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接近死亡的聚落——阿城說，所謂的退化不只是和大歷史發展脫節、生活形態徒留從前的問題，這還有幾分文學哲學的境界，更麻煩的是幾代近親通婚再加上知識的停頓所必然呈現人的白癡化問題，阿城說他在大陸便看過不止一處這種所在。

也許，生命真的從有了界限開始的，但得是一種半透明的、可進出的界限。

羅登巴爾工作簡介

我們說過，伯尼·羅登巴爾不是亞森·羅賓，他是我們這一代的賊——在現實世界的秘密不斷被揭露，很多動人的想像失去了現實的依據，游俠的廣大冒險國度消失殆盡，仍奮力在壅塞冷漠的城市中保有最原初“賊的夢想”的一個好賊。

他幾乎是可信的，而他在實踐上也像個孜孜勤勤的工作者，不像亞森·羅賓那樣像個無所不能的神，或至少像個可以不具實體的幽靈。

亞森·羅賓會宛如末世先知般，先君子地預告下手的對象，某日某時某刻他會大駕光臨取走某物，然後在法國警察布成的天羅地網中忽然瀟灑現身，得手揚長而去——這正是古龍小說《楚留香傳奇》的原出處，“當踏月來取”。

然而，羅登巴爾的工作程序卻大致是這樣子的：他得先探知哪家哪戶值得一偷的對象，某時某刻離城度假或外出看戲，並先到該處進行必要的偵察，等工作的時刻到來，他會換上他的Puma鞋、帶著紐約警察視為他標志的剪去手掌部分的外科醫生用薄手套(既要保持雙手靈活又要避免留下指紋)，拎著他裝有開鎖工具的手提箱出發。

他得小心在遠離對象幾個block之處下出租車，然後想法子通過或警戒或打混的大廈管理員(有關此點，羅登巴爾有很多精妙絕倫的好用招式)，坐電梯但不直撲目標所在的樓層，再循防火梯步行下樓(或上樓)。

在正式開鎖之前，他得小心先撳門鈴，最後確認一次是否屋內有人，然後他會興味盎然告訴我們門鎖的數量、品牌、其弱點及其強度，這才表演般拿出他的偷竊工具，以最輕柔但最快速的手法哢嚓打開來。

你記得偉大神奇的亞森·羅賓實際上開過幾個鎖嗎？還是他只像魔法師般只念念芝麻開門之類的咒語，人間所有的鎖自然會聞風解體呢？

羅登巴爾最違背闖空門守則的是，他進入一間空屋子到實際下手取物之間，總會忍不住耗時欣賞屋內的品味和布置，想像屋內家居生活的溫暖模樣，他甚至會拿本書坐上舒適的躺椅翻個兩頁——羅登巴爾是個愛書的人，在這個系列中，他白天的正當職業是一家二手書店的獨資老板。

通常，羅登巴爾先察看的很奇怪是冰箱，稱之為“冷錢”(他也很奇怪為什麽很多女屋主總認為這是藏現金的最安全地點，我個人因此回家敬告老婆，該換個收現金的地點了)。他以為做個好賊得擁有鑒賞力，你才知道該拿走什麽留下什麽，包括珠寶、稀有錢幣、郵票、棒球卡，或甚至有特別紀念價值的書籍版本等等，然而，羅登巴爾最喜歡的仍是現鈔，一種無記名的、不用轉換銷贓的最高流通性通貨，“好神奇，當你把別人的現金放入自己錢包裏，它立刻就變成你的了”。

亞森·羅賓，我個人印象裏是不偷現金的，他會認為這太粗俗了——因為書中的亞森·羅賓永不缺錢，甚至不食不飲。

其他的珠寶、錢幣、郵票等等都不會“立刻變成你的”，因為它們得送到可靠的銷贓者手上，需要耐心等它們被兌換成現金，而羅登巴爾是知道行情的，他所能落下的，了不起只是真正價格的三成左右而已。

膽小，勤奮，熬夜工作且執勤時間絕不飲酒，專業知識和技藝，風險不低，回收讓亞森·羅賓嗤之以鼻(盡管羅登巴爾自己總是十分滿意)，而且警察隨時找得到你人在哪裏，這樣一個現實的賊，但羅登巴爾仍樂此不疲，仍講述起來讓我們如夢如幻如一則不敢想像還存在的成人童話。

一則鎖與鑰匙的簡易歷史

然後，我們來談一下鎖的問題——賊的世界之中一種“必要的惡”。

我們的伯尼·羅登巴爾先生常自言(事實上是大言不慚地自詡)是個天生的賊，他自舉的天賦異稟理由總不外乎這麽兩點：一是精神狀態方面的，指的是他每一次順利破門而入，面對著一個空無一人的屋子(或公寓房間)那一剎那，一定會同時湧上來的難以言喻的緊張、激動、甜美和混雜著自傲的滿意之感，千金不換；另一則純粹是身體方面的，也就是他一再自詡自己對開鎖的異常天分和“觸感”，他說這門技藝當然需要不斷的練習精進，但前提是你得先有天分，就像一切關乎創造性的行業和學問一樣，比方說寫好的小說或發現物理學的動人原理。

讓我們從這樣一個不算太聰明的問題問起：究竟有沒有一種理想的鎖，是沒有任何了不起的賊——當然包括了羅登巴爾先生在內——可以打得開的？

當然有的，而且既不是什麽理想的鎖，甚至根本也談不上進步二字，據可信的歷史考證加推斷，人類所發明的第一個鎖就是打不開的——也就是說，鎖的漫長歷史是從不能打開開始的。

今天我們所知道最早的鎖可上溯到古埃及時期，有四千年之久，但不是實體，只是壁畫上所繪的形象，真正的第一個鎖出土自尼尼微郊區的廢墟——從形態來看，便是這樣一種打不開(或正確來說，從外頭打不開)的鎖，樣子並沒有什麽特殊之處，大體上是一根橫木穿過兩個直立木頭中央的孔洞，呈雙十圖樣，就像很多人鄉下外婆家老房子木門至今仍在使用的、或尋常寺廟大門仍保有的、我們稱之為門閂的東西。這個古老的鎖，外頭沒有鎖孔，當然也就沒有鑰匙，也就是說，在鎖的發展史上，我們今日視為連體嬰的鎖和鑰匙這兩個部分，其實是分別出生的，而且誕生的時日還相隔好一截。

據了解，鑰匙誕生於稍後的古希臘時期。

這種無法自外頭打開的鎖是什麽意思？意思是不方便，你得非保持有人在家不可，而且這樣的鎖除了使用在門戶之外，無法進一步拿來保護你隨時要放進取出的東西，如我們今天常用的旅行箱或保險櫃等等，換句話說，這種不存在鑰匙的鎖，從外部來看，是純封閉性的，管你是誰，一概立入禁止，不選擇，也不辨識。

從這個角度來看，鑰匙的登場便不只是鎖的補充或附件，而是根本上改變了意義和使用幅度——它開啟了鎖原來那種不分青紅皂白、拒人千裏之外的徹底封閉性，讓鎖成為具選擇性的半透明層，符合它辨識的歡迎進來，不符合的謝謝光臨；鎖也因此變得無所不在，舉凡人們所珍視的、要保護的，都可以鄭重地加個鎖於其上。

然而，主人進得來，盜賊於是乎也跟著進得來，世事總是這麽回事不是嗎？

從鑰匙出現這一刻開始，理論上，宇宙間再不可能存在任一副完美的鎖是賊永不可能打開的了(你也看過諸如七情報員裏那種用瞳孔或指紋辨識的鎖，結果核彈還不是照樣被野心的恐怖分子盜走)。這個全新階段的游戲變成：兩造各自發展，彼此見招拆招，就像生物史上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的演化追逐競賽游戲一般，也像中國那則“我刺穿你，或你擋住我”的古老矛與盾寓言。

凡財貨處皆有鎖

而且，鎖的進化還存在著一個根源性的弱點，很難克服，那就是它正常時候得方便被(主人)打開，因此它不能肆無忌憚地盡往覆雜困難的方向走——這羅登巴爾也認真告訴過我們不止一回，比方說像輔助性的防盜警鈴一類的東西，當然很難克服，你得在開門自然啟動它的十秒內找到它並予以關閉，但更多時候是屋主裝置之後廢棄不用，理由是屋主自己不會每次返家入門都記得執行這個必要動作，往往出現和老婆或女友衣服脫了一半、警方持槍破門而入要你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的尷尬場面；或很單純只是覺得麻煩而已。

這是賊的小小優勢。

這裏，讓我們稍稍折回頭一點，想一下為什麽會有鎖的出現。

鎖是一種保護裝置，保護我們認為有價值而且我們擔心會遭人搶奪竊取的物件——光有價值但不擔心會遭搶奪竊取之物不在此限，比方說陽光、空氣和大部分時候的水，有價值得不得了，但我們並不去鎖它們(盡管人類繼續這樣為非作歹下去，可能也快得考慮這麽做了)。

擔心遭人搶奪竊取的根源在於稀少性，而正如每一部經濟學教科書一開卷就告訴我們的，資源的稀少性是經濟學思維的前提，也當然就是私有財產制發生的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說，鎖的歷史意義，正是私有財產制的一個醒目標志，它必然稍稍晚出於私有財產制的出現——從反向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歷史上蠻多人這樣的)把私有財產制視之為惡，視為人性自私、貪婪的墮落，鎖的守護神意義也就成為幫兇，是更好世界出現時一定要打倒取消掉的東西。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們中國歷代老祖宗對所謂大同盛世最簡單、最具說明性的招牌講法，不正正就是向著鎖來嗎？

人的自私貪婪且不容他人染指之物，當然很快就不限於自然界已有的有形之物而已，鎖也就呈現了從用法到形態的多樣性：我們把食物金屬珠玉視為財貨，鎖起來；把女性的身體和所謂貞潔視為財貨，也鎖起來(貞操帶的構造便是一種以鎖為核心的怪物)；把統治的權力、面子、言論和意識形態視為財貨，也鎖起來(這種人形的新鎖一般是去了腦袋的肉食性有生怪物，稱之為錦衣衛、東廠太監、蓋世太保、耶穌會、KGB、CIA、警備總部……族繁不及備載)；把國家視為財貨，也鎖起來(軍隊、關稅、萬裏長城、通電鐵絲網的高墻……)——甚至在言情的羅曼史世界也有類似的需要和應用，畢竟情感也是稀有、獨占、不容他人鼾睡染指之物，我們稱之為“心鎖”或“情鎖”。

如此遍地是鎖，你會不會開始感覺到年少時念過的一些社會主義回頭來覓你，夢啼妝淚紅闌幹地又浮上心頭呢？

當這個社會哪天再沒有錢了

好吧，既然都提到社會主義了，我們就順勢再多社會主義兩下吧——其實談賊的話題扯一點社會主義是自然而且堪稱宜當的，因為賊既然是負責開鎖的，是對付私有財產守護神的，是搖撼這罪惡私有財產制度的，賊於是有著某種英雄式的光環。比方說，溫文儒雅的英籍社會主義史家霍布斯鮑姆便寫了一部名為《盜匪》的專書，書中，我們可以清楚讀到，在學術良知和行規的可容忍範疇之下，霍布斯鮑姆已竭盡所能為盜賊這個行業辯護了。

羅登巴爾所說對現鈔這種瞬間產權轉移的驚喜，其實不僅僅是俏皮話而已，且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及些微的職業性憂慮埋在其中。

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發展到今天，貨幣的重要性一再被確認(貨幣老早就不再是沈默透明的交換工具了)，但同時貨幣的形態和意義也不斷覆雜起來(可參閱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的著作)——這裏，我們只就貨幣使用最浮泛、最日常生活的現象面來看，當交易和財產記錄及其移轉的透明度愈來愈高，交易使用現鈔的範疇和額度愈來愈小，粗魯來說，也就是每個人所需要和願意保有的現金愈來愈少，一個賊還能偷些什麽？或者說，這個古老可敬的行業會不會雕零消失呢？

我個人會說，羅登巴爾這樣的賊會，但賊不會。

賊當然不會，只是偷法不同，怎麽個不同法呢？比方說，直接當黑客侵入某個機構的計算機系統直接在記錄上動手腳或盜出信用卡密碼；或比方更古老的，花錢選上個民意代表或縣市首長，來個五鬼搬運等等，也就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那一套——很抱歉，這方面的神通及其奧秘，我個人所知道的太有限，只能做提示性的說明。

冷酷的偷，粗魯的偷，明目張膽的偷，毫無優美技藝、鑒賞力和信念的偷，就只是少了羅登巴爾這樣優雅、浪漫、瀟灑且充滿人性的賊——在賊的發展史上，也一樣存在劣賊逐良賊的可悲定律。

我們可能誰也改變不了這樣一路下滑的拋物線走向，但我們可以讀羅登巴爾，記得一個這樣的好賊，並作為他日raining day時用來烤暖雙手和胸口的柴薪。

《喜歡引用吉蔔林的賊》——有關吉蔔林

很多人喜歡肖恩·康納利，只要是這位上個世紀全球最帥男性所演的電影，不管片子據說多爛也非看不可，然而，可能不是太多人看過他跟邁克爾·凱恩合演的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臺灣當時把片名譯為“大戰巴墟卡”。

電影的故事非常有趣，話說兩個在印度殖民地的騙子忽然異想天開，想起他們這一生由於騙人職業之必要，什麽樣高貴低賤的行業都充當過，惟獨國王這個職位不知滋味如何，於是他們經過一番搜尋，找到興都庫什山海拔七千公尺以上的一處河谷，沿河由上而下居住著七個永遠因河水起糾紛的部落(“他們總是趁我們喝水時在上游尿尿”)。歷史上，這些部落只被外力短暫征服過一次，那是數千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一路打到印度河邊興嘆那一役順帶完成的，而據說亞歷山大曾應允這些部落他會回來，於是悠悠千年，這七個小部落便代代相傳癡等著他們的王也是他們的神回來……

肖恩·康納利和邁克爾·凱恩購足了英國步槍，雇了領路的雪巴人，唱起他們的槍騎兵軍歌，昂然向著皚皚雪山以及他們的奇怪夢想前進。

說這個有趣故事的人便是吉蔔林，魯德亞德·吉蔔林，本書我們紐約之賊羅登巴爾引用他詩句的那個吉蔔林，時為一八八八年，吉蔔林二十三歲之時。

時空倒錯的小說家

沒記錯的話，吉蔔林應該是英籍文學家第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從小說發展的主流來看，吉蔔林其實是個蠻奇怪的人物——作為現代小說起點的這個老牌帝國，說真的一直不乏有相當好的小說家，但似乎英國人要拿諾貝爾文學獎總得是奇形怪狀的人才行，比方說比較合適得諾貝爾戰爭獎(可惜好像沒有這獎項)的二次世界大戰英雄丘吉爾，居然也得過文學獎，反倒是寫得那麽好的格雷厄姆·格林被提名二十幾次始終拿不到，瑞典皇家科學院那堆人的鑒賞力之可疑以及政治敏銳度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話說回來，他們的品味還是比法國龔古爾獎的評審要好，好太多了。

為什麽說吉蔔林從小說發展的主流來看頗奇怪呢？因為他有點像個時空倒錯的書寫者，也像個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一頭撞進來完全不知文明世界今夕何夕的書寫者。

吉蔔林生於一八六五年的印度大城孟買，開筆甚早，十幾歲就又寫詩又寫小說，但就西歐的小說書寫而言卻一點也不早，吉蔔林寫作的時間落點約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段期間，我們曉得，彼時西歐的小說大河業已流淌過最成熟的高峰期了，那種放眼高曠天地的大作者大題材早已書寫殆盡，或者說根本沒人相信有其存在的可能。

用盧卡奇的指控來說大約是，歐洲原來那種雄強有力的敘事傳統已萎縮成為自然主義細碎繁瑣的描寫，原來小說家那種同時扮演著先知、知識傳遞者、社會啟蒙者、哲學思維者、歷史記敘者，甚或現實世界革命的實踐者以及旗手詩人，已被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底下的“職業小說家”所替代；米蘭·昆德拉的嗟嘆則從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開始，他說，“歐洲最早的小說家就是在人看來無限大的世界中旅行”，拉曼查的愁客騎士策馬向著廣闊不可知的華麗冒險，自由自在，任誰也阻擋不了；然後到巴爾紮克之時，開始有樓房建物興起攔住了人的目光和去路，“那樓房是社會機構：包括警察、法院、金融和罪惡世界，巴爾紮克的時代不再有塞萬提斯或狄德羅那種幸福的無所事事”；再往下到福樓拜和左拉之時，“視野縮小到如同一塊圍墻內的地方”，那個只屬於人的、無疆界的歐洲大陸被不斷分割並隔絕，外在世界的無限已然失落，人只能低頭瞪視靈魂的無限來替代；然而，昆德拉悲傷地說，當社會那種不可一世的超人力量增長並奪取了人之後，歐洲小說還能如繁花怒放的人類靈魂無限之夢，也從此失去了它的魔力，便連包法利夫人那種困於鬥室之中的自在夢想也保不住了，人只能想他自己的審判，和他的土地測量員職位，這便是卡夫卡的《城堡》和那個連名字都沒有的K。

吉蔔林的小說便寫在這個分工已然完成、城市鱗次櫛比讓每人形同孤島的時代，但他的小說，乃至於他的書寫身份和方式卻完全不是大主流小說那個樣子，不詳查他的寫作年表，很容易誤以為他是笛福、菲爾丁那時代的作家。

他像出外冒險浪蕩太久的昔日堂·吉訶德先生，從“社會發展時間”落後幾個世紀的印度半島，忽然闖回壅塞的歐洲，像個“過去的人”，也像個時空穿越者，因此，不合時宜，魯莽，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或如他領諾貝爾獎時一位瑞典記者寫的，“啊，真希望他手裏抓著一條蛇！”)，但氣概逼人，栩栩如生，而且多少也攜回印度人還保有的那種“幸福的無所事事”。

帝國主義者

在這部《喜歡引用吉蔔林的賊》書中，布洛克選用吉蔔林，我個人不知道是否有更深一層或直覺般聯想的對照意涵，包括吉蔔林筆下那種自在冒險的趣味，包括吉蔔林揮之不去的成人童話特質，甚或吉蔔林那種對現代社會科層建構的全然無視等等，這些是否和羅登巴爾這個雖然落腳於全世界最“進步”最高大樓林立壅塞的曼哈頓一地，卻力圖保有冒險、保有成人童話、保有一家時間停駐的二手書店、乃至以一身老小偷技藝穿透千家萬戶的幸福自在相映成趣——至少，我們看到他對吉蔔林這本反猶詩作《拯救巴克羅堡》以及其他相關行徑的嘲諷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無誤的，吉蔔林一直有可笑的行事習慣，也寫一些可笑的東西。

吉蔔林從來不是個“專業的”小說家，如盧卡奇說的那樣，他也寫詩，而且一直保持寫詩，甚至差點在英國受封為桂冠詩人的榮銜(差點是因為他自己拒絕了)，而不像諸如福克納之類的那樣，只是在十七八歲春情勃發且慨嘆生命的“詩的年齡”寫寫就算了。其中最有名但卻也最可笑到令人齒冷的，是一八九八年他已三十二歲時所寫的《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詩，詩中毫不掩飾地讚揚帝國力量的偉大及其正當性，並以此為白人的“天命”：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 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

請原諒我們這裏既沒耐心引完更沒耐心幫大家翻譯出來，真對帝國主義有興致的人，不難用作者名Rudyard Kipling在國外網站查到全文——吉蔔林還把此詩寄給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贏來老羅斯福“從擴張主義的觀點來看，很有道理”的讚賞。

就算在小說的書寫領域裏，吉蔔林也一直出入徘徊於“正統”小說和早期的冒險傳奇故事之間，他可能最有名也流傳最廣的小說Jungle Books，臺灣譯為《叢林王子》，寫一個在森林裏被野獸養大的小孩毛克利，還有又剽悍又溫暖的黑豹巴希拉，強大而且聰明狡猾的大蛇卡，還有大熊巴洛，白眼鏡蛇奈格，以及那一群吱吱喳喳吵死人的壞蛋猴子。也許吉蔔林書寫時心裏想的是某種優勝劣敗式的叢林殘酷法則，以為這是人生真相，更是種族國族交鋒的真相，但Jungle Books的成功顯然不在這些過時的偏見，而在於他精彩絕倫的說故事和角色創造能力。於是多年之後，Jungle Books幾乎完全被看成只是一則有趣的森林童話故事，甚至書中到處可見的殘酷成分被徹底除去，而成為迪士尼卡通那種樣板式的勇敢、堅強、人與動物合一的卡通影片傻故事，給全世界的兒童看。

鄭重推薦這一本書

好啦，一口氣講了這麽多吉蔔林的是非，往下有必要來一些吉蔔林的好話——請註意，這絕不是虛偽的所謂“平衡報導”，而是真話。

吉蔔林真的是個會講故事的人，異想天開，高潮疊起而且元氣淋漓得不得了，作為一個暫時忘掉自己念過且同意薩義德《東方學》一書的讀者，其實讀起來極其舒適；作為一個理智上不得不苦K當代歐洲美國乏味小說的讀者，那更是有松口大氣的活過來之感。

這裏極樂意推薦吉蔔林的另一本名作《基姆》，正好臺灣的坊間有譯本，不論購買或閱讀都極其方便。

基姆是個小孩的名字，英國白人小孩如吉蔔林自己，卻生於印度長於印度。他的父親是愛爾蘭小牛團隊的旗手，流落東方殖民地，在基姆三歲時抽鴉片死去，把孩子留給一個歐亞混血的窮女人，但他這位潦倒的父親堅信，有一天一切都會好轉的，有一天會有騎駿馬率領世界最精銳部隊的上校來迎接基姆，會有九百個奉綠地紅牛為神的健兒吹號歡迎基姆，這個預言遂像咒語般，被封存在基姆脖子上所掛的護身符裏。護身符裏其實是三份文件，一是他老爸的退伍證書，一是基姆的出生證明，另一份只是他老爸的簽字。

年幼的基姆成長於貧窮大街，生存伎倆無一不精，被街坊所有人稱為“世界之友”，有一天，他意外結識了一名來自北方雪山的西藏年老喇嘛，莫名其妙成為喇嘛的徒弟。這位道行崇高的肅仁寺住持德秀喇嘛有個悲願，他千辛萬苦打算走遍印度，尋找一條傳說中的河，一條可滌盡人世罪惡的河，相傳是釋迦牟尼還身為王子時射出一箭所湧現出來的河，這奇怪的一老一少、一白一黃便由此結伴而行，在廣闊無邊的印度找尋自己的召喚——

在無限大的世界中一種幸福無所事事的冒險旅行。

也一定會是閱讀者從紐約到印度、從西方到東方、從二十世紀末的當代華麗到殖民地時代的印度神秘幽邈的一趟幸福無所事事的冒險之旅——如果你在看完羅登巴爾破案之後打開《基姆》一書的話。

《閱讀斯賓諾莎的賊》——如果石頭有知覺……

這些年來，臺灣的本土意識頗為高張，已經到達某種不太講理的地步，讓不少人憂心不已。然而，盡管斑斑歷史告訴我們，這一類國族的、地域的激情容易蔚為某種難以控制的燎原之火，燒傷別人也燒傷自己，但我們對它總容易有種無奈的寬容，相信它有著與生俱來的人性情感基礎，因此很難戒除，也就不好苛責。

麻煩在於，這樣的情感通常總有辦法在自身的歷史記憶之中，找到讓自己“長得跟大樹一樣高”的營養材料——盡管在歷史之中，一個國族通常有盛有衰，被別人欺負也欺負過別人(否則老實講也難以存活到今天)，但春風得意的往事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欺負別人的記憶更是容易遺忘，也因此，每個國族在做這一類回憶時，基本的調子總是蠻蒼涼蠻憤憤不平的，要撐起“做××人的悲哀”這樣的結論沒什麽難的，理由俯拾可得，無須什麽動人的想像力。

比方說，在臺灣人怎麽回憶歷史都很悲哀的同時，我們也很難一並想起，那些並非不曉得嘉南平原、蘭陽平原、臺北盆地、臺中盆地土壤比較肥沃，莊稼比較好成長，因此討生活也比較容易的可憐原住民，何以要那麽辛苦住到不好生活的嚴酷山裏去。

在這方面，荷蘭這個土地面積和我們差不多大、人口密度和我們差不多高的小國顯得很特別。

我個人到過這個國家，印象還不錯，行程中較難忘的除了見識到大麻不管到哪裏都買得到之外，是莫名結識了一位中年男律師，此人極熱情地帶我們去著名的風車區，還在附近一家有名的家庭式鄉村餐廳招待我們吃很好的pan cake，該餐廳老板的女兒才十七歲，是惟一的女侍，漂亮到一種地步，也害羞到一種地步，同伴中有較不要臉的臺灣男性硬邀她合影留念，因此有照片為證——自此之後，我再聽得人說荷蘭人小氣，總受人一滴湧泉以報地起身反駁。

我們問律師，英文在荷蘭通行無阻嗎？大律師的回答是，不只英文，還有法文和德文，“我們是小國，靠做生意過活，我們不能期待人家會學好荷蘭語之後才來我們這裏。”——幾年之後，我還聽說荷蘭人有另一種較不正經的講法：所謂的荷蘭語，就是不標準的英文，加不標準的法文，再加不標準的德文。

如果我們以為荷蘭的歷史不夠悲情，因此國族的激情燃不起來，那可就大錯特錯了——荷蘭土地的不幸，除了又小又低飽受大西洋海潮的威脅之外，更要命的是它毫無阻攔地正正好擺在德法兩強之間，是天生的好戰場，因此從普法戰爭到一、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無役“不被與”，像荷蘭的第一大城兼大港鹿特丹，今日看起來仍顯得樹小墻新，便是因為二戰期間幾乎全毀於納粹空軍的轟炸而重建的，荷蘭律師還告訴我們，光是戰役中的一次決堤，便造成了十萬荷蘭人一夕間死去。

而如果我們以為荷蘭人欠缺光輝的歷史遂有受虐虛無的傾向，那也是大錯特錯——誰都知道，小小的荷蘭曾在十七世紀雄霸七海，就連相距如此遙遠的臺灣也曾在他們轄下，更重要的是，以自由市民自由商人立國的荷蘭，是最早掙開狹隘宗教仇視迫害、思想言論最自由寬容的國家，除了率先貢獻了伊拉斯謨這樣的自由無羈心靈之外，更成為理性主義時期歐洲思想家躲避宗教、政治迫害的首選庇護所：它提供理性時代第一人、法國的笛卡爾不受滋擾的思考空間，收容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啟蒙者、英國的洛克避開政治傷害，並生產出號稱人類歷史上人格最高尚、言行最一致的哲人斯賓諾莎(事實上，斯賓諾莎的上一代正是因為躲避舊教的迫害，才從伊比利亞半島遷來的)。十七世紀的荷蘭，稱之為歐陸、乃至於全世界的理性燈塔，是半點也沒誇張的。

此外，學美術、喜歡美術的人不會不驚奇於荷蘭畫家的盛產和厲害，一如足球迷對荷蘭克魯伊夫、古力特、範巴斯滕的驚奇一樣。但這我們留待《畫風像蒙德裏安的賊》一書有機會再說——沒有錯，蒙德裏安也恰恰就是荷蘭人。

這回，羅登巴爾先生引述完英國的吉蔔林，開始研讀荷蘭的斯賓諾莎起來。

寶化為石

說真的，真不知道他老兄幹嘛要讀斯賓諾莎，不管他是賊，抑或二手書店老板，今天除了專業的哲學研究者之外，誰還肯讀斯賓諾莎？而就算是專業的哲學研究者，又有幾個人肯好好重讀斯賓諾莎呢？比方說寫《西方哲學史》、可想而知很夠專業的英籍大哲羅素便說過：“讀一讀各命題的敘述，再研究一下評註就夠了。”

乍看起來是因為斯賓諾莎的書寫方式——斯賓諾莎極可能是理性主義時期最嚴謹、最老實、最徹底到無趣的思想家，他對於把數學的體系搬到哲學甚至神學領域的信心也是最強大的，因此，他寫書的方式幾乎完全仿效幾何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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