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的身段，她顯得舒緩從容多了。

想要讓對方不緊張，首先自己得不緊張，你的嚴肅矜持，讓對方也不得不嚴陣以待，雖然內中並無武器，但一來一往的試探，足以繃緊雙方的神經，誰都會覺得累。所以，適當的魯莽是受歡迎的，《水滸傳》裏的李逵、《三國演義》裏的張飛最得廣大讀者的厚愛。

1956年的3月，在異國他鄉，張愛玲與一個性情天真的男子面對面，周圍的景物很陌生，這一刻的光陰很恍惚，她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尋常女子，只用天性裏的單純與聰慧與他相對，而外面，大雪正在飄下來—史料上說，張愛玲認識賴雅沒幾天，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大地蒼茫，覆蓋所有的道路。沒有從前，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你在我眼前。

2.賴雅的華麗人生

這裏有必要給賴雅也來個大起底，他的全名叫甫德南·賴雅，父母是移居美國的德國人，他按照德國的生活習慣長大。嚴父慈母，保證了他有一個完美的童年，活潑的性情可以得到舒張，同時，父親絕不會讓他的童年時光白白放空。他的文學天賦被挖掘出來，在親友的生日或結婚宴上，人們總能看見那個幼小的孩子，站在大庭廣眾之下，聲音朗朗地即席賦詩。

十七歲，他進入賓州大學，修文學，二十歲以前，已經寫出不少詩，和至少一部名為《莎樂美》的詩劇。二十三歲，他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創作的劇本《青春欲舞》被前輩欣賞，兩年後，該劇在麥克道威爾戲劇節上上演—四十二年後，他和張愛玲在這裏相遇。

順利的人，習慣於朝前看，以為還會有更多的精彩等待自己去創造，賴雅的頭開得太順了，自然不會有張愛玲那種惶恐的自省。他的心靈世界如同江河上的朝日，健康充沛，才華時刻奔湧而出，甚至來不及化為文字，就在良朋宴飲間隨意地流失了。

中國有句古語，叫“日言百句，其氣自傷”，胸懷大志的人都懂得三緘其口，張愛玲也不無調侃地說過，她是一個作家，有什麽真知灼見也是要放在文章裏賣錢的，怎麽會輕易說給人聽。賴雅卻不管這一套，就像一個身家不凡的富翁，想不起來精打細算，他才氣過剩，不用縮手縮腳。

很多人看好他，資深前輩，名流大腕，都看好他，看著他神采飛揚的高談闊論，妙語如流星般閃爍不盡，旁觀者只剩下跟他一道熱血沸騰的份，怎麽可能懷疑他的前途。

然而，作為後來者，我們可以輕易地翻到最後一頁，看到賴雅的終極成就，不得不遺憾地說，他也許算一個出色的作家，卻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完美的童年及後來的一帆風順，像一柄雙刃劍，讓他元氣充沛，卻沒有得到淬火的機會，他的世界是偏明朗的，沒有陰影輔助，缺少了張愛玲那種參差對照的層次感。

他對什麽都興致勃勃，做什麽都容易成功，時刻處於被誘惑狀態，不會死守著一點。他的生命，就這樣被淹沒在一波接一波的華麗幻影中，絲毫沒有感到命運設計的惡作劇—它對他的厚愛並不見得全是好心。

從1931年到1942年，他在好萊塢做了十二年的編劇，幹得還不錯，不菲的報酬，讓他不但能夠豐衣足食，還能燈紅酒綠。

問題出現在1943年，這一年他不小心摔斷了腿，又輕度中風。他向來身體很好，看上去很強壯，但這樣的人，一旦出現問題，就是兵敗如山倒，在他遇到張愛玲之前，他還中過一次風。

好萊塢拋棄了他，就像一個魅惑但輕浮的女子，對誰也沒有長情。一代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總有新人脫穎而出，賴雅又非一線編劇—他就沒有做一線編劇的野心，十二年之後才過氣，已經很夠意思了。

賴雅的生活狀態開始走下坡路。他結過一次婚，妻子是一個活躍的女權主義者，兩人相處不來而離婚，現在他是孤家寡人。如果手中有錢，單身漢的生活也自有妙處，但賴雅雖掙到過很多錢，卻到手就花掉了，他沒有吃過沒錢的苦，真的視金錢如糞土，都說“汝狄在錢上好”，《小團圓》裏這樣說。他一向本著有錢大家花的宗旨，後來選擇了共產主義。

中年之後的賴雅，變得很弱勢，弱勢人生不覆有浮華遮蔽，視野能夠更清晰一些。賴雅回過頭，想要重新拾起小說，當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卷土重來時，卻忽略掉了一點，他，還能寫出好的小說嗎？

還是張愛玲看得真切，她對那個布萊希特的研究者這樣說：作為一名好萊塢的編劇，他知道該耍什麽公式、用哪些竅門，正是這些把戲破壞了他成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資質。“她認為他這個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過迷人），在於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寫作者（太過聰明以至於變得世故圓滑）；在於他缺乏一種固執，一種撐過冗長、嚴肅計劃的忍耐力。”用她的話來說，他少的正是“勇氣和毅力”。

張愛玲揭示了賴雅的問題所在。她的說法裏也透露了兩點，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裏是“迷人”的，盡管她懂得“迷人”背後的問題，但她的口氣，分明是愛而知其惡的。

3.兵荒馬亂中奔向一個人

胡蘭成曾說張愛玲取人，首先要看聰明不聰明，其實張愛玲對於溫度，亦有需求。當初剛映入她眼中的胡蘭成，未必顯得很聰明，只是他熱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語，朝聰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義，她著急貼近於那溫度，變成了一個自說自話的詮釋者。

也難怪，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都太冷了，她們喜歡清潔，冰清玉潔，冰和玉都是冷的。張愛玲也喜歡清潔，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沒有母親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的勁頭，對溫暖，有種向往。

她在關於蘇青的文章裏寫道：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裏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惆悵。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嗶哩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仆，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淒淒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裏去取暖，撲出一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麽冷過！遇到賴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樣的寒冷。1952年7月，張愛玲持一紙香港大學同意覆學證明從上海來到香港，她曾在這裏讀過三年書，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沈香屑—第一爐香》也是以這個城市為背景。但這次，她並不打算在這裏定居，左翼的壓力使她餘悸未消，香港離內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終極目標是去美國，離中國越遠越好。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間去了趟日本，炎櫻在那裏；另一方面，也是想從那兒尋求一條去美國的路。從她後來還是回到香港看，這願望落空了。

為了生計，張愛玲寫劇本，做翻譯，譯名著。她姑姑曾讚她連英文的物理化學課本拿過來都能看，幹這份工作自然不在話下。但張愛玲深惡痛絕，她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生，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她討厭歐文，說翻譯他的書，像是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談話，無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獨對海明威有好感。

雖然一時赴美無望，但張愛玲仍然時刻準備著，1953年她就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說《秧歌》在美國出版，得到評論界的極大讚賞，這應該給張愛玲註入了信心。同年，她終於得到赴美的機會：美國當時有個難民法令，允許少數學有所長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資格，日後也可成為美國公民。

她來到紐約，那時紐約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還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來了，夢想著在這裏實現少年時的夢想：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

然而現實離她更近，因為經濟原因，她搬進了救世軍辦的帶有慈善性質的女子宿舍。服務員是街上無家可歸的酒鬼，鄰居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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