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到“曠野”裏去的人們，往往會對他們落腳的第一個城市產生特殊的感情，有時候是恨，大多數時候是不願承認的愛。彼得每次回憶起馬賽，總是帶著一種揉合了遺憾、不安、溫柔、焦灼和甜蜜的情緒，就像人們淩晨時分醒來，突然想起已經記不清相貌的露水情人那樣。這位露水情人擊碎了他和瓦西裏尚未開始的夏天，菲利克會為此痛惜，但對彼得而言，過往這二十多年就像一條彎曲的河流，裏面流淌的是碎玻璃，多一塊碎片，少一塊碎片，沒什麽區別。

他們本來是有時間道別的。科裏亞叔叔提早兩天把出發日期告訴了菲利克，後者當晚就違反規定，把這件事告訴了瓦西裏。兩人約定在“2號營地”見面，那是河邊一個荒僻的公園，遠離大路，只安裝了零星幾盞路燈，到晚上基本上是一片漆黑，而且植物茂密，更像個野戰訓練場而不是公園，就算被跟蹤了也可以輕易逃脫。

唯一的問題是，瓦西裏沒有來。

菲利克獨自坐在長椅上，看著河水。按照101學校的訓練，每次秘密會面都應該留有遲到的餘地，畢竟外勤不是地鐵班次。他和瓦西裏約定的遲到窗口是三十分鐘，要是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趕緊離開。二十分鐘過去之後，菲利克開始頻繁看表，盯著穿過樹叢的小路，每一陣擾動樹叢的風都讓他神經緊張。三十分鐘一到，菲利克站起來，快步離開了公園，因為擔心有人跟蹤，還特意往反方向繞了很長一段路。

沒時間去探究瓦西裏怎麽了，他的航班深夜從莫斯科起飛。根據護照上的入境章，蘇聯公民菲利克·奧爾洛夫是在1973年5月27日早上到達巴黎的，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真名和真護照入境。菲利克在每站都停一下的慢車上顛簸了五個小時，才總算拖著行李走到馬賽的烈日下。領事館派了人來接他，開著一輛車前蓋掉了漆的雪鐵龍2CV，司機每次踩下加油踏板，整輛車就劇烈地顫抖一下，好像要當場嘔吐出零件來。

當地聯絡站檢查了菲利克的護照，收走，換了另一本給他，上面貼著菲利克的照片，蓋著貨真價實的鋼印，出生年月也是對的，但名字變成了“菲利克·奧加科夫”，官方身份是貿易代表，專門出口伏特加的。特勤處通常會基於特工的真實姓名來取工作名，有時候保留名字，姓氏換幾個字母，有時候反著來，保留姓氏，換一個名字。這樣可以避免特工忘記臨時的假名，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好事者去翻查檔案，特勤處也可以搪塞說看錯了，只不過是拼法相似而已。

這個港口城市的一切都令菲利克著迷，像碎了一地的彩色玻璃，混亂然而美麗。老港擠滿了小漁船和魚販，競相吆喝叫賣，每隔幾分鐘就跺腳喝罵，驅趕偷偷摸摸的海鷗，沒什麽用，這些鳥兒從空中俯沖下來，叼走尺寸小一點的魚，躲到高處，貪婪地啄食。帶血的魚內臟滑落，堆在石頭縫隙裏，在地中海的熱天裏不一會就散發出怪味。老城的房子互相緊靠，油漆和石灰一起剝落，但窗臺上放著的天竺葵和毛茛花束彌補了這個缺陷。這個海濱城市聚集了菲利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各種人，穿著亞麻夏季西服的英國茶商，裹著鮮艷頭巾的北非移民，印度水手，逃亡的阿爾巴尼亞人，形跡可疑的葡萄牙人，還有他這個看什麽都很吃驚的蘇聯人。沿街的商店擺賣各種會被莫斯科人分類為“沒用”的東西：切成大塊的肥皂，舊書，古董家具，銅器，貝殼飾品，聲稱可以平息風暴的護身符，茶巾，骨質占蔔用具。書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菲利克用出國第一個月的薪水買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驕傲地把這些遭受蘇聯查禁的小說擺在床頭，在這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沒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相比起海邊，菲利克更喜歡到山上散步。通往山頂聖母堂的小路猶如迷宮，某個即將下雨的午後，正當菲利克在山腰密密麻麻的低矮住宅之間迷路的時候，一個算命的女人拉住菲利克，要求他付一法郎，否則當晚就會死於非命。菲利克跑過兩條街，翻過一道籬笆，才總算擺脫了她。

他寫信給瓦西裏，描述了這些奇遇。寄回國內的信都需要經過審查員的核查，他們會塗黑任何他們覺得“危險”的段落，從來沒有人知道標準是什麽，不同的審查員塗掉的段落也不一樣，也許唯一的標準是他們當天的心情。菲利克希望瓦西裏至少能讀到算命女人的那一段。

聯絡站裏的其他蘇聯情報人員並不像他那麽喜歡馬賽，在他們眼中，這地方臭氣熏天、吵鬧而且危險。大多數人只對酒和女人感興趣，甚至在工作時間去酒吧，借口“發展當地線人”，還沒天黑就喝得爛醉，每到月底就捏造一堆亂七八糟的報告，發回莫斯科，反正不會有人來核查報告的可信性。

馬賽聯絡站的站長是個壯碩的中年人，從側面看不算惹人討厭，可惜謝頂嚴重，頭頂像是被刀削走了一塊。他的法語很糟糕，對收集情報也沒有顯著可見的興趣。菲利克不明白這樣的人為什麽能夠坐上站長的位置，也許他是某個將軍的侄子之類的，裙帶關系一向是蘇聯官僚系統的硬通貨。菲利克第一次到他辦公室去的時候，這人花了半小時抱怨莫斯科不把馬賽領事館當一回事，他反反覆覆向總部申請一個“獵人”，快一年了才等來一個毛頭小子。

“把這玩意搞定。”他丟給菲利克一個文件夾，從語氣聽來，就像是床底下有一只死老鼠等待處理，“你一個人能應付的吧，小子？”

菲利翻了翻檔案，一個和克裏姆林宮關系親密的俄國商人，兩年前叛逃到比利時，被法國情報人員接管，最後改名換姓定居馬賽，源源不斷地給法國人和英國人洩漏莫斯科的秘密。文件列出了目標的詳細地址，附帶三張照片，兩張是證件照，另外一張是用長焦鏡頭從遠處拍的，目標剛從家裏出來，一手按著帽子，一手拿著手杖。站長讓他研究了幾分鐘照片，伸手把整份文件搶了回去，鎖進抽屜裏。

“不準弄出太大的動靜來，不然莫斯科臉上不好看，明白嗎？”

“我明白。”菲利克回答，忍著不翻白眼，“但我需要您允許我全權處理這件事，長官。”

“什麽意思？”

“我可以用我覺得適合的任何方法，聯絡站為我提供我需要的任何東西——錢，武器，一般是這兩種——除了您之外，其他人不能過問。”

對方沈默了一會，菲利克能看見他咬牙，好像在咀嚼一顆烤焦了的堅果。他盯著菲利克，菲利克一動不動地坐在原處，垂下視線，擺出一副謙恭的樣子，像是為自己剛剛說的話感到羞愧。他在面對那些自視過高的克格勃男人時總是用這一招，比如父親，比如101學校的教官，非常偶爾地，他和瓦西裏吵架的時候也這麽做。

“只要你能讓這家夥閉嘴就行，他快要毀掉莫斯科的武器生意了。”

“謝謝你，長官。”

他花了兩個禮拜來做這件事，先在露天集市上接近女仆，自稱是貨船上的無線電發報員，慢慢地和她調/情，摸清楚了她的上下班時間。這個前軍火商家裏只雇了兩個幫工，一個是廚娘，負責三餐。另一個就是這個女仆，負責打掃、跑腿和其他雜務。晚上九點之後家裏就沒人了，那個女孩告訴菲利克。她是在魯西永附近的村野裏長大的，說話有濃重的口音。她似乎很喜歡她的雇主，談到他滿屋子的古董鐘表藏品，談到雇主心情好的時候會多給她幾個硬幣，他還有頭痛病，需要定時吃藥，所以她每周五都要到藥劑師那裏去一趟。

菲利克專心地聽著，伸手去拿糖罐，故意碰到她的手，女孩臉紅了，菲利克笑了笑，邀請她星期五一起喝咖啡，不要到鬧哄哄的老港來，而是去藥房附近，免得她來回跑。女孩忙不疊答應了，星期五當天早早等在咖啡館裏，五個藥瓶裹著紙包，放在手提包裏。菲利克耐心地聽她講廚娘的風流逸事，趁她去洗手間的時候調換了手提包裏的藥。繼續逗留了五分鐘，借口要回船上去了，離開了咖啡館。

兩天之後，菲利克把一份報紙放到聯絡站站長的辦公桌上，就在裁縫店的廣告旁邊，是一篇題為《外籍商人疑用藥過量不幸身亡》的報道。那個禿頂的中年人皺著眉，嘴唇蠕動著，許久才讀完。他放下報紙，看了菲利克一眼，目光裏揉雜了厭惡、不安和敬佩，也許還有一點點恐懼。他最終什麽都沒說，揚了揚手，示意菲利克出去。

菲利克關上門，腳步輕快地下樓。瓦西裏還是沒有回信，但是這件事好像沒那麽重要了。和瓦西裏有關的思緒都會觸動那根遺忘已久的尖刺，拉扯出帶著血絲的焦慮，還不如暫時放下不想，至少這會讓他舒服一些。菲利克喜歡馬賽，這個港口城市也熱情地接納了這個陌生的兒子。他很確信這一次他不會做噩夢了，他已經打敗了噩夢，現在是個士兵了，他的戰場在陰影裏，並不光彩，但都是為蘇聯而做的，也就是說他站在正義這一方。這個想法讓他感到寬慰。

就像許多其他獵人一樣，他也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曠野”裏，獵人隨時都會變成獵物，而他已經被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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