過與中國官員的大量交談，他們這樣總結他的性格：“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於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他善良愛民，就像在所有面對臣民的場合所顯示的那樣。他在災荒時期減免賦稅，救濟饑民，同時對他的敵人睚眥必報，殘酷無情。急躁而固執，有時候使他斷事偏頗，處罰過嚴。”

這一總結，考諸中國史料，應該說相當準確而深刻。

乾隆時代，宮中仍然生活著許多萬裏遠來的傳教士。除了對紅毛人的體味有點討厭外，皇帝對西洋人的誠實、認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賞。和康熙皇帝一樣，他對那些身懷異能的西洋人總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誠回憶說：在給皇帝畫像的時候，“天氣很熱。他（皇帝）發了慈悲，讓王致誠脫了帽子坐著作畫”。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提的細節，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著或者站著，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傳教士們對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達說：“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他對臣民很嚴肅，我認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為對於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帝國，他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維持他的統治，盡他的責任。因此大官們在他面前都要發抖。而每次他和我說話都態度和藹，使我產生一種信任感……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他親自過問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開始處理政務。我不明白為什麽他怎麽能夠做得那麽細致……從他的性格來看，他無所不為而且都能成功。他無所畏懼，思路敏捷，能隨機應變處理突發事件。”（《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朝廷》）

總體來講，乾隆皇帝是一個外表精彩，風度翩翩，充滿自信，富於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長與人相處，知道怎麽樣恰到好處地表現他的威嚴和善意。對於接觸不多，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於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邊的大臣近侍們卻清楚地知道，這不過是皇帝性格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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