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於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寧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於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確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人口壓力導致社會動蕩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爭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什麽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凈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各省關於教案的匯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後凡有幹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於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采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於處以監禁之刑。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歷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當鋪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托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通過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註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於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確乎不時隱顯其間。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註意的是“士子內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內，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鉆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於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眾，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沈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歷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著民間宗教的背景。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鬥米教”聚斂人心。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征。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於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內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游民席守業在外地游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沖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兇，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覆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歷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只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麽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潁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潁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書》一部，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將“經書”上呈禦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鬥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麽“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書”報送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他發現，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查筆法，系“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

乾隆皇帝平時深文周納，而這一次他確實抓到了一點真東西。地方官員又查獲其他經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此案辦到底的決心。嚴查之下，終於揭開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紗。

原來，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這個宗教的特點是“儒教專制化”。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為“太陽神”，號“聖帝老爺”。徒眾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聖帝老爺獻飯，口稱“求聖帝老爺慈悲”，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後一世的“收元祖師”，是宇宙的最後主宰。他說劉家是孔子轉世，所以教內強調分尊卑，明長幼，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要求他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忠於教首。這個教派的最引人註目之處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費用，並將所斂錢財送到山東劉家。教主之下，設八個卦長，每個卦長之下設六個爻長，再下是真人、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誰收的徒多、斂的錢多，封的教職就高，“管的人多，如同當官一樣”，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他們斂錢名目繁多，手段多樣。收徒弟要斂錢，作會要斂錢，封某人的教職更要斂錢，教主過生日還要斂錢。他們“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斂錢名目大同小異，如根基錢、紮根錢、跟賬錢、種福錢、四季錢、香火錢、進身孝敬錢等等，不一而足。

由於創立了世襲家長制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達的基礎。經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淡經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獲得巨大的現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癥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乾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麽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乾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借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覆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覆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麽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制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沈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兇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裏，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麽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系，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禦制，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麽？”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裏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沈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麽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裏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麽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麽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匯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裏能料到，這道奏折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樣書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後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麽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須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麽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麽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歷”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麽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麽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禦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麽“問題”。

那麽，皇帝這次為什麽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歷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覆”，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文件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麽，大清天下還有什麽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讚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覆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布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禦制”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禦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系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麽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權，誰的政策措施有利於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通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統治者首次占據了“道統”的制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據時勢需要，大幅修正一些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

乾隆為人，極端自負。他一舉一動，都想著要為後世萬代樹榜樣。所以他一貫瞄準那些事關全局的最艱巨、最棘手的問題，不給後代子孫留麻煩。調整對明末清初人物評價就屬此類。

眾所周知，沒有一大批有傑出才華的漢人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稱讚投順清朝的明臣“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彜”。這代表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功臣的一貫態度。

可是，到乾隆時期，國家已經安定百年，攻守之勢已變。創業之時，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守業之時，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為了“砥礪臣節”，乾隆決定把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員，以防止後來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機時同樣“應天順時，通達大義”。

乾隆知道，這樣直接違反祖宗定評的大事，後世子孫沒有魄力、沒有能力去辦，承擔此責任非他莫屬。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國史館實現寫法創新，特立《貳臣傳》，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覆身仕本朝”的“大節有虧”的人物統統收入此類。他說，不但錢謙益等後來的降臣“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就連那些為清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也不能逃過今天的道德審判。開國元勳範文程，雖然未在明朝任職，但因為原是明朝的生員，被乾隆評價為“與純儒品節不無遺議”。李永芳是明朝在職官員中降清的第一人，對後金忠心耿耿，功勳卓著，乾隆卻認為“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洪承疇隨多爾袞入關，入內閣總理軍務，功勞最多，乾隆卻認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實在可恥。以上諸人皆被編入《貳臣傳》甲編，供後世永遠批判。乾隆說，這樣做“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三是大規模整理中國歷史文獻，營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氣象，以證盛世“文治之極隆”。財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書，裝點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種大型叢書達一百二十種之多，為中國歷代王朝之冠。其中《續通典》《大清會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當然數《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內再創一項前無古人的紀錄，修撰一部人類史上最大的叢書。皇帝下詔，鼓勵藏書家們奉獻自己的珍藏圖書給國家以為修書之用，誰獻得多，皇帝就給誰獎賞。

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獻書，皇帝特意在諭旨中說：

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段話，說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對忌諱文字的狹隘態度，真是天淵之別。大意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本本政治正確，有點失實之處，在所難免。即使有些書觸及民族問題，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互相咒罵，也不過是前代人的偏見，與藏書者無涉，你們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不敢進獻呢！

皇帝一聲令下，各地積極執行，五花八門的圖書源源不斷地從民間輸送到皇帝的書房，短短一年半時間，各地送來珍本圖書一萬三千五百多種，“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

酷愛讀書的皇帝十分興奮。然而讀了幾日，皇帝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什麽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反動”點的書呢？

原來，在編輯一部前無古人的大書計劃背後，還隱藏著皇帝一個隱秘的想法。編撰圖書，弘揚“正氣”，是文治中“陽”的一手。然而任何一個重大舉措，只有“陽”的一手是絕對不夠的。皇帝修此大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反動書籍”或者說“違礙書籍”在民間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想看看民間所藏的“悖逆書籍”，到底“悖逆”成什麽樣。他需要一個通盤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為後世徹底掃除那些“異端邪說”。

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各地送書時，是經過精心篩選了。乾隆三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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