跡不是怨恨，而是恐懼。

和賴雅的十年婚姻，前五年雖然靠她掙錢，但賴雅給了她許多的溫暖與愛之外，還幫她解決做家務、跑郵局之類的瑣事，後面五年，賴雅倒下來了，要“低能”的張愛玲來照顧他。“低能”是一個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張愛玲自稱“低能”時，是理直氣壯的，也就是說，她心底未嘗不認為，相比寫作才華，缺乏生活能力不算什麽了不起的事。賴雅倒下之後，她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個能力，為之所苦的那些歲月，她對賴雅不可能沒有怨恨。

張愛玲號稱有一種大悲憫，那是一種寫作態度，她與《金瓶梅》裏的潘金蓮李瓶兒也可以知心，對於現世，亦有蒼茫的同情，聽到“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的戲詞，會為“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而生落淚之心。在文字的世界裏，她成熟、理性、深刻、溫存，只因文字與人生到底隔了一層，以局外人的態度對待，是可以這樣美好的。

現實中，她無法做得那樣好。胡蘭成有一句話說得對，她不喜歡小孩子小貓小狗小天使，是因為她自己是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住在她心裏，跟了她一輩子，她願意喜滋滋地仰起臉，看大人們走來走去，她害怕作為一個成人存在。

張愛玲的文章裏有這麽一段：

傭人、手藝人，他們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們之前特別地聽話。常常阿媽臨走的時候關照我：“愛玲小姐，電爐上還有一壺水，開了要灌到熱水瓶裏，冰箱上的撲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聲“噢！”答應得非常響亮。對裁縫也是這樣，只要他扁著嘴酸酸地一笑，我馬上覺得我的衣料少買了一尺。有些太太們，雖然也吝刻，逢到給小賬的時候卻是很高興的，這使他們覺得她們到處是主人。我在必需給的場合自然也給，而且一點也不敢少，可是心裏總是不大情願，沒有絲毫快感。上次為了印書，叫了部卡車把紙運了來。

姑姑問我：“錢預備好了沒有？”

我把一疊鈔票向她手裏一塞，說：“姑姑給他們，好麽？”“為什麽？”“我害怕。”

她瞠目望著我，說：“你這個人！”然而我已經一溜煙躲開了。

胡蘭成的文中也說過類似的例子，說張愛玲不敢看車夫的臉，他解釋為張愛玲的眼睛幹凈，不能看不潔的東西，我就不明白了，人家車夫的臉也許不那麽幹凈，但怎麽就“不潔”了？張愛玲的恐懼，是因為她害怕別人把她當成一個大人那樣有所訴求，她是做不好大人的樣子的，她每一個戀人都比她大。

現在，她卻要在賴雅面前扮演大人，能幹的、耐心的、不怕臟不怕累的大人，精神上亦有很大壓力吧？雖然愛情以及愛情轉化成的親情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慈悲，但那種大無畏精神能支撐五年嗎？沒有文章描述過這五年的光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燼餘錄》裏的一段：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癥。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沈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麽？”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麽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不是她心如鐵石，她也不想這樣，張愛玲完全白描的手法裏，未必沒有對於人性的失望，這篇描寫戰爭中的人性的文章裏，她同樣有對自己的拷問，只不過人性由老天賦予，她有失望，但不自責。

在賴雅面前，是否也有這樣“陰沈”的一瞬呢？不同的是，假如有，張愛玲過後是會自責的，畢竟她對愛情對親情，對於感情有信仰。可事實證明，她的感情支撐不起現實的磨難，對於讓她經受這種考驗的人，她是有恨的，但愛讓她覺得不可以恨，這種“不可以”的負疚，使她的恨更刻骨了。

當然，一定也會有陽光充沛的時刻，光線湧動，空氣也變得甜柔，她與他相對，內心柔軟，情感悠長，仿佛可以天荒地老。她對他的感情的底色，仍然是深沈的愛。沒有一樣感情不是百孔千瘡的。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我們做不了自己的主。

作為作家的張愛玲早就參透了這一切，作為尋常女子的張愛玲長期以來卻不肯相信，直到這一刻，她才不得不承認，她說過的這些，都是真的。

如果說，當年與胡蘭成那段恩怨，還可以以鄙視他終結的話，與賴雅這些年來的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脫自己的理由了。賴雅是個好人，“癡愛”她，也為她所愛，他去世多年之後，她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這樣，她心中的陰郁更難消解。

如此的摯愛，尚且生出各種磨難，那麽，人與人之間的煩惱是註定的了，再交往又何苦來哉？她於是閉門謝客，守護住一方凈土。她極少與人來往，接電話也視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對方，她也習慣於跟對方書信來往，那些信，倒是寫得有情有義的，她對於塵世，並非沒有留戀，只不過不願再與塵世貼得那麽緊，她喪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絕人，卻不能拒絕虱子。張愛玲的晚年，老覺得住處有虱子，她每個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這麽著還不行，只好搬家，張愛玲的朋友，其遺囑執行人林式同說，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算下來她搬了有一百八十次家，這個數字也許有些誇張，但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裏也寫道：“我這幾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她還考慮過搬到沙漠裏去，也許那裏可以躲避虱子。在《對照記》裏，她提到屢次搬家讓她丟掉了很多珍貴資料。但每到一處仍迅速發現有虱子出沒，看樣子它們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從少年時起，張愛玲就對虱子這東西印象深刻，那年在臺灣，她還發現了虱子的同類—臭蟲，並寫進文章中，引起王禎和的抗議。臺灣真的有臭蟲嗎？我的疑問無關臺灣實際的衛生狀況，而是根據張愛玲晚年對於虱子的瘋狂逃避，無法不懷疑，那些臭蟲和虱子一樣，巢穴駐紮在張愛玲的內心。

虱子、臭蟲這樣的小生物，殺傷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癢，還覺得臟。它象征著人與人之間鄙俗瑣碎的糾葛，說不出口的細碎煩憂。張愛玲一輩子都怕這個，這種恐懼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內心。

她曾說，小時候讀《紅樓夢》，看到的是一點熱鬧，現在再看，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煩惱。沒錯，《紅樓夢》裏的煩惱太多了，王夫人的，邢夫人的，鳳姐的，連賈寶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也都是重重疊疊的煩惱，但與張愛玲不同，曹雪芹回望這些煩惱，並不當成華美的袍上的蚤子，而是當成生命河流上的美麗的波紋，過往不可追，但可以記下，他的栩栩如生的描摹裏沒有嫌惡，凈是柔情。

張愛玲和曹雪芹之間的差距，是林黛玉和劉姥姥之間的差距。

《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都在用林黛玉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唯美，精細，眼裏容不得沙子，有什麽經得起這樣的打量？所以她常常傷感、尷尬、耿耿於懷，大不自在。

突然冒出一個打秋風的劉姥姥，認低伏小地弓著腰，皺紋縱橫的臉上是卑微的笑，明知被人惡搞仍能臉不變色心不跳地配合到底，只為一點點殘羹冷炙—你們拔根寒毛比我們大腿還粗呢！粗鄙得連鳳姐都聽不下去。

林黛玉鄙夷地稱之為“母蝗蟲”，高潔的她看不上劉姥姥的猥瑣，可是，劉姥姥哪有資本像她那樣高潔？躲不開的塵土，避不開的風雨，到處都是虱子和臭蟲，這就是現實“濁世”，沒有一個幽篁深處的“瀟湘館”給劉姥姥們隱身，她發現了虱子也沒有搬家的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如將自我哀憐當成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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