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覆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註，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讚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讚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並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爭軌道。

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禦制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發布諭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並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覆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覆思想動員，終於，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爭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將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成兗劄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將素稱勇敢幹練，可是對這場戰爭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爭先之態。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如果按照“兵出糧隨”的用兵常理，這場戰爭根本沒法打。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前線並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一是從內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二是即使清廷財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征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拋棄行軍常規，“因糧於敵”。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於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諭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將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所謂將來補償，只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諭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陜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餉，然後再進兵。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定西將軍永常也反對因糧於敵。乾隆皇帝說得口幹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於此極！”

一頓痛罵，終於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配備駱駝一萬峰。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將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內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裏無一人抗顏行者。”大軍剛剛出動，就有劄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緊接著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臺吉也率部屬投降。五月，兩路大軍會師於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伊犁民眾也紛紛迎降。“大兵至伊犁，部眾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鏃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軍窮追不舍，將其擒獲，送往京師。平準戰爭初獲勝利。

過於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著問題。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並無積存物資。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準部之後，清朝大軍只能迅速撤離，只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將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將軍共同管理。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平定準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淩駕眾人之上。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於是他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將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爭進展得很不順利。由於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到了新疆之後，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眾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而前線將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乾隆皇帝一籌莫展。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因糧於敵”的策略在戰爭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於友。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產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征用的方式奪走了。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產，被打發去打仗”。（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袞雜蔔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二十三個劄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爭。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於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將因功賞賜。”（瓦西裏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將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於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袞雜蔔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於不再“因糧於敵”了。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裏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這一次，他終於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經過連年戰爭和饑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內，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爭意義非同一般。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著內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寢。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於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這場戰爭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歷了數度煎熬。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爭只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沒想到，戰爭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爭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將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爭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在準噶爾四部中，只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這支歷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確實有著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準戰爭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頭兩次平準戰爭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於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於饑餓。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眾，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讚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臺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清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將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隨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游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別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隨阿睦爾撒納覆叛的消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諭清朝將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爭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內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裏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清朝將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寧左勿右的宗旨。盡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於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盡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只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臥廬”，一聲令下，對沈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於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匯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敘”。雅爾哈善於第二年被授為參讚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皇帝明確諭示：“厄魯特人等反覆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覆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裏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裏進行著一場盛大的圍獵。他們圍獵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沖進去，把裏面的人統統砍死。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裏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裏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這支部落已經在這裏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部落中的男人騎著駿馬，慢悠悠地驅趕著牛羊，女人在帳篷裏趕制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著鼻涕，扯著剛返青的枝條玩著打仗的游戲。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別。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著嘴呆呆地看著這些陌生的異族人。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只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裏把蒙古人驅趕出來。個別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爭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麽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鮮血流進賽裏木湖，近岸的一畝多湖水被染得赤紅。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紮都無濟於事，習慣於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內地，作為奴隸。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於途”，因為饑餓死於路上。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將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沖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將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將軍成袞紮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裏坤起程。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並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因為蒙古游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袞劄布在奏報中，匯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裏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於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於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從這些匯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乾隆命令將軍到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剿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眾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嘯亭雜錄》載，清軍將領二人分別從博羅布爾、賽裏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裏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內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對於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縝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準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將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內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如有到巴裏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眾，可向內地遷移，等到過了巴裏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別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們外表歸順，內心未可全信。可將他們先遷至巴裏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內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裏，被全部殺掉。

二 “盛世”的武功（2）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淩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據清軍將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只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歷史上無準確記載。《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覆存在。“數千裏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臺，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臺（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註）故種者。”（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幹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采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麽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禦制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裏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系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裏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裏，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嘆“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志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匯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系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淩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匯，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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