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

因為對老男人的愛，大多是主題先行，缺乏安全感，父愛饑渴，等把這段試完，才能像普通女孩那樣，去很單純地來一段“初戀”，僅僅因為對方的可愛而去愛。只可惜到那個時候，未必就能為“初戀”所接受。

但這對於兩人，都未見得不是件好事。若張愛玲真的跟桑弧在一起，她就沒法兒那麽利索地離開上海，而桑弧也必然受她連累，不可能再有創作《祝福》《天仙配》《梁山伯與祝英臺》以及我小時候看過的《郵緣》等多部電影的機會。當然，有的人愛情至上不在乎，可桑弧，卻是非常重視這方面的成就的。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用心揣摩時代精神，“如饑似渴地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烈擁護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並將這些理論應用到工作中，拍了一部電影《太平春》，“揭露美帝國主義轟炸我國沿海城市、殘殺同胞的罪行，為推銷我國政府發行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做宣傳的”，他自己也承認圖解政治，放映後有人在報紙上提出嚴厲的批評。

他後來不再拍這類電影，更註意在影片中表現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但也經常接受上面布置的重大任務，比如將魯迅的小說《祝福》改編成電影，這部電影獲得了一些國際大獎，幫他奠定了在電影界的聲名。

他成了上海電影界的重要人物，與茅盾、夏衍等人過從甚密，陪周恩來出訪緬甸。他為人極好，謙虛和善，可以想象，很多時候，他白發蒼蒼地坐在主席臺上，下面那些小資女作家只當他是個老前輩，有誰知道，這個看上去隨和平常的老人，曾經為張愛玲所深愛？他和張愛玲，一個在中國，謹慎亦艱辛地活著，一個在美國，選了恣意卻也艱辛的人生。

在《回顧我的從影道路》一文中，他淡淡地說某部電影是張愛玲做的編劇，卻在文末特別表達了對妻子的感謝，說：“我們於1941年結婚，這四十多年以來，我的創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幫助。特別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於受殘酷迫害致死，或由於不堪忍受淩辱而自尋短見。當時我身處‘牛棚’情緒十分壓抑。但我的愛人始終勸慰我，她要我正確對待逆境，對未來要有信心。這才使我度過了那難熬的十年歲月。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給予我的鼓勵和愛心。”

和《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尾完全不同，桑弧滿意他理性的選擇，他當情人不夠癡纏投入，當丈夫卻能從一而終。和張愛玲的愛情，於他，也許就像一場遇仙記，美好，神奇，但極不真實，一回頭，樓臺亭閣俱已化作空無。他回到人間，安心地過他腳踏實地的生活，只是不知道是否會有些夜晚，想起往昔，亦覺惆悵舊歡如夢？

和他近乎刻意的守口如瓶不同，張愛玲之後再提起他口氣自然。

1978年4月，她寫給宋淇的信裏說：“寫《半生緣》的時候，桑弧就說我現在寫得淡得使人沒有印象。”

給鄺文美的信裏亦曾說：“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如炎櫻和桑弧等對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當時也沒有苛求），我已經滿足。”

她跟桑弧確實不是靈魂上的知交。《小團圓》裏她寫道，燕山將盛九莉的小說改成電影，改得非常牽強，九莉無法面對，逃出影院，正碰上燕山，他著急地說：“沒怎樣糟蹋你的東西呀！”張愛玲特意寫這麽一筆，似乎說明，起碼第一次合作時，她對桑弧的導演風格並不怎麽接受。

但這些一點兒也不重要，在愛情裏，懂得真的不是特別重要的事，心情好的時候，誰與誰都能懂得，還是那句話：沒有對的人，只有對的時間和地點，時間地點對了，人也就對了。

她和桑弧，彼此都算不上對的人，但他們在一個對的時間遇上了，所有就都對了。她說：“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

幸虧有他，有他那一程陪伴，即使不能陪伴到最後，也無須多麽可惜。彼此天各一方，是命運給他們的水晶瓶，讓他們，可以坦然安置自己的愛情，讓她，在別後經年的回憶裏，還能栩栩如生地描述他們在一起的辰光。“我們曾相愛，想到就心酸。”心酸的是那種眼睜睜的感覺，沒有背叛，談不上辜負，從一開始就微笑著眼睜睜地看你離開，不做任何挽留。但若還能心酸，也很好，這證明，我們曾經真的相愛。

NO 04 賴雅：愛又如何

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風雪襲擊了這一地區，大地蒼茫，覆蓋所有的路徑，沒有從前，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你在我眼前。她說，當他跟我住在紐約時，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變成活生生的。

1.遇見，在人群中

1956年的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直到3月依舊很冷，有時甚至能達到零下三十四攝氏度，而處於新罕布什爾群山包圍中的麥道偉文藝營，更是寒意侵骨。

下午4點之前，文藝家們各自待在自己的工作室，寫作、繪畫，或者雕塑，等等，這個由著名作曲家愛德華·麥道偉的遺孀麥道偉夫人創辦的文藝營地，為他們提供住宿及簡單的餐點等，午餐籃子就放在工作室的入口處，4點之後文藝家們才能到大廳裏集會。

大廳位於一座別墅式的建築之中，屋外是大片的草坪，4點之後，人聲噪噪，文藝家可以手持一杯雞尾酒，與自己感興趣的鄰居交談，張愛玲與賴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遇見的。

我不知道張愛玲哪天來到麥道偉文藝營的，史料上只說她在3月2日得到通知，她來文藝營居住的申請被通過。3月中旬，她結清在紐約那個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的費用，火車汽車出租車輾轉七八個小時，來到文藝營。這個中旬，想來應該在10到12號之間，因為，13號她就遇見了賴雅。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這是張愛玲那篇《愛》的結尾，寫這文章，是在她二十幾歲的年紀，在上海。如今她已經三十六歲，大概已無心於那樣的遇見。和賴雅的第一次見面平淡至極，在文藝營的大廳裏，在晃動的人影與聲音中，初來乍到的中國女作家和年過花甲的美國老作家友善地打了個招呼。

他們到第二天才有機會交談。賴雅大致知道她從香港來美國不過半年，此前住在紐約。賴雅對張愛玲印象很好，覺得她既莊重大方，又和藹可親。這個印象跟張愛玲留給讀者的不同，跟胡蘭成第一次見到的她也不同，難道生活教會了張愛玲不再那麽清高？似乎也不是，她過去的緊張木訥很大程度上不是倨傲，而是不知所措。

我想張愛玲的放松，應該是來自賴雅的放松，他對她一無所知，就是一個尋常女子，剛剛結識的同行。他按照自己熱忱友善的天性，問她一些親切的問題，如同火車上的陌生男女，萍水相逢，彼此都沒有背景，本初的性情凸顯出來，她跟他的那些話，也就像絲綿蘸著胭脂，滲到了心裏。

很多年後，張愛玲已經開始了離群索居的生涯，哪怕最信任的朋友也是通過電話信件聯絡，拒絕見面，卻很奇怪地會見了一個名叫詹姆士·萊昂的美國人，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研究者，他對張愛玲的文壇聲名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布萊希特的朋友賴雅的第二任妻子，便與她聯系，想要訪問她。

張愛玲答應了，當詹姆士如約前來按響門鈴時，卻無人應答。假如詹姆士對於張愛玲日常做派有所了解，一定會生出顧慮而卻步，但那會兒他完全沒想那麽多，只以為不湊巧，想通過各種方式找到她，完成訪問。

這種莽撞成全了他，他不但找到了張愛玲，還看到了她最為放松的狀態，她對這個美國人敞開心扉。事後，還跟他通過好幾封坦誠的信。詹姆士對她的印象是談吐嫻雅，怡然自若，熱忱又令人舒坦，絲毫不覺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與人接觸的想法。

張愛玲的放松也是來自詹姆士的放松，詹姆士把她當成平常人，她便沒有盛名之下的矜持、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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