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盲腸割棄，選擇與虱子們共生共存，把虱子的出現當成生活的常態，它還能給你帶來困擾嗎？

那年五祖讓諸門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惱了幾日，在粉壁上寫道：

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五祖看了，說凡所有相，便是虛妄，這個偈子還在門外，沒有到門裏。

那個被打發在後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將衣缽傳給了他。

經雲，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曰，心不隨境轉，得大自在。張愛玲像林黛玉一樣“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東躲西藏，堅壁清野，導致的後果是，越發感覺虱子的存在，那些虱子其實是駐紮在她心裏，連醫生都對她的“虱子說”將信將疑。

1995年9月初，張愛玲感覺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於是把重要資料放進手提包裏，留在門邊—她永遠有這樣的理性。一日，她在睡夢中辭世，遺體幾天後被發現，這之前她已經寫好遺囑，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開追悼會也不立紀念碑，如此，方是真的幹凈了吧？但容我再補一句，只要心中存著幹凈的念頭，便無法得到真正的幹凈，好在，生命解決不了的，可以交給死亡解決，她緊張的、有著無限禁忌的一生，終於安然，得大自在。

NO 05 炎櫻：有一種友誼，只能共青春

像張愛玲和炎櫻這種友誼，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滄桑的。年輕的時候，元氣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瘡，踮起腳尖，去夠那像月亮一樣的，生命本身的喜悅，而中年之後，沈重的肉身朝下拖，讓你不能夠多承擔一點點。

20世紀90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張愛玲寫炎櫻。文章開頭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靈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作為一個文藝小青年，我當即為這句話傾倒，再朝下看，這位炎櫻妙語如珠，她說：“月亮叫喊著，叫出生命的喜悅；一顆小星是它的羞澀的回聲。”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帶來的歡喜，卻也道盡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調皮的時候，在報攤上翻畫報，統統翻遍之後，一本也沒買，報販諷刺她說：“謝謝你！”她毫不客氣地回答：“不用謝！”

她去猶太人的店裏買東西，討價還價，把錢包翻給老板看，說：“你看，沒有了，全在這兒了，還多下二十塊錢，我們還要吃茶去呢。專為吃茶來的，原沒有想到要買東西，後來看見你們這兒的貨色實在好……”

張愛玲寫道：“店老板為炎櫻的孩子氣所感動—也許他有過這樣的一個棕黃色皮膚的初戀，或是早夭的妹妹。他淒慘地微笑，讓步了。‘就這樣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為了吃茶的緣故……’他告訴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幾句話，描繪出一個慧黠、靈動、神采飛揚的女孩，在張愛玲那些滿目瘡痍的小說進入我的視野之前，驚艷現身。然後才知道，這位炎櫻，又名獏夢，即吃夢的小獸，這是張愛玲為她取的名字，可見對她的愛。她姓摩希甸，父親是阿拉伯裔錫蘭人（今斯裏蘭卡），在上海開摩希甸珠寶店，《色·戒》裏描述的那個珠寶店，就是炎櫻父親的家業。她母親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國血統，她在香港大學與張愛玲同窗，在張愛玲的早年生活裏，炎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張愛玲的散文《氣短情長及其他》裏有她。

有一位小姐說：“我是這樣的脾氣。我喜歡孤獨的。”獏夢低聲加了一句：“孤獨地同一個男人在一起。”

獏夢說：“許多女人用方格子絨毯改制大衣，毯子質地厚重，又做得寬大，方肩膀，直線條，整個地就像一張床—簡直是請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點兒，但刻薄得機智又幽默。而在《雙聲》裏，她和張愛玲從俄羅斯與日本的民族文化，談到死去時要穿什麽樣的禮服，兩人靈感頻發，顯見得是無須多言卻又言之不盡的靈魂伴侶。張愛玲的《傳奇》再版時，炎櫻給她畫封面：“象（像）古綢緞上盤了深色雲頭，又象（像）黑壓壓湧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有的單獨象（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只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相互間的關系，也沒有什麽不可以。”“炎櫻只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願地象（像）描紅一樣地一筆一筆臨摹了一遍。”

“震懾”和“心甘情願”，都是用得很重的詞。

雖然她也寫到兩人吃蛋糕時各自付賬，且為乘三輪車的費用爭執不已，但那種薄嗔更像閨密之間“曬友情”，唇槍舌劍間透著沒拿對方當外人的親昵。

正因如此，張愛玲20世紀90年代創作、本世紀才問世的《小團圓》裏，關於炎櫻的文字是最讓我產生違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書，張愛玲一路寫下去，見佛滅佛，見魔滅魔，從父母到姑姑、弟弟，連她自己，一個都不放過。但別的人的陰暗面，在以前的文章裏尚有伏筆，唯獨炎櫻，她在小說裏稱為“比比”的這個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戰時差點兒被炸死，劫後餘生的盛九莉想：“告訴誰？難道還是韓媽？楚娣向來淡淡的，也不會當樁事。蕊秋她根本沒想起。比比反正永遠是快樂的，她死了也是一樣。”

對於好友的死也不會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樂到沒心沒肺的地步。但她同時又是高姿態的，姑姑對盛九莉說，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裝異服，她自己的衣服並不怪。盛九莉知道這是因為比比個子不高，又一直有發胖的趨勢，不適合做太時髦的裝扮，但比比才不會說這樣自我貶損的話，只是說盛九莉“蒼白退縮，需要引人註意”。像是好友之間的打趣，但說的人有幾分是真心，聽的人也明白她有幾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裏。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態的理由，她漂亮活潑，追求者甚眾，她對追求者很有一套，對於嚴肅的她會挑逗，對於熱絡的，她會特意莊重，像是錢鍾書在《圍城》裏說的，她握著一把男朋友在手裏玩。她從不誇別人漂亮，說起別的女孩她總是做倒了胃口狀，雖然因為個子矮、腿短，讓個高腿長的張愛玲碰到她的腿時很不適應，但她對盛九莉青裏泛紫的長腿也很反感，覺得像“死人肉”。

這個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現實，善於貨比三家，奉行失節事小吃虧事大，這使得她有時還有一絲絲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會不會掉色。

在《小團圓》中，炎櫻從快樂的吃夢的小獸，還原成了一個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們在鄰居家就能見到，張愛玲和炎櫻的各種芥蒂因此無遮攔地鋪展開來，寫《小團圓》時，張愛玲和炎櫻已疏於聯系。

1952年，張愛玲離開內地來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與炎櫻匯合，以為是赴美的快捷路徑，三個月後無功而返。但炎櫻在日本顯然過得不錯，張愛玲曾對她後來的知己鄺文美說：“無論誰把金錢看得重，或者被金錢沖昏了頭—即使不是自己的錢，只要經過自己的手就覺得很得意，如炎櫻在日本來信說‘憑著自己的蹩腳日文而做過幾billions（數以十億）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處在她的位置，我也會同她一式一樣—所以看見一兩個把金錢看得不太重的人，我總覺得詫異，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這話是不是在讚美鄺文美，但她口口聲聲能理解的同時，隱約亦有不以為然，拿自己打底，不過是給予更辛辣的諷刺。這也可以看出兩人主場的變換，早年在中國，炎櫻仰仗張愛玲得以結識蘇青、紀弦、池田篤紀等人，在給朋友的信裏，炎櫻描述張愛玲的風光，說：“你真不知道現在同愛玲一塊出去有多討厭……一群小女學生跟在後面唱著‘張愛玲！張愛玲！’大一點的女孩子回過頭來上下打量。”連外國人都上前求簽名。炎櫻因此也有了作家夢，並且當真試作了幾篇小文，張愛玲熱心地幫她翻譯成中文。

但隨著張愛玲遠離故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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