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志，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只有乾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栗。歷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乾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志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裏。（《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只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歷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志。孟子說“廣土眾民”。“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 “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蕩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制度創新。只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鐘表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檐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皇帝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禦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覆如是。諸臣於禦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於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禦史朱續晫趁機上奏折，請皇帝註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不料乾隆並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禦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適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於節一身之勞，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繆已甚”。（《清高宗實錄》）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並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對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呆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鑒於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系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訥親。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乾隆曾經說：“訥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黴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雖然殺了訥親，從任用訥親的經驗中，乾隆卻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標準。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沈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幹脆利落。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麽關系，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繼訥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訥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除此之外，他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並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勳、梁詩正、於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眾。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後，而是因為他確有過人之處。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並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共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爭中，他功勳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將。歷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至於劉統勳、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鹹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他那輕松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態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註，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仆指示時平易慈祥，贏得了眾口一致的愛戴。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個矮，眼小而亮，神態慈祥，長須銀白，整個形象沈著鎮靜，不怒而威。”對於和砷，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中國歷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懲貪態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鉆營請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裏多有錢，貪汙白銀只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臺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凈！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恒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覆雜關系。乾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制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恒文為了占便宜，只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麽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恒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恒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並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覆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臺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岳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恒之後，皇帝對高恒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恒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采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巔。這一點是朝野公論。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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