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是耶非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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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到回歸權力，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4頁。
只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只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①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咨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歷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麽。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②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麽政治家……③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6頁。
②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③ 《答湖南記者問》，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32—34頁。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面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制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裏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歷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面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臺之間游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麽簡單。他畢竟是個覆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金庸極力在京、港、臺之間保持平衡，他多次對《明報》記者李廣榮等人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內地人、臺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他身上的大中國情結，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血與火的洗禮，又在1949年後定居海外的人很難體會的，他們對國家統一的向往，對國家強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對他們早年人生的動蕩和飄零海外的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們很難準確把握他們的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國將與緬甸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中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對緬甸過分讓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屬於中國的疆土卻一寸也不能退讓。”中國與印度、越南發生戰爭，他都是站在中國一邊，肯定、欣賞北京的方略進退，並不斷發表預測性的評論。1962年10月，中國與印度在邊境發生武裝沖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領土進行“不顧原則的挑戰”，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動”，10月2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美國聲明，是非顛倒》，予以駁斥。
在釣魚島事件中，《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是勁旅。金庸的中國立場極為清楚，《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評傳遞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評《保衛主權，不可節外生枝》中說：“參加保衛釣魚島，不必附有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任何條件的附加，都會引起爭執，削弱了力量。”對於這個立場，他一直很自豪。
中、蘇交惡，金庸一直稱頌毛澤東和中國的立場。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評《這次要讚一讚中共》中說：“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這北方之熊，那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澤東去世》社評中說：“他對於中國國家人民的功過，則依各人的政治立場而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勞，全國人民都必須承認，那是他領導中國，堅強不屈地抗禦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鬥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
金庸一直主張兩岸統一，反對臺獨，反對“兩個中國”。1964年1月23日法國與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個月中並沒有與臺北斷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連發表《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法國“陽謀”，天下共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社評。
即使在20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報》社評中猛烈抨擊“跋扈”的林彪、“算老幾”的江青之時，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肯定、讚美和同情，只是當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當成了對立面。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義的本意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有誠意的，只是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滲入了雜質而已。”
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內地，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細讀他返港後發表的談話，會感到他對鄧小平和內地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歸屬感，他坦承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都是真心話。①有人說：
數十年來，讀他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並不一樣。
①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而按他的解釋，又或可用另一個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讀他的報章如在一日之間仰觀天日，可見日頭於晨在東，於午居中，於暮而又西墜，而未知轉動的是觀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陽本身。理想與宗旨，應是畢生追求的精神太陽，永為光與熱之所寄的恒星。望月與觀日的兩派理論，各有所據，最後的公論，大概要交給歷史去仲裁。①
金庸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其實，他對內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脈絡可尋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報》社評一直沒有引起註意：
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我們熱切盼望中國沿著這條道路……
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國情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選擇，同時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他認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②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並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持……”③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比較金庸與張愛玲、高陽，同樣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舊中國的窠臼，得益於香港的獨特條件，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電影娛樂結會，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①其實金庸同樣受到這個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國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讀過大量外文書，並翻譯過羅素等人的著作，有機會接觸先進文明，但他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懷”。“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有優異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於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明報》的治理並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一語洞見：
①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12頁。
② 《最最偉大的三結合》，《明報》1973年4月22日。
③ 牧夫《渣甸山的黃昏——查良鏞的權力、事業和家庭》，《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金庸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舊貴族家庭。他們都具有深遠的家世感，從而從遺傳密碼和貴族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於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同時“破落”又使他們降入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領略到了民間情感生活的深廣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記者在杭州采訪金庸時說：“你晚年經常出席各種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有評論說是‘翩然一只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對此他並不在意。“呵呵，說我和高層的人還是有很多交往，是吧？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是說，隱士你隱在哪裏？終南山。為什麽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還是想跟大官交往。”③
金庸是香港的產兒，更是20世紀中國大變動時代的產物。如果離開了這個劇烈顛簸、大起大落、至今還在轉型當中的時代環境，我們無法接近他的內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選擇。金庸是個典型的中國人，他之所以受到那麽多華人的喜歡，不是無緣無故的。他活得很真實，他的覆雜也是其內心真實的呈現。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經歷極覆雜，不願與人分享內心，“寫自己的事情，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本書就是假的”。④
① 《明報月刊》2010年10月號，32—33頁。
② 《金庸小說的情感系統》，《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195頁。
③ 《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期，29頁。
④ 《時代周報》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與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頭，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陳平原如此論述：
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裏，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註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松弛時思考的自由度。①
這裏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亂世經歷，他的人生體驗和思考。他說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間的人生真實”。他有人道的關懷、俠義的倡導，通過郭靖等人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某種意義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變化曲折，寫出了人性的覆雜與豐富，他一貫認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惡，表面上壞的卻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價值主要是儒家式的，盡管對道家、佛教的觀點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記》最後回歸了“忠君愛國”的立場，著意刻畫康熙這個聖君明主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韋小寶僅僅是個插科打諢的陪襯而已。這是儒家歷千年不衰的理想，從郭靖與襄陽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8、261頁。
雖然金庸自稱“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最羨慕他們功成身退，他筆下的主角從陳家洛、袁承志、楊過、張無忌到令狐沖幾乎都在大吵大鬧之後悄然歸隱，連韋小寶也是如此。但對他而言，出世是虛，入世為實，入世才是真的。與列夫·托爾斯泰這樣具有深沈博大、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的精神巨人不一樣，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屬於紅塵，而不屬於天國，他的神話只是在商業社會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證。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創刊的《資本》雜志將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單中唯一的作家（報人中，胡仙及《成報》《東方日報》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資本》雜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處商業社會，人對金錢的欲望幾乎壓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農業文明時代的範蠡也是帶著西施棄政從商，變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後退出江湖，飄然而去，道家式的歸隱向來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更何況現代社會早已沒有可以耕種的桃花源，可以垂釣的富春江。對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膚之痛早已遠去，佛經至多能成為茶餘飯後的靈魂慰藉。少年時代顛沛流離，飽經動蕩與憂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選擇，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與北京三聯書店合作十年以後提出的三個續約條件，無非為了一個“錢”字。表面的佛、道、隱等出世的話語，掩蓋不住骨子裏對現實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發表《我是“善霸”我怕誰》一文，對金庸提出質疑：
1979年我覆出後……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臺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麽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麽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他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麽？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偽善”。
其實，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麽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麽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財產、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誠。
他對佛教的信仰並沒有超越塵世的網羅，他無所逃於所處的這個特定時空，無所逃於這塊天地之間。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哀，對一個個體生命來說，他已攀上成功的巔峰，財富和名聲、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透過維多利亞港灣湛藍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陽依然那樣耀眼，但那並不是真實的夕陽，那是與大千世界的悲苦、與億萬男女的歡樂與哀愁無關的夕陽。
儒與道，俠與隱，佛家也好，塵世也好，茫茫人海，無可退隱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個夢，所以，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與出世之間，他努力尋求平衡，尋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內心深處也許常常無所適從，這是人類普遍面臨的問題，不獨他一個人如此。
20世紀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僅被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還被改編成“武俠話劇”。盧景文執導的《喬峰》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劇終時，臺上演員介紹，金庸先生也在這裏。“觀眾熱烈鼓掌，長達一分鐘之久，我開心得好像飄在雲霧一樣。”②
這是金庸真實的一面。掌聲之後，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這一切同樣真實。有人說他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鹿鼎記》，都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他回答，“惘然”其實《天龍八部》裏也有。
① 轉引自楊莉歌《金庸傳說》，308頁。
② 金庸《深摯熱烈的演出》，轉引自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頁。
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麽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①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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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與他的兩位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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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4頁。
只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只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①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咨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歷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麽。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②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麽政治家……③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6頁。
②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③ 《答湖南記者問》，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32—34頁。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面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制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裏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歷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面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臺之間游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麽簡單。他畢竟是個覆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金庸極力在京、港、臺之間保持平衡，他多次對《明報》記者李廣榮等人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內地人、臺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他身上的大中國情結，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血與火的洗禮，又在1949年後定居海外的人很難體會的，他們對國家統一的向往，對國家強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對他們早年人生的動蕩和飄零海外的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們很難準確把握他們的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國將與緬甸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中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對緬甸過分讓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屬於中國的疆土卻一寸也不能退讓。”中國與印度、越南發生戰爭，他都是站在中國一邊，肯定、欣賞北京的方略進退，並不斷發表預測性的評論。1962年10月，中國與印度在邊境發生武裝沖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領土進行“不顧原則的挑戰”，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動”，10月2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美國聲明，是非顛倒》，予以駁斥。
在釣魚島事件中，《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是勁旅。金庸的中國立場極為清楚，《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評傳遞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評《保衛主權，不可節外生枝》中說：“參加保衛釣魚島，不必附有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任何條件的附加，都會引起爭執，削弱了力量。”對於這個立場，他一直很自豪。
中、蘇交惡，金庸一直稱頌毛澤東和中國的立場。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評《這次要讚一讚中共》中說：“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這北方之熊，那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澤東去世》社評中說：“他對於中國國家人民的功過，則依各人的政治立場而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勞，全國人民都必須承認，那是他領導中國，堅強不屈地抗禦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鬥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
金庸一直主張兩岸統一，反對臺獨，反對“兩個中國”。1964年1月23日法國與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個月中並沒有與臺北斷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連發表《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法國“陽謀”，天下共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社評。
即使在20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報》社評中猛烈抨擊“跋扈”的林彪、“算老幾”的江青之時，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肯定、讚美和同情，只是當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當成了對立面。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義的本意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有誠意的，只是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滲入了雜質而已。”
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內地，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細讀他返港後發表的談話，會感到他對鄧小平和內地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歸屬感，他坦承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都是真心話。①有人說：
數十年來，讀他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並不一樣。
①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而按他的解釋，又或可用另一個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讀他的報章如在一日之間仰觀天日，可見日頭於晨在東，於午居中，於暮而又西墜，而未知轉動的是觀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陽本身。理想與宗旨，應是畢生追求的精神太陽，永為光與熱之所寄的恒星。望月與觀日的兩派理論，各有所據，最後的公論，大概要交給歷史去仲裁。①
金庸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其實，他對內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脈絡可尋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報》社評一直沒有引起註意：
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我們熱切盼望中國沿著這條道路……
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國情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選擇，同時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他認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②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並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持……”③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比較金庸與張愛玲、高陽，同樣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舊中國的窠臼，得益於香港的獨特條件，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電影娛樂結會，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①其實金庸同樣受到這個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國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讀過大量外文書，並翻譯過羅素等人的著作，有機會接觸先進文明，但他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懷”。“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有優異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於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明報》的治理並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一語洞見：
①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12頁。
② 《最最偉大的三結合》，《明報》1973年4月22日。
③ 牧夫《渣甸山的黃昏——查良鏞的權力、事業和家庭》，《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金庸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舊貴族家庭。他們都具有深遠的家世感，從而從遺傳密碼和貴族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於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同時“破落”又使他們降入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領略到了民間情感生活的深廣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記者在杭州采訪金庸時說：“你晚年經常出席各種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有評論說是‘翩然一只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對此他並不在意。“呵呵，說我和高層的人還是有很多交往，是吧？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是說，隱士你隱在哪裏？終南山。為什麽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還是想跟大官交往。”③
金庸是香港的產兒，更是20世紀中國大變動時代的產物。如果離開了這個劇烈顛簸、大起大落、至今還在轉型當中的時代環境，我們無法接近他的內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選擇。金庸是個典型的中國人，他之所以受到那麽多華人的喜歡，不是無緣無故的。他活得很真實，他的覆雜也是其內心真實的呈現。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經歷極覆雜，不願與人分享內心，“寫自己的事情，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本書就是假的”。④
① 《明報月刊》2010年10月號，32—33頁。
② 《金庸小說的情感系統》，《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195頁。
③ 《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期，29頁。
④ 《時代周報》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與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頭，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陳平原如此論述：
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裏，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註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松弛時思考的自由度。①
這裏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亂世經歷，他的人生體驗和思考。他說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間的人生真實”。他有人道的關懷、俠義的倡導，通過郭靖等人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某種意義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變化曲折，寫出了人性的覆雜與豐富，他一貫認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惡，表面上壞的卻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價值主要是儒家式的，盡管對道家、佛教的觀點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記》最後回歸了“忠君愛國”的立場，著意刻畫康熙這個聖君明主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韋小寶僅僅是個插科打諢的陪襯而已。這是儒家歷千年不衰的理想，從郭靖與襄陽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8、261頁。
雖然金庸自稱“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最羨慕他們功成身退，他筆下的主角從陳家洛、袁承志、楊過、張無忌到令狐沖幾乎都在大吵大鬧之後悄然歸隱，連韋小寶也是如此。但對他而言，出世是虛，入世為實，入世才是真的。與列夫·托爾斯泰這樣具有深沈博大、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的精神巨人不一樣，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屬於紅塵，而不屬於天國，他的神話只是在商業社會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證。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創刊的《資本》雜志將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單中唯一的作家（報人中，胡仙及《成報》《東方日報》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資本》雜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處商業社會，人對金錢的欲望幾乎壓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農業文明時代的範蠡也是帶著西施棄政從商，變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後退出江湖，飄然而去，道家式的歸隱向來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更何況現代社會早已沒有可以耕種的桃花源，可以垂釣的富春江。對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膚之痛早已遠去，佛經至多能成為茶餘飯後的靈魂慰藉。少年時代顛沛流離，飽經動蕩與憂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選擇，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與北京三聯書店合作十年以後提出的三個續約條件，無非為了一個“錢”字。表面的佛、道、隱等出世的話語，掩蓋不住骨子裏對現實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發表《我是“善霸”我怕誰》一文，對金庸提出質疑：
1979年我覆出後……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臺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麽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麽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他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麽？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偽善”。
其實，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麽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麽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財產、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誠。
他對佛教的信仰並沒有超越塵世的網羅，他無所逃於所處的這個特定時空，無所逃於這塊天地之間。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哀，對一個個體生命來說，他已攀上成功的巔峰，財富和名聲、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透過維多利亞港灣湛藍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陽依然那樣耀眼，但那並不是真實的夕陽，那是與大千世界的悲苦、與億萬男女的歡樂與哀愁無關的夕陽。
儒與道，俠與隱，佛家也好，塵世也好，茫茫人海，無可退隱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個夢，所以，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與出世之間，他努力尋求平衡，尋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內心深處也許常常無所適從，這是人類普遍面臨的問題，不獨他一個人如此。
20世紀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僅被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還被改編成“武俠話劇”。盧景文執導的《喬峰》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劇終時，臺上演員介紹，金庸先生也在這裏。“觀眾熱烈鼓掌，長達一分鐘之久，我開心得好像飄在雲霧一樣。”②
這是金庸真實的一面。掌聲之後，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這一切同樣真實。有人說他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鹿鼎記》，都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他回答，“惘然”其實《天龍八部》裏也有。
① 轉引自楊莉歌《金庸傳說》，308頁。
② 金庸《深摯熱烈的演出》，轉引自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頁。
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麽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①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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