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數十年來家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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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十五年後是下一代的事。“這篇社評是筆者的署名文章，以表示個人負責。”第二天，《明報》還刊登“本報專訊”《查良鏞撰文有因》解釋：
① 《香港多數人的願望》，《明報》1988年12月2日。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63—64頁。
③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347頁。
自八五年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後，已不在自己報章上撰寫關於基本法的社評，並一直遵守著這諾言。但現在基本法差不多要提出來通過，卻有很多對我不公平的言論，所以我要將事實說清楚。……要為自己解釋辯護，是最沒趣的事，如是私人事務，你相信也罷，不信也罷，你懷疑我的人格，難道我的人格就會被你懷疑壞了？不過這是公眾事務，又牽涉到旁人，有必要澄清一下。
金庸在香港已居住四十年，對香港有著深厚的感情，早已把它當作自己的家鄉。《明報月刊》1983年4月號專題“香港的價值”，封面是王司馬的畫“小心輕放，香港制造”。1959年12月4日的《明報》社評《香港人多用香港貨》，1966年11月29日的社評《香港應發展招牌貨》，1981年9月25日的社評《香港人用香港貨》，都可以看出他對香港的熱愛。但他又是從內地來的，內心深處還是一個飄零的游子。12月2日，他再次發表署名社評《香港多數人的願望》：“我不斷在想香港千千萬萬根本不知道基本法，從來沒有看過基本法草案的人……我自覺有責任以大多數市民的基本要求為這份工作的唯一目標。雖然能力有限，做得不好，壓力很大，但當盡力而為。（他們生活穩定，越少改變越好。）筆者自覺已為香港大多數人盡心盡力，報答了香港人的好意，到此為止，也就問心無愧了。”他不無傷感地說，“在這工作上，任何人把我當敵人我都不在乎，最多不過兩手空空地離開香港，反正四十年代我也是兩手空空來到香港。”
①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22頁。
12月4日，金庸意外地收到一份驚喜——一位普通香港市民送他一束紅玫瑰、一封支持他的信。信中表示，自己一直是“主流方案”的反對者，直到讀完他的十二篇《平心靜氣談政制》社評，才對他有所理解，送花給他以示支持。在千夫所指的那一刻，突然有一個人支持他，或許沒有比這一束紅玫瑰更令他欣慰的了。
四、告別五年草委
12月17日，金庸接受香港電臺“事事如棋”節目采訪：
我寫這麽多武俠小說……遇到有必要時，就是要挺身而出，做些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不同意見的人，誤解我，攻擊我，或許是我過分熱心，不夠圓滑吧！……我始終希望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色。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在草委大會內部，或者政制小組內部，保持民主的聲音，希望這種聲音能在基本法中得到反映。再說，現在的政制主流方案，其實也不單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經過政制小組通過的。①
這一年最後一天，金庸在家開香檳酒向倪匡夫婦、林燕妮等祝賀新年快樂。太太嘀咕他為基本法的事辛辛苦苦地做功課、開會，為什麽？他帶著些微的激動，用帶贛江南口音的廣東話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香港，一住幾十年，也可以說我在香港發達。我想為香港人做點事。”
1989年1月9日，在廣州花園酒店舉行的草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審查表決各小組的草案，通過“主流方案”，並接受89歲的草委查濟民提出的修改提案，因此被稱為“雙查方案”。查濟民也是海寧查家的，他是金庸的叔祖。①
① 轉引自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253頁。
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草委會提交的“基本法草案”，“雙查方案”將成為香港未來的政制方案。未來特區的首任行政長官會不會是金庸？這隨後成了香港的一個熱門話題。正當人們議論紛紛時，他公開反駁：“認識金庸這個名字的人，較認識衛奕信（時任港督）的人還多，我實在沒理由為出名而去做將來的特區首長。”“當行政首長有什麽好？金庸的名與利相信都不會差過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會多過知道不論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後，恐怕相差更遠吧？”“不要說我已六十多歲，就是現時只三十歲，也不當行政首長。你想想，目前單是一會兒英國的議員來，一會兒港澳辦的來，一迎一送就麻煩透頂。受到這麽多人管束，當行政首長有什麽好？”“九七之後，香港行政長官要受國務院領導。別說我決沒資格做，即使有資格，也萬萬不幹。我現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聽太太的話，要給她買靚衫之外。”
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滿城風雨，英國政界人士也紛紛到香港了解情況。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咨詢期間，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五名議員專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與他們會面。
當年5月20日，金庸分別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同時寫信給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主任安子介，辭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即日起不再擔任上述職務。第二天，《明報》在要聞版刊登“本報專訊”《查良鏞昨提辭呈，辭去基本法草委，並辭咨委會委員及執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於香港順利過渡，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後仍當以新聞工作者之身份盡力。”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何況，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學識高明的能幹人士，少我一個沒有關系，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經過第二次咨詢後，參考香港人的意見，再作若幹修改而已。
金庸自稱是現實的人，“只希望在現實條件的許可之下，為香港人爭取到盡可能好的條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無法實現，徒然造成混亂和損失”。①
①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265—267頁。
五年風風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結束。
五、“滿意現狀”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用英語做了一個講座，題為《香港和中國：1997年及其後五年》，作出這樣的預測：
據我目前估計，未來十年之內，中國不會有大變，不會像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那樣，徹底改變國內政治架構和制度。由於中國早在1979年便開始推行重大經濟改革，中國經濟最近十多年來欣欣向榮，全國人民不分職業、種族、年齡、性別和社會階層，生活水準都不斷提高。……
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來說，對店東、銀行家、售貨員、經理、制造商、會計師、秘書、地產發展商、商人和投資者來說，無論他們是億萬巨富還是街頭小販，在1997年之後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於香港的自由經濟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符合共產黨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層官員和他們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們在經濟上，會很樂意、很合作地讓香港人一切不變，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②
金庸憑著對香港和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他從牛津回港，恰逢衛奕信離任，英國前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成為最後一任港督。他在英國和彭定康見過面，初步印象不錯。過去幾任港督（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都有長期的中國經驗，或是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能直接閱讀中文書報，甚至流利地說中國話。彭定康雖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時間研究香港問題，有備而來，但“對中國所知極少，對香港事務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明白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倫敦和香港都曾會晤過，金庸懇切進言，希望彭放棄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直率地對彭定康說：這些方案不符合中國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實，所以是行不通的。
① 冷夏《金庸傳》，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95年版，425、426頁。
②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8—9頁。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個月，就於當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讀第一份施政報告《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沒有明確如何產生十席選舉委員會議席，該施政報告建議由民選的區議員產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組別，將法團投票改為個人投票，三十個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兩百七十萬工作人口中符合資格之所有選民，功能組別的選舉變成職業界別的直接選舉。施政報告一出臺，即遭中方嚴厲抨擊，港澳辦主任魯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級官員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會談。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鬧得滿城風雨之際，金庸雖還擔任明報集團董事長，但平時已不上班，這次因不滿末代港督的“歐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筆上陣。10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保持現狀，充分利用》。第二天接著刊出《從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認為：“中共對政治權力牢牢掌握，經濟可以改革開放，政權卻絕對是共產黨專有，決不容許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內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違反中共的根本政治決策。”這兩篇社評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種實際情況，只是冷靜地敘述事實，不包括他的好惡和是非判斷，“事實是這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
1993年1月，《明報月刊》的“中港關系及香港政制”特輯，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選舉的突變》，他自稱“民主緩進派”（穩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澤民在北京與金庸見面時，指著茶幾上的這一期《明報月刊》說：“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的、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麽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麽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江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的幾頁英文覆印本，有幾行底下還畫著紅線，金庸相信那是江閱讀時表示讚同的。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選擇有一番坦誠的自白：
這與我對北京當局和共產黨的觀感無關，只是從中、港的現實出發，認為民主緩進對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則相信由於我的個性，我不論做什麽事，都是緩慢而堅持，相信恒心與毅力，不喜歡大躍進式的狂沖猛打。當然，不必否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屬於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滿意現狀，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劇變。我不會再有二十五年壽命，但“五十年不變”的念頭畢竟想來挺美。
另一個原因，是我自信對於歷史（那是中國人民族性長期的集中表現）、政治規律，以及共產黨人的處事方式，比青年和學生們了解得較多、較深。①
還有，當政制小組爭論不下時，鄧小平對他們說過一句話：“不能照抄美國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就絕對不行！”②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線。
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金庸的立場，他毫不回避作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變動太大、太快、太多，至於未來，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① 《功能選舉的突變》，《明報月刊》1993年1月號，17頁。
② 金庸《憶鄧小平的“治港遠見”》，《明報月刊》2004年9月號，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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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香港多數人的願望》，《明報》1988年12月2日。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63—64頁。
③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347頁。
自八五年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後，已不在自己報章上撰寫關於基本法的社評，並一直遵守著這諾言。但現在基本法差不多要提出來通過，卻有很多對我不公平的言論，所以我要將事實說清楚。……要為自己解釋辯護，是最沒趣的事，如是私人事務，你相信也罷，不信也罷，你懷疑我的人格，難道我的人格就會被你懷疑壞了？不過這是公眾事務，又牽涉到旁人，有必要澄清一下。
金庸在香港已居住四十年，對香港有著深厚的感情，早已把它當作自己的家鄉。《明報月刊》1983年4月號專題“香港的價值”，封面是王司馬的畫“小心輕放，香港制造”。1959年12月4日的《明報》社評《香港人多用香港貨》，1966年11月29日的社評《香港應發展招牌貨》，1981年9月25日的社評《香港人用香港貨》，都可以看出他對香港的熱愛。但他又是從內地來的，內心深處還是一個飄零的游子。12月2日，他再次發表署名社評《香港多數人的願望》：“我不斷在想香港千千萬萬根本不知道基本法，從來沒有看過基本法草案的人……我自覺有責任以大多數市民的基本要求為這份工作的唯一目標。雖然能力有限，做得不好，壓力很大，但當盡力而為。（他們生活穩定，越少改變越好。）筆者自覺已為香港大多數人盡心盡力，報答了香港人的好意，到此為止，也就問心無愧了。”他不無傷感地說，“在這工作上，任何人把我當敵人我都不在乎，最多不過兩手空空地離開香港，反正四十年代我也是兩手空空來到香港。”
①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22頁。
12月4日，金庸意外地收到一份驚喜——一位普通香港市民送他一束紅玫瑰、一封支持他的信。信中表示，自己一直是“主流方案”的反對者，直到讀完他的十二篇《平心靜氣談政制》社評，才對他有所理解，送花給他以示支持。在千夫所指的那一刻，突然有一個人支持他，或許沒有比這一束紅玫瑰更令他欣慰的了。
四、告別五年草委
12月17日，金庸接受香港電臺“事事如棋”節目采訪：
我寫這麽多武俠小說……遇到有必要時，就是要挺身而出，做些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不同意見的人，誤解我，攻擊我，或許是我過分熱心，不夠圓滑吧！……我始終希望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色。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在草委大會內部，或者政制小組內部，保持民主的聲音，希望這種聲音能在基本法中得到反映。再說，現在的政制主流方案，其實也不單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經過政制小組通過的。①
這一年最後一天，金庸在家開香檳酒向倪匡夫婦、林燕妮等祝賀新年快樂。太太嘀咕他為基本法的事辛辛苦苦地做功課、開會，為什麽？他帶著些微的激動，用帶贛江南口音的廣東話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香港，一住幾十年，也可以說我在香港發達。我想為香港人做點事。”
1989年1月9日，在廣州花園酒店舉行的草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審查表決各小組的草案，通過“主流方案”，並接受89歲的草委查濟民提出的修改提案，因此被稱為“雙查方案”。查濟民也是海寧查家的，他是金庸的叔祖。①
① 轉引自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253頁。
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草委會提交的“基本法草案”，“雙查方案”將成為香港未來的政制方案。未來特區的首任行政長官會不會是金庸？這隨後成了香港的一個熱門話題。正當人們議論紛紛時，他公開反駁：“認識金庸這個名字的人，較認識衛奕信（時任港督）的人還多，我實在沒理由為出名而去做將來的特區首長。”“當行政首長有什麽好？金庸的名與利相信都不會差過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會多過知道不論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後，恐怕相差更遠吧？”“不要說我已六十多歲，就是現時只三十歲，也不當行政首長。你想想，目前單是一會兒英國的議員來，一會兒港澳辦的來，一迎一送就麻煩透頂。受到這麽多人管束，當行政首長有什麽好？”“九七之後，香港行政長官要受國務院領導。別說我決沒資格做，即使有資格，也萬萬不幹。我現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聽太太的話，要給她買靚衫之外。”
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滿城風雨，英國政界人士也紛紛到香港了解情況。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咨詢期間，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五名議員專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與他們會面。
當年5月20日，金庸分別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同時寫信給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主任安子介，辭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即日起不再擔任上述職務。第二天，《明報》在要聞版刊登“本報專訊”《查良鏞昨提辭呈，辭去基本法草委，並辭咨委會委員及執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於香港順利過渡，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後仍當以新聞工作者之身份盡力。”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何況，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學識高明的能幹人士，少我一個沒有關系，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經過第二次咨詢後，參考香港人的意見，再作若幹修改而已。
金庸自稱是現實的人，“只希望在現實條件的許可之下，為香港人爭取到盡可能好的條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無法實現，徒然造成混亂和損失”。①
①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265—267頁。
五年風風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結束。
五、“滿意現狀”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用英語做了一個講座，題為《香港和中國：1997年及其後五年》，作出這樣的預測：
據我目前估計，未來十年之內，中國不會有大變，不會像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那樣，徹底改變國內政治架構和制度。由於中國早在1979年便開始推行重大經濟改革，中國經濟最近十多年來欣欣向榮，全國人民不分職業、種族、年齡、性別和社會階層，生活水準都不斷提高。……
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來說，對店東、銀行家、售貨員、經理、制造商、會計師、秘書、地產發展商、商人和投資者來說，無論他們是億萬巨富還是街頭小販，在1997年之後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於香港的自由經濟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符合共產黨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層官員和他們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們在經濟上，會很樂意、很合作地讓香港人一切不變，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②
金庸憑著對香港和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他從牛津回港，恰逢衛奕信離任，英國前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成為最後一任港督。他在英國和彭定康見過面，初步印象不錯。過去幾任港督（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都有長期的中國經驗，或是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能直接閱讀中文書報，甚至流利地說中國話。彭定康雖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時間研究香港問題，有備而來，但“對中國所知極少，對香港事務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明白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倫敦和香港都曾會晤過，金庸懇切進言，希望彭放棄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直率地對彭定康說：這些方案不符合中國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實，所以是行不通的。
① 冷夏《金庸傳》，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95年版，425、426頁。
②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8—9頁。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個月，就於當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讀第一份施政報告《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沒有明確如何產生十席選舉委員會議席，該施政報告建議由民選的區議員產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組別，將法團投票改為個人投票，三十個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兩百七十萬工作人口中符合資格之所有選民，功能組別的選舉變成職業界別的直接選舉。施政報告一出臺，即遭中方嚴厲抨擊，港澳辦主任魯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級官員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會談。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鬧得滿城風雨之際，金庸雖還擔任明報集團董事長，但平時已不上班，這次因不滿末代港督的“歐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筆上陣。10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保持現狀，充分利用》。第二天接著刊出《從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認為：“中共對政治權力牢牢掌握，經濟可以改革開放，政權卻絕對是共產黨專有，決不容許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內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違反中共的根本政治決策。”這兩篇社評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種實際情況，只是冷靜地敘述事實，不包括他的好惡和是非判斷，“事實是這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
1993年1月，《明報月刊》的“中港關系及香港政制”特輯，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選舉的突變》，他自稱“民主緩進派”（穩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澤民在北京與金庸見面時，指著茶幾上的這一期《明報月刊》說：“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的、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麽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麽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江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的幾頁英文覆印本，有幾行底下還畫著紅線，金庸相信那是江閱讀時表示讚同的。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選擇有一番坦誠的自白：
這與我對北京當局和共產黨的觀感無關，只是從中、港的現實出發，認為民主緩進對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則相信由於我的個性，我不論做什麽事，都是緩慢而堅持，相信恒心與毅力，不喜歡大躍進式的狂沖猛打。當然，不必否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屬於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滿意現狀，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劇變。我不會再有二十五年壽命，但“五十年不變”的念頭畢竟想來挺美。
另一個原因，是我自信對於歷史（那是中國人民族性長期的集中表現）、政治規律，以及共產黨人的處事方式，比青年和學生們了解得較多、較深。①
還有，當政制小組爭論不下時，鄧小平對他們說過一句話：“不能照抄美國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就絕對不行！”②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線。
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金庸的立場，他毫不回避作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變動太大、太快、太多，至於未來，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① 《功能選舉的突變》，《明報月刊》1993年1月號，17頁。
② 金庸《憶鄧小平的“治港遠見”》，《明報月刊》2004年9月號，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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