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開放的傳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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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對自己的過分自信取代了這種尊重。對於他們，一種事物的規格只要是舊的，就有足夠的理由被毀掉。至於匆促建立起來的新規格，他們也絲毫不關心它的持續……”在柏克看來，當理論家們所號稱的權利走向極端，“這些政治的宏偉目標就是要使法國變形，從一個偉大的王國變為一個大賭場；把它的居民變為一個賭徒的民族……”
同樣是在《法國革命論》一書中，柏克這樣寫道；“你們（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開始得很糟糕，因為你們是以鄙視屬於你們的一切事物而開始的。你們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尊敬你們的前人，你們也就學會了尊重你們自己。你們就不會認定法國人是一個昨天的民族，是一個天生低賤、奴顏婢膝的可憐蟲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為止。”
【什麽時候4等於3？】
4等於3，你相信嗎？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用數學的方法證明給你看。
具體解答步騷如下：
第一步：假設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類項（A+B-C）。
看到這裏，有些讀者一定會興奮起來。他當然知道4是不等於3的，這是常識。否則，這世界也太荒謬了吧。然而為什麽出現這荒謬的等式呢？聰明的讀者大概註意到了，問題出在第一步的假設上：
既然A+B=C，那麽第四步“A+B-C”便會等於0。也就是說，4（A+B-C）=3（A+B-C）實為0×4=0×3，而這個等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這個0已經“毀滅”了與其相乘的任何數字的價值。
在此，我不是為了研究數學，而是想借此機會表明我對歷史的態度。回想世人否定一切歷史、打倒一切舊文明的態度與行為，何嘗不是將這個“否定一切的0”加入了這個乘法運算，從而顛覆了世界的秩序，使世界失去本真的意義？這個“0”就像一場否定一切的荒誕革命，使歷史創造都灰飛煙滅，餘下就是“一窮二白”了。
而我所謂做“歷史的加法”“歷史的增量”，追求的是文明正向的累積，而以“否定一切的0”做“歷史的乘法”，實則是使歷史歸零，歸於虛無。在我看來，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凡急功近利地以為只要否定過去的一切，便可以從頭再來，便可以開創一個“勇敢新世界”，都是不切實際的。忽略0在乘法運算中具有否定一切的能量，其最後所能收獲的“文明的等式”，只能是“0×4=0×3”式的毀滅與“4=3”式的荒誕。
【歷史的加法】
在此，我們不必贅述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所走過的曲折。只霈通過幾個生活的片斷，談談過去的“革命思維”對今日中國仍然有著怎樣的影響。
2006年河南項城市政府打算投6500萬元巨資，大規模維修袁世凱的舊居，並為此動員市民捐款。倡議一出，立即引來部分公眾的討伐。除了抗議政府動員納稅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將矛頭指向了袁世凱的歷史地位——由於袁某人“竊取了革命果實”，是中國憲政運動史上的歷史罪人、一個覆辟主義者，所以，為其重修故居是個錯誤。更有甚者認為此舉是為那些頂過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國人常講“愛屋及烏”，意思是說“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號召捐款一事誠然值得商榷，至於後者，由於人們習慣於把袁當成中國歷史上的“不吉祥的烏鴉”，在其故居問題上，大家無疑有點“恨烏及屋”了。
此前不久，浙江橫店集團宣稱籌資200億元，準備耗時五年在橫店再造圓明園時，面對波濤洶湧的反對之聲，筆者提出“增量歷史”這一概念。意思是，面對歷史與未來，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多做“歷史的加法”，既為還原歷史，也為盤活歷史的存量、謀求歷史的增量。
其一，就歷史本身而言，為更好地了解過往的一切，社會理應盡可能多地發掘史料，務求接近歷史真相。不可否認，今日史學研究多有“英雄主義”傾向，就像樹典型一樣做“歷史的減法”、削枝去葉，僅將餘下“有用的事跡”入史。以至於我們的歷史粗獷得只剩下兩極分化的“好話”和“壞話”，只有著名的“好人”和“壞人”。
其二，著眼未來，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創造、不斷謀求歷史增量的過程，一個循序漸進、點滴積累的過程。為此，要盡可能鼓勵創造並保護已有的創造物，因為人類一切增量歷史都源於創造的累加。歷史存量加上增量將轉變為一個更大的存量，見證人類文明的累積與成長。
關於前者，袁世凱的一生並非只有83天，今人否定袁世凱，只是反對袁氏當國，夭折了革命，顯然這與其故居沒有任倚關系。事實上，袁世凱的故居，也是父輩遺留下來的，作為歷史文物，有理由得到修葺與保護。這也是二十年前河南省將袁宅列為省級保護文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誰也不會一口咬定袁氏當上皇帝是因為故居為他打開了魔法之門。果真如此，恐怕需要拆除的就不只是這靈異的故居，還應該包括住了二十幾位皇帝的故宮。
至於後者，如果修葺舊宅可以較好地保留舊時建築的風貌，對於歷史存量的保持與增加無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該舊宅見證了舊中國的一段歷史；另一方面，我們至少不能否認那些為了討生活而建起該宅子的民眾的汗水與智慧。若是因袁廢宅，是否意味著我們對那些名不見經傳者的人生及其平凡無奇的創造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株連？顯然，那些人在做“歷史的加法”，與此相反，主張拆去舊宅者，所做的卻是“歷史的減法”，歷史並不會因為他們雷厲風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並沒有燒掉帝制，他燒掉的只是無數勞工用血汗換來的一座建築。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德國，有一個小鎮準備砍掉希特勒當年種下的一棵樹。其實，樹木何辜？
【將漢字綁去殺頭】
漢字，讓中國人詩意地棲居。今日中國人無不慶幸漢字逃過了上一個世紀的劫難。它禍起中華衰微的國運，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這畢竟是個偉大的民族，穿越歷史無窮的險境，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終以忍辱負重之心，使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未蒙滅頂之辱。
1918年錢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發難，在這篇《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中，錢玄同稱，“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希望中國能廢除漢字，因為“處處都足以證明（漢字）這個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那個時代大多數有頭有臉的文人，對用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漢字幾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魯迅被稱作“民族的脊梁”，卻差點上房揭了“漢瓦”，將漢字綁去“殺頭”。魯迅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與此同時，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承弱，其對漢字的辱罵幾乎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蹉最惡劣最渾蛋的中世紀的茅坑。”在瞿秋白眼裏，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標簽的抽水馬桶，代表先進文明。
清末以降，國事既已衰微，西學乃當務之急，“西體中用”“中體西用”之爭便是明證。糟糕的是，中國大多數激進知識分子為使“東方不敗”，紛紛將西文視做葵花寶典，“欲練神功，必先自宮”，索性閹了這“象形文字的殘餘”。透過一個世紀的煙雲，回想起歷史上的這些聲音，筆者時常驚詫於中國知識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趕時髦時有多麽瘋癲。無論是國統區的國語羅馬化運動，還是“漢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鬥爭”，都讓我在事後想起它們時冒一身冷汗。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血液，是承載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這與古人所說的“亡其國，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樣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將漢字消滅了，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山河”就不在了。
陳獨秀與胡適也是主張廢除漢字的。只是胡適態度稍顯溫和一些，認為一切都得慢慢來，先把漢字變成白話文，再談消滅漢字，因為文言文裏有太多的單音節詞，“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胡適持此主張，雖是權宜之計，但他的白話文運動讓漢字這個“象形文字的殘根餘孽”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漢字。所以才有今日漢字與拼音同生共氣的機會，這大概是迄今為止最經典的“中西合璧”了。
其實，真正“茅坑援手”、挽漢字茅坑於既倒的還是不願“被進步”的中國老百姓。因為在精英們努力推廣羅馬漢語和拉丁漢語時，草根階層大多“甘心愚昧”，沒有一點“與時俱進”的精氣神。所謂思想的“龍種”收獲現實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國一直只停留在自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書齋裏，漢字因此存活下來。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愚昧圖存”的例子。它讓我相信柏克所說的保守主義有其寶貴的一面。
【“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寫在《漢字與國運》一文中的主要內容。關於此文，網上曾經有很多討論。在我看來，上世紀初許多中國人主張廢除漢字，實乃邏輯上出了問題。清末中國出現嚴重危機，包括民族心理。廢漢字，即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失控、泛濫。此景，如農民種莊家，遭受蟲害，顆粒無收。第二年，不去努力滅蟲害，卻要消滅種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農民也不會去做。事實上，這秀美的漢字不但不是中華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獄的受害者。
至於我們該如何改革漢字，我想最緊要的還是還漢字以自由。胡適等人在新文化運動做了些努力，如文言變白話，漢字有了大進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漢字仍不自由。幾年前，我譯陳彥先生的《中國之覺醒》一書，如同用法語開“三中全會”。為什麽呢？因為他原籍中國，我來自中國，書也是中國研究，用的卻是法文。最初我對海外華人忙著用外語寫書很不理解。後來在巴黎大學做了幾篇論文，漸漸有了共鳴，有次竟一口氣寫了十幾天，忽覺快意平生。為什麽？這並非我長於寫法文，而是因為沒有不自由，意創筆隨，無拘無束。我瞻前顧後，無非查查字典，校校語法。幾年以後，當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旅美華裔作家哈金寫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較漢字並非優越卻有優勢，這和文字本身無關。我從不懷疑漢字的表達能力，況且，表達方式可以變化多端，比如從詩到詞，從戲曲到小說，從文言到白話。我長在江南，漂泊異鄉，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遲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可謂夢縈魂牽。今天白話再好，也是抵達不了這幾句駢文的意境的。當說，各種文體，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榮，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於其中一種，漢字仍不自由。唐宋詩詞的繁榮，不失為中華文明的瑰寶，但這種格律詞牌讓文人才子醉心寫了幾百年的情緒，玩填字游戲，也是一種局限，還是因為漢字不自由。
漢字逃過上世紀的劫難，終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們失去了母語，我們的心靈將會面臨怎樣的漂泊，當我們的孩子讀不懂我們的童年，又將是怎樣的惆悵悲傷？寫《漢字與國運》一文，並非筆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實的自由。寄語中國，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過去的一切，現在的一切，多點理性和寬容，更不要視自己文明為無物。所謂“蘇格拉底有蘇格拉底的廟宇，孔子有孔子的廟宇”，將自己的文明連根拔去，終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對漢字最好的改造，不在於向外求，而在於給漢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寬容地對待漢字和使用漢字的人，這點政府和民眾都有責任。使用漢字的人，珍惜已經獲得的自由，也寬容他人使用漢字的自由，努力爭取完全的自由。若說漢字與國運之有關聯，仍在於漢字是否自由。
【“民國不如大清”】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一書中提到“民國不如大清”的現象。“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可能一無是處，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殘垣之下往往也有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論者，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
在這裏，我們不妨將“建新居”理解為做“歷史的加法”，而拆舊居理解為做“歷史的減法”。不可否認，人類在革故鼎新中進步，有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用到“歷史的減法”。然而，要想做好“歷史的減法”，首先要做好“歷史的加法”。否則，就難免會出現唐德剛所說的“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那種狀態。雖然我們從價值上認同民國較清朝、民主伊拉克較專制伊拉克是個進步，但是，如何在轉型進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減法，無疑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筆者曾將中國的傳統總結為“拆遷”二字。轉型期的中國，“China”也時常被人們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國式“拆遷文明”。雖然中國有幾千年文明，然而，所謂氣象萬千的農民起義，都不過是一個朝代對另一個朝代的拆遷運動，而且都是先拆遷，後搬家。與此相反，由於時刻保有我之所謂“增量歷史觀”，文明晚於中國許多城市的巴黎卻成了世界上最詩性浪漫、最有文明氣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過巴黎的人，都會感受到“增量歷史”所帶來的震撼。
事實上，我之所以主張廢除死刑同樣是出於對增量歷史的考量。國家以多數人的名義將束手就擒者綁去殺頭，並不會使歷史有所增加。在我看來，“殺人償命”同樣是在做一種“歷史的減法”。如兩百年前貝卡利亞所說，國家對殺人犯進行報覆，實際上是安排公共殺人犯殺人。斷頭臺豎起之時，即是在殺人犯對人類做了一次減法後，再由國家做一次減法。
一個舊制度可以被消滅，繼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達到歷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殺死一個人，並不會使人類歷史有所增加。死刑判決只會給人類帶來長期虧損，一個人不會因為被消滅而變成一個新人，所以這種“歷史的減法”將是永久的。
【從猢猻怎樣到公民？】
2006年，薩達姆終於被吊死了，這一點已經確鑿無疑。有疑問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個獨裁者，還是個老頭？
打掉王冠，割掉腦袋。有人歡呼，獨裁者得到了“應有下場”。然而，在我看來，獨裁者的“應有下場”是從權力體系中消失，而非在肉體上消失。事實上，薩達姆被剝奪一切權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時候，“獨裁者薩達姆”便已經死了。
伊拉克沒有因為獨裁者被吊死而恢覆安寧。在薩達姆被處死之後，伊境內發生數起暴力事件。美聯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統計數字顯示，伊拉克戰爭至少造成了11萬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駐伊美軍士兵死亡人數已達4362人。各式沖突更給人一種“諸神渴了”的亂象。沒有誰會懷疑美國政府深陷伊戰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墜入內戰的深淵。
12月24日，美國《時代》周刊將伊拉克人選為年度重要人物。入選理由是“掙紮在死亡線的邊緣”。自“解放”以來，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經受無盡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即使是在薩達姆當政時期，這個國家歷經十二年多的經濟制裁，伊拉克民眾也從未遭遇過如此地獄般的生活。
在此筆者並不懷疑民主之於伊拉克的價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亂局，難免給人一種“民主伊拉克”不如“專制伊拉克”的錯誤印象。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廈根本沒有建立起來，而“專制伊拉克”的流弊卻在大街上明火執仗、耀武揚威。
幾年來，隨著薩達姆這棵大樹的倒掉，原先的猢猻早已散盡。然而，對於這些猢猻來說，如果在樹上曾經有過“美好生活”，或者覺著下樹後的生活不如樹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機會重新上樹。
如上所述，美國大兵將伊拉克大樹鋸倒，將猢猻趕跑。然而，舊樹已去，新樓未建，今日伊拉克猶似花果山。臣民時代的猢猻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時代的房屋，且逢亂世，就難免要忍受此一過渡時期的天寒地凍了。
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從猢猻到公民，此一轉變決定於各種社會力量的成長，而社會成長的關鍵就在於個體權利與意識的崛起。在此轉型過程中，外力與內力的共同作用無疑是重要的。然而，戰爭的害處即在於打破或中斷了原有的歷史積累，並且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總結美國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屠戮，不難發現，這兩個國家仿佛被報覆詛咒。如甘地所說：“以眼還眼，只會使全世界都變成瞎子。”顯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寬恕與拯救，而不是將那些“罪惡者”推上絞刑架，繼續做人類的減法。從這方面說，美、伊政府堅持處決薩達姆，既是放棄了薩達姆身上可資促進伊拉克和解的資源，也可能為當前的“覆仇之局”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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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在《法國革命論》一書中，柏克這樣寫道；“你們（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開始得很糟糕，因為你們是以鄙視屬於你們的一切事物而開始的。你們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尊敬你們的前人，你們也就學會了尊重你們自己。你們就不會認定法國人是一個昨天的民族，是一個天生低賤、奴顏婢膝的可憐蟲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為止。”
【什麽時候4等於3？】
4等於3，你相信嗎？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用數學的方法證明給你看。
具體解答步騷如下：
第一步：假設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類項（A+B-C）。
看到這裏，有些讀者一定會興奮起來。他當然知道4是不等於3的，這是常識。否則，這世界也太荒謬了吧。然而為什麽出現這荒謬的等式呢？聰明的讀者大概註意到了，問題出在第一步的假設上：
既然A+B=C，那麽第四步“A+B-C”便會等於0。也就是說，4（A+B-C）=3（A+B-C）實為0×4=0×3，而這個等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這個0已經“毀滅”了與其相乘的任何數字的價值。
在此，我不是為了研究數學，而是想借此機會表明我對歷史的態度。回想世人否定一切歷史、打倒一切舊文明的態度與行為，何嘗不是將這個“否定一切的0”加入了這個乘法運算，從而顛覆了世界的秩序，使世界失去本真的意義？這個“0”就像一場否定一切的荒誕革命，使歷史創造都灰飛煙滅，餘下就是“一窮二白”了。
而我所謂做“歷史的加法”“歷史的增量”，追求的是文明正向的累積，而以“否定一切的0”做“歷史的乘法”，實則是使歷史歸零，歸於虛無。在我看來，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凡急功近利地以為只要否定過去的一切，便可以從頭再來，便可以開創一個“勇敢新世界”，都是不切實際的。忽略0在乘法運算中具有否定一切的能量，其最後所能收獲的“文明的等式”，只能是“0×4=0×3”式的毀滅與“4=3”式的荒誕。
【歷史的加法】
在此，我們不必贅述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所走過的曲折。只霈通過幾個生活的片斷，談談過去的“革命思維”對今日中國仍然有著怎樣的影響。
2006年河南項城市政府打算投6500萬元巨資，大規模維修袁世凱的舊居，並為此動員市民捐款。倡議一出，立即引來部分公眾的討伐。除了抗議政府動員納稅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將矛頭指向了袁世凱的歷史地位——由於袁某人“竊取了革命果實”，是中國憲政運動史上的歷史罪人、一個覆辟主義者，所以，為其重修故居是個錯誤。更有甚者認為此舉是為那些頂過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國人常講“愛屋及烏”，意思是說“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號召捐款一事誠然值得商榷，至於後者，由於人們習慣於把袁當成中國歷史上的“不吉祥的烏鴉”，在其故居問題上，大家無疑有點“恨烏及屋”了。
此前不久，浙江橫店集團宣稱籌資200億元，準備耗時五年在橫店再造圓明園時，面對波濤洶湧的反對之聲，筆者提出“增量歷史”這一概念。意思是，面對歷史與未來，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多做“歷史的加法”，既為還原歷史，也為盤活歷史的存量、謀求歷史的增量。
其一，就歷史本身而言，為更好地了解過往的一切，社會理應盡可能多地發掘史料，務求接近歷史真相。不可否認，今日史學研究多有“英雄主義”傾向，就像樹典型一樣做“歷史的減法”、削枝去葉，僅將餘下“有用的事跡”入史。以至於我們的歷史粗獷得只剩下兩極分化的“好話”和“壞話”，只有著名的“好人”和“壞人”。
其二，著眼未來，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創造、不斷謀求歷史增量的過程，一個循序漸進、點滴積累的過程。為此，要盡可能鼓勵創造並保護已有的創造物，因為人類一切增量歷史都源於創造的累加。歷史存量加上增量將轉變為一個更大的存量，見證人類文明的累積與成長。
關於前者，袁世凱的一生並非只有83天，今人否定袁世凱，只是反對袁氏當國，夭折了革命，顯然這與其故居沒有任倚關系。事實上，袁世凱的故居，也是父輩遺留下來的，作為歷史文物，有理由得到修葺與保護。這也是二十年前河南省將袁宅列為省級保護文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誰也不會一口咬定袁氏當上皇帝是因為故居為他打開了魔法之門。果真如此，恐怕需要拆除的就不只是這靈異的故居，還應該包括住了二十幾位皇帝的故宮。
至於後者，如果修葺舊宅可以較好地保留舊時建築的風貌，對於歷史存量的保持與增加無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該舊宅見證了舊中國的一段歷史；另一方面，我們至少不能否認那些為了討生活而建起該宅子的民眾的汗水與智慧。若是因袁廢宅，是否意味著我們對那些名不見經傳者的人生及其平凡無奇的創造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株連？顯然，那些人在做“歷史的加法”，與此相反，主張拆去舊宅者，所做的卻是“歷史的減法”，歷史並不會因為他們雷厲風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並沒有燒掉帝制，他燒掉的只是無數勞工用血汗換來的一座建築。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德國，有一個小鎮準備砍掉希特勒當年種下的一棵樹。其實，樹木何辜？
【將漢字綁去殺頭】
漢字，讓中國人詩意地棲居。今日中國人無不慶幸漢字逃過了上一個世紀的劫難。它禍起中華衰微的國運，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這畢竟是個偉大的民族，穿越歷史無窮的險境，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終以忍辱負重之心，使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未蒙滅頂之辱。
1918年錢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發難，在這篇《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中，錢玄同稱，“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希望中國能廢除漢字，因為“處處都足以證明（漢字）這個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那個時代大多數有頭有臉的文人，對用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漢字幾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魯迅被稱作“民族的脊梁”，卻差點上房揭了“漢瓦”，將漢字綁去“殺頭”。魯迅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與此同時，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承弱，其對漢字的辱罵幾乎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蹉最惡劣最渾蛋的中世紀的茅坑。”在瞿秋白眼裏，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標簽的抽水馬桶，代表先進文明。
清末以降，國事既已衰微，西學乃當務之急，“西體中用”“中體西用”之爭便是明證。糟糕的是，中國大多數激進知識分子為使“東方不敗”，紛紛將西文視做葵花寶典，“欲練神功，必先自宮”，索性閹了這“象形文字的殘餘”。透過一個世紀的煙雲，回想起歷史上的這些聲音，筆者時常驚詫於中國知識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趕時髦時有多麽瘋癲。無論是國統區的國語羅馬化運動，還是“漢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鬥爭”，都讓我在事後想起它們時冒一身冷汗。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血液，是承載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這與古人所說的“亡其國，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樣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將漢字消滅了，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山河”就不在了。
陳獨秀與胡適也是主張廢除漢字的。只是胡適態度稍顯溫和一些，認為一切都得慢慢來，先把漢字變成白話文，再談消滅漢字，因為文言文裏有太多的單音節詞，“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胡適持此主張，雖是權宜之計，但他的白話文運動讓漢字這個“象形文字的殘根餘孽”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漢字。所以才有今日漢字與拼音同生共氣的機會，這大概是迄今為止最經典的“中西合璧”了。
其實，真正“茅坑援手”、挽漢字茅坑於既倒的還是不願“被進步”的中國老百姓。因為在精英們努力推廣羅馬漢語和拉丁漢語時，草根階層大多“甘心愚昧”，沒有一點“與時俱進”的精氣神。所謂思想的“龍種”收獲現實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國一直只停留在自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書齋裏，漢字因此存活下來。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愚昧圖存”的例子。它讓我相信柏克所說的保守主義有其寶貴的一面。
【“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寫在《漢字與國運》一文中的主要內容。關於此文，網上曾經有很多討論。在我看來，上世紀初許多中國人主張廢除漢字，實乃邏輯上出了問題。清末中國出現嚴重危機，包括民族心理。廢漢字，即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失控、泛濫。此景，如農民種莊家，遭受蟲害，顆粒無收。第二年，不去努力滅蟲害，卻要消滅種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農民也不會去做。事實上，這秀美的漢字不但不是中華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獄的受害者。
至於我們該如何改革漢字，我想最緊要的還是還漢字以自由。胡適等人在新文化運動做了些努力，如文言變白話，漢字有了大進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漢字仍不自由。幾年前，我譯陳彥先生的《中國之覺醒》一書，如同用法語開“三中全會”。為什麽呢？因為他原籍中國，我來自中國，書也是中國研究，用的卻是法文。最初我對海外華人忙著用外語寫書很不理解。後來在巴黎大學做了幾篇論文，漸漸有了共鳴，有次竟一口氣寫了十幾天，忽覺快意平生。為什麽？這並非我長於寫法文，而是因為沒有不自由，意創筆隨，無拘無束。我瞻前顧後，無非查查字典，校校語法。幾年以後，當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旅美華裔作家哈金寫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較漢字並非優越卻有優勢，這和文字本身無關。我從不懷疑漢字的表達能力，況且，表達方式可以變化多端，比如從詩到詞，從戲曲到小說，從文言到白話。我長在江南，漂泊異鄉，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遲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可謂夢縈魂牽。今天白話再好，也是抵達不了這幾句駢文的意境的。當說，各種文體，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榮，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於其中一種，漢字仍不自由。唐宋詩詞的繁榮，不失為中華文明的瑰寶，但這種格律詞牌讓文人才子醉心寫了幾百年的情緒，玩填字游戲，也是一種局限，還是因為漢字不自由。
漢字逃過上世紀的劫難，終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們失去了母語，我們的心靈將會面臨怎樣的漂泊，當我們的孩子讀不懂我們的童年，又將是怎樣的惆悵悲傷？寫《漢字與國運》一文，並非筆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實的自由。寄語中國，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過去的一切，現在的一切，多點理性和寬容，更不要視自己文明為無物。所謂“蘇格拉底有蘇格拉底的廟宇，孔子有孔子的廟宇”，將自己的文明連根拔去，終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對漢字最好的改造，不在於向外求，而在於給漢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寬容地對待漢字和使用漢字的人，這點政府和民眾都有責任。使用漢字的人，珍惜已經獲得的自由，也寬容他人使用漢字的自由，努力爭取完全的自由。若說漢字與國運之有關聯，仍在於漢字是否自由。
【“民國不如大清”】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一書中提到“民國不如大清”的現象。“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制，不可能一無是處，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殘垣之下往往也有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論者，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
在這裏，我們不妨將“建新居”理解為做“歷史的加法”，而拆舊居理解為做“歷史的減法”。不可否認，人類在革故鼎新中進步，有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用到“歷史的減法”。然而，要想做好“歷史的減法”，首先要做好“歷史的加法”。否則，就難免會出現唐德剛所說的“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那種狀態。雖然我們從價值上認同民國較清朝、民主伊拉克較專制伊拉克是個進步，但是，如何在轉型進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減法，無疑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筆者曾將中國的傳統總結為“拆遷”二字。轉型期的中國，“China”也時常被人們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國式“拆遷文明”。雖然中國有幾千年文明，然而，所謂氣象萬千的農民起義，都不過是一個朝代對另一個朝代的拆遷運動，而且都是先拆遷，後搬家。與此相反，由於時刻保有我之所謂“增量歷史觀”，文明晚於中國許多城市的巴黎卻成了世界上最詩性浪漫、最有文明氣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過巴黎的人，都會感受到“增量歷史”所帶來的震撼。
事實上，我之所以主張廢除死刑同樣是出於對增量歷史的考量。國家以多數人的名義將束手就擒者綁去殺頭，並不會使歷史有所增加。在我看來，“殺人償命”同樣是在做一種“歷史的減法”。如兩百年前貝卡利亞所說，國家對殺人犯進行報覆，實際上是安排公共殺人犯殺人。斷頭臺豎起之時，即是在殺人犯對人類做了一次減法後，再由國家做一次減法。
一個舊制度可以被消滅，繼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達到歷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殺死一個人，並不會使人類歷史有所增加。死刑判決只會給人類帶來長期虧損，一個人不會因為被消滅而變成一個新人，所以這種“歷史的減法”將是永久的。
【從猢猻怎樣到公民？】
2006年，薩達姆終於被吊死了，這一點已經確鑿無疑。有疑問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個獨裁者，還是個老頭？
打掉王冠，割掉腦袋。有人歡呼，獨裁者得到了“應有下場”。然而，在我看來，獨裁者的“應有下場”是從權力體系中消失，而非在肉體上消失。事實上，薩達姆被剝奪一切權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時候，“獨裁者薩達姆”便已經死了。
伊拉克沒有因為獨裁者被吊死而恢覆安寧。在薩達姆被處死之後，伊境內發生數起暴力事件。美聯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統計數字顯示，伊拉克戰爭至少造成了11萬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駐伊美軍士兵死亡人數已達4362人。各式沖突更給人一種“諸神渴了”的亂象。沒有誰會懷疑美國政府深陷伊戰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墜入內戰的深淵。
12月24日，美國《時代》周刊將伊拉克人選為年度重要人物。入選理由是“掙紮在死亡線的邊緣”。自“解放”以來，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經受無盡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即使是在薩達姆當政時期，這個國家歷經十二年多的經濟制裁，伊拉克民眾也從未遭遇過如此地獄般的生活。
在此筆者並不懷疑民主之於伊拉克的價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亂局，難免給人一種“民主伊拉克”不如“專制伊拉克”的錯誤印象。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廈根本沒有建立起來，而“專制伊拉克”的流弊卻在大街上明火執仗、耀武揚威。
幾年來，隨著薩達姆這棵大樹的倒掉，原先的猢猻早已散盡。然而，對於這些猢猻來說，如果在樹上曾經有過“美好生活”，或者覺著下樹後的生活不如樹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機會重新上樹。
如上所述，美國大兵將伊拉克大樹鋸倒，將猢猻趕跑。然而，舊樹已去，新樓未建，今日伊拉克猶似花果山。臣民時代的猢猻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時代的房屋，且逢亂世，就難免要忍受此一過渡時期的天寒地凍了。
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從猢猻到公民，此一轉變決定於各種社會力量的成長，而社會成長的關鍵就在於個體權利與意識的崛起。在此轉型過程中，外力與內力的共同作用無疑是重要的。然而，戰爭的害處即在於打破或中斷了原有的歷史積累，並且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總結美國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屠戮，不難發現，這兩個國家仿佛被報覆詛咒。如甘地所說：“以眼還眼，只會使全世界都變成瞎子。”顯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寬恕與拯救，而不是將那些“罪惡者”推上絞刑架，繼續做人類的減法。從這方面說，美、伊政府堅持處決薩達姆，既是放棄了薩達姆身上可資促進伊拉克和解的資源，也可能為當前的“覆仇之局”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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