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結果。個中緣由，耐人尋味。不過許多人仍然相信“周老虎”事件還沒有真正落幕。

就在周正龍成了“最大輸家”的同時，打虎派內部也在悄然分化，一些人開始對周正龍這個“替身演員”抱之以“同情”。一方面，官方所謂的新聞通報內容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撇清了有關公職人員參與造假的嫌疑；另一方面，且不說周正龍是否真的有罪，在這起疑似集體造假的案件裏，讓周正龍一人“受罪”顯然有失公正。如果周正龍是為詐騙2萬元獎金，那麽1000萬國家撥款又是誰的目標？為此，許多網友認為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對周正龍的PS水平進行鑒定，借此揭開這場涉嫌集體造假事件的更多真相。誰又能相信一位普通農民此前能夠任憑全國輿情的風吹浪打，卻“勝似閑庭信步”？早在2008年5月初，“華人福爾摩斯”、美國著名刑偵專家李昌鈺博士不也對著虎照發了一通意味深長的感嘆：“照片後期處理得相當好，我只能說咱們中國農民很不錯，PS的水平太高了”。

不過，無論如何，從一開始“挺虎派”與“打虎派”的分立，到政府顧左右而言他，直至現在公開宣布處理結果，狙擊紙老虎總算是取得了一次小勝，至少真假已辨。雖然一切還沒有過去，或許還有更多真相有待揭開，但回顧這場騙局怎樣被揭穿，總有一些力量值得我們思索與懷想。

〔a.真相的力量〕

“謊言重覆一千遍便是真理”，對於希特勒時代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這句話，相信許多人都不會陌生。此前的另一個德國人，鐵血宰相俾斯麥卻是這樣揭示謊言，“在打獵之後、在戰爭之中、在選舉之前，都是一個人說謊最多的時候。”無論從政治、生活，抑或是人性的角度，理解俾斯麥的這個觀點並不難。只是，在影像流行的今天，“說謊最多的時候”似乎還應該包括“在拍攝之後”。因為蒙太奇與PS是那樣容易以假亂真。所謂“PS”，簡單說就是通過制圖軟件對影像進行扭曲變形或者移花接木。

八個多月來，盡管在面對媒體與網民質疑時，周正龍一次又一次地欺騙輿論，甚至表示願以自己的腦袋擔保虎照是真的，周家父子“甘願為作假去坐牢”；盡管陜西省林業廳的部分官員火速開博並且調動自己的淚水與“愛國主義”一次次為周正龍的“義舉”辯護，甚至真相大白時仍在感慨不要讓“華南虎照”淪為現代“和氏璧”；盡管此後還有周正龍拍到的“虎爪印”作為其不曾撒謊的佐證……但是，一個常識是，無論有多少謊言，重覆多少次，有過多少修飾與強調，真相永遠只有一個。相對真相來說，謊言永遠是謊言。謊言重覆一千遍也還是謊言，就好像1000個0相加之和仍然是0一樣。

作為一種客觀而且唯一的存在，真相不服從任何權力與權威的宣判，也不會為多數人或者少數人的意見改變自己的面貌。真相只可能被遮蔽，但是永遠不會被改變。盡管人們時常視抵達真相為畏途，但是，真相永遠站在那裏，即使有些是我們暫時甚至永久無法觸摸到的，但是，無論如何，真相永遠都會在那裏等待人們去發掘，真相也因此將給那些尋找它、相信它存在的人們以力量。

〔b.網絡的力量〕

互聯網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的工具，也是一種價值觀，一種追求真理的方式。“紙老虎”事件同樣表明，真相不是憑著幾張照片與幾場官方新聞發布會便可以“宣布出來”，真相必須經受檢驗，只有通過對場景的不斷還原，不斷尋得與拼裝，不斷地交叉驗證，我們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真相。

在此，讓我們感謝互聯網及互聯網精神，並一起見證中國公民探尋真相的能力的崛起。毫無疑聞，互聯網的發展對今日中國以及世界具有史詩性的意義。阿基米德曾經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今天，我們同樣可以說，給公民與社會一個網絡的支點，雖不能撬動地球，卻可以撬動任何由謊言編織起來的帝國。

“周老虎”事件最早被曝光是在著名攝影網站——色影無忌論壇上，眾多攝影愛好者從老虎大小、拍攝遠近比例等專業角度分析後，均認為虎照有假。伴隨著“挺虎派”與“打虎派”的激烈交鋒，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開始卷入其中。直到“老虎臥瀑圖”的最終出現，將“周老虎”還原為“年畫虎”，有關虎照的真假已無懸念。有評論指出，“打虎派”裏的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研究員傅德志、法律人士郝勁松、義烏年畫商駱光臨，分別代表了三種力量：科學、法律和事實。顯然，能將他們的意見合而為一的正是網絡的力量，正是無數網民的參與。

〔c.時間的力量〕

這一力量，與其說是時間，不如說是堅持，是對真相的鍥而不舍。人們常說，時間是最好的治療師，時間會讓人淡漠痛苦與羞恥。其實，時間並不只是讓人忘記，時間同樣會讓人跨越艱難，記住過去，同樣會拂去流沙，為人們撿回失落的記憶，讓被遮蔽的真相逐漸顯現。

11月15日“年畫虎”躍然網上，有關專家與年畫印制廠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這已經是親子鑒定的概率了。甚至連著名的“挺虎派”也開始公開“反水”，直言“周正龍虎照片為假”。有關真相的另外的“1％”大概也只剩下周正龍及其他相關造假方的正式表態了。伴隨著反對力置的逐漸占據上風，盡管周正龍揚言要起訴廠家和網民，顯然也不過是虛張聲勢以作抵抗。誰都知道，這一幕鬧劇此時已經接近尾聲。當大家苦求的真相幾乎變成了人所盡知的“常識”，最後大家等待的不過是一個投降儀式。盡管大家心知肚明，就紙老虎的真假問題而言，這一投降儀式已經沒有什麽決定性影響。大家等待的只是更多真相與具體的問責。

為什麽許多人仍在為一個遲到的儀式而寢食難安？為什麽真相大白後官方依舊沈默，而周正龍可以繼續像大明星一樣四處出鏡？如果說周正龍只是一個“替身演員”，那麽藏在他背後的若幹演員、導演與投資方又姓甚名誰？盡管這一切有所拖延，但是自始至終人們並沒有放棄“討回真相”的努力——懷抱真知與理想，心存希望，相信時間。只要相信時間，時間就會站在追求真相的人一邊。

〔d.象征的力量〕

2007年發生在重慶的“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為什麽會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石破天驚地出現在世人面前時便已經具有被符號化與象征化的潛質，並且很快地被賦予時代內涵與象征意義。媒體與網民之所以近乎無節制地讚美“史上最牛釘子戶”，並且趁機抒情明理，就在於從中傾聽到了一個時代的脈搏。

同樣，在媒體與網民的極度關註下，“紙老虎”的出現很快形成標桿被公眾添加意義。一方是造假者信誓旦旦，渾水摸魚，混淆是非，寡廉鮮恥；一方是質疑者拼裝細節，眾志成城，仔細求證，窮追猛打。互聯網時代，一場真理與謊言的搏殺就此展開。“周老虎”事件完成了社會力量有權利、有能力探尋真相的一次總動員。與此同時，在真相水落石出之時，這一事件更成為衡量民意在轉型期中國與網絡時代究竟有多重要的一塊試金石。

當然，這一切也為我們提出一個時代疑難，其他非典型的或者未被發掘“意義”的“周老虎”可能因為不被關註而繼續招搖。

〔e.馬戲的力量〕

眾所周知，自羅馬以來，世界上便有了“面包+馬戲”的統治術。面包自然是讓人吃飽肚子“不去造反”，而馬戲是讓人耽於娛樂“忘記造反”。當給予面包與馬戲便能說服民眾，使之有了肉體上的基本滿足與精神上的享樂消磨，並且因此喪失批判當權者與改革政治的動力，一個社會便有可能從此“太平”。事實上，這也是古羅馬的統治者大建角鬥場的原因之所在。如今，傳播或者文化學者時常感慨，尤其在大眾傳媒俘獲了人們的視聽之後，後者將會“娛樂至死”。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周老虎”事件或許可以糾正人們對“馬戲”的偏見。如果我們承認能夠制造流行的馬戲對正統或者權威具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解構力，就不得不看到轉型期中國網絡上的種種“解構性惡搞”或“參與型馬戲”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生機。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時常需要一種高尚的情懷，但是這並非必要條件。如果大家覺得有利可圖，即使是“微利”也有可能會參與。當然，這種“微利”可能是實體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具體在“周老虎”一事上，“打虎派”之所以越聚越多，同樣是因為人們從荒誕不經的謊言中找到了樂趣。作為對“周老虎”技術的呼應或者反叛，網上很快出現了“我拍到了野生周正龍”“野生外星人”等等圖片。馬戲式的解構、歡娛與嘲諷顯然推高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傳播、參與和關註度。

“周老虎”事件的被廣泛關註也將讓我們看到社會運動的發生與發展及其出路。一個時代的進步總在細微中發生，一點一滴向前，而是否有大進步同樣在於利益相關方是否“有利可圖”，至少“周老虎”事件便是這樣，有人要觀摩互聯網時代的馬戲風雲，有人要顯示自己PS圖片的技藝，有人要張揚自己的科學精神與良知，有人要規範政府行為，有人要訪問量與發行量……正是上述種種無意的共謀促成了這樁推動社會進步的生意。只要各種力量能夠匯集其中並且充分博弈，只要大家能為自己的利益與感受自由發言，社會終究會走向開闊之境——朝善的方向，即使是以蝸牛的速度前行。

吃吃喝喝的民主——“網絡咖啡”精神源流考

卡爾·波普爾說：“人類歷史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民主歷程同樣包含了各種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的進步。

由於民主與社會生活的這種緊密聯系，在我們考察民主的生成與發展時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那些生長於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而本文所要關註的正是那些為許多宏大敘事論者所不願提及卻又在真刀實槍地影響著人類文明進程的“吃吃喝喝”。

顯而易見的是，民主實踐並非只是建立起一種簡單的投票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完成所謂民主精神的“間歇性發作”。民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精神氣質。

【飲品中流淌江河】

中國人習慣用“源遠流長”來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許多文明一樣，飲料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且不說進化論相信人是從水裏一點點變出來的，回顧有史可載的文明，那些曾經盛極一時的文明古國無一不是擇水而居。

水是人類最早的飲品。隨著文明的發展，水不斷地被賦予意義。在中國，除了洪水記憶之外，諸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摸著石頭過河”等等都印證了水與文明進程息息相關。至於《紅樓夢》裏的“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更說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爾斯泰曾經在《酒色與生命》裏質問人們為何拒絕清醒——喝酒是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無疑，中國歷史是充滿了酒氣的，其中既有天子呼來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晉劉伶那樣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個村幹部，還讓人扛一把鋤頭跟在後面，吩咐“死便埋我”。

為什麽人們願意通過飲料來尋歡作樂？美國作家湯姆·斯丹迪奇在《六個瓶子裏的歷史》一書裏對此作了細致的分析。以酒為例，在斯丹迪奇看來，這種飲品之所以受歡迎就在於它是均質物，只要是同一壇子裏的酒，每個人得到的都一樣的。在這方面，它比魚肉更有優勢。

顯然，這種便於分享的特性使飲品天然地獲得了進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證。與此同時，這種開放性與流動性意味著一旦有人下了藥，所有飲用者都會中毒。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麽人們會在共飲時產生一種“同壺共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公共精神。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漢”們在搞“詼諧黑社會”時要大碗喝酒、開香檳慶賀。盡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時大家覺得彼此還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樂在內的各種飲品可以輕而易舉地抵達世界每一個角落。如上所述，飲料的作用並不限於解渴，它同樣作為一種完備的意義系統在參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當反全球化人士將象征“美國勢力”的可口可樂打翻在地，我們不難看到飲料被賦予了一種怎樣的文化內涵。它們匯成一條條看不見的江河，在社會中載浮載沈，見證各自的命運。

【從雅典到羅馬，兩種飲酒方式】

埃斯庫羅斯說：“銅器是外貌的鏡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鏡子。”顯然，古希臘人更鐘情於葡萄酒。在他們看來，只有野蠻人才喝啤酒。不過，具體到飲酒方式上，同樣鐘情葡萄酒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古希臘人的交際酒會是一種類似現代沙龍的聚會，人們相聚暢飲，分組辯論，展示各自的才情與立場。酒的均質與平等以及人們約定俗成地從同一個容器中取酒，無疑使古希臘的交際酒會具有某種民主的品格。

據說蘇格拉底能飲善辯，當時也經常光顧這種交際酒會，而且當別人都喝醉時，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圖因此稱讚他能夠通過葡萄酒尋找真理，卻又不為美酒所奴役。不過，在柏拉圖看來，更多的人並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國》中他反對民主，認為把過多的權力放到民眾手中會導致無政府狀態，更多人“飲少輒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專制才能改變這種無政府狀態，恢覆社會秩序。

羅馬人曾經慨嘆自己征服了希臘，卻被希臘文化打敗了。這句話多少有些言過其實。顯然，他們雖然繼承了希臘人喝葡萄酒的風俗，卻沒有繼承希臘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臘人成為地中海霸主後，羅馬人很快將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臘人的交際酒會是平等的論壇，人們一邊討論哲學與人生，一邊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羅馬人卻在酒宴上為不同地位的人修築了階梯，大家在自己的碗裏滲水兌酒，不再有公共的調酒器。與此同時，闊綽的主人還會帶上仆人，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許有人說，酒是個好東西。然而，在羅馬時代，這個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東西”卻因為程序的差異而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這種差別難免讓人想起古中國人發明的“陰陽壺”。這種壺的外表與普通壺並無區別，在宴會上也被視為一個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壺內被分隔成兩半，可以一半裝美酒，一半裝毒酒。在這裏，“陰陽壺”更像是一個隱喻。人們將“喝著相同的酒”視為一種平等，為此甚至激動得抱頭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東西都有可能被破壞。設若裝在“陰陽壺”裏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領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們不僅在肉體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會在精神上得出一個“民主是毒藥”的結論，倉皇逃離現場。

【理性時代的網絡咖啡】

相較於理性時代的萬種風情，我們今日生活似乎略顯平庸，至少在飲料的發明方面乏善可陳。

十七世紀以前，歐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過，好景不長，它們很快被一個嶄新的時代所拋棄——咖啡成了理性時代的最佳飲品。用一位英國觀察家的話來說：“咖啡使歐洲各國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1667年，托馬斯·喬丹在《來自咖啡館的新聞》裏寫到，“如果你是個追求智慧與歡樂的人，如果你喜歡打探新聞，就像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樣——就像荷蘭人、丹麥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一樣，那我向你推薦一個去處，那裏的新聞無所不有、包羅萬象：去咖啡館裏傾聽吧——那兒的消息句句屬實……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軼聞，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館”。

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的咖啡館裏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客人。他們談論生意與政治，交流思想與見聞。為了招攬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將近日貨品價格、股票價格及航海時刻表貼在墻上，訂閱外國刊物供客人閱讀，顧客甚至能讀到剛從印刷機上印出來的小冊子。

耐人尋味的是，在1680年倫敦出現廉價的郵政服務設施後，咖啡館成了人們收寄信件的重要場所。每個咖啡館都有自己的老主顧，就像我們今天在家上網，他們一天通常會光顧幾次，邊喝咖啡，邊聽人們談論大事小情，時而檢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郵件。毫無疑問，咖啡館為我們鋪開了一個社會的藍圖：這開放的不斷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員在其日記中見證；在咖啡館裏，無論是深刻的哲理，還是繁覆的生活故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談論，但是，你永遠無法預下一秒鐘將遇見誰，以及會聽到什麽。

事實上，許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館裏完成自己著作的。比如亞當·斯密在“大不列顛咖啡館”完成了《國富論》的大部分章節，並且會將它們拿出來與大家討論。與此同時，活躍於巴黎的咖啡館同樣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源頭。眾所周知，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攝政咖啡館”裏完成的。與英國咖啡館談天說地、無拘無束不同的是，當時的法國咖啡館表面上雖然可以自由進入，但是裏面卻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們不得不學會忍氣吞聲，直到有朝一日法國大革命烏雲壓城，一些激進主義者舉起手槍，旁若無人地站到咖啡館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們，拿起武器！”

【國王查理之煩惱】

當然，咖啡占領歐洲並非一帆風順。1652年，亞美尼亞人帕卡·羅西在倫敦開設了第一家咖啡館後，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當地酒館老板的強烈抗議。不久，這個外鄉人被趕走。而就在倫敦的咖啡館遍地開花時，一些知名的學者與評論家加入到反對派的陣營，指責咖啡館消磨了人們的鬥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沒了她們的生活：由於喝了過多的咖啡，她們的丈夫“像沙漠一樣不結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後者的反抗難免為專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種民意上的庇護。顯然，倫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懷。1660年，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為得到聚集在咖啡館裏的民眾的支持成功覆辟。但是，敏銳的國王很快註意到以清教徒為首的反對派不時在咖啡館裏“為反叛密謀”。像所有嗜權者一祥，曾經依靠咖啡館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個中玄機，於是動用了一種我們姑且稱之為“過河拆橋”的政治手腕，試圖通過關閉倫敦所有的咖啡館來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們”依葫蘆畫瓤。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權在握，其針對潛在反對派的鎮壓往往比世襲王者還要用心險惡、變本加厲的原因。人們不會忘記，就在幾百年後，為避免讀書人的種子生根發芽沖破自己的統治，同為讀書人的波爾布特們將海內外無數柬埔寨人誘殺。

無疑，理性時代的咖啡館更像是二十一世紀互聯網的文化雛形。今日世界，我們很難想象將有怎樣膽大妄為的政府會查禁互聯網。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著實冒天下之大不題頒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館的公告。不過，這個公告一宣布，立刻便引起全社會的反對。因為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咖啡館已經成為倫敦社會生活、商業生活與政治生活的中心場所。

就這樣，這道禁令變成了一紙空文。查理二世雖然貴為君王，有權有勢，卻不得不拜倒在幾粒咖啡豆面前，這或許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形勢比人強”。一份來自官方的統計表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咖啡館有三千多家，而當時英國人口不過60萬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裏的風暴！”十八世紀，當孟德斯鳩聽說聖馬力諾發生政治動亂時曾經這樣評價。在他看來，發生在聖馬力諾這個僅有萬餘人口的小國裏的動亂，對整個歐洲局勢無足輕重。然而，對於處於轉型期的國家來說，“茶杯裏的風暴”往往是生活與思想之雙元革命的開端，不容小覷——細心者甚至可以從中聽到一個舊時代被摧枯拉朽的聲音。

不可否認，人類文明史同時也是一部民主發展史。人們通常錯誤地以為，歷史上的那些偉大的時代變革不過得益於幾位時代英雄的“歷史拍拖”與“一夜風流”。然而，文明的發展終歸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懶漢播種，可以畢其功於一夜。正如民主，無論你是否願意，它更多是在經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嘮嘮叨叨中發生與消長。

回顧中國歷史，人們或許會驚嘆，同樣是提神醒腦的茶葉為什麽在英國奇貨可居，而中國人卻用它們換回了鴉片。關於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莫談國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時代，“莫談國事”不過是一個社會無力反抗時的“免戰招牌”。所幸歷史終究要跨過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網絡咖啡”讓所有後進國家終於有機會異地重溫了十七八世紀歐洲咖啡館文化的萬千氣象。“網絡咖啡”像是一種飲品滋潤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學者感慨：“國家是我的，憑什麽要我莫談國事？”

今天，當我們回首英、法等國家的轉型，不難發現，由咖啡館文化應運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與自由，作為一種秩序文明會沿著既有的邏輯自發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從餐桌上生長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餐桌到書桌，從廚房到廣場。君不見，今日巴西的議會大廈，其造型不就是一個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為開放社會立約】

轉型時代必定經歷一個辭舊迎新的過程。當舊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時，出現價值認同危機在所難免。在此意義上，咖啡館對於兩三百年前正處於激蕩中的歐洲國家來說可謂居功至偉。一方面，咖啡館把人們從舊有生活儀式與體制中解放出來，使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壓垮舊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館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讓那些思想或靈魂失去了廟宇的人不至於無家可歸。咖啡館成了社會生活的樞紐，為人們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間搭起橋梁。就像今天在中國開花結果的互聯網一樣，在理論上向所有公民開放。

不難發現，無論是傳統咖啡館還是現在的網絡咖啡屋，其所訂立的規則從本質上說就是為一個開放的社會立約。在這裏，人們應該遵守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將自己的社會地位關在咖啡館門外。如那些做“啟蒙運動的生意”的咖啡館老板一再聲明：“不論是貴族紳士，還是商業人士，我們皆歡迎，在這裏，大家笑語盈盈，平起平坐。”“此處不設上座，以省去你的擔心。閣下盡管隨便入座，縱有貴人駕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劉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書中指出，咖啡館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去除了等級，並且在彼此接觸中，形成了新的標準。在咖啡館時代以前，標準是由貴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聽命決策的人們處於相對隔離的狀態，並不能公開討論並檢驗這些標準。然而，當大家在咖啡館裏聚集一堂，人們不再只是悄悄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還可以通過自由辯論形成一個群體意見並由此作出決策。如果人們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級和地位的交往，他們也必須尊重彼此的看法，培養傾聽的藝術，“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尊重別人思想的合群、寬容的態度，填平溝壑，使分歧失去棱角”，正是因為這種融合與重組，當許多人為往日中國價值體系的分崩離析而優心忡忡，或為現實的羈絆而一籌莫展時，另一些人卻選擇了一種相對樂觀的態度——一個社會改天換地的進程正在悄無聲息的自斟自飲中醞釀，而於那個咖啡香濃、虛擬或現實的所在，於無數鍵盤與杯盞的輾轉起伏間，人們聽見了一個時代的脈搏。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