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覆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準，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覆。”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臯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沈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覆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麽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啯嚕”的游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游民團夥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游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奸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啯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啯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只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裏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覆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 帝王私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麽“擴大會議”，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舉行什麽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搜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歷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麽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蔔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凈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分量應該可以想象。“烏雲豹”者，《清稗類鈔》雲“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歷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檐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裏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煙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煙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煙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煙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煙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帶鉤二十個、松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瑯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面、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禦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鑒這些鼻煙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專制時代的一項定制。《尚書·禹貢》孔安國序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象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因此，大清帝國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一般來說，由於皇家莊園的規模有定制，內務府經營水平也有限，不管國家稅收如何迅速增長，皇帝個人的收入卻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滿足其日益高漲的物質欲望，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收受貢品。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沒有錢大量購買，二是體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場上與商人討價還價購買奢侈品，顯然不妥。更何況，喜愛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則中的頭一條禁忌，不可為民眾所周知。所以官員們進貢與否，進貢多少，貢品質量如何，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

剛剛登上皇位之時，乾隆曾下達詔書，說自己身在喪中，無心享樂，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內停止進獻各種貢品。

如果說守孝期間不接受貢品，史有先例的話，那麽三年之後守孝期滿，皇帝仍然不收貢品，就分明體現出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峻拒態度。皇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說明他不收貢品的理由。他說，地方大臣們給我進貢，不過是想借此與我聯絡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溝通。“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虛文相尚。如為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為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為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乾隆起居註》）勵精圖治之態灼然可見。

那麽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順遂，高枕無憂。

二是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鐘。天潢貴胄的生活使他從小被培養起了超級精細的欣賞口味。作為盛世之巔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於享受的資本和條件。

一個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長期抑制的，雖然登基之後皇帝強自隱忍了十餘年，但步入中年之後，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麽嚴格了。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乾隆一路順風順水，成績超乎預期，自信心也直線增長。事業與生活，他自認為有能力兼顧，沒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著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貢的大門第一次被打開。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後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兩逢盛典，許多大臣一再要求進獻貢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伊即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樂之門一旦打開，就註定只能越開越大。

專制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大臣一個個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在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全帝國內所有的高級官員都從這道諭旨裏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時間不長，他們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鐘表、字畫和古玉，最討皇帝喜歡。另外，扳指、鼻煙壺、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柄木禦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鐘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內容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就貢品問題發布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

從此，皇帝喜歡西洋鐘表一事立刻被官場所周知，廣州西洋八音匣等售價因而猛漲。“這些東西雖然沒有什麽實際用處，但中國官吏們卻醉心追求，示意他們的下屬不惜任何代價收買。”（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至於書畫，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庫中最重要的內容。眾所周知，乾隆文化修養極佳。他九歲開始練習書法，十九歲開始學畫。對於珍品字畫，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樣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後快。不過，其他收藏家收集書畫，東奔西走，歷盡辛苦。而皇帝收藏，卻全然沒有這些麻煩。這些光彩奪目的無上精品，大部分來自臣仆的貢獻。只要他的喜好一被偵知，那麽全帝國之內最好的藏品，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對古玉的興趣也十分濃厚，他一生禦制詩文共四萬餘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達八百餘。目前故宮收藏的上萬件古玉，多數是在乾隆時期由各直省督撫一級官員進貢的。他的禦制詩文顯示出，他經常一個人蹲在玉庫裏擺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後，親自評出甲乙丙級。

事實上，乾隆皇帝的諸多歷史第一中，還可以加上一條——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中年時期，乾隆物質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場之大，要求之細致全面，均遠過於前代帝王。不過此時他進取心尚熾，對物欲仍有節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稱講究，尚不能說奢侈。

人到晚年，優點往往前進一步，突破分寸，轉化成缺點。而缺點則往往變本加厲，從抑制收斂狀態變成肆無忌憚。步入晚年之後，皇帝無心進取，講究和奢侈之間的界限迅速突破。歷代進貢在資格和時間上都有嚴格的規定。清代成例，僅督撫們有進貢之權，進貢的時間也只限於三節：冬至、中秋，還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這些規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內廷翰林也開始進貢。為了收羅民間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將家中珍藏通過大臣，轉貢給皇帝。進貢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間珍寶的最主要途徑。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節的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節，端午節、上元節、重陽節，大臣們也都可以踴躍進貢。除此之外，大臣們開動腦筋，集中智慧，創造出了無數進貢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經過地方，大臣迎駕進貢，稱“迎鑾貢”；皇帝每年去熱河避暑，大臣們進貢，稱“木蘭貢”；大臣們進京覲見皇帝，所獻貢品稱“陛見貢”；皇帝提拔加恩，所獻貢品，稱“謝恩貢”……有時，皇帝想要某種東西，又實在沒有借口，就幹脆稱“傳辦貢”。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這次東巡所收貢品，應該歸為“迎鑾貢”。不過，即使是“迎鑾貢”，也應該僅限於所經過地方的官員。而這一次，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巡撫官員們也都放下工作，不辭辛苦，千裏迢迢來進獻大批財物，從體制上講可以說並無先例，也毫無道理。這一事件唯一可以說明的，就是皇帝對貢品的需索已經達到了失態的程度。

隨著老皇帝越來越失態，越來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務推到一邊，集中精力為皇帝購買制造奢侈品。越到後期，官員們進貢的次數越多，物品越豐。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這一年，長蘆鹽政徵瑞進貢十五次，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福建巡撫浦霖進貢九次。其中伍拉納十一次進貢日期分別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幾乎無月不貢，成為中國進貢史上的奇觀。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進貢浪潮更是席卷全國。每到此時，整個帝國變成了大小官員們呈獻貢品的萬國博覽會。據朝鮮使臣記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壽時，他在中國一路所見的進貢景象實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進貢的大車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三萬輛。除大車外，那些珍貴怕碎的貢品以人擔、駝負、轎駕，更是多不勝數。“其杠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馬騾六七頭，轎或者聯杠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字”。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簧火相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好不氣派。（樸趾源《萬國進貢記》）

很多人都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打開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皇帝過度收受貢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腐敗行為。

官場上，送點小禮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禮品價值過限，就是腐敗。同樣，按定制收受貢品，自是帝王維持正常生活的必須，但像晚年乾隆這樣毫無節制地收受禮物，當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論是，送給皇帝的禮物是由官員們“自行制辦”，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聯上下之情”。既不會增加百姓負擔，又溝通了君臣間的私人感情，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並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眾的膏血凝成。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匯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汙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采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裏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裏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汙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汙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巨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並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於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並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 金無量壽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盤 蜜蠟朝珠一盤 脂玉萬年有慶一件 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 白玉長春壺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長春花洗一件 白玉壽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盤一件 漢玉佛手一件 漢玉花囊一件 漢玉拱璧一件 白玉雲紋鐸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漢玉爐瓶一事一分 漢玉飛熊葉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霽紅花囊一件 定窯洗一件 喜窯一統尊一件 成窯五彩瓶一件 定窯福祿尊一件 宣窯梅瓶一件 宋磁霽紅瓶一件 定窯寶月瓶一件 哥窯筆洗一件 青綠三代尊一件 青綠提梁一件 青綠鳧尊一件 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 香色寧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 醬色寧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 天青寧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 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 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 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洋錦緞二十匹 洋花絨二十匹 大紅鴛鴦絨十版 大紅羽緞十版 洋繡帕一百方 洋繡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寶座一尊 紫檀雕花禦案一張 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 紫檀雕花炕幾一對 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 紫四雕花書隔一對 紫檀雕花方凳八張 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 琺瑯鑲玻璃五屏 風妝鏡九座 琺瑯鑲玻璃手鏡九對 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掛鏡九對 東洋漆炕桌一對 東洋漆香盒五件 鸞翎宮扇一對 孔雀宮扇一對 洋鑲鉆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鐘一對 紅瑪瑙鉆石珠花瓶式樂鐘一對 洋售鉆石蟠桃推鐘一對 洋鑲鉆石蟠桃表一對 洋玻璃金魚缸一對 仿景泰琺瑯瓶一對 琺瑯福祿瓶一對 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 蜜蠟鼻煙壺二匣 洋金銀線二百文 琺瑯手盆九對 琺瑯唾盂九對 翠頂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沈香瓶一件 洋油畫小掛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瑯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汙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閑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欲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表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汙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嘆：“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後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撣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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