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數十年來家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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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香港，查良鏞沒有想到以後的人生將在這裏展開，在這座陌生的城市結婚、生兒育女、寫小說、辦報紙，建立家庭和事業。當時他最明顯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他說話帶著濃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裏都存在，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他與倪匡、王世瑜、董千裏等之間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話交談。雖然他學會了廣東話，還是有口音，有人說他說廣東話像說外文。①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談會上見到他，“那是我聽過的廣東話中，最最蹩腳的一種”，“金庸的廣東話，一定要仔細聽，才能聽得懂，否則還以為他在講英文呢”！②
一次金庸接受電視訪問，用廣東話回答主持人的問題，電視臺播出時同時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問員工：“我講的廣東話，你們聽不懂嗎？”，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來。歐陽碧問他，廣東話、上海話和普通話，除了上海話，更喜歡說哪一種？他爽快地回答：“當然是普通話了。”他的兩任妻子都是說廣東話的，所以他的“家庭語言”是廣東話。①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頁。
一、“住下來了，不想走了”
數十年來，金庸已融入香港社會，他的事業也與香港血肉相關。1959年《明報》初創，他就有意辦成一份“粵港報紙”，他的早期社評或新聞標題常會夾雜廣東話，宣傳廣告語也常用一些廣東話。他很重視香港新聞，讀者信箱、生活欄目及馬經版也是為港人而設。他有意學《成報》的定位，希望以香港為家，為港人服務，沒有“客居”香港的心態，與沈寶新始終將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態不大一樣。②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興隆通四海》社評中說，“本報是在香港辦的報紙，是給香港的中國人看的報紙，因此社評的論點，自始至終幫助香港人說話”。《明報》堅持以香港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讀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讀者大多數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聯合國請願，認為香港人沒有公民權，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評《香港自治，無益有害》中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們以為這一切已經足夠。香港如果目前實行自治，益處極少而害處甚多。”幾天後（3月10日），他在社評《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質》中說：“在香港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唉聲嘆氣，總是希望住在這個小島上的人民經常樂觀，經常勤奮。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中世紀的威尼斯，香港雖小，也盡可成為舉世聞名的工商業都市，以至成為一個文化藝術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發表社評《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國際調查協會年初對東京、馬尼拉、香港、臺北、曼谷、新加坡、首爾居民的經濟生活調查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亞洲第三，遠東第二。香港蕞爾小島，絕無自然資源，能有此成績，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發過一篇社評《本港工資亞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評《中共和香港現狀》中說，雖無法統計，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絕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變。內地1965年在香港通過貿易賺到的外匯達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而全部外貿盈餘只有四億美元，香港保持現狀對內地有利。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63—164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89頁。
此時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風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評《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氣：
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中國人在這裏居住，說中國話，吃中國飯，沒有身在異鄉之苦……極大多數香港居民還是選擇留在這小小四百方裏的土地之上。
對於我們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一個安定的環境，任何動蕩都對香港不利。
5月10日，風暴初起，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就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外，所以到這裏來，決不是為了什麽革命目標。……但我們終於還是從五湖四海來到這裏，住了下來，不願走了。香港盡管有它一千種不好，一萬種不是，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多數居民總是希望像現在這樣住下去，居未必很安，業也未必很樂，但比較起來，還是喜歡這樣。”
“住下來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從5月18日起，金庸發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評，判斷中共在目前並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況下，香港對中共有許多利用價值”，從外匯、科技資料、統戰工作等多方面來看，不收回香港的好處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評《英國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國對香港的態度：“你來，我走，你不來，我在這裏。打仗，不打！叩頭，不叩！……中共並不堅持即要收回，英國也不會堅持死守。”金庸深知，對中、英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相比，香港問題實在不重要，“然而對於我們住在香港，別無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這卻是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他在20日發表的《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中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上的繁榮，必須保持安定，維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見沖突，也要盡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運相同，同舟共濟》中說，香港的命運面臨二十二年來最大的難關，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來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與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大家都不希望這條船沈了。5月23日，他在社評《香港居民在懇求》中說：“全世界的眼光在註視我們，看我們香港這四百萬人是以自己的愚蠢來毀滅了自己，還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風度來安渡難關。”
5月25日，金庸發表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萬萬人臉上沒有半點笑容，一片大難將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如同經過原子彈轟炸。5月26日他的《豈有他哉？避水火也！》說得更明白，人們到香港來，“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評《1968年元旦展望》中說：“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其中至少有半數要回來，大嘆：‘走遍全世界，還是香港好。’”他們到底喜歡香港什麽？
1971年5月4日的社評《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許作出了回答：“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主要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論在家庭、求學、選擇職業、交友、戀愛、婚姻、居住、行動、言論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沒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決不能說這裏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個說來，我們在個人生活上所過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基本上說來，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
香港最寶貴的就是自由。無論評論還是新聞報道、副刊，《明報》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場。金庸愛香港這個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評《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沒有民選的議會，完全談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於是整個社會繁榮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評《我們歌頌“民主”與“自由”》中說：
“民主”和“自由”這個字眼很是空洞，但實在是包含著極寶貴、極可愛的意義。如果這世界上真有什麽值得為之犧牲一切，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東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那是一句老話，但你越想會越加體會到這六個字所代表的種種寶貴事物。
1967年6月9日“五月風暴”期間，金庸在社評中說，他毫不否認香港政府的缺點，公務人員、警察工作上的缺點，“然而在香港，我們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無寶，自由即寶》社評說得很清楚：
我們大家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於這裏的的確確是個自由之地。因為自由是如此寶貴，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決定或措施，都應極為鄭重地加以考慮。
本港最寶貴的東西，不是工業，不是美麗的風景，不是繁盛的商業，而是充分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享受到令人十分滿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間雖然也遭遇過危機，有過動蕩的歲月，但我們的安定和自由並沒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損害”。11月27日，“香港節”開始了，他在《是鮮花，是愛，是溫情！》社評中說，香港人在東南亞各地代表著“現代化”“有辦法”“企業精神”“勤奮富裕”，他關心的是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事實上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們熱誠地愛這個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榮。或許因為它的前途不穩定，我們為它擔心，那只有更加愛它。”
二、《香港的前途》
1971年10月29日，金庸在《靜以觀變，不必憂慮》社評中表示，臺北失去聯合國席位後，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顯示人心動蕩，他對這個政局的演變不表示樂觀。但他預測，“五年內不會有任何變動，十年之內即使有變，也是逐漸地緩緩變化，不至於發生令人措手不及、無法適應的情況。長期來說，誰都無法預料，也不必預料”。11月22日，他在《北京無意改變香港現狀》社評中說，“中共對香港的態度，主要取決於香港對於中共的利用價值，而絕非決定於中英關系的好惡”。他在12月11日的社評《香港的戰略地位》中分析，北京要取臺灣，目前是“不能也，非不為也”，至於取香港，則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取香港不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香港當時還是北京的一個安全通道，使它永遠不會遭受封鎖。一取香港，不過多了一個上海、天津，原來特殊的戰略意義便立刻消失了。
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6月底期滿，屆時中國政府依約收回還是另有安排，對香港的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香港人對這個重要問題越來越關心。金庸主編的《明報月刊》1980年2月號訪問了香港最主要的五個工商界團體負責人，以及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夏斯理教授，這些訪問雖不能提供明確答案，但大致有一個結論：越早有明確答案，對香港及中國的經濟展望越有利，懸而不決地拖延下去，會產生不良影響。有人指出，最遲應該在1982年解決，以後中、英的會談果然是在1982年9月開始。
1980年2月2日，他在社評《一九九七？一九八二？》中說：
香港是永遠會存在的，就算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這裏大多數居民當然也會生活下去，而且也不一定生活得不好，所謂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前途。香港永遠會有前途，目前的制度卻不一定。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歸進行試探性接觸，金庸發表社評《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一切安排不能影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的體面，不能稍有損害中國的榮譽和民族尊嚴；不能違反英國重視法治、自由、人權的原則，不至成為英國的負擔；不改變香港政治、社會與經濟現狀，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長期性的健康發展。
次日，他發表社評《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建議中英兩國經磋商研究，訂立一個有關香港的條約或協議，或由兩國外長發表聯合公報。內容主要為三點：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現狀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國。
這可以看作是他對香港前途的一個重要預測，他的看法與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闡述的觀點極其接近。北京正式通知英國，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距離1997年7月1日恰好提前了十五年。金庸說：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①
撒切爾夫人赴京前經過香港，由港督麥理浩安排，單獨會見金庸四十五分鐘，就香港談判問題征求他的意見。不久前，6月9日他剛獲得英國女王授予的英帝國軍官勳章，即OBE勳章。
金庸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場影響香港未來的討論，幾乎隔幾天就會發一篇有關社評。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與他見面時即說：“我們要收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很讚成的。”金庸回答：“當然，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一心一意想中國收回香港。”他在故鄉讀小學，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時“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同學跟著放聲大哭。收回香港，他認為天經地義，“就算犧牲性命，也不要緊”。鄧連連點頭：“很好！在我們四川，也是這樣講的。”②
198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評中列舉了香港人目前享受到的一系列自由，包括遷居的自由、批評政府或任何公務員工作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自由、出版任何書報刊物的自由、信仰任何宗教而公開參加宗教儀式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罷工怠工的自由等。11月1日，他發表社評《至少十五年，香港無大變》，當時香港企業界和許多市民擔心三四年內就會有重大改變，以至人心惶惶。11月25日，他在社評《三個照舊，兩個自由出入》中提議，收回香港主權三十年內，維持香港的自由和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準，一切貨幣、黃金、有價證券、貨物等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準。其後，中國政府的承諾是“五十年不變”。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3頁。
② 《明報月刊》2004年9月號，35頁。
在香港，“人人呼吸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氣”。這是立法局議員蘇國榮的一句話，1984年3月24日，金庸的社評《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以此為題，“香港人怕變，決不是對英國的殖民政府有什麽特殊喜愛，而是對‘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喜愛”。“‘三個不變’是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變。‘不必怕政府’是這三者的骨幹。”
當年4月，金庸從1980年以來發表的250多篇有關社評中選取128篇，結集出版《香港的前途——<明報>社評選之一》一書。這是他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唯一一本社評集，黃色的封面上，他手書的“香港的前途”書名是紅色的，“<明報>社評選之一”是金色的，上下各有他喜歡的金、紅色線條裝飾，很紮眼，封面上特別印了兩行小字：自由＋法治＝穩定＋繁榮：－（自由＋法治）＝－（穩定＋繁榮）。當年5月20日，正值《明報》創刊二十五周年，他大擺筵席，請各界朋友一起歡慶，當晚席散之時，每人都得到這本新書，很多人圍住他要簽名，一下子簽幾百個名字，簽得他都手軟。①
當天，他發表的《為保持自由法治而努力》說：“我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今後還想長期住下去，自當為此盡力。這和《明報》這張報紙、我們幾十萬讀者，以及全港市民的榮衰禍福有密切聯系。”
9月26日，中、英兩國代表在北京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2月9日，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5年4月10日，全國人大第六屆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此前，中國政府已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金庸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最初不無顧慮，擔心讀者誤會《明報》和北京站在同一陣線，有損“作為一份獨立報紙的形象”。有關負責人勸他，起草委員中包玉剛、李嘉誠等都是中立人士，這方面應該不用擔憂。金庸考慮到自己只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於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業與名譽，有了一個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這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於香港這一環境之所賜。”他說自己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在大學裏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他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不能不深切關懷，參加這委員會純粹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麽利益。①經過慎重考慮，他接受了邀請。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97頁。
《香港的前途》封面
金庸為《香港的前途》讀者簽名
一些《明報》員工也向金庸表達過顧慮，他解釋，在這裏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他的實在極多，他常懷感激之情，有機會為所愛的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明報》的立場決不會因他擔任“草委會”委員而有絲毫改變。②
當年6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59個委員中有23人來自香港，金庸以個人身份擔任起草委員。第二天（6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目標是求“不變”》。十一天後（6月30日），又發表社評《對基本法的初步構想》，提出四點具體意見：“實際重於理想、經濟重於政治、自由重於民主、法治重於平等。”“將來寫成的‘基本法’，如果內容比較偏於保守，我相信總體上對香港會較有好處。畢竟，大多數香港人是怕變，是希望不變。將來社會上如果真有改變的需要，大勢所趨，勢不可當，一部‘基本法’也萬萬阻擋不了。”
1985年7月1日，金庸赴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臨行前特地讓《明報》印刷了中英文對照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附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相關文件，會上他將一百多本小冊子分發給與會者參考。7月4日，他作了題為《一國兩制與自由人權》的長篇發言，指出“一國兩制”構想是第一次獲得國際性認可，如果在香港試驗失敗，還可以在別的地區再作試驗。如果香港一試成功，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便快速得多。他說，“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的”三個字值得註意，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非完全相同，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變而去搬抄別國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金庸的發言引來熱烈的掌聲。年邁的雷潔瓊拉住他的手，連連用英語說：“你的發言真是太精彩了！”參加會議的人中還有不少他的武俠小說迷，談政治之餘，也少不了談他的武俠小說。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5—26頁。
② 轉引自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團結出版社2001年版，231頁。
金庸辦了一輩子報紙，年輕時的外交官之夢早已隨風遠去，而今年過花甲，第一次參與政治，他確乎傾註了極大的熱情。在首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到處是他活躍的身影，他是發言最多的草委之一，他的觀點得到不少草委的讚同，一時風頭無兩。會議前，草委會秘書處通知各草委，會議消息只能在記者招待會上發布，草委不能私下透露。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這一規定表示不滿，第二天分組討論時，他要求改變這項規定，因為基本法起草工作只是一個立法過程，而按西方民主國家的習慣，每一項法案在通過前，都將進行公開辯論，全國人民可以知道各種讚成、反對、補充及修改的主張，輿論界也可提出任何意見。他的觀點得到大部分草委的支持。他的建議被接納，每位草委都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見，甚至公開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但絕不能透露其他草委的發言內容。①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下分五個專題小組，每個小組設兩名負責人，分別代表港方、中央政府方，金庸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小組的負責人，另一位負責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肖蔚雲。
三、“苦心太息少人知”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五個專題小組中，金庸負責的政制小組問題最多，爭論最多，自1986年4月成立以來，開會最多，工作進度卻最慢。到1987年8月，草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時，其他小組都提交了完整的方案，而政制小組仍爭議不休，尚未達成共識，只能在“征求意見稿”中列出各種政制方案。
1988年5月到9月，“基本法征求意見稿”在香港居民中公開征求意見，金庸風塵仆仆，多次往返於內地與香港，交匯意見，並構思他的“協調方案”，希望能化解分歧。“征求意見稿”咨詢期結束，11月12日，以基本法咨委會程介南、陳子鈞為代表的中間派，在香港組織了一次會議，希望取得共識。包括“一九○人方案”“八十九人方案”“三十八人方案”等十個政制方案的社團都派出了代表，有七十多人與會，被稱為“武林大會”，金庸擔任大會主持，會上爭辯非常激烈，最後沒有舉行表決，只是個協調會議。他認為，單以方案內容而論，不計每個方案背後支持的人數，主張以大選舉團或選舉委員會方式產生行政長官的，明顯占到多數。
① 《明報月刊》1993年1月號，19頁。
11月18日，金庸從香港乘直通車到廣州，晚飯後和肖蔚雲、李後、魯平、毛鈞年先舉行了一個“預備會議”，達成一個意見，以金庸提出的“新協調方案”作為這次政制小組的討論基礎。他的新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的政制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立法機關直選議席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如進入第二階段，行政長官將由選民一人一票產生，第一階段的千人委員會將改為提名委員會，推舉五名候選人參加普選。立法機關則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結果，以決定直選議席比例是50%、75%或100%。
在廣州白天鵝賓館的政制小組會議上，金庸的方案一提出，草委廖瑤珠律師就反對以此為討論的基礎，認為這不是深思熟慮的，“他一夜可以想出來，一夜也可以改掉，我不相信一夜的天才”，不同意所謂“主流方案”的提法。金庸則說廖誤會了他，他沒有把香港人的方案踢走，這只是他個人的新方案，代替原先的舊方案，沒有排斥別人擡高自己。結果仍以他的這個方案為討論基礎，廖表示保留和抗議。事後廖瑤珠對記者說，這是不合程序的，他如果只是與另一召集人肖蔚雲商量是沒問題的，“草委會從沒有聽說什麽預備會，小組只有召集人，其他都是普通委員，他為什麽要跟那幾位開預備會”？①
消息傳到香港，輿論一片嘩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報紙都批評他的“新協調方案”過於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應，都不讚成“新協調方案”，包括一些向來親中央政府的團體也表示不滿，認為這一方案的民主進程太慢。會議最後三天仍以“新協調方案”作為討論基礎，香港的反對聲此起彼落。為了應對香港的民意，金庸將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前三屆由間接選舉產生，在第三屆任內，由香港全體選民投票，決定第四屆是否普選產生。這個方案最後成了小組的“主流方案”，經12月初的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將成為香港未來政制的藍圖。
① 《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13—14頁。
金庸毫不諱言，在署名社評中說，“必須聲明一下，筆者原來設計的方案遠比目前通過的保守而穩健，是在內地幾位草委的勸說之下，修改成現在的形式”。①他說，自己的方案每一條都可在港人所提的意見中找到根據，並非獨創，他所做的只是他的本行——編輯工作，編輯之時有所取舍。早在1984年1月9日，他就在社評《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中指出，香港有些人對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將“港人治港”與“民主政治”之間畫上等號。“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所以，他說實際上行得通的辦法是協商制，而不是普選，目標是盡可能長期地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金庸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各種猜疑紛至沓來，“苦心太息少人知”，這句詩就是他當時孤立處境的真實寫照。有一天，歐陽碧在七樓見到他，有點擔心地跟他說：“查先生……您可千萬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他笑瞇瞇地回答：“謝謝你，我知道的。”②
金庸手中還有《明報》，面對洶湧的批評，像60年代遭左派報紙圍攻時用社評反擊一樣，這一次，他也通過《明報》社評為自己辯護。那時，他已不再每天寫社評，而是由他和吳霭儀、徐東濱等輪流執筆。盡管如此，涉及中英、中央政府與香港之類的敏感議題，仍要照顧金庸的立場。有時到了緊要關頭，社評員不敢下筆，非金庸親自出馬不可。他以後還下達過一張字條：有關民主要求、基本法等問題由他本人執筆。也有社評成員根據他平日的文稿修改，揣摩社評方向，甚至連語法筆法也盡量模仿他。資深執筆人董千裏說：“我為《明報》撰寫社論，自始至終，沒有受到社方任何幹預，但主要由於我的自律，而非他的寬容。”③
金庸平時不大喜歡說話，在《明報》常常以字條發號施令，以筆代口是他的拿手戲。從11月28日起，一連十二天，他以《平心靜氣談政制》為題，以連載問答的形式發表系列評論，回應有些指責他的文章“頗有意氣”“情緒激動”。有人質疑他身為基本法政制小組召集人，對於基本法政制問題，當然應該避嫌，否則《明報》豈不成了基本法政制小組的“傳聲筒”？①11月30日，金庸發表極為少見的署名社評《政制設計的目標和原則——力求積小變而成大變》，解釋他之所以親寫社評，主要是一些報章很不公平地攻擊他個人，他必須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我決不反對逐步發展民主政制，但堅決主張以保持穩定繁榮為必要前提，以不引進中共的幹預或全面參與為主要前提。”1997年之後十五年的穩定，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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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金庸接受電視訪問，用廣東話回答主持人的問題，電視臺播出時同時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問員工：“我講的廣東話，你們聽不懂嗎？”，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來。歐陽碧問他，廣東話、上海話和普通話，除了上海話，更喜歡說哪一種？他爽快地回答：“當然是普通話了。”他的兩任妻子都是說廣東話的，所以他的“家庭語言”是廣東話。①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頁。
一、“住下來了，不想走了”
數十年來，金庸已融入香港社會，他的事業也與香港血肉相關。1959年《明報》初創，他就有意辦成一份“粵港報紙”，他的早期社評或新聞標題常會夾雜廣東話，宣傳廣告語也常用一些廣東話。他很重視香港新聞，讀者信箱、生活欄目及馬經版也是為港人而設。他有意學《成報》的定位，希望以香港為家，為港人服務，沒有“客居”香港的心態，與沈寶新始終將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態不大一樣。②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興隆通四海》社評中說，“本報是在香港辦的報紙，是給香港的中國人看的報紙，因此社評的論點，自始至終幫助香港人說話”。《明報》堅持以香港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讀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讀者大多數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聯合國請願，認為香港人沒有公民權，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評《香港自治，無益有害》中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們以為這一切已經足夠。香港如果目前實行自治，益處極少而害處甚多。”幾天後（3月10日），他在社評《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質》中說：“在香港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唉聲嘆氣，總是希望住在這個小島上的人民經常樂觀，經常勤奮。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中世紀的威尼斯，香港雖小，也盡可成為舉世聞名的工商業都市，以至成為一個文化藝術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發表社評《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國際調查協會年初對東京、馬尼拉、香港、臺北、曼谷、新加坡、首爾居民的經濟生活調查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亞洲第三，遠東第二。香港蕞爾小島，絕無自然資源，能有此成績，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發過一篇社評《本港工資亞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評《中共和香港現狀》中說，雖無法統計，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絕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變。內地1965年在香港通過貿易賺到的外匯達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而全部外貿盈餘只有四億美元，香港保持現狀對內地有利。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63—164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89頁。
此時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風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評《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氣：
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中國人在這裏居住，說中國話，吃中國飯，沒有身在異鄉之苦……極大多數香港居民還是選擇留在這小小四百方裏的土地之上。
對於我們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一個安定的環境，任何動蕩都對香港不利。
5月10日，風暴初起，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就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外，所以到這裏來，決不是為了什麽革命目標。……但我們終於還是從五湖四海來到這裏，住了下來，不願走了。香港盡管有它一千種不好，一萬種不是，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多數居民總是希望像現在這樣住下去，居未必很安，業也未必很樂，但比較起來，還是喜歡這樣。”
“住下來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從5月18日起，金庸發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評，判斷中共在目前並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況下，香港對中共有許多利用價值”，從外匯、科技資料、統戰工作等多方面來看，不收回香港的好處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評《英國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國對香港的態度：“你來，我走，你不來，我在這裏。打仗，不打！叩頭，不叩！……中共並不堅持即要收回，英國也不會堅持死守。”金庸深知，對中、英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相比，香港問題實在不重要，“然而對於我們住在香港，別無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這卻是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他在20日發表的《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中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上的繁榮，必須保持安定，維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見沖突，也要盡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運相同，同舟共濟》中說，香港的命運面臨二十二年來最大的難關，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來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與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大家都不希望這條船沈了。5月23日，他在社評《香港居民在懇求》中說：“全世界的眼光在註視我們，看我們香港這四百萬人是以自己的愚蠢來毀滅了自己，還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風度來安渡難關。”
5月25日，金庸發表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萬萬人臉上沒有半點笑容，一片大難將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如同經過原子彈轟炸。5月26日他的《豈有他哉？避水火也！》說得更明白，人們到香港來，“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評《1968年元旦展望》中說：“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其中至少有半數要回來，大嘆：‘走遍全世界，還是香港好。’”他們到底喜歡香港什麽？
1971年5月4日的社評《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許作出了回答：“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主要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論在家庭、求學、選擇職業、交友、戀愛、婚姻、居住、行動、言論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沒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決不能說這裏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個說來，我們在個人生活上所過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基本上說來，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
香港最寶貴的就是自由。無論評論還是新聞報道、副刊，《明報》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場。金庸愛香港這個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評《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沒有民選的議會，完全談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於是整個社會繁榮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評《我們歌頌“民主”與“自由”》中說：
“民主”和“自由”這個字眼很是空洞，但實在是包含著極寶貴、極可愛的意義。如果這世界上真有什麽值得為之犧牲一切，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東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那是一句老話，但你越想會越加體會到這六個字所代表的種種寶貴事物。
1967年6月9日“五月風暴”期間，金庸在社評中說，他毫不否認香港政府的缺點，公務人員、警察工作上的缺點，“然而在香港，我們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無寶，自由即寶》社評說得很清楚：
我們大家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於這裏的的確確是個自由之地。因為自由是如此寶貴，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決定或措施，都應極為鄭重地加以考慮。
本港最寶貴的東西，不是工業，不是美麗的風景，不是繁盛的商業，而是充分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享受到令人十分滿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間雖然也遭遇過危機，有過動蕩的歲月，但我們的安定和自由並沒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損害”。11月27日，“香港節”開始了，他在《是鮮花，是愛，是溫情！》社評中說，香港人在東南亞各地代表著“現代化”“有辦法”“企業精神”“勤奮富裕”，他關心的是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事實上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們熱誠地愛這個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榮。或許因為它的前途不穩定，我們為它擔心，那只有更加愛它。”
二、《香港的前途》
1971年10月29日，金庸在《靜以觀變，不必憂慮》社評中表示，臺北失去聯合國席位後，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顯示人心動蕩，他對這個政局的演變不表示樂觀。但他預測，“五年內不會有任何變動，十年之內即使有變，也是逐漸地緩緩變化，不至於發生令人措手不及、無法適應的情況。長期來說，誰都無法預料，也不必預料”。11月22日，他在《北京無意改變香港現狀》社評中說，“中共對香港的態度，主要取決於香港對於中共的利用價值，而絕非決定於中英關系的好惡”。他在12月11日的社評《香港的戰略地位》中分析，北京要取臺灣，目前是“不能也，非不為也”，至於取香港，則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取香港不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香港當時還是北京的一個安全通道，使它永遠不會遭受封鎖。一取香港，不過多了一個上海、天津，原來特殊的戰略意義便立刻消失了。
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6月底期滿，屆時中國政府依約收回還是另有安排，對香港的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香港人對這個重要問題越來越關心。金庸主編的《明報月刊》1980年2月號訪問了香港最主要的五個工商界團體負責人，以及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夏斯理教授，這些訪問雖不能提供明確答案，但大致有一個結論：越早有明確答案，對香港及中國的經濟展望越有利，懸而不決地拖延下去，會產生不良影響。有人指出，最遲應該在1982年解決，以後中、英的會談果然是在1982年9月開始。
1980年2月2日，他在社評《一九九七？一九八二？》中說：
香港是永遠會存在的，就算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這裏大多數居民當然也會生活下去，而且也不一定生活得不好，所謂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前途。香港永遠會有前途，目前的制度卻不一定。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歸進行試探性接觸，金庸發表社評《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一切安排不能影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的體面，不能稍有損害中國的榮譽和民族尊嚴；不能違反英國重視法治、自由、人權的原則，不至成為英國的負擔；不改變香港政治、社會與經濟現狀，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長期性的健康發展。
次日，他發表社評《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建議中英兩國經磋商研究，訂立一個有關香港的條約或協議，或由兩國外長發表聯合公報。內容主要為三點：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現狀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國。
這可以看作是他對香港前途的一個重要預測，他的看法與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闡述的觀點極其接近。北京正式通知英國，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距離1997年7月1日恰好提前了十五年。金庸說：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①
撒切爾夫人赴京前經過香港，由港督麥理浩安排，單獨會見金庸四十五分鐘，就香港談判問題征求他的意見。不久前，6月9日他剛獲得英國女王授予的英帝國軍官勳章，即OBE勳章。
金庸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場影響香港未來的討論，幾乎隔幾天就會發一篇有關社評。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與他見面時即說：“我們要收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很讚成的。”金庸回答：“當然，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一心一意想中國收回香港。”他在故鄉讀小學，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時“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同學跟著放聲大哭。收回香港，他認為天經地義，“就算犧牲性命，也不要緊”。鄧連連點頭：“很好！在我們四川，也是這樣講的。”②
198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評中列舉了香港人目前享受到的一系列自由，包括遷居的自由、批評政府或任何公務員工作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自由、出版任何書報刊物的自由、信仰任何宗教而公開參加宗教儀式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罷工怠工的自由等。11月1日，他發表社評《至少十五年，香港無大變》，當時香港企業界和許多市民擔心三四年內就會有重大改變，以至人心惶惶。11月25日，他在社評《三個照舊，兩個自由出入》中提議，收回香港主權三十年內，維持香港的自由和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準，一切貨幣、黃金、有價證券、貨物等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準。其後，中國政府的承諾是“五十年不變”。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3頁。
② 《明報月刊》2004年9月號，35頁。
在香港，“人人呼吸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氣”。這是立法局議員蘇國榮的一句話，1984年3月24日，金庸的社評《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以此為題，“香港人怕變，決不是對英國的殖民政府有什麽特殊喜愛，而是對‘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喜愛”。“‘三個不變’是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變。‘不必怕政府’是這三者的骨幹。”
當年4月，金庸從1980年以來發表的250多篇有關社評中選取128篇，結集出版《香港的前途——<明報>社評選之一》一書。這是他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唯一一本社評集，黃色的封面上，他手書的“香港的前途”書名是紅色的，“<明報>社評選之一”是金色的，上下各有他喜歡的金、紅色線條裝飾，很紮眼，封面上特別印了兩行小字：自由＋法治＝穩定＋繁榮：－（自由＋法治）＝－（穩定＋繁榮）。當年5月20日，正值《明報》創刊二十五周年，他大擺筵席，請各界朋友一起歡慶，當晚席散之時，每人都得到這本新書，很多人圍住他要簽名，一下子簽幾百個名字，簽得他都手軟。①
當天，他發表的《為保持自由法治而努力》說：“我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今後還想長期住下去，自當為此盡力。這和《明報》這張報紙、我們幾十萬讀者，以及全港市民的榮衰禍福有密切聯系。”
9月26日，中、英兩國代表在北京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2月9日，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5年4月10日，全國人大第六屆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此前，中國政府已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金庸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最初不無顧慮，擔心讀者誤會《明報》和北京站在同一陣線，有損“作為一份獨立報紙的形象”。有關負責人勸他，起草委員中包玉剛、李嘉誠等都是中立人士，這方面應該不用擔憂。金庸考慮到自己只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於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業與名譽，有了一個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這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於香港這一環境之所賜。”他說自己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在大學裏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他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不能不深切關懷，參加這委員會純粹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麽利益。①經過慎重考慮，他接受了邀請。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97頁。
《香港的前途》封面
金庸為《香港的前途》讀者簽名
一些《明報》員工也向金庸表達過顧慮，他解釋，在這裏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他的實在極多，他常懷感激之情，有機會為所愛的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明報》的立場決不會因他擔任“草委會”委員而有絲毫改變。②
當年6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59個委員中有23人來自香港，金庸以個人身份擔任起草委員。第二天（6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目標是求“不變”》。十一天後（6月30日），又發表社評《對基本法的初步構想》，提出四點具體意見：“實際重於理想、經濟重於政治、自由重於民主、法治重於平等。”“將來寫成的‘基本法’，如果內容比較偏於保守，我相信總體上對香港會較有好處。畢竟，大多數香港人是怕變，是希望不變。將來社會上如果真有改變的需要，大勢所趨，勢不可當，一部‘基本法’也萬萬阻擋不了。”
1985年7月1日，金庸赴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臨行前特地讓《明報》印刷了中英文對照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附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相關文件，會上他將一百多本小冊子分發給與會者參考。7月4日，他作了題為《一國兩制與自由人權》的長篇發言，指出“一國兩制”構想是第一次獲得國際性認可，如果在香港試驗失敗，還可以在別的地區再作試驗。如果香港一試成功，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便快速得多。他說，“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的”三個字值得註意，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非完全相同，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變而去搬抄別國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金庸的發言引來熱烈的掌聲。年邁的雷潔瓊拉住他的手，連連用英語說：“你的發言真是太精彩了！”參加會議的人中還有不少他的武俠小說迷，談政治之餘，也少不了談他的武俠小說。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5—26頁。
② 轉引自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團結出版社2001年版，231頁。
金庸辦了一輩子報紙，年輕時的外交官之夢早已隨風遠去，而今年過花甲，第一次參與政治，他確乎傾註了極大的熱情。在首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到處是他活躍的身影，他是發言最多的草委之一，他的觀點得到不少草委的讚同，一時風頭無兩。會議前，草委會秘書處通知各草委，會議消息只能在記者招待會上發布，草委不能私下透露。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這一規定表示不滿，第二天分組討論時，他要求改變這項規定，因為基本法起草工作只是一個立法過程，而按西方民主國家的習慣，每一項法案在通過前，都將進行公開辯論，全國人民可以知道各種讚成、反對、補充及修改的主張，輿論界也可提出任何意見。他的觀點得到大部分草委的支持。他的建議被接納，每位草委都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見，甚至公開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但絕不能透露其他草委的發言內容。①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下分五個專題小組，每個小組設兩名負責人，分別代表港方、中央政府方，金庸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小組的負責人，另一位負責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肖蔚雲。
三、“苦心太息少人知”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五個專題小組中，金庸負責的政制小組問題最多，爭論最多，自1986年4月成立以來，開會最多，工作進度卻最慢。到1987年8月，草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時，其他小組都提交了完整的方案，而政制小組仍爭議不休，尚未達成共識，只能在“征求意見稿”中列出各種政制方案。
1988年5月到9月，“基本法征求意見稿”在香港居民中公開征求意見，金庸風塵仆仆，多次往返於內地與香港，交匯意見，並構思他的“協調方案”，希望能化解分歧。“征求意見稿”咨詢期結束，11月12日，以基本法咨委會程介南、陳子鈞為代表的中間派，在香港組織了一次會議，希望取得共識。包括“一九○人方案”“八十九人方案”“三十八人方案”等十個政制方案的社團都派出了代表，有七十多人與會，被稱為“武林大會”，金庸擔任大會主持，會上爭辯非常激烈，最後沒有舉行表決，只是個協調會議。他認為，單以方案內容而論，不計每個方案背後支持的人數，主張以大選舉團或選舉委員會方式產生行政長官的，明顯占到多數。
① 《明報月刊》1993年1月號，19頁。
11月18日，金庸從香港乘直通車到廣州，晚飯後和肖蔚雲、李後、魯平、毛鈞年先舉行了一個“預備會議”，達成一個意見，以金庸提出的“新協調方案”作為這次政制小組的討論基礎。他的新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的政制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立法機關直選議席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如進入第二階段，行政長官將由選民一人一票產生，第一階段的千人委員會將改為提名委員會，推舉五名候選人參加普選。立法機關則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結果，以決定直選議席比例是50%、75%或100%。
在廣州白天鵝賓館的政制小組會議上，金庸的方案一提出，草委廖瑤珠律師就反對以此為討論的基礎，認為這不是深思熟慮的，“他一夜可以想出來，一夜也可以改掉，我不相信一夜的天才”，不同意所謂“主流方案”的提法。金庸則說廖誤會了他，他沒有把香港人的方案踢走，這只是他個人的新方案，代替原先的舊方案，沒有排斥別人擡高自己。結果仍以他的這個方案為討論基礎，廖表示保留和抗議。事後廖瑤珠對記者說，這是不合程序的，他如果只是與另一召集人肖蔚雲商量是沒問題的，“草委會從沒有聽說什麽預備會，小組只有召集人，其他都是普通委員，他為什麽要跟那幾位開預備會”？①
消息傳到香港，輿論一片嘩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報紙都批評他的“新協調方案”過於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應，都不讚成“新協調方案”，包括一些向來親中央政府的團體也表示不滿，認為這一方案的民主進程太慢。會議最後三天仍以“新協調方案”作為討論基礎，香港的反對聲此起彼落。為了應對香港的民意，金庸將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前三屆由間接選舉產生，在第三屆任內，由香港全體選民投票，決定第四屆是否普選產生。這個方案最後成了小組的“主流方案”，經12月初的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將成為香港未來政制的藍圖。
① 《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13—14頁。
金庸毫不諱言，在署名社評中說，“必須聲明一下，筆者原來設計的方案遠比目前通過的保守而穩健，是在內地幾位草委的勸說之下，修改成現在的形式”。①他說，自己的方案每一條都可在港人所提的意見中找到根據，並非獨創，他所做的只是他的本行——編輯工作，編輯之時有所取舍。早在1984年1月9日，他就在社評《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中指出，香港有些人對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將“港人治港”與“民主政治”之間畫上等號。“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所以，他說實際上行得通的辦法是協商制，而不是普選，目標是盡可能長期地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金庸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各種猜疑紛至沓來，“苦心太息少人知”，這句詩就是他當時孤立處境的真實寫照。有一天，歐陽碧在七樓見到他，有點擔心地跟他說：“查先生……您可千萬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他笑瞇瞇地回答：“謝謝你，我知道的。”②
金庸手中還有《明報》，面對洶湧的批評，像60年代遭左派報紙圍攻時用社評反擊一樣，這一次，他也通過《明報》社評為自己辯護。那時，他已不再每天寫社評，而是由他和吳霭儀、徐東濱等輪流執筆。盡管如此，涉及中英、中央政府與香港之類的敏感議題，仍要照顧金庸的立場。有時到了緊要關頭，社評員不敢下筆，非金庸親自出馬不可。他以後還下達過一張字條：有關民主要求、基本法等問題由他本人執筆。也有社評成員根據他平日的文稿修改，揣摩社評方向，甚至連語法筆法也盡量模仿他。資深執筆人董千裏說：“我為《明報》撰寫社論，自始至終，沒有受到社方任何幹預，但主要由於我的自律，而非他的寬容。”③
金庸平時不大喜歡說話，在《明報》常常以字條發號施令，以筆代口是他的拿手戲。從11月28日起，一連十二天，他以《平心靜氣談政制》為題，以連載問答的形式發表系列評論，回應有些指責他的文章“頗有意氣”“情緒激動”。有人質疑他身為基本法政制小組召集人，對於基本法政制問題，當然應該避嫌，否則《明報》豈不成了基本法政制小組的“傳聲筒”？①11月30日，金庸發表極為少見的署名社評《政制設計的目標和原則——力求積小變而成大變》，解釋他之所以親寫社評，主要是一些報章很不公平地攻擊他個人，他必須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我決不反對逐步發展民主政制，但堅決主張以保持穩定繁榮為必要前提，以不引進中共的幹預或全面參與為主要前提。”1997年之後十五年的穩定，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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