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希特離開美國之後，賴雅還擔任過他在美國的正式代理人。之後布萊希特聲名鵲起，一度邀請賴雅到歐洲發展。賴雅的字典裏大概沒有“虛邀”這兩個字，1950年左右，他興致勃勃地看望老朋友去了，到那兒才發現自己“很傻很天真”。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布萊希特已經學會淡漠地有距離地微笑，並將這種笑容運用到和賴雅的見面上。

賴雅很生氣，他是個直腸子的人，生起氣來就很直接，提前歸去，這時布萊希特才發現他對這位老朋友的了解不足，寫了幾封信想要挽回，但賴雅那邊音信全無。

盡管賴雅不想再與他發展友誼，卻仍然保持著對於朋友的忠誠，他提起布萊希特的文字仍然讚賞有加，還推薦張愛玲去看布萊希特的劇作《四川好人》。

也許讀者會質疑，他是否想借炒作布萊希特給自己臉上貼金？張愛玲的第一任丈夫胡蘭成幹起這種事是一把好手，都分手多少年了還“愛玲”“愛玲”地喊得讓人如聞其聲。但賴雅卻正好相反，他宣傳布萊希特的作品，卻並不四處張揚自己和他的友誼。張愛玲提到，有次“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萊·劉易斯家作客後，寫了一本書，（賴雅）讀後相當憤慨。平日他也會把辛克萊的事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但僅止於嘴皮上說說。我也不認為他有意將這些事寫成文章，可以說那就是一種朋友間的忠誠吧！”他對布萊希特就是這樣。

張愛玲對賴雅的形象也很推崇，說：他戴的扁帽則予人十分歐派的感覺。她曾聽過與他初會面的年輕人以及年長女士評論他的外形，言詞中饒富敬佩之意。

在這毫不諱言的公開讚賞之外，另一個細節也許更能透露他們的婚姻狀態。賴雅有次對張愛玲笑言，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你是我的填房，張愛玲立馬反擊，說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你還是我的接腳婿呢。這樣的玩笑，也許沒有“低到塵埃裏”那麽優美，不如“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那麽抒情，但它去除了後者的表演性，不再拿捏身段，還原成一對平實的夫妻，在對方面前百無禁忌。

當然，經濟壓力依然存在，賴雅一開始就坦言自己在改變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大概會無所作為，張愛玲在美國依然沒能打開市場，還得探回半個身子到母語世界裏討生活，靠給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掙錢，在美國花。

母親去世時留給她一只古董箱子，她和賴雅稱之為寶藏，他們把裏面的東西一件件取出來變賣，張愛玲總能以超出眾人期望的價錢賣出去，連賴雅也驚訝於她經商的天賦。

如果說一開始張愛玲更為主動，現在則賴雅愛她更多一點兒。這當然是因為他天性仁厚，和誰在一起久了，就會產生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張愛玲一旦放松下來，亦有她的一種可愛吧，倒不在於她的錦心繡口，而是一個尋常女子的溫情，又比尋常女子來得更為幹凈。

張愛玲善寫“如匪浣衣”式的悲哀—堆在盆邊的臟衣服的氣味，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用江南話叫“霧數”，她自己做人，則力避這“霧數”，朝爽潔可喜裏去做。然而，“洗手凈指甲，做鞋泥裏踏”，在灰撲撲的天地下，這種努力常常證明是徒勞，就算和親人之間，都有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芥蒂，像華美的袍上蠕蠕爬動的虱子。

好在親情沒的選，愛情有的選，愛情比親情更私人化，她立意在自己選擇的愛情裏，扮演理想中的自己。上次她的幹凈碰上了胡蘭成的油膩，她也並沒有完全灰心，這次，她仍然用那種東方式的賢淑、單純與赤誠去對待賴雅。她的付出獲得了回報，炎櫻說起賴雅對她的感情，說我從未見一個人如此癡愛另一人；賴雅的女兒說起父親對於繼母的感情，也不約而同地用了“癡愛”這個詞。

雖然，也有小小的摩擦，比如張愛玲怎麽也學不會把箱子裏的東西分門別類，賴雅的熱情偶爾也會給張愛玲帶來困擾，她嗔他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到了過分的地步。有次他的朋友帶了只山羊要給她看，他幽默地稱之為一個朋友要見她，張愛玲非常抵觸，最後他不得不煞風景地道出真相。還有，多少年前和繼母激烈對抗的張愛玲大概沒想到，她也會做人家的繼母，那個和張愛玲差不多大的“女兒”對於這位來自東方的繼母同樣有點兒找不著感覺，她們保持著面子上的客氣，內心並不互相認同。

但這些畢竟無關大局，張愛玲和賴雅的關系，已經是她感覺到的各種人際關系中，比較完美的一種，他的單純讓她能夠不設防地掏出自己的單純，他的癡愛讓她可以放松到放肆，他不可救藥的樂天精神讓貧窮也不再那麽難以忍耐，餘生似乎可以就這麽度過，用彼此的一點兒暖來慰老溫貧。

然而，張愛玲並不是一個有了愛情就可以滿足的女人，這又要說到她的偉大志向上去，來到美國好幾年了，她始終沒有打開市場，小說被頻頻退稿，她到處受到冷落。一天夜裏，她夢見自己並不認識的一位中國作家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心中惆悵萬分。醒來之後，她跟賴雅覆述這個夢，不由得潸然淚下，內心的隱痛被揭開，她從未甘心蜷縮於平凡生活的一隅。

6.臺灣臭蟲，命運的暗示？

1961年夏天，張愛玲開始籌劃一趟東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國的香港和臺灣。除了尋找更多的經濟渠道外，張愛玲還另有一偉大計劃，為創作以張學良為原型的小說《少帥》搜集素材，最好是能跟張學良本人見一面。

看得出，張愛玲想要放手一搏，旅費不菲，她甚至都沒有籌到返程的機票錢，就帶著大展身手的雄心和破釜沈舟的決心去了。

張愛玲不甘心眼下的灰暗，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沒有才華，她受到冷落的原因，應該是中西文化的隔閡。張愛玲選擇張學良為主人公原型，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因為這個人被美國人知曉，寫一個他們認識的中國人，他們總會有興趣一些吧？

對於張愛玲的“重利輕別離”，賴雅很難接受，心理感覺變成生理感覺，他渾身上下都感到刺痛。他寫信給麥道偉文藝營申請重返那裏，又寫信給女兒問能否把自己的東西運送到她那兒，給女兒的那封信，他特地給張愛玲過目，讓她感覺到自己的那份無助與酸楚，但張愛玲沈浸在對未來的想象中，顧不上照顧他的感覺。

這也許是賴雅衰弱的開始。之前，他雖同樣顛沛流離，貧困潦倒，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他不用求助於任何人。這一次不同了，他眼巴巴地企望張愛玲留下來，很可憐，很弱勢，卻沒有得到回應。

眼看著這個樂觀的、明朗的、曾經給過她安全感的男人倒下來，張愛玲有怎樣的感覺？抱歉？憐惜？感傷？—讓我老實說，是否還有一點點的嫌棄？她說過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現在，看到這個男人，在自己面前低下白發蒼蒼的頭，會不會像看到她最怕的軟體動物一樣，生出那種夾雜著驚惶、恐懼和不知所措的嫌惡？

沒有什麽可以阻擋她對理想的向往，1961年10月，張愛玲如期登上了前往臺北的飛機，對於賴雅的歉意淹沒在開拓未來的躊躇滿志中，她指望憑借《少帥》翻盤。然而這趟旅行一開始就不順，在臺北，她申請拜訪被蔣介石軟禁多年的張學良本人，這個幼稚的想法自然地碰了壁，好在張愛玲並不打算寫出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她的視線，主要停留在這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關系上，想象力可以填充未知的那部分，所以，據知情人透露，這部小說還是完了工，但不知什麽原因，至今未見天日。

接下來的日子比較輕松，張愛玲會見粉絲，游歷寶島，這時她在臺灣已為文學小圈子裏的人知曉，並擁有了一批忠實的擁躉。盡管作家們都聲稱自己喜歡安靜，但絕對的寂靜亦會令人惶恐，餘華曾不無調侃地說，電話可以不接，鈴聲不能不響，張愛玲大概也不能免俗。從時人所寫的印象記中看出，她的心情不錯，她給好友的信裏也說，至少臺灣之行的目的是達到了。

唯有一個小插曲值得玩味，張愛玲後來在“印象記”裏提到臺灣有臭蟲，這引起一路陪伴她的青年作家王禎和的不滿，他寫信向她抗議，張愛玲調侃地解釋了一句：臭蟲可能也是從祖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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