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會面後，《明報》進一步加強了對大陸的報道，並享有北京官方給予的特權，中新社每天都向《明報》提供中國方面的消息，《明報》有選擇權，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則可以“本報專訊”名義報道。這一特權，連左派《文匯報》《大公報》都沒有。因此引來各方面的揣測，《明報》與北京官方是否有什麽不尋常的關系？是否已改變一貫中立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辦報信條：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裏，有條件在報刊內容上兼收並蓄，在意見上盡量欣賞任何一面的好處，盡量“與人為善”，可以有條件獨立生存，無求於人。……總之是設法做到無愧於心，盡一個報人的責任就是了。①

但外界依然議論紛紛，香港一家雜志發表文章，說金庸辦報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產，資產大了，舍不得放棄，又害怕將來共產黨收回香港後收回這些財產，故改變立場討好某些方面，以備局勢一旦有變，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駁：“那真是門縫裏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勢真的有變，難道‘討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嗎？如果連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麽還有資格來評論世事時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評形式發表聲明《自由客觀，決不改變——<明報>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諾“自由客觀的風格決不改變”：

我們有一個斬釘截鐵的志願：決不會對不起《明報》的老讀者。如果環境變遷、條件變動，《明報》不可能再維持自由客觀的風格，我們立即關門收檔。……

① 《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13—14頁。

我們不信局勢會變得很糟。中共目前務實派的路線，對中國國家人民有利，長期來說，對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的不幸變故。萬一中共極左派覆辟，香港人失卻自由與法治，《明報》怎樣？ 《明報》當然停刊不出，我們辦報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沈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們出版一天，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釋：

我們不是無原則地批評，例如共產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麽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臺了，不會發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我們只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這一連串表態一度平息了輿論對他的批評，卻因《明報》專欄“哈公怪論”突然腰斬而再起波瀾。哈公原名許國、許子賓，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於菲律賓，1951年來香港。70年代後期開始在《明報》副刊開設“哈公怪論”專欄，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讀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電視播出鄧小平怒斥耿飆、黃華“不在香港駐軍是胡說八道”的新聞後，哈公寫了一篇《八道胡說》的怪論，《明報》壓下不發，於是他罷寫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論”再次出問題，有媒體披露金庸有短簡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論”不能再寫了，而哈公稱，“不是示意不能再寫，而是示意要‘炒魷魚’。”10月4日，金庸親自執筆，以“明報編輯部”名義在原來“哈公怪論”位置刊出《關於<哈公怪論>》逐一辯駁，哈公對此則有八處親筆批註。《明報》副刊的“哈公怪論”從此沒有恢覆。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麽是言論自由？》社評中辯稱：

《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來卻讚揚多而抨擊少，這並不是我們自律了，而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以前中共專制橫蠻的政策必須予以抨擊，目前中共開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讚揚鼓勵。……近來我們對中共的批評比較溫和而婉轉，主要是對事而不對人。這是事實。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在支持開明改革路線，在反對保守頑固路線。

後來，《明報》開辟“自由論壇”版，“哈公怪論”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論被壓，哈公第三次罷寫，“哈公怪論”最後消失。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占了《明報》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約通訊”欄經常刊出徐鑄成等名家的文章。經高層批準，《明報》可以在中國境內限量發行，雖只限於黨政機關、宣傳文化機構訂閱，但《明報》畢竟悄悄地進入了內地，幾年後發行量突破一萬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評中稱：“過去幾年中，《明報》能有限度地不公開進口，高層和中級幹部、大學教授講師和研究生，報刊的編輯人員有機會天天看到。我們希望能帶進外界的訊息，幫助能影響中國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國帶上富強康樂的道路。盡管我們的作用很小，總覺得是努力在為國家民族盡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在北京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兩個多星期後，金庸再次應邀訪問北京，這一次安排他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即將舉行，主持會議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與金庸會面，在座的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等。胡耀邦一見到他，便熱情地說：“很歡迎你到北京來！……香港的朋友們以前見過幾次，個別會見談話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將55歲的胡啟立、42歲的王兆國介紹給他。

胡耀邦談到當天上午在民主黨派人士會上講的話：

若說哪一個人“無比英明”，我說言過其實。你說我們比較“開明”，可以。開明是開，開放是開，廣開言路是開，開誠布公是開，開創局面也是開。英明還加上無比，就不那麽合適了。

他接著說，“我們開創這個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說的三條，一靠正確的政策，二靠集體，三靠有遠見，有長遠打算，要提拔年輕幹部，關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幫”還活著，每天看電視、看報紙，國慶節在電視上看了閱兵游行。“江青看了電視，她說鄧小平那麽健康，真沒想到。她說她和鄧小平本來沒有什麽大的分歧，只是小問題上有分歧（眾大笑）。她是顧左右而言他。”說到華國鋒、汪東興，“他們不同，他們打倒‘四人幫’有功，不過錯誤也不少”。“他們還是堅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領袖。華國鋒現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響。”

金庸問及：“海外人士擔心，推行藏富於民的政策，不可避免會發生有人錢多有人錢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社會上不免會有矛盾。中央對此有什麽考慮？”胡耀邦讓胡啟立做了回答之後又補充說：

這裏有一個引導的問題，也有政策問題，不著急。中國還有貧困地區，我們還給予補助和救濟。憲法規定，勞動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給一定的報酬，保持較好的待遇，但勞動力不能買賣，不能變成人身依附關系。這就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剝削問題。“生產致富”與“剝削別人勞力”是兩回事。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是不會受到沖擊的。

談話結束，胡耀邦說：“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簡單廣播，後天早上可以拿到我們三中全會決議全文。歡迎你下次再來，全國沒有去過的地方，可以到處去看一看。”①

初次見面，胡耀邦坦率、熱誠、開朗的個性，給金庸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這次到北京，金庸還想看望羅孚，羅於1981年以“間諜罪”判刑，當即假釋安排在北雙榆樹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提出這個要求，被婉辭推掉了。①

① 《明報》1984年12月5日—9日。

當年金庸與左派圈子交惡之後，老同事只有羅孚有膽量與他保持聯系。在雙方陣營視若敵國的年代裏，仍維持了“人的交往”。以後，當羅家遇到困難時，他也伸出過友誼之手。②

金庸對內地充滿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報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歲》一文中說：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苦難的“文化大革命”之後，眼見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軌，希望在今明兩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從此興旺發達，永無變亂——“變”當然是要不斷地變，然而是越變越好，變而不亂。③

胡耀邦是鄧小平之外，金庸最心儀的中國領導人。三年後，胡耀邦去世時，他寫下充滿感情的社評《致力改革、正直誠懇、深得人心》：

然而中國成千上萬老百姓，尤其是知識分子，對他著實有一份敬愛和親厚的感情。與其說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功績，因而使人愛戴，不如說由於他對開放和改革的熱誠與堅持，坦率性格之可親可愛，感動了千千萬萬中國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贏得了海內外無數中國人的感佩和敬仰。④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評又說，“胡耀邦的作風和主張，令他成為青年人心目中的愛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應國務院新聞辦、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邀請，再次來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與他見面時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勝利（引者註：指抗戰）前後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臨別時，江澤民送了十七本書給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與他家鄉有關，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江澤民笑著說：“這裏面有一篇關於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① 陸鏗《北京會羅孚》，羅海雷《我的父親羅孚》附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年版，425頁。

② 羅海雷《我的父親羅孚》，185、316頁。

③ 《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3頁。

④ 《明報》1989年4月16日。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國不再把階級成分作為任用幹部的決定性條件，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也已不再計入階級成分的因素。“這個幹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裏完成的。中共對此一直不作什麽宣傳，其實這件事重要之極。”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夢因此破碎，認為一個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視，終生不能與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中共取消階級成分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長留在他的記憶當中，離京之後，金庸到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天盡頭”游覽，見到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是“天盡頭”三字，另一塊是“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要他題字留念。他想起當年胡耀邦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胡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正直的性格，寫下這幾句話：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①

① 查良鏞《北國之春有所思》，《明報月刊》1993年6月號，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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