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網絡社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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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時間，“惡搞”大行其道，而陳凱歌在機場的一句“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也迅速成為網絡流行語，就像幾個月後黃健翔解說世界杯時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樣的版本。
《無極》並非一無是處，其之所以成為人們洩“公憤”的一個通道，首先歸咎於陳凱歌對這個“驚世饅頭”的過激反應。對一個脫潁而出的年輕人進行道德上的苛責與興訟的恐嚇似乎暴露了陳凱歌在觀念上已經落後於這個網絡時代。這是一場平民對精英的較量。在平民未長成精英之前，絕大多數人將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無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學死了！”死在詩人嘴裏，而且死得很難看。詩人葉匡政在《文學死了！一個互動的文本時代來了！》一文中斷言“憋在很多人心裏的這句話，終於可以說出來了”。
就在此時，“國家級詩人”卻在“噓”的一聲中倒掉。“國家級女詩人”趙麗華的“梨花派”詩歌受到眾人的嘲弄。人們不明白，為什麽那一句句了無意義的大白話，諸如“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後/不沖涮/便池/的人”，只是因為被“國家級女詩人”的纖手按了幾次回車鍵，便成了“國家級”的詩歌。“從明天起，做一個寫詩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說，海子之後，中國不再有詩人，而當“我/終於/會/寫詩/了”成為流行於網上的“寫詩秘笈”，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詩人。我的標準我做主，至於是不是“國家級”，見鬼去吧！
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的講話中，溫家寶高度評價文藝覆興時代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經濟的大繁榮往往會帶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躍”，任何想有所作為的政府，不僅要鼓勵大家勇於追求真理，還要千方百計為社會提供追求真理的環境。
解構主義大行其道，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無疑是個積極的信號。從本質上說，它更意味著中國人獲得了自己詮釋生活的角度與權利。過去那種完全是灌輸式的教育與宣傳如今已經讓位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解釋。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話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人們都可以將其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通過自己的經驗與學識，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們不再需要“觀點輔導員”與“意見監護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觀察生活、認識真理的眼睛與心靈，沒有誰再可以強加給他們任何他們不再相信的東西。而那些貌似強大的說教，同樣失去了動員的能力，反而被人們置之一笑。
當然，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解構的這種積極意義還在於，言論自由與公共空間的建設，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如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所說，受眾是意義完成的關鍵。既然任何信息的發布，意義的完成最終都是由受眾所決定，那麽，聽者有心，言者無罪，任何言論、文學與藝術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都不至於形成直接的危害。
進一步說，解構主義的到來，既為中國言論空間的拓展提供了某種可能，同祥為中國的社會覺醒樹立了標桿。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當下中國已經迎來了“覆興文藝”的最好時期，更有理由相信，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文藝覆興”將肇始於這場解構運動——因為解構正在完成文藝覆興的第一步，即讓每一個個體抽身於舊有的儀式，否定權威，服從內心，覆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創造。
【盲社會的網絡之眼】
2008年，網上流傳著一則有關廣東開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視頻。在接到報案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將一少女從開平某網吧強行帶到某旅店，並約來四名男孩，對受害少女進行毆打、淩辱和強暴，並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機拍攝了部分過程，無意中為這起惡行留下了證據。
如唐德剛先生所感慨，人不過是脊椎動物中的一種。看到這樣的“日常之惡”、用手機拍攝的“殘忍的戲劇”，相信許多善良的人都難免會悲觀、傷感。其實，無論受害者是誰，其駭人聽聞的程度都足以成為社會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視頻中所表現出來的罪惡，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潛藏於人性深處的卑汙，更應讓所有同時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為什麽有人會容忍這樣的罪行？為什麽這些少年竟會如此兇殘，肆無忌憚？為什麽在相關群體中幾乎廣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後才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聯網“睜著眼睛”，上述罪行會不會像沒有發生一樣，一切風平浪靜，而作惡者卻繼續招搖？
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這樣解釋群體犯下的暴行：“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中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
相關新聞透露，這七位少女是“結拜姐妹”，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幫派。當“幫派利益”形成後，這些人實際上已經將自己的靈魂部分交給了幫派，“與魔鬼締約”，若是一起“做大事”，便會讓自己成為幫派機器中的一個零件。少數服從多數，溫和讓位極端，“群體時常會混雜、融合、聚變，獲得一種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語）。久而久之，個人道德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意志，個人理性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情感。人們因為“理智丟失，責任分散”而喪失自己做人與合群的底線，就像被卷入了一場瘋狂的舞會，此時此刻只有集體瘋狂，人生舍此全無意義。
與此同時，在譴責這些少年的暴行時，更要直面導演李楊鏡頭下的“盲社會”。當一個人甚至一個群體失去理性時，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面對，是保持目光明亮還是熟視無睹？顯然，就公民社會責任而言，透過發生在開平的這出悲劇，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太多失望。盡管許多在私下傳看過視頻的學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個中行為是有罪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去報案，因為“怕惹麻煩上身”。
和李楊的“盲系列”電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蔣雯麗主演的電影《刮痧》反映的則是另一種社會現實。在這部據說反映中美文化沖突的電影裏，美國醫生給中國小孩例行身體檢查時偶然發現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電話報警。隨後，警方不僅通知兒童權益保護機構出面，甚至決定暫時剝奪孩子父母的監護權，有問題法庭上見。
發生在開平的這起案件無疑暴露了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問題。然而，我更願意將此歸咎於這些孩子以及周邊社會人權觀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惡者狂歡、圍觀者繞行的時刻，如今還有互聯網——所幸網絡睜開了正義之眼。
【“網絡彈劾”與公共戲劇】
抽煙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以抽1500元一條煙聞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產管理局局長職務。
從官方通訊社的報道來看，周久耕被罷官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發表了不當言論”；二是“存在用公款購買高檔香煙的奢侈消費行為”；三是“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在這裏，前兩個問題應該都不是真正的問題，否則周久耕官早就丟了。顯然，其丟官的關鍵在於第三條，即犯了眾怒。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堅決查處降價房是“對百姓負責”之後，許多網民不但不買賬，反而對他的言論“厭惡至極”。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房價只有降到大家買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對百姓負責”，否則一切免談。
由於中國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又因近年來有若幹房管部門領導因腐敗下臺，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財產的前提下，網民的確有理由浮動“腐敗猜想”，質疑他憑著一點公務員薪水如何能開得起凱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條的煙，戴得起10萬元一只的手表。接下來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無數網民的戲弄與嘲諷，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間詞語應運而生，廣為流傳。一場集體參與的“網絡彈劾”由此漸漸進入高潮。
就在網民享受“彈劾”之愉悅時，必須承認的是，只能盯著某位官員的香煙、手表來反腐敗，充其量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膚淺的反腐敗。對於這種蜂擁而起的“網絡彈劾”，我寧願將其視為一場轟轟烈烈的公共戲劇。而且，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它偶爾起到了“彈劾”的作用，但在反腐敗效率方面卻是十分低下的。這不僅表現在它從頭到尾會花掉網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別說有時還會功敗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臺上人們追求“戲劇正義”，然而當觀眾各自離開劇場，幾人還會去關心那個豐富了他們業餘生活的反面典型？
僅就約束權力而言，網民這種即興而業餘的反腐敗盡管不乏意義，但其更多只是標本意義或象征意義。顯而易見，當下中國最需要的仍是獨立機構的專業反腐敗，是一整套能夠在日常約束權力的有效機制。如果沒有這種有效機制，那種體現或者奉承廣場民意的反腐敗，完全可能淪落為一種意見的裝飾，一種為民意洩洪的政治技藝。
當然，另一方面，社會進步有一個過程。透過周久耕“對百姓負責”這一政治表態在網上所受到的“民意狙擊”，不難發現今日中國社會已取得怎樣的成長。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而言，說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麽說是一回事，怎麽理解又是一回事。眾所周知，在過去一些官員們大談“為人民服務”時，人們通常只知被動地接受“服務”，卻很少有渠道反饋這種“服務”質量如何，能否更換。而現在，借助網絡，以網民形象出現的公民們可以對那些偽稱自己“對百姓負責”的官員集體說不。
網民不是全體人民，但在這個時代它卻有著極其特殊的現實意義。和“人民”這一概念不同的是，網民不只是一個集體稱謂，它更是一個個意見終端與權利終端，一個個具體的人，它兼個人身份與集體身份於一身。當“人民”變成網民，每個人都是直接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主體，每個人都是集體利益最真實的代言人。正因為此，網上流傳的各種有關周久耕的零星反對意見，最後能上升為一種不謀而合的集體表達，能夠匯聚成強大的民意潮水，終於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今日中國，網絡更是一種推動社會運動和社會進步的工具，擔負著相較其他發達國家更多的時代重負。毋庸諱言，在過去政治表達十分落後的條件下，民眾尤其缺乏集體表達反對意見的渠道，而現今網絡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賜，民眾隨時可以端起鍵盤，成為表達自己公共意見的網民。而“網絡彈劾”戲劇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一次次激發人們關註公共事務的興趣與信心，不斷培養和歷練人們的公共精神。在此意義上，這種公共戲劇的意義遠非“反腐敗”所能丈量，因為它不僅關乎社會道德之再造，同樣將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民意崛起並非可以取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有時還可能毫無作用，因為民意會遭遇強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說，每位公民都應該享有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法無天的縣官使其治下的異見公民因言獲罪。與此同時，對於制度建設的推動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網絡的存在已經讓制度內的“害蟲”不敢過於招搖，因為它們隨時可能被聚焦於網眼之下，被定點爆破。古有“看殺衛玠”，今有“看殺貪官”。
【互聯網執政與眼球權利】
據稱，在“黑磚窯”事件曝光時，當時的山西省長於幼軍一直高度關註網上的反應。“有一次，我起碼打了十幾個省廳和地市官員的電話，問他們‘有沒有看網上？’都說沒有，都不重視網絡。”今日中國互聯網不僅是一種認識真理的工具，同樣是一種新的治理工具。從中央到地方，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在2008年“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希望網絡能成為民眾與中央溝通的平臺，互聯網將從學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臺，更加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地方官員也在不同場合鼓吹學好、用好網絡，“如果黨政官員不願、不會、不能利用網絡和群眾保持溝通的話，那可能就會變成現代社會的聾子和瞎子”。
互聯網改變執政觀念。執政黨對互聯網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與此相關的背景是，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9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3.6億，居世界第一。網民的政治參與，部分彌補了現實政治表達的“貧困”，日益影響著政治決策和高層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經視互聯網為洪水猛獸的人也漸漸相信，與其把互聯網視為挑戰，不如順勢而為，使其變成可以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一次機遇。
所謂“互聯網執政”不過是“新聞執政”的拓展。“新聞執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於美國白宮發言人，它區別於傳統政治傳播中的“宣傳統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不難發現，在由封閉走向開放的路途中，中國同樣經歷著由“宣傳統治”到“新聞執政”的轉變。國務院新聞辦的官員亦表示，中國政府應對新聞媒體的態度已由“媒體控制”“媒體管理”過渡到現在的“媒體合作”。
據說美國總統的新聞班子會適時地把信息透露給守在白宮外的記者，並將此視為“給野獸餵食”。不幸的是，在一個處在矛盾凸顯期的社會，公眾同樣像渴望正義之肉的野獸，他們通常會在間歇性發作的正義聲討中“嘗鮮即安”，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這也是許多爭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徹底解決的原因所在。
顯然，互聯網上的攔轎喊冤和隨之而來的互聯網執政並不能實現人們期許的普遍正義，因為互聯網並不足以支撐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貫之的規則，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貧困。如果一個社會凡事都要靠民意來推動，那麽其制度建設就一定有不盡人意之處。顯而易見，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實，而不是依靠網絡上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零星的社會工程誠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這種“計件式維權”終究不如扶起一種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個憲政國家的政治倫理。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善治的實現必然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然而，在網民毫不吝惜地讚美互聯網為中國正在形成的開放社會立約時，同樣應該看到，互聯網議政與互聯網執政的過度繁榮，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徑的嚴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體——諸如報紙、電臺、電視臺——作為輿論平臺的失效。在中國，網絡更像是政治與社會表達的一個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頭運動、議會辯論、輿論監督與社會監督等於一身。它表面上熱烈無比，卻又有著雜燴一切的暧昧。作為博弈工具的互聯網，一次次見證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決的問題，卻不得不首先經過一場場轟轟烈烈的“媒體審判”或者“互聯網審判”才能推動；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決的問題，卻要通過互聯網上風起雲湧的聲討“定止紛爭”。
比如“廈門PX”事件中，百位政協委員的提案曾被擱置一邊，直到這一切被搬到互聯網和手機上才漸漸引起重視。同樣，山西“黑磚窯”案引起全國聲討之前，山西地方官員卻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點之中，實乃熟視無睹。
還應該看到的是，靠吸引眼球而獲得的權利只是一種“眼球權利”。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運行中保障這種權利，一旦公眾的視線挪開，維權者難免會再度陷入“權利的貧困”。
【從下跪到散步】
有了危機怎麽辦？對於有些人來說，最省事莫過於兩種：一是自殺，二是下跪。
比如說在電影《色·戒》裏面，女主角王佳芝稀裏糊塗地做了特工，在執行任務前，特工頭子給了她一粒毒藥，讓她在“情急”時吃下去。這個招數無疑是十分狠毒的，意思是你要是失敗了，就不要再連累組織了。這種“置成員於死地”而“求組織之後生”的偏方早已廣為人知。
至於下跪，電視機裏，大導演們更為大臣與草民們設有“專跪”，須臾不忘推銷帝王時代的美好生活；網絡之上，“跪求”一詞也同樣像瘟疫一樣傳遍了每個角落。此外，近年來有關下跪的消息，雖說是“新聞”，但對許多人來說，卻也是司空見慣尋常事。比如說，西安10戶購房者因開發商未按時交房在售樓處跪求返還首付款；南京一老婦因孫子打人當街跪求不要報警；桂林一老漢當街跪求一男子還他剛從三輪車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膠州一女考生因錯過考試最後入場時間，向監考人員下跪求情；重慶一公司搞“下跪訓練”，讓員工當街下跪乞討，據稱乞討是該公司的培訓項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時，有執法者同樣使用“下跪療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輛違章車，司機70歲的母親下跪希望通行，而這交警無奈搶先給她跪了下來，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繹到了極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頭同行為了維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稱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關權利、法律和商業之事，如何竟要通過下跪來解決？莫非這就是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中國人的膝蓋更像是一座金礦，如果不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那就在自己的膝蓋上尋找出路。種種“下跪新聞”似乎在向我們道明中國社會生活裏的另一種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維權；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雖然我們對社會組織的成長時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頭腦，失去人對個體尊嚴的感受與領悟，這個組織充其量只能發展成一個龐然大物，而不會使社會有力量。或許這也是當下中國“洗腦型企業組織”的困境所在。關於這一點，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軍隊學管理”之類的書籍就知道了。
百餘年前，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嘲諷中國士兵不能擡頭挺胸，“沒有充分利用父母賜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同樣在《中國人的素質》談到中國人的糊塗生活：當有一個曾經當過兵的仆人被問及自己的身高時，他們都沒有計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為對他來說，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諷中國人——“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考慮到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描摹也並非無中生有。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種“有組織下跪”。2007年，蚌埠東部的鮑家溝的村民，奔走呼號十幾年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汙染問題，最後百般無奈的村民們只好組織起來，當然不是做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而是趁著國家環保總局檢查組前來視察時“緊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請政府治汙”。
盡管網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擬的跪姿），但是網絡讓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開始變得昂揚，卻是不爭之實。中國向何處去？每當看到那些習慣於“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解決”的朋友們流露出某種悲觀情緒時，我便會反問：你是否想到傳播技術的發展對於中國有著怎樣的意義？
如果能夠看清政治的本質就是傳播的藝術，就不難理解一項具有革命性的傳播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與生活。互聯網對中國而言具有史詩性的意義即在於此。
當然，一項技術從發明到廣泛運用會有一個時差。在手機剛開始流行的時候，盡管手機都內置了收發短信的功能，但是大家卻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開始，短信的使用量才出現了井噴式增長。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短信神話向我們表明，那些蟄伏於日常生活中的傳播科技，可能在無聲處醞釀驚雷。
2006年8月15日，重慶彭水縣教委辦事科員秦中飛因為用短信的形式寫了首《沁園春·彭水》，而以涉嫌“誹謗罪”被關押一個月。該案被曝光後，在輿論壓力下秦中飛才得以告別“短信獄”，當地公安局、檢察院最終承認秦中飛誹謗案屬於“錯案”。如果說“秦中飛案”最初表現為一位公民的單打獨鬥，那麽2008年發生在“廈門PX”事件則展示了另一個視角。出於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愛護，短短幾天內，廈門人創造了“百萬短信議政”的紀錄。由於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協委員的反對聲音被輕視，這裏的“短信議政”更像是一種社會自覺，是一個群體在意識到自己身處危險之中的“緊急救濟”。在官方的救濟通道不暢時，正是新興的傳播科技給社會帶來了新的救濟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為可能。正因為是“新興的”，才讓固有權力部門猝不及防。盡管其後“廈門PX當局”仍然擺出“只許政府劈叉（PX），不許百姓散步”的威權Pose，然而，於民心大勢而言，終究只是螳螂一臂。
從“秦中飛案”的即興嘲諷到廈門“反PX”時的群起議政，不難發現，借助短信、互聯網等傳播方式，被譏為“犬儒化”或“馬鈴薯化”的中國人在群體溝通、聯合以及社會網絡化方面已經有了更多選擇。2007年臺灣地震導致許多中國人無法正常上網，其間所有煩躁不安，已深刻說明科技對於今人“識字、進步、生產”究竟有多麽巨大的影響。生活便利與民心向背已經決定了中國社會的互聯網化具有剛性發展勢頭。而這種不可逆性同樣表現於“短信議政”的具體實踐。不難想象，即使某些權力部門反對“短信議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眾收發短信的權利，更多只能在過濾信息方面為所欲為——而權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術層面，其實一切已經簡單了。
換句話說，在全世界都在點電燈時，有權有勢者即使有心讓自家囤積的劣質煤油賣個好價錢，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否定電燈的價值，更沒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韙，讓人們唾棄電燈而團結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燈下。
【再造新文明】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時代尚未破曉之時，大概是意識到人們對信息的過度攫取會毀掉自己的生活，梭羅離開了喧鬧的城市，走近了瓦爾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網線，關了電視，過不被信息垃圾包圍的日子。顯然，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那些發生在遠在天邊的大事小情，無論是一場血淋淋的自殺式襲擊、綁匪的演講，還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敗的隆胸術，與我們的生活其實是毫不相幹的。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尷尬：無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魚的爪子一樣連接我們身體與生活的每一根神經，有用的信息卻在黑箱之中無路可尋。這種失衡讓我們提倡使每個人免於成為“標準閱讀器”的“第六種自由”時顯得多麽力不從心。
筆者從1996年開始上網，一路見證了中國網絡社會的榮辱與成長。相信許多朋友也和我一樣，在網絡上度過或者耗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陰。有時我們也會因為自己成為“信息成癮者”變得煩惱不安，即便偶爾下定決心享受幾個“信息齋戒”的日子，也難免會像個網絡時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網線，再被網絡引渡回來。然而，盡管知道互聯網並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對於那些關註社會成長的人來說，互聯網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時代監視器”，一條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街道。在這裏，你不僅可以看到這個轉型時代的困頓與挫折，更可以觸摸到這個時代的脈搏與心跳。
和許多人相比，對於當下中國的轉型，我有著較為樂觀的判斷。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傳播的發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方式，同樣在改變人們的思維以及社會結構。正如著名傳播學者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斷言：“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激情澎湃地將這個時代的文明定義為“互聯網文明”。
如何做一個網絡時代的好公民？在本節結尾，還是讓我們回味阿爾文·托夫勒寫在《再造新文明》一書中的那段話吧：“容許犯錯，不妄下斷言，尊重多樣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節制，這些是我們展開二十一世紀的新旅程時，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周老虎”——一個時代的標本
世界上從來不乏“用謊言教導謊言”的例子。比如母親為了教導孩子做人要誠實，便會對孩子說：“小朋友千萬不可以說謊喔！否則他的鼻子就會變得很長，像小木偶的長鼻子一樣。”與此相比，對於那些不斷掩蓋真相的人來說，所要做的則是“用謊言守衛謊言”。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撒一個謊，就得用一千個謊來圓它”。
【一場平民與真相的戀愛】
當然，這裏的“守衛”，並不意味著說謊者只是龜縮於精舍，他同樣走街串巷具有進攻性。比如你剛拿出一個證據，他便會一口咬定證據是偽造的，懷疑你的人格。然後再動情地向大家表白自己如何被人陷害，如何為了三過家門而不入，以及愛國等等。
就在人們努力尋找真相之時，我們也看到，有媒體揮起道德的大棒教訓人們多關心“民眾疾苦”，仿佛它們是因為關心民眾體力不支才跑到這個娛樂場上來喘口氣，或者搬援兵來的。顯而易見，這種表白不僅無視了在意見市場裏每個人都有各自言說的權利，同樣忽略了追尋華南虎真相所負載的意義。
或許“周老虎”的虎頭虎腦不會像格瓦拉的頭像那樣流行，但是無論如何它已經成為人們代言真相與謊言交鋒的一個符號。同樣重要的是，透過這次刨根問底的追尋，我們看到了對真相的渴望使社會找到了一種久違的團結，在此意義上，尋找“周老虎”背後的真相更是在重建或者重申一種價值倫理與道德風尚，而那些指責媒體陷於混亂、丟失責任的人，真應了我常說的那句話——只是看到了時代在交媾，卻看不到時代在孕育。
這是一場平民與真相的戀愛，如詩人海子所說：“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對於許多人來說，這裏的“你”，就是真相。而你，也在人類之中。
【什麽力量讓“周老虎”落網？】
2008年6月290上午，陜西省政府新聞辦通報了“華南虎照片事件”調查處理情況，宣布農民周正龍拍攝的“華南虎照”是一個用老虎畫拍攝的假虎照，雪地虎爪照片也是用事先制作的木質虎爪模具捺印的。周正龍造假，涉嫌詐騙罪，已被提請批準逮捕。13名責任人受到行政處理。
繼13名官員被處理、周正龍被批捕之後，陜西省罕見地召開數年未見的整風大會，要求各級幹部吸取教訓。據稱，陜西省已要求省林業局等作出書面檢討。同時，林業系統職員被禁止再談論“華南虎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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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並非一無是處，其之所以成為人們洩“公憤”的一個通道，首先歸咎於陳凱歌對這個“驚世饅頭”的過激反應。對一個脫潁而出的年輕人進行道德上的苛責與興訟的恐嚇似乎暴露了陳凱歌在觀念上已經落後於這個網絡時代。這是一場平民對精英的較量。在平民未長成精英之前，絕大多數人將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無寸金的胡戈。
2006年，“文學死了！”死在詩人嘴裏，而且死得很難看。詩人葉匡政在《文學死了！一個互動的文本時代來了！》一文中斷言“憋在很多人心裏的這句話，終於可以說出來了”。
就在此時，“國家級詩人”卻在“噓”的一聲中倒掉。“國家級女詩人”趙麗華的“梨花派”詩歌受到眾人的嘲弄。人們不明白，為什麽那一句句了無意義的大白話，諸如“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後/不沖涮/便池/的人”，只是因為被“國家級女詩人”的纖手按了幾次回車鍵，便成了“國家級”的詩歌。“從明天起，做一個寫詩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說，海子之後，中國不再有詩人，而當“我/終於/會/寫詩/了”成為流行於網上的“寫詩秘笈”，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詩人。我的標準我做主，至於是不是“國家級”，見鬼去吧！
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的講話中，溫家寶高度評價文藝覆興時代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經濟的大繁榮往往會帶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躍”，任何想有所作為的政府，不僅要鼓勵大家勇於追求真理，還要千方百計為社會提供追求真理的環境。
解構主義大行其道，對於今日中國來說，無疑是個積極的信號。從本質上說，它更意味著中國人獲得了自己詮釋生活的角度與權利。過去那種完全是灌輸式的教育與宣傳如今已經讓位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解釋。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話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人們都可以將其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通過自己的經驗與學識，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們不再需要“觀點輔導員”與“意見監護人”，每位公民都有自己觀察生活、認識真理的眼睛與心靈，沒有誰再可以強加給他們任何他們不再相信的東西。而那些貌似強大的說教，同樣失去了動員的能力，反而被人們置之一笑。
當然，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解構的這種積極意義還在於，言論自由與公共空間的建設，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如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所說，受眾是意義完成的關鍵。既然任何信息的發布，意義的完成最終都是由受眾所決定，那麽，聽者有心，言者無罪，任何言論、文學與藝術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都不至於形成直接的危害。
進一步說，解構主義的到來，既為中國言論空間的拓展提供了某種可能，同祥為中國的社會覺醒樹立了標桿。當人們開始意識到當下中國已經迎來了“覆興文藝”的最好時期，更有理由相信，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文藝覆興”將肇始於這場解構運動——因為解構正在完成文藝覆興的第一步，即讓每一個個體抽身於舊有的儀式，否定權威，服從內心，覆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創造。
【盲社會的網絡之眼】
2008年，網上流傳著一則有關廣東開平市未成年人性虐待未成年人的視頻。在接到報案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真相是：2007年7月中旬，七名女孩將一少女從開平某網吧強行帶到某旅店，並約來四名男孩，對受害少女進行毆打、淩辱和強暴，並逼她自扇耳光和踏正步。一名涉案者用手機拍攝了部分過程，無意中為這起惡行留下了證據。
如唐德剛先生所感慨，人不過是脊椎動物中的一種。看到這樣的“日常之惡”、用手機拍攝的“殘忍的戲劇”，相信許多善良的人都難免會悲觀、傷感。其實，無論受害者是誰，其駭人聽聞的程度都足以成為社會之大不幸。那些少男少女在視頻中所表現出來的罪惡，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潛藏於人性深處的卑汙，更應讓所有同時代的人因蒙羞而警醒：
為什麽有人會容忍這樣的罪行？為什麽這些少年竟會如此兇殘，肆無忌憚？為什麽在相關群體中幾乎廣為人知的罪行，在近一年後才為警方所知？倘若不是互聯網“睜著眼睛”，上述罪行會不會像沒有發生一樣，一切風平浪靜，而作惡者卻繼續招搖？
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這樣解釋群體犯下的暴行：“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中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
相關新聞透露，這七位少女是“結拜姐妹”，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幫派。當“幫派利益”形成後，這些人實際上已經將自己的靈魂部分交給了幫派，“與魔鬼締約”，若是一起“做大事”，便會讓自己成為幫派機器中的一個零件。少數服從多數，溫和讓位極端，“群體時常會混雜、融合、聚變，獲得一種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莫斯語）。久而久之，個人道德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意志，個人理性不得不屈從於群體情感。人們因為“理智丟失，責任分散”而喪失自己做人與合群的底線，就像被卷入了一場瘋狂的舞會，此時此刻只有集體瘋狂，人生舍此全無意義。
與此同時，在譴責這些少年的暴行時，更要直面導演李楊鏡頭下的“盲社會”。當一個人甚至一個群體失去理性時，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面對，是保持目光明亮還是熟視無睹？顯然，就公民社會責任而言，透過發生在開平的這出悲劇，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太多失望。盡管許多在私下傳看過視頻的學生包括一些成年人都知道個中行為是有罪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去報案，因為“怕惹麻煩上身”。
和李楊的“盲系列”電影（《盲山》《盲井》）相反，由蔣雯麗主演的電影《刮痧》反映的則是另一種社會現實。在這部據說反映中美文化沖突的電影裏，美國醫生給中國小孩例行身體檢查時偶然發現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立刻電話報警。隨後，警方不僅通知兒童權益保護機構出面，甚至決定暫時剝奪孩子父母的監護權，有問題法庭上見。
發生在開平的這起案件無疑暴露了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問題。然而，我更願意將此歸咎於這些孩子以及周邊社會人權觀念的淡漠。所幸在作惡者狂歡、圍觀者繞行的時刻，如今還有互聯網——所幸網絡睜開了正義之眼。
【“網絡彈劾”與公共戲劇】
抽煙不但有害健康，也可能有害仕途。2009年，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以抽1500元一條煙聞名的周久耕，被免去房產管理局局長職務。
從官方通訊社的報道來看，周久耕被罷官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發表了不當言論”；二是“存在用公款購買高檔香煙的奢侈消費行為”；三是“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在這裏，前兩個問題應該都不是真正的問題，否則周久耕官早就丟了。顯然，其丟官的關鍵在於第三條，即犯了眾怒。
早在此前，在周久耕表示自己堅決查處降價房是“對百姓負責”之後，許多網民不但不買賬，反而對他的言論“厭惡至極”。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房價只有降到大家買得起的水平才是真正“對百姓負責”，否則一切免談。
由於中國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又因近年來有若幹房管部門領導因腐敗下臺，在不知道周久耕究竟有多少財產的前提下，網民的確有理由浮動“腐敗猜想”，質疑他憑著一點公務員薪水如何能開得起凱迪拉克，抽得起1500元一條的煙，戴得起10萬元一只的手表。接下來的情形是，周久耕不但被“人肉搜索”，而且遭到了無數網民的戲弄與嘲諷，諸如“周至尊”“久耕托市”等民間詞語應運而生，廣為流傳。一場集體參與的“網絡彈劾”由此漸漸進入高潮。
就在網民享受“彈劾”之愉悅時，必須承認的是，只能盯著某位官員的香煙、手表來反腐敗，充其量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膚淺的反腐敗。對於這種蜂擁而起的“網絡彈劾”，我寧願將其視為一場轟轟烈烈的公共戲劇。而且，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它偶爾起到了“彈劾”的作用，但在反腐敗效率方面卻是十分低下的。這不僅表現在它從頭到尾會花掉網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別說有時還會功敗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臺上人們追求“戲劇正義”，然而當觀眾各自離開劇場，幾人還會去關心那個豐富了他們業餘生活的反面典型？
僅就約束權力而言，網民這種即興而業餘的反腐敗盡管不乏意義，但其更多只是標本意義或象征意義。顯而易見，當下中國最需要的仍是獨立機構的專業反腐敗，是一整套能夠在日常約束權力的有效機制。如果沒有這種有效機制，那種體現或者奉承廣場民意的反腐敗，完全可能淪落為一種意見的裝飾，一種為民意洩洪的政治技藝。
當然，另一方面，社會進步有一個過程。透過周久耕“對百姓負責”這一政治表態在網上所受到的“民意狙擊”，不難發現今日中國社會已取得怎樣的成長。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而言，說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怎麽說是一回事，怎麽理解又是一回事。眾所周知，在過去一些官員們大談“為人民服務”時，人們通常只知被動地接受“服務”，卻很少有渠道反饋這種“服務”質量如何，能否更換。而現在，借助網絡，以網民形象出現的公民們可以對那些偽稱自己“對百姓負責”的官員集體說不。
網民不是全體人民，但在這個時代它卻有著極其特殊的現實意義。和“人民”這一概念不同的是，網民不只是一個集體稱謂，它更是一個個意見終端與權利終端，一個個具體的人，它兼個人身份與集體身份於一身。當“人民”變成網民，每個人都是直接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主體，每個人都是集體利益最真實的代言人。正因為此，網上流傳的各種有關周久耕的零星反對意見，最後能上升為一種不謀而合的集體表達，能夠匯聚成強大的民意潮水，終於浮走了混世者的官帽。
今日中國，網絡更是一種推動社會運動和社會進步的工具，擔負著相較其他發達國家更多的時代重負。毋庸諱言，在過去政治表達十分落後的條件下，民眾尤其缺乏集體表達反對意見的渠道，而現今網絡鬼斧神工、攻城略地。拜其所賜，民眾隨時可以端起鍵盤，成為表達自己公共意見的網民。而“網絡彈劾”戲劇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一次次激發人們關註公共事務的興趣與信心，不斷培養和歷練人們的公共精神。在此意義上，這種公共戲劇的意義遠非“反腐敗”所能丈量，因為它不僅關乎社會道德之再造，同樣將以滴水穿石之功再造政治。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民意崛起並非可以取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有時還可能毫無作用，因為民意會遭遇強力的抵抗甚至反噬。比如說，每位公民都應該享有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法無天的縣官使其治下的異見公民因言獲罪。與此同時，對於制度建設的推動也往往收效甚微。但是，網絡的存在已經讓制度內的“害蟲”不敢過於招搖，因為它們隨時可能被聚焦於網眼之下，被定點爆破。古有“看殺衛玠”，今有“看殺貪官”。
【互聯網執政與眼球權利】
據稱，在“黑磚窯”事件曝光時，當時的山西省長於幼軍一直高度關註網上的反應。“有一次，我起碼打了十幾個省廳和地市官員的電話，問他們‘有沒有看網上？’都說沒有，都不重視網絡。”今日中國互聯網不僅是一種認識真理的工具，同樣是一種新的治理工具。從中央到地方，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在2008年“兩會”上，中央領導人希望網絡能成為民眾與中央溝通的平臺，互聯網將從學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臺，更加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地方官員也在不同場合鼓吹學好、用好網絡，“如果黨政官員不願、不會、不能利用網絡和群眾保持溝通的話，那可能就會變成現代社會的聾子和瞎子”。
互聯網改變執政觀念。執政黨對互聯網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與此相關的背景是，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9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3.6億，居世界第一。網民的政治參與，部分彌補了現實政治表達的“貧困”，日益影響著政治決策和高層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經視互聯網為洪水猛獸的人也漸漸相信，與其把互聯網視為挑戰，不如順勢而為，使其變成可以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一次機遇。
所謂“互聯網執政”不過是“新聞執政”的拓展。“新聞執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於美國白宮發言人，它區別於傳統政治傳播中的“宣傳統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不難發現，在由封閉走向開放的路途中，中國同樣經歷著由“宣傳統治”到“新聞執政”的轉變。國務院新聞辦的官員亦表示，中國政府應對新聞媒體的態度已由“媒體控制”“媒體管理”過渡到現在的“媒體合作”。
據說美國總統的新聞班子會適時地把信息透露給守在白宮外的記者，並將此視為“給野獸餵食”。不幸的是，在一個處在矛盾凸顯期的社會，公眾同樣像渴望正義之肉的野獸，他們通常會在間歇性發作的正義聲討中“嘗鮮即安”，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這也是許多爭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徹底解決的原因所在。
顯然，互聯網上的攔轎喊冤和隨之而來的互聯網執政並不能實現人們期許的普遍正義，因為互聯網並不足以支撐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貫之的規則，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貧困。如果一個社會凡事都要靠民意來推動，那麽其制度建設就一定有不盡人意之處。顯而易見，民意更需要在制度上落實，而不是依靠網絡上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零星的社會工程誠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但是這種“計件式維權”終究不如扶起一種制度更有效力，更符合一個憲政國家的政治倫理。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善治的實現必然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然而，在網民毫不吝惜地讚美互聯網為中國正在形成的開放社會立約時，同樣應該看到，互聯網議政與互聯網執政的過度繁榮，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徑的嚴重缺位，尤其反映了主流媒體——諸如報紙、電臺、電視臺——作為輿論平臺的失效。在中國，網絡更像是政治與社會表達的一個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頭運動、議會辯論、輿論監督與社會監督等於一身。它表面上熱烈無比，卻又有著雜燴一切的暧昧。作為博弈工具的互聯網，一次次見證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決的問題，卻不得不首先經過一場場轟轟烈烈的“媒體審判”或者“互聯網審判”才能推動；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決的問題，卻要通過互聯網上風起雲湧的聲討“定止紛爭”。
比如“廈門PX”事件中，百位政協委員的提案曾被擱置一邊，直到這一切被搬到互聯網和手機上才漸漸引起重視。同樣，山西“黑磚窯”案引起全國聲討之前，山西地方官員卻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點之中，實乃熟視無睹。
還應該看到的是，靠吸引眼球而獲得的權利只是一種“眼球權利”。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的日常運行中保障這種權利，一旦公眾的視線挪開，維權者難免會再度陷入“權利的貧困”。
【從下跪到散步】
有了危機怎麽辦？對於有些人來說，最省事莫過於兩種：一是自殺，二是下跪。
比如說在電影《色·戒》裏面，女主角王佳芝稀裏糊塗地做了特工，在執行任務前，特工頭子給了她一粒毒藥，讓她在“情急”時吃下去。這個招數無疑是十分狠毒的，意思是你要是失敗了，就不要再連累組織了。這種“置成員於死地”而“求組織之後生”的偏方早已廣為人知。
至於下跪，電視機裏，大導演們更為大臣與草民們設有“專跪”，須臾不忘推銷帝王時代的美好生活；網絡之上，“跪求”一詞也同樣像瘟疫一樣傳遍了每個角落。此外，近年來有關下跪的消息，雖說是“新聞”，但對許多人來說，卻也是司空見慣尋常事。比如說，西安10戶購房者因開發商未按時交房在售樓處跪求返還首付款；南京一老婦因孫子打人當街跪求不要報警；桂林一老漢當街跪求一男子還他剛從三輪車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膠州一女考生因錯過考試最後入場時間，向監考人員下跪求情；重慶一公司搞“下跪訓練”，讓員工當街下跪乞討，據稱乞討是該公司的培訓項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時，有執法者同樣使用“下跪療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輛違章車，司機70歲的母親下跪希望通行，而這交警無奈搶先給她跪了下來，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繹到了極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頭同行為了維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稱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關權利、法律和商業之事，如何竟要通過下跪來解決？莫非這就是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中國人的膝蓋更像是一座金礦，如果不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那就在自己的膝蓋上尋找出路。種種“下跪新聞”似乎在向我們道明中國社會生活裏的另一種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維權；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雖然我們對社會組織的成長時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頭腦，失去人對個體尊嚴的感受與領悟，這個組織充其量只能發展成一個龐然大物，而不會使社會有力量。或許這也是當下中國“洗腦型企業組織”的困境所在。關於這一點，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軍隊學管理”之類的書籍就知道了。
百餘年前，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嘲諷中國士兵不能擡頭挺胸，“沒有充分利用父母賜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同樣在《中國人的素質》談到中國人的糊塗生活：當有一個曾經當過兵的仆人被問及自己的身高時，他們都沒有計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為對他來說，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諷中國人——“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考慮到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描摹也並非無中生有。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種“有組織下跪”。2007年，蚌埠東部的鮑家溝的村民，奔走呼號十幾年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汙染問題，最後百般無奈的村民們只好組織起來，當然不是做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而是趁著國家環保總局檢查組前來視察時“緊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請政府治汙”。
盡管網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擬的跪姿），但是網絡讓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開始變得昂揚，卻是不爭之實。中國向何處去？每當看到那些習慣於“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解決”的朋友們流露出某種悲觀情緒時，我便會反問：你是否想到傳播技術的發展對於中國有著怎樣的意義？
如果能夠看清政治的本質就是傳播的藝術，就不難理解一項具有革命性的傳播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與生活。互聯網對中國而言具有史詩性的意義即在於此。
當然，一項技術從發明到廣泛運用會有一個時差。在手機剛開始流行的時候，盡管手機都內置了收發短信的功能，但是大家卻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開始，短信的使用量才出現了井噴式增長。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短信神話向我們表明，那些蟄伏於日常生活中的傳播科技，可能在無聲處醞釀驚雷。
2006年8月15日，重慶彭水縣教委辦事科員秦中飛因為用短信的形式寫了首《沁園春·彭水》，而以涉嫌“誹謗罪”被關押一個月。該案被曝光後，在輿論壓力下秦中飛才得以告別“短信獄”，當地公安局、檢察院最終承認秦中飛誹謗案屬於“錯案”。如果說“秦中飛案”最初表現為一位公民的單打獨鬥，那麽2008年發生在“廈門PX”事件則展示了另一個視角。出於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愛護，短短幾天內，廈門人創造了“百萬短信議政”的紀錄。由於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協委員的反對聲音被輕視，這裏的“短信議政”更像是一種社會自覺，是一個群體在意識到自己身處危險之中的“緊急救濟”。在官方的救濟通道不暢時，正是新興的傳播科技給社會帶來了新的救濟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為可能。正因為是“新興的”，才讓固有權力部門猝不及防。盡管其後“廈門PX當局”仍然擺出“只許政府劈叉（PX），不許百姓散步”的威權Pose，然而，於民心大勢而言，終究只是螳螂一臂。
從“秦中飛案”的即興嘲諷到廈門“反PX”時的群起議政，不難發現，借助短信、互聯網等傳播方式，被譏為“犬儒化”或“馬鈴薯化”的中國人在群體溝通、聯合以及社會網絡化方面已經有了更多選擇。2007年臺灣地震導致許多中國人無法正常上網，其間所有煩躁不安，已深刻說明科技對於今人“識字、進步、生產”究竟有多麽巨大的影響。生活便利與民心向背已經決定了中國社會的互聯網化具有剛性發展勢頭。而這種不可逆性同樣表現於“短信議政”的具體實踐。不難想象，即使某些權力部門反對“短信議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眾收發短信的權利，更多只能在過濾信息方面為所欲為——而權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術層面，其實一切已經簡單了。
換句話說，在全世界都在點電燈時，有權有勢者即使有心讓自家囤積的劣質煤油賣個好價錢，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否定電燈的價值，更沒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韙，讓人們唾棄電燈而團結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燈下。
【再造新文明】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時代尚未破曉之時，大概是意識到人們對信息的過度攫取會毀掉自己的生活，梭羅離開了喧鬧的城市，走近了瓦爾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網線，關了電視，過不被信息垃圾包圍的日子。顯然，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那些發生在遠在天邊的大事小情，無論是一場血淋淋的自殺式襲擊、綁匪的演講，還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敗的隆胸術，與我們的生活其實是毫不相幹的。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尷尬：無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魚的爪子一樣連接我們身體與生活的每一根神經，有用的信息卻在黑箱之中無路可尋。這種失衡讓我們提倡使每個人免於成為“標準閱讀器”的“第六種自由”時顯得多麽力不從心。
筆者從1996年開始上網，一路見證了中國網絡社會的榮辱與成長。相信許多朋友也和我一樣，在網絡上度過或者耗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陰。有時我們也會因為自己成為“信息成癮者”變得煩惱不安，即便偶爾下定決心享受幾個“信息齋戒”的日子，也難免會像個網絡時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網線，再被網絡引渡回來。然而，盡管知道互聯網並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對於那些關註社會成長的人來說，互聯網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時代監視器”，一條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的街道。在這裏，你不僅可以看到這個轉型時代的困頓與挫折，更可以觸摸到這個時代的脈搏與心跳。
和許多人相比，對於當下中國的轉型，我有著較為樂觀的判斷。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傳播的發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方式，同樣在改變人們的思維以及社會結構。正如著名傳播學者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斷言：“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激情澎湃地將這個時代的文明定義為“互聯網文明”。
如何做一個網絡時代的好公民？在本節結尾，還是讓我們回味阿爾文·托夫勒寫在《再造新文明》一書中的那段話吧：“容許犯錯，不妄下斷言，尊重多樣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節制，這些是我們展開二十一世紀的新旅程時，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周老虎”——一個時代的標本
世界上從來不乏“用謊言教導謊言”的例子。比如母親為了教導孩子做人要誠實，便會對孩子說：“小朋友千萬不可以說謊喔！否則他的鼻子就會變得很長，像小木偶的長鼻子一樣。”與此相比，對於那些不斷掩蓋真相的人來說，所要做的則是“用謊言守衛謊言”。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撒一個謊，就得用一千個謊來圓它”。
【一場平民與真相的戀愛】
當然，這裏的“守衛”，並不意味著說謊者只是龜縮於精舍，他同樣走街串巷具有進攻性。比如你剛拿出一個證據，他便會一口咬定證據是偽造的，懷疑你的人格。然後再動情地向大家表白自己如何被人陷害，如何為了三過家門而不入，以及愛國等等。
就在人們努力尋找真相之時，我們也看到，有媒體揮起道德的大棒教訓人們多關心“民眾疾苦”，仿佛它們是因為關心民眾體力不支才跑到這個娛樂場上來喘口氣，或者搬援兵來的。顯而易見，這種表白不僅無視了在意見市場裏每個人都有各自言說的權利，同樣忽略了追尋華南虎真相所負載的意義。
或許“周老虎”的虎頭虎腦不會像格瓦拉的頭像那樣流行，但是無論如何它已經成為人們代言真相與謊言交鋒的一個符號。同樣重要的是，透過這次刨根問底的追尋，我們看到了對真相的渴望使社會找到了一種久違的團結，在此意義上，尋找“周老虎”背後的真相更是在重建或者重申一種價值倫理與道德風尚，而那些指責媒體陷於混亂、丟失責任的人，真應了我常說的那句話——只是看到了時代在交媾，卻看不到時代在孕育。
這是一場平民與真相的戀愛，如詩人海子所說：“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對於許多人來說，這裏的“你”，就是真相。而你，也在人類之中。
【什麽力量讓“周老虎”落網？】
2008年6月290上午，陜西省政府新聞辦通報了“華南虎照片事件”調查處理情況，宣布農民周正龍拍攝的“華南虎照”是一個用老虎畫拍攝的假虎照，雪地虎爪照片也是用事先制作的木質虎爪模具捺印的。周正龍造假，涉嫌詐騙罪，已被提請批準逮捕。13名責任人受到行政處理。
繼13名官員被處理、周正龍被批捕之後，陜西省罕見地召開數年未見的整風大會，要求各級幹部吸取教訓。據稱，陜西省已要求省林業局等作出書面檢討。同時，林業系統職員被禁止再談論“華南虎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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