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陜西這塊土地後，吃飯、坐車、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錢，堅持不收我們任何的費用”。因為他的堅持，主辦方陜西電視臺取消了此次“華山論劍”的冠名權。

① 成崗《與金庸華山論劍》，《華西都市報》2003年10月30日。

金庸“華山論劍”之前舉辦了一場“碑林談藝”，司馬南說，“沒有聽到真正的交流，而是聽到了一片阿諛之聲。會上充滿客套話和頌歌，沒有人提出真正的問題和批評，也沒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說：“還有研討會，我希望聽到賈平凹他們批評我的話，結果滿場都是好話，聽著是很開心，但意義就失去了。”其實，對他的武俠小說持尖銳批評意見的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卻又被拒之門外，當然也分到了一筆不須出場的“出場費”。為什麽臨時改變主意？據說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見出現”。王彬彬是主辦方主動請來的，到底是誰“不希望有不同意見”？①

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興中學，向張印通的塑像獻花，題詞：“江南人文薈萃地，千秋英才從此來。”當晚，嘉興市長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樓為他祝壽，專門給他做了一件紫紅色的中裝，一進門就脫下西裝換上。然後有男孩女孩唱越劇選段《天上掉下個林妹妹》，請他為醉仙樓和還沒有造的鐵槍廟題寫匾額，還請他吃菱，當地人說南湖已不種菱，不知是從哪裏來的。11月23日，嘉興學院金庸研究所請金庸寫一副門聯，他不用他們擬好的內容，另外寫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載，興學培才二萬人。②

詩人流沙河說，七字聯內竟有五字平仄對不齊，詞義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類似總結報告：九十年內畢業學生二萬，“太淺白，太枯燥，一副拙聯”。③

2005年1月，有記者在杭州問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隱士。為什麽現在還是願意頻繁出席各種活動？”他回答：“一個人退隱的話，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裏，一個人看看書。”“我不是隱士，也沒有忘記外面的世界。”④

① 董健《善作秀者必虛偽——說金庸“華山論劍”》，《現代快報》2003年11月10日。

② 範笑我《笑我販書續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6、288頁。

③ 流沙河《小挑金庸》，《流沙河近作》，142頁。

④ 《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期，29頁。

五、劍橋讀博

從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專業的博士生，並向媒體亮出了獨特的收徒標準：要對歷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兩種以上的外語，最好還會一點拉丁文或希臘文。2003年後，他招收過四名博士生。自那時以來，他的博導資格、博士生培養一直是媒體的話題，對他晚年構成了巨大的壓力。雖然也有嚴家炎、孔慶東、徐岱等人為他辯解——他們大多數是金庸小說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為外界所動，但這畢竟刺痛了他內心最脆弱的那個地方。他多次講到在東吳大學念書，恰逢內戰，學校提早放假，沒有拿到畢業證書。這是他一生的缺憾，當他攀到人生的頂峰，越是沒有得到過的，他就越想滿足，尋求圓滿。

金庸對外界的批評特別在意，“我姓查，筆名金庸，要自己把握這個‘查’字，多用功讀書，化去這個‘庸’字”。“王朔先生說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寫通俗小說，‘俗’是免不了的，對他的說話我並不在乎——有人公開批評我學問不好，我就相當重視了。不是說不開心，學問不好是事實，人家說的是事實。”①

2004年金庸就給浙大校長寫信要求辭職，被挽留。2005年1月，他當面向浙大提出辭職，再受挽留，說要到換屆時再考慮。記者問：“不換屆的話，這一屆你還是院長嗎？”他不無懊惱地說：“是的，我沒死掉，他們就當我是院長。”②

當年，劍橋大學要給他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理事會中有人反對，說他支持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違背英國利益。展開辯論時，支持者認為，他是中國人，支持中國收回失土是愛國行為，劍橋不能反對任何人合理的愛國行為；中英租借新界條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這是任何文明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行為；劍橋講理性、講守信，不能反對信守條約的行為；劍橋註重學術獨立自由，文學博士是學術性的，不是政治性的。③

① 田家明《劍橋觀禮記》，《明報月刊》2005年10月號。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16頁。

③ 田家明《劍橋觀禮記》，《明報月刊》2005年9月號。

6月22日，金庸獲授劍橋大學榮譽博士，隨即提出申請，請求到該校攻讀博士學位。劍橋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榮譽博士。他的申請差不多花了三個月，費了一點周折才得通過。他已80多歲高齡，名滿海內外，卻執意要去劍橋拿一個博士學位。他說：“求學，並非為了學位，而是感到自己學問不夠。”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會大學說：“我最喜歡大學生活，我快80歲了，最大願望還是到大學去做學生，從一年級念起。”①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學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與他同班的有中國學生，也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學生。他每周上兩次課，一次兩個鐘頭，從不缺課。剛去劍橋時他租房住，後來花30多萬英鎊在劍河旁買了房子，“那裏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買的小房子，現在已經漲了5萬多英鎊。等我讀完博士，可以賺一筆小錢”。他笑得很開心。

金庸沒有帶車，也沒有在劍橋買車。到了劍橋他很想騎單車上學，但太太不讓他騎，怕他年紀大了出安全問題。他只好打的去上學，“坐的士就很貴，差不多一百塊港幣一次……”導師很照顧他，有時騎著單車到他的住處來上課。②

金庸的唐代史導師麥大維（DavidMcMullen）教授是道地的“中國通”，不僅普通話說得好，還精通中國的歷史、文學和古漢語。金庸最初提出的選題有武則天、狄仁傑、匈奴與匈牙利人、中國與羅馬帝國之滅亡等，麥大維都沒有同意，最後提出唐朝皇位繼承制度與唐朝衰亡的關系，麥大維認為可以考慮，學位委員會也通過了。

2006年，金庸完成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從2007年起修讀歷史學博士。這年11月25日，他終於卸下“浙大人文學院院長”的頭銜，但浙大還是要他擔任名譽院長，當晚頒發了聘書。

金庸真正在劍橋讀書的時間差不多兩年。他總是說：“我覺得學問不夠，也是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的一個缺陷。”所以，80多歲了他還要去拿學位，彌補這個缺陷。2009年，他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隨後成為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早在1998年，鄧友梅、陳祖芬就要介紹他進作協，他沒答應。

① 《快樂的君子——王蒙，金庸與香港大學生暢論人生》，《明報月刊》2004年1月號。

② 《時代周報》2009年1月12日。

2010年9月，金庸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透過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繼位制度以及宮廷的權力鬥爭。唐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發生，唐玄宗派了兒子榮王平亂，後來戰死，正史未提死因。他分析太子把弟弟榮王殺了。他說自己找了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而且他（太子）占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他認為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發動的武裝政變。唐代皇位繼承他早有留意，1969年4月25日的社評《自來帝皇，不喜太子》提及，“唐太宗英明無比，可是也不喜歡太子承乾，於是太子糾合大將侯君集等造反，事敗被廢”。又提及當年玄武門之變，唐高祖不得不立李世民為太子。

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院長杜柏琛（ChristopherDobson）親飛香港，給他頒發學位證書。當夜身穿長袍的杜柏琛以拉丁文宣布他成為榮譽院士和文學博士，接下來用英語說，劍橋從不在海外頒博士學位，這次是破例。①

當金庸要去劍橋讀博時，老朋友羅孚曾說：“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學不倦，這實在使人敬佩。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②此時，他已87歲，羅孚則已離世。

金庸曾是億萬男女的偶像，海峽兩岸的座上客，以其武俠小說和《明報》社評征服了華人世界無數凡夫俗子的心。多年來，他的龐大身影覆蓋了海峽兩岸、蕓蕓眾生。一個冬日的下午，陽光照在香港北角渣華道嘉華國際中心他的辦公室。窗外，維多利亞灣湛藍的海水，一如半個多世紀前他初來香港的日子。那一刻，在記者眼中——

他是一個溫和而細致的人，儀容整潔，戴著金絲邊眼鏡，風度和藹。拍照時，他微微有些羞澀和緊張，手裏拿著一張從雜志上取下來的塑料封套，卷成細長的棍，不停地玩弄。……看到他略帶靦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舉止，在這數百平米環繞書架和海景的大辦公室內，格外顯得孤單。③

① 陶傑《見證金庸獲劍橋博士》，《明報月刊》2010年10月號，32—33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序言。

③ 2006年2月6日《富豪排行榜——揭秘中外富豪創富歷程與奢華生活》，

滾滾紅塵，轉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後世，自有公論。無論多麽輝煌，多麽耀眼，天亮了，星星終將隱去，千千萬萬平凡的生靈，又將開始一天新的生活，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故事終要落幕。2003年7月，金庸在央視《新聞夜話》中說，他的墓碑上將會寫著：

這裏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結束語 “金庸神話”

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問世，金庸的武俠小說先在香港、東南亞等地，然後在海峽兩岸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長盛不衰，創造了一個奇跡。香港紅學家林以亮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不完全統計，金庸的讀者超過一億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暢銷榜榜首。1996年，臺灣遠流出版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單是臺灣從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發行了四百七十萬冊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盜印本及以後的遠景版，發行量有上千萬冊。金庸早前自稱，他每年從港、臺得到的版稅（包括電影、電視）為1000萬元左右，但一直沒有收到內地的版稅，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應李瑞環的要求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收到過一筆約10萬元人民幣的版稅。這是正式簽約給北京三聯書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筆版稅。①

① 彥火《漫談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333頁。

“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①

金庸的作品還被譯成各種文字。據首爾信永出版社統計，韓國有十二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東南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說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版本，以後又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簡體字本。日本最具規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間書店，準備出齊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譯本《雪山飛狐》以來，《鹿鼎記》《連城訣》《俠客行》《射雕英雄傳》等英譯本已陸續問世。②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出版，臺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在《明報》刊出《等待大師》廣告，征集“金學”研究稿件，隨後一套23冊的“金學研究叢書”陸續問世，以武俠小說而成為“金學”，這在中國尚無先例。三十多年過去了，“金學”儼然已成顯學，在香港有倪匡，在臺灣有林保淳，在內地有陳墨等“金學家”，出版了大量“金學”著作。各地的“金學”研究會、“金庸學術研究會”、“金庸書友會”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學府都舉辦過金庸作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個神話。

以“潛規則”解讀中國歷史的吳思寫過《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麽夢》，或許有助於破解“金庸神話”。在一個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裏，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筆下的大俠所具有的傷害能力，只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大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俠夢，實質上就是中國男人改良了的皇帝夢。

① 張五常《我也看金庸》，《學術上的老人與海》，63—64頁。

② 彥火《漫談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333—337頁。

為什麽武俠幻想在中國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們的夢想之外，社會氣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適宜。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裏，平民不過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來出氣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蕓蕓眾生，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①

武俠小說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

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跡。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麽，“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①

① 《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歷，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歷，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於“文革”。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註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鬥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鬥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 柳蘇《話說金庸》，柳蘇編《香港的人和事》，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頁。

②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396頁。

一、俗與雅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欲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願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①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游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

① 張五常《我也看金庸》，《學術上的老人與海》，64頁。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①

娛樂品當然是一種通俗文化，具有商業化的特征。臺灣作家柏楊說：“幾乎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都只為錢而寫，只金庸先生別有懷抱，他運用熟練的歷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和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了愛心和不平，對那些貪官酷吏賣國賊，則痛恨入骨。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民族大義澎湃如潮。”②這只是柏楊的解讀，並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盡管他細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鬥場面，想象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殺人武功，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反暴力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創作之時，他並沒有著意於“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或許那只是不經意的流露。而有了這些，他的“娛樂品”就不是簡單的娛樂了。不同的人從中可以讀出不同的內涵。

金庸的小說並不因其通俗性、娛樂性就失去自身的價值。“金庸不是說教，不是以批評判斷為目標，他是勾畫了千千百百個不同的人物，以他們表現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觀，供讀者參考、感嘆、娛樂。”③當浮華散盡，光環隱去，文學裸露出它真實的面孔，他的作品將依然擁有它的讀者。也許這是捧殺和罵殺他的人所無法理解的，這是文學自身的秘密，一個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說自80年代初進入內地以來，一直風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後，先是武俠小說在內地被禁，從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間，泱泱大國數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經過幾十年的歲月蹉跎之後，傳統文化幾乎已在內地消失。實際上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內地已沒有什麽獨立的文學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說也沒有。驀然回首，我們卻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星火被金庸在遙遠的香港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並延續下來了。

① 朱漢民主編《智者的聲音——在岳麓書院聽演講》，138頁。

② 柏楊《武俠的突破》，《金庸百家談》，89頁。

③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楔子。

金克木稱他的小說“邁過前人難有後繼，雖有敗筆，仍卓然自成一家”。許倬雲說他的小說“是劃時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價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倒是金庸登上大學講壇引發的爭議令人深思，作為出色的武俠小說家，他不大願意在大學縱論武俠。作為報人，他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報業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無意分享他的新聞經驗，做新聞專業的博導。他最希望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被學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紀60年代以後，《明報》成為知識分子報紙，他的嚴肅政論盡管有人批評說帶有某些商業社會的痕跡，但基本上是“文人論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馬行空寫武俠，深夜寫社評針砭現實，在通俗小說家和政論家兩個角色之間游刃有餘。他的社評和小說構成了一種“互補關系”，“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同一張報紙上，他的社評與副刊小說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擾。①指向廟堂的文人論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俠客夢，在他身上渾然一體。

金庸說：“商業性跟好壞沒有關系，雅跟俗與好不好是兩個標準，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馬跑得快不快跟馬的顏色是兩回事。雅俗與好壞也是兩個標準，不能相提並論。我個人的看法是，雅的東西會欣賞的人比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壞。”

俗與雅，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鏞）與穆旦（查良錚），兩個海寧查家的同輩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評論，“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卻坦呈了文人的靈魂”。穆旦與金庸都是抗戰時期接受大學教育，穆旦比他年長，在西南聯大受到沈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敵的烽火中獲得了詩的生命，金庸雖考上了西南聯大，卻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失去深造的機會。更大的區別是，一個留在內地，一個去了香港，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兩人的命運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個慘遭迫害，英年早逝，雖然其詩歌註定要長留在文學史上，卻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一個風光無限，所到之處冠蓋雲集，享盡人間的富貴榮華，以武俠小說擁有上億讀者，風靡整個華人社會。這是兩個富有才華的個體生命，他們志趣迥異，命運不同，一個是未完成的生命，一個是充分展開的生命。他們的作品也分屬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意義。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無法取代金庸。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6—257頁。

二、知識分子與權力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什麽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只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這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麽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岳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獲得無限的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吳霭儀說：“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裏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

這位在香港新聞界放過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確不凡，幾乎只有她一針見血地看到金庸小說最終對權力的回歸：

《笑傲江湖》在內地“文革”時期寫成，金庸對政治鬥爭感到痛恨煩厭，可以想見，顯然他並不認為令狐沖是最理想或最後的答案。在《鹿鼎記》中，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兩條相反的路。韋小寶這個“反英雄”得到激烈反應及廣泛討論，可見多麽成功。但我認為《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喬峰大俠典型的真正對手，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從《書劍恩仇錄》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記》的康熙，發展過程是有蹤跡可尋的，但到了康熙，“為國為民”已不是大俠一己可以擔當的事，而是必須靠一個開明的當權者指揮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記》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說的俠士的人物是陳近南——天地會的總舵主，然而陳近南與康熙比較、天地會與康熙的親信比較，誰更能辦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便寫不下去了……①

1994年，金庸訪問臺灣時說：“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問。”從否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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