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進站的時候，坐在長椅上的人並沒有動，不忙著上車，也不像在等人。這是火車到蘇黎世前的最後一站，下車的人不多，那些確實下來了的，都帶著一副趕路太久的厭倦神色。才十一月初，月臺的柱子已經迫不及待掛起了冬青花環，一看就是多年來反覆使用的舊貨，假葉子帶著皺褶，不知道和什麽容易掉色的東西塞在一起，染上了奇怪的黃色，蒙著一層薄灰，在火車啟動時揚起的塵霧裏輕輕搖晃。

長椅上的人名叫——現在很難說清楚他是誰，他用過的名字太多了。方便起見，暫時叫他彼得也不錯。他的頭發可以形容為很淺的棕色，或者很深的金色，所以“菲利克”這個名字好像也很適合，叫“尼古萊”也不是不可以，而站臺上那個穿著松垮垮馬甲的列車員偷偷在心裏喊他“伊凡”，因為他長得像俄羅斯人，卻又不完全是列車員心目中俄羅斯人的樣子，首先因為他沒有喝醉，而且那件大衣打理得很好。

彼得坐著，看不出來有多高，黑色長大衣就像烏鴉受傷的翅膀，沮喪地垂下來，蓋到腳踝。他沒帶行李，領口敞開著，沒打領帶，也沒有圍巾，大冬天的，這很不尋常，就好像他是匆匆出逃的，但是列車員無法想象他從哪裏逃跑，想去哪裏。

彼得今年三十七歲，但因為臉上顯而易見的焦慮，說五十七歲也不為過。他頻繁擡起手腕看表，襯衫袖口從毛衣下面露出來，沾著茶漬似的東西，也可能是血，不知道是他的還是其他人的。列車員不由得多看了兩眼，卻被長椅上的男人留意到了，對方的目光轉了過來，列車員瑟縮了一下，後頸一陣陣發麻，感覺就像被草叢深處的蝰蛇盯上了。這可憐人趕緊移開視線，翻著手裏的班次表，故意弄出嘩啦啦的聲音。

又一聲汽笛從遠處傳來，一列快車轟隆開過，只來得及看清楚幾個亮著燈的窗戶，車就消失在凍霧之中了。

“先生？”

列車員已經默認這位怪異的旅客是個啞巴，突然聽到他開口講話，不由得嚇了一跳，幸而多年來的習慣迅速啟動：“有什麽能幫助你嗎，先生？”

對方笑了笑，似乎看出了列車員的不自在。笑容很適合彼得，就像在漆黑的房間裏擦亮一根火柴，人們的視線會不由自主被吸引過去：“下一班車什麽時候來？”

彼得說的是法語，聲音很輕，仿佛講錯一個詞就會觸發雪崩。這個問題列車員不需要查班次表就能回答：“七點三十五，先生，從裏昂來的火車。”

“不，另一個方向的火車。”

那就應該是從布達佩斯出發的慢車了，也是今天最後一班從鐵幕另一邊過來的火車，因為過關手續繁瑣，這些班次經常延誤，蘇聯守軍莫名其妙把火車扣下兩小時也不是什麽新鮮事。“只剩下從布達佩斯來的慢車了，先生，排在九點四十五，但您也知道匈牙利邊境是怎樣的，在我看來，十一點前能到就不錯了。”

“謝謝。”

“不客氣，先生。”

彼得沒再說話，也沒有挪動，在昏暗的光線裏，他就像鑄在長椅上的黑鐵雕像。從山那邊悄然滾落的烏雲已經吞噬了太陽，雪即將落下。列車員躲到開著暖氣的辦公室去了，鎖上門，掀起小窗上的布簾，打量月臺上孤零零的旅客，完全忘了辦公室裏的燈光是會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布簾上的。不過長椅上的人似乎沒發現，頭靠在身後的柱子上，交抱手臂，閉著眼睛。他等的可不是火車，這是列車員唯一能確定的事。

辦公室的收音機沒開，因此他們誰都沒有聽見659公裏之外一堵墻倒下的聲音。這是1989年11月9日，憤怒的錘子擊碎磚塊，機槍沈默了，歌聲響起，狂喜的人群爬上柏林墻，俯身把其他人也拉上來，所有人都笑著，也在哭泣，他們背後就是被燈光照亮的勃蘭登堡門。所有鏡頭都對準了這一刻：一個新世界降生，彼得的舊世界敲響喪鐘。

雪終於落下來了。

——

彼得對雪最早的記憶只到1955年。那一年他三歲。非常巧合地，這記憶剛好也和火車汽笛有關。父親抱著他，大衣的毛皮領子沾著雪粉，散發出舊木頭和石灰的氣味，父親並不抽煙。男孩把臉埋進皮毛裏，但父親不讓他這麽做，“讓所有人都看見你的臉。”這個克格勃上尉命令道，戴著皮手套的手拍了拍兒子的背，就像拍打一只不太聰明的小狗。

火車靠站了，車頭熱氣騰騰，把連綿不斷的雪粉烤成細雨，蒸汽彌漫。父子二人還站在月臺上，等人把棺材搬到專門清空的一節車廂裏。母親是前天夜裏去世的，嚴重的肺炎並發癥，她不想在莫斯科下葬，所以父親把葬禮搬到她的家鄉，離奧涅加湖不遠的一個小鎮，因為靠近俄羅斯-芬蘭邊境，從莫斯科去那裏必須先取得許可證，最壞情況是耽擱一周以上，幸而父親在第二總局的朋友幫他擺平了這件事。

“奧爾洛夫上尉。”一個穿著克格勃制服的人說，右手碰了碰帽檐。這些人長得都差不多，彼得分不清他們。在小男孩睡意朦朧的眼中，他們只有灰色的輪廓，沒有臉，沒有其他可供辨認的特征。父親點點頭，抱著彼得走進車廂，男孩如願把下巴和鼻尖都藏進毛皮領子裏，深吸了一口氣。

裏面比月臺暖得多。父親彎腰把彼得安置在座位上，叮囑說“坐好，菲利克。”

第一個謎團解開了，他的真名。在他成為“彼得”和其他別的什麽之前，這個男孩首先是菲利克·奧爾洛夫，名字是母親挑的，因為他是個愛笑的嬰兒，有著柔軟的藍色眼睛。父親多少覺得這個名字不夠雄壯，但並沒有抗議到底。

上尉又出去了，繼續和那些灰色影子說話。汽笛拉響，聲音嚇了男孩一跳。車廂裏沒有別人，燈光把木桌板和風光不再的鑲板照得通亮。他在座位上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踩著深綠色的軟墊，雙手扶著車窗往外看，呼吸在冰冷的玻璃上凝成霧氣，化開了站臺上的燈光，鐵軌、磚塊和水泥被簡化成大團的色斑，黑，棕，深紅，暗淡的土黃，一閃而過的、不銹鋼的銀白。

汽笛又響起來了，一種憂愁的哀鳴，仿佛隆冬深夜裏原野上無處可去的野獸。父親到車廂裏來了，門砰地關上。一股奇妙的引力拉扯著菲利克，就像他的內臟打算集體出逃。過了好一會他才意識到車開了，慣性消失了，他重重地撞在座位上，坐了下來，舔了舔唇，把拇指塞進嘴裏，偷偷瞥了父親一眼，看他打不打算阻止自己。父親的註意力不在他身上，上尉看著霧蒙蒙的窗，火車緩緩加速，小雪變成了傾斜的炭筆速寫。

“是春天之前的最後一場雪了。”父親說，用的是平常那種不容置疑的確鑿語氣。

也許是，也許不是。莫斯科總是在下雪的，在菲利克不甚可靠的早期記憶裏，所有的冬天都充滿敵意，而夏天只留下幾縷轉瞬即逝的光線就重歸黑暗。他不記得葬禮了，長大之後卻時常在夢中聽見鐵鏟敲擊凍土的聲音。等他們重新回到莫斯科，菲利克就正式失去母親了，不過在這裏，在某種程度上，缺少媽媽無關緊要，因為蘇聯是你唯一需要敬畏和供奉的母親。

新近成了鰥夫的上尉和兒子繼續住在這棟屬於克格勃的陰郁大樓裏，鄰居和他們一樣，全都是這個龐大情報機構的“家庭成員”。父親自己在第一總局特勤處供職，對門是反間處的安德羅索夫少校，他的太太是個心寬體胖的老好人，生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們是首先過來吊唁的，送了一盤硬邦邦的點心，擺在餐桌上落了幾天灰，最後整盤倒掉了。隨後其他熟人和不怎麽熟的人陸陸續續上門表示慰問，一周之後就沒有人再來了，死亡帶來的小小波瀾平息了下去。

這個街區名叫亞森捏沃，“梣樹”，活在裏面也如同叢林，父親從未明說，但菲利克一點點地從他的表情和只言片語裏摸清楚了陷阱、套索和安全領域。樓下住著第五總局的雇員（“躲在墻壁裏偷聽的老鼠”，父親的原話），不建議和他們的小孩混在一起，但要是剛好沒有其他玩伴，那偶爾到街上打一場雪仗是可以的。樓上則是分析處的軍官，如果能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那要豎起耳朵聽他們有沒有提起家裏的事，回家之後報告給父親。這是父子兩人最喜歡的秘密游戲，父親會半開玩笑地請他“觀察”某個小朋友，只許遠遠地看著，不能和目標說話，也不能讓別人起疑心。觀察期持續一周，菲利克要說出目標最好的玩伴是誰，屬於哪個小圈子，最喜歡參與的游戲是什麽，經常輸還是經常贏。游戲結束之後父親總會給他巧克力，不是蘇聯產的那種塑料塊一樣的玩意，而是印著渦卷花紋的精致甜食。父親結婚前曾經是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防務參讚，現在還時不時會有朋友從鐵幕另一邊給他寄禮物，賀卡和信都被審查員拆開讀過了，糖果紙盒也被撕開，確保沒有藏著紙條或者膠卷，唯一完好的就只有包著金色錫紙的巧克力，一顆顆堆在箱底，像海盜劫掠之後幸存的金幣。

一個荒蕪的公園嵌在灰色的水泥大樓中間，幾個絞索一樣的秋千肅立其中，隨風搖擺，這就是菲利克最初的狩獵場，克格勃的孩子們在這裏滾在一起，玩耍、發呆、時常打架。菲利克從七樓的窗戶旁俯瞰著這一切，像只還沒學會飛的游隼幼鳥。

暴雪天把人們趕進室內的時候，他就跟媽媽的書和琴譜待在一起，這兩樣他都看不懂，但菲利克滿足於把這些紙制品抱在懷裏，撫摸書頁和封面。有一次他在書裏發現了一片葉子，壓得太久，既薄又脆。菲利克對著光舉起這片遺骸，葉脈纖毫畢現，他想起病變萎縮的肺。

菲利克長大的這棟樓裏有九個孩子，他上小學前的那個冬天，特勤處某個上尉的小女兒失足滑進冰洞裏淹死了，於是就剩下八個。所有孩子都在同一個小學念書，然後入讀同樣的中學，沒有例外。對門安德羅索夫家的女兒尤莉婭和菲利克一樣大，到他們讀一年級的時候，尤莉婭的哥哥自然而然肩負起護送妹妹和鄰家男孩去學校的任務。瓦西裏·安德羅索夫比他們大兩歲，對這個角色有些適應不良，一時像只操心過度的牧羊犬，繞著兩只羊羔轉圈。一時又和他們拉開距離，擺出大男孩的架子來。還不到三個月，妹妹就拒絕和哥哥一起走，每天早早從家裏出去，到樓下去等同班的好朋友，一群穿著黑色校服的小女孩，仿佛還沒有長齊羽毛的小烏鴉，蹦蹦跳跳地飛進亞森捏沃的寒冷清晨。出於習慣，又或者只是頑固的責任感，瓦西裏繼續陪菲利克上學放學，說是“陪”，其實更像押送，瓦西裏目不斜視地往前走，邁著大步，一年級生背著書包，小跑著拼命跟上，亂蓬蓬的頭發壓在毛線帽下面，臉頰凍得通紅。

安德羅索夫兄妹都有一頭卷發，只不過表現方式各有不同，尤莉婭像壁爐架上綁著緞帶的娃娃，瓦西裏則是一頭經常被灌木叢勾住鬃毛的獅子。十二年級的時候，出於至今沒人明白的原因，瓦西裏堅持要把頭發留長，安德羅索夫少校忍受了一個星期，親自把兒子按在椅子上，咒罵著，剪了他的頭發。少校的技藝並不好，第二天早上菲利克驚奇地盯著瓦西裏，懷疑有一頭粗心的山羊在夜裏啃了他的腦袋。菲利克問了尤莉婭，她爆發出一陣大笑，什麽都沒說。

瓦西裏自己的回答非常簡潔：“不準問。”

這是對門的獅子唯一一次挑戰規矩，之後再也沒有過了。對一個後來以訊問為生的人來說，少年時代的瓦西裏未免過於沈默了。兩個男孩一起上學的幾年裏，說過的話加起來恐怕填不滿一張普通的作業本紙。但瓦西裏毫無疑問是菲利克從未擁有過的兄長，一張現成的藍圖，菲利克只需要按照上面的圖樣來塑造自己就可以了。瓦西裏在列寧語錄背誦比賽裏拿過冠軍，於是菲利克也有樣學樣地參賽，屈居第四，沒得到任何獎牌。瓦西裏也負責帶低年級學生朗讀老師在《真理報》上勾選出來的文章，兩年後菲利克設法擠走分析處一位軍官的孩子，搶到了同樣的榮譽。瓦西裏參加游泳隊，菲利克也跟著去了，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共同愛好之一。他們去同樣的夏令營，和其他穿著制服的孩子一起，在霧氣濃重的營地裏大聲合唱“自由的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第一次給他打紅領巾的是瓦西裏，十二年後教他打領帶的也是。從表面上看，一切都非常順利，兩個男孩逐漸長成正派的蘇聯男人，就像天文鐘上的黃銅雕像，軌道固定，分毫不差。

克格勃不允許有例外，梣樹林的孩子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但正是這條路，最終把其中一個男孩帶往這個下雪的傍晚，到蘇黎世郊外的無名小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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