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字條治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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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明報》以800多萬元按揭買下整幢南康大廈，改名明報大廈。這樓共有十層，屋頂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員工餐廳。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是《明報》成功的象征。
墨綠色的明報大廈前，古舊的電車軌上，叮叮當當的電車來來往往，對面是一排矮矮的舊唐樓，不遠處是兒童圖書館。在明報員工的印象中，周圍是一片小鎮風情。北角的鬧市隔在步行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之外，鬧市的酒樓，明報員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東潮”等。①
明報大廈入口的正門只有一扇門，只能容一個人出入，兩個人都擠不下。進門僅有一個五尺見方的空間，給大家等電梯，與電梯相對有個四尺來高的櫃臺，後面坐著管收發的阿伯。老式的日本電梯每次只能載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員工共用這個電梯，下午兩三點他經常會在這裏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櫃臺後面的阿伯。電梯來了，人們一擁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裏面。這部電梯經常要檢修，那就只能用大廈後門的運貨電梯了，雖然比較大，但裏面很臟。
①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報月刊》2011年1月號，17頁。
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
金庸的辦公室在七樓，分為兩間，一間是書房，他看書、寫社評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間是會客室，80年代後期新裝修之後，不大的會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輝煌，大紅色和金色相間，很有中國宮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①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報》在這裏十年，一步步成長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報紙”，70年代正是香港大眾化報紙走俏時，《明報》卻是香港嚴肅報紙的代表。②1975年，金庸說起《明報》與別的報紙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明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報紙，所以我們的內容均朝著這個方面讀者的興趣走”。③《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報》相繼問世，《明報》系統在“五月風暴”前後的四年間迅速成長，成為一家有實力的報業集團，不僅雄踞香港、東南亞新聞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領域，逐步發展為一家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1969年5月20日，在文華酒店的報慶酒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告訴金庸，最近到歐洲、美國出席學術會議，已記不起有多少學者、留學生問起《明報》《明報月刊》。金庸在《明報創刊十周年紀念》一文中欣慰地說：“隨著報份的增加，我們的讀者面也不斷擴大。目前《明報》的讀者幾乎遍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國或到外國留學的頗多，其中一部分是《明報》讀者，他們到了外國之後仍舊是《明報》的讀者。”但他表示一點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滿，反而很擔心，怕他們的能力和配備當不起這種種眷顧。
一、明報王國
因為《明報》的印刷質量不佳，特別是圖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們向德國訂購了一部柯式卷筒機，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質。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與讀者諸君共同進步》社評裏提到，幾個月前，以50萬美金訂購了美國高斯廠的巨型高速柯式輪轉機，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質最高的印報機。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3—14、57頁。
②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108頁。
③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51頁。
說起《明報》的成功，金庸認為，機器、紙張大家都可以買到，但能否將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適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較註重這方面，其他瑣事、日常的業務等不需要經過他。①《明報》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報紙。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評《友誼的集團，愉快的過程》中回憶，十五年來，最初的校對做了《明報》經理，記者做了總編輯，港聞編輯做了出版部經理，畫廣告樣子的職員做了晚報的經理，打雜的工友做了印刷廠廠長，“我們這群人沒有什麽高深的學歷和資格，大家從很低的職位做起，十五年來始終為《明報》服務”。沈寶新稱之為“兄弟班”。金庸說：“我們的缺點是制度十分不嚴密，迄今為止，還像是一個大家庭式的企業，今後應當盡可能地制度化一些。優點是具備一種愉快的工作氣氛。”被叫作大姐的孫淡寧說：“在辦公室裏開心得不得了，比在什麽地方都高興。”
到1979年創刊二十年時，《明報》篇幅增加了八倍，發行量擴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員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報》三十年時，金庸給員工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和金牌，獲得廿五年以上獎狀、金牌的除了兩個創辦人，還有潘粵生、汪濟、雷偉坡、戴茂生、葉漢輝、龍國雲、翁榮芝等二十一人，獲二十年以上獎狀、金牌的有黃俊東、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滿五年的員工也分別獲得獎金，向曾任總編輯的潘粵生、梁小中、張續良、王世瑜四人，及連續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簡而清、倪匡、項莊、謝永光分別奉贈金牌一面，另具謝函，專人致送。
在數十年的漫長時光中，金庸不斷地為《明報》物色人才。明報集團容納了許多不同類型、不同經歷、富有個性的重要骨幹，胡菊人、董橋、吳霭儀等都是他請來的，有些人則完全是他從最基層提攜的，王世瑜原是校對，林山木原是資料員。正是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報》的事業。
潘粵生處事總是氣定神閑，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碼比真實年齡年輕十歲，雷偉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稱他“舉重若輕”，卻不滿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為人風趣”。他在報社人緣極好，同事有什麽難題，請他代為提出，往往可以順利解決。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主持《新明日報》，舊同人說起他的為人一直津津樂道。沒有人在他背後說過他的壞話，他也從來沒說過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說：“至少，我從來沒有一言半語。這是三十年的紀錄，真正難得之至。”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1頁。
金庸與潘粵生
雷偉坡在《明報》編娛樂版時，金庸給他打過六次電話，請他再做采訪部主任，他和五個同事力抗各大報十多二十人的采訪部，勝多負少，有三個月起紙兩萬的紀錄。他自稱“舉輕若重”，事事緊張，龍國雲背後叫他“希治閣”（希區柯克），孫淡寧長期坐在他對面，怕他影響健康，善意勸他：“你這樣緊張幹什麽，‘明周’又不是《時代周刊》！”他當時笑笑算了，其實，他心裏在說：“在我心目中，‘明周’遠比《時代周刊》重要，《時代周刊》有什麽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編的，它的得失成敗關我什麽事！”他說：“我把‘明周’當作自己的事業去辦的，雖然我只是個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辭職，金庸四處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寫過稿的董橋。當時董橋在香港中文大學有教職，薪資豐厚，不想放棄。金庸答應給予同樣的待遇，請到董橋。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號《編者的話》中介紹，董橋是知名散文家，對中國文學和英國文學都有精到見解，從事編譯多年，並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節目制作和新聞廣播工作，對世界大勢尤其中國現狀甚為熟悉。“董先生彈得一手好鋼琴，於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各方面有廣泛知識，是倫敦大學博士候選人。他曾為本刊撰稿，和《明報月刊》頗有淵源，由他來擔任總編輯，真是深慶得人。”3月號起就交給董橋編了。
張健波記得，1985年8月，金庸在灣仔海邊一個酒家約他和馮成章等幾個記者吃飯，邀他們加入《明報》，當時他是《信報月刊》執行編輯，說要詳細考慮。沒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聯絡他，問是否考慮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總編輯，上班第一天，查說：“具體編務，由你全權處理。”因1988年5月號刊登了戴晴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上篇，還有編者按語，被有些人指為“反共”，金庸十九個月來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給他看看，不過沒提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刪改，下篇在6月號照常刊出。
王世瑜離開《華人夜報》，加盟《新報》，另辦《新夜報》，與《明報晚報》唱對臺戲，還不時在報上大罵朱玫。《新夜報》打開銷路後，1972年，王世瑜又離開《新夜報》，自辦《今夜報》，刊載黃色小說、馬經等，發行量很快超過《新夜報》。接著，《新夜報》停刊，《今夜報》一枝獨秀，成為“小報之王”，賺了不少錢。1983年，他又賣掉報紙，得了70萬元，準備舉家移民美國。金庸對這位“報壇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擔任《明報晚報》總編輯兼總經理，後又兼《財經日報》社長，1986年還任命他為《明報》總編輯，在《明報》史上，一人而兼四個要職，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辦後，金庸一度計劃辦《明虹日報》，任命他為總編輯兼總經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還有一道彩虹，不久卻宣布：“明晚”停止發行，“明虹”暫不出版。王世瑜沒有因“明虹”流產而在專欄中流露出任何不滿，反而經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飯等。①
《明報》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蘇從《明報》創刊就在副刊寫短評。金庸寫稿，每個字都寫得很工整，由於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寫得清楚一點，因此得罪了三蘇。香港作家中字體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蘇和倪匡。不看慣三蘇的字，可能一個字也看不懂。《明報》排字工友有過一次抗議。金庸在排字房貼了一張紙，說對三蘇字體潦草一事已有所聞，將會跟他商談，請他把字寫得整齊一點。不料聽在三蘇耳裏，大不以為然，一怒罷寫。金庸立即親自向三蘇去道歉。②
倪匡回憶，“我在《真報》《新報》寫稿，查良鏞差人叫我寫稿，就這樣，我跟老查認識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報》副刊寫武俠，也寫雜文，用“岳川”“沙翁”的筆名，後以“衛斯理”筆名寫科幻小說。他比金庸小十多歲，金庸一向稱他為“倪匡兄”，而他則叫金庸為“老查”。“老查、老查，也許不習慣，日子一久，則洋溢著一種親切的感覺。”③
金庸說，副刊的定期作者，個個是他的好朋友。有時他和董千裏、倪匡、亦舒等朋友（他們都在《明報》寫專欄）吃飯，經常會問外面有一些什麽人寫東西寫得比較特別。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黃子程，把名字寫給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黃寫兩篇文章給他看一下，以後黃子程就在《明報》開了專欄。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30、131、133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3—94頁。
③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14頁。
金庸夫婦和王世瑜夫婦
潘粵生請農婦（孫淡寧）補“明周”專欄，被金庸發現，就在一個夜裏十一二點，金庸忽然登門拜訪，請農婦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農婦說：“《明報》於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環境陌生，後來我發現我不是查先生該找的人。我可以說，我對《明報》一無貢獻，我感到很內疚。”
陶傑從1992年開始在《明報》副刊寫專欄，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薦的，當時陶傑還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無眠在世紀末》出版時，陶傑要把這本集子敬獻給金庸，“感謝他當年對在異國的一個年輕人的扶掖與關懷”。①
《明報》受到知識分子讀者歡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內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餘英時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讀《明報》，認為《明報》新聞取舍得當、風格清新活潑、社評警策有力，他最欣賞的是它能堅持中國報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寵。在他看來，《明報》大體上能代表多數海外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
1986年，香港新聞署的讀者調查結果，《明報》發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萬人口中，《明報》讀者達42.3萬人，占總人數的9%。每天出報11大張，40多個版面，套色印刷，每個星期天加送一大張《周日彩報》，還用衛星傳真美洲版。1988年統計，在香港43家日報（其中41家中文報紙，2家英文報紙）中，《明報》的讀者人數、發行量、廣告收入居第三位（僅次於大眾化的《東方日報》《成報》），《明報周刊》發行量、廣告收入穩居十大周刊榜首。②香港人口從兩百多萬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萬人，《明報》發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對於《明報》的讀者群，金庸深以為榮，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報慶日，恰逢國際新聞協會第十九屆年會在香港開會的最後一天，他在《我們擁有“最好”的讀者》社評中不無驕傲地說，“我們並不是銷數最大、廣告最多、歷史最久、內容最完備的報紙，但我們讀者的‘平均質素最高’，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滿足《明報》已有的發行量，想在知識分子報紙的基礎上進行擴展，“讀者就像金字塔，所謂知識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邊的那一層，我們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讀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報》增加彩頁，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個舉措。
① 陶傑《無眠在世紀末》，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1—2頁。
② 雷渝平《1988年的香港新聞事業》，《新聞研究資料》總第48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19—20頁。
歐陽碧在他七樓的辦公室目睹王世瑜對金庸畢恭畢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卻笑瞇瞇地說：“這位王先生很敢說話的，他不像潘（粵生）先生那樣怕得罪人，我要改革報紙，就要用他這樣的人。”歐陽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來檢查報紙，是因為她進報社不久，沒人認識她，可以“背對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讓他來改革報紙。她感嘆老板是下圍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無奈處，他雖然公布王世瑜為《明報》總編輯，卻沒有寫過一張字條說潘不再是總編輯。①九樓編輯部的總編辦公桌坐的還是創業功臣潘粵生，王沒有辦法取而代之，各版編輯依然按習慣將做好的版樣拿給潘過目，潘跟以前一樣處理版樣，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過。既然九樓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樓找個地方辦公，開始編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紙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廣告和生活類內容，隨報夾送。有很多打工者將報紙貼在床頭，每周可以換一張。明報大廈為此在六樓設了一間攝影室，請女明星來拍照。“窈窕版”（婦女版）和“消費版”的稿件和漂亮圖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報》的發行量到底有沒有因此擴大，也不好說，只是金庸看起來很高興。可是，報社幾乎每天都會接到來電或來信，質問《明報》為何改變編輯方針，走性感路線，等等。甚至有學校不想讓學生受“精神汙染”，以退訂抗議。他只好對下屬解釋：“做報紙跟做其他生意一樣，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②
也是這時，他意識到長期實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軌道，改善並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陸續成立編輯委員會、行政委員會等。他重用吳霭儀，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報》辦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報紙”。但當改革觸及潘粵生、龍國雲這些元老時，就進行不下去了。她從1987年12月出任《明報》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敗告終。她卻說：“……在明報辦事，發表意見亦是肆無忌憚，從來只有得到鼓勵和優待，我的‘洋脾氣’怎樣不符合中國人傳統的習慣，查先生也從來沒有表露過絲毫不滿。……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①
① 1986年3月11日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短期內任命潘為副社長，王世瑜為總編輯。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90—291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57、58、98、99、127頁。
1986年，明報出版部發展為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則是金庸獨立創辦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俠小說，與明報集團並無關系），出的第一本書就是倪匡（衛斯理）的《鉆石花》，金庸、溫瑞安等人的武俠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克裏斯蒂的偵探小說，農婦的雜文，張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詩集都出過。1987年開辦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專門經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洲的旅游業務，到1991年，營業額有1.9億港幣。
《明報》變成了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細心的女編輯歐陽碧發現了信封、信箋的變化，以前是白紙黑字，印著“明報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樸素，像個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團成立後，信封、信箋都改成淡黃色，紙質也比以前高級了，特別設計的《明報》標志，以紅色和黃色嵌入，如一輪紅日傍著一彎月亮。老板也有了專用的信封、信箋，一種在“明報集團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標志之下，印著英文LOUISCHA，下面還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種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報》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歡金色和紅色，在信封下端、信箋上端都印了金、紅兩色行線作裝飾，他的辦公室就是以這兩種顏色為主色調的。②
二、“查氏字條”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國際新聞界並不陌生，稱他為“查（茶）博士”，卻不知這個Cha實際上要讀Zha。《明報》內部，無論是總編輯還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後談到他才會用“查老板”，除了開玩笑，不大有人當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電話回報社，也自稱“查先生”。
董橋說：“我追隨查先生做雜志、做報紙那麽多年……我在查先生處學到的最實際的東西，是他對新聞寫作與評論的技巧，以及他對編采人員的專業的尊重與寬容。他常說，那也是他從實踐中學習到的修養。”①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後記。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66—167頁。金庸唯一正式出版的社評集《香港的前途》封面也有金、紅兩色裝飾線。
金庸自述對報社工作同人個個敬若上賓，不善於督促領導，因此《明報》內部氣氛十分和諧，但不免松懈散漫，過分自由。②在《明報》工作過的人確實很少看到他發脾氣，他平時話不多，喜怒不形於色，那張四四方方的國字臉給人一種嚴肅木訥的感覺。在歐陽碧眼裏，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起話來便帶著微笑。不論他講什麽，都是一副笑瞇瞇的臉孔。不過，笑盡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會全力以赴排除萬難去實現。不喜歡他的人，背後稱他為“笑面虎”。③
他笑起來，雙眼連成一線，方方正正的國字臉上帶著莊重含蓄的表情。④有人說，“他不說話則已，一說起話來語速很快，密不透風，顯然思維敏捷活躍”。⑤其實，與他熟悉的人都說他不擅辭令，不是那種講話滔滔不絕的人，與他善於寫作形成了明顯的反差。與他做過多次對話的池田大作說他“質樸寡言”。倪匡說他講話一向不多，廣東話、國語都不行。⑥“他講話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經過細思才說出來。有時，給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訥訥的，半晌說不出話來，真教旁人替他著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談會上見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這樣深刻的印象。⑦
主持偌大一個明報集團，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員工辦什麽事，有什麽指示或意見，或與作者交流意見，他喜歡以筆代口，寫字條。
他的字條通常寫在明報的便箋上，還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事情超過了一項，就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下款常常只署一個“查”字，還有日期。有時上面還有“社長意見請傳閱”的刻印字樣，然後發給各版編輯。他的字很像瘦金體，筆畫分明，工工整整，屬於最受排字房歡迎的字體，如同他的性格一樣一絲不茍。①
①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10—111頁。
② 金庸《與讀者諸君共同進步》，《明報》1973年5月20日。
③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7、204、224頁。
④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頁。
⑤ 熊光楷《往事悠悠寄書香》，《羊城晚報》2008年3月16日。
⑥ 李懷宇《訪問歷史》，78頁。
⑦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0頁。
1986年4月，歐陽碧受命做《明報》的質檢工作，就是檢查報紙質量並比較與《東方日報》《成報》等報的差距，具體工作金庸就是通過這樣的字條交代的，包括各個版的錯字、錯誤標題、同一新聞的處理、優劣比較等。在她遞交的書面檢查報告上，他也會用紅筆在空白處寫下意見，每份“紅批”過的報告，還要傳給總編輯、副總編輯、各版編輯，他們閱後都要簽名。因為編輯部對於報紙檢查工作有抵觸情緒，一段時期下來效果甚微，他不大高興，當年8月下達了一張字條：
歐陽小姐系本報所聘請檢查日報版面的專職人員。她檢查的報告，經本人詳細批閱，錯誤或不妥之處，經本人改正。但編輯部對此似乎極少反應，指出後的錯誤仍一再重覆，令人失望。
如果對她的“檢查”或對本人意見有不同意見，請隨時提出，勝於不聞不問，甚至不看不理。②
1990年12月27日，他給董橋等人一張字條：
董橋先生：
編委、編輯、校對各位：
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寫的社評中，兩個“如果”都給改作了“若果”，相信因為我草書的“如”字，校對先生以為是“若”字之故。以後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請編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十二、廿七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4—26頁。
金庸的字條
他還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為習慣，無理由可說。”①
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條治報”吧。
就是向專欄作者約稿，金庸也喜歡寫字條，李文庸就收到過金庸邀請他為《明報》副刊寫一篇小說的條子。
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到底發出過多少張字條，早已無法統計，數字必定相當驚人，如將這些字條集在一起，不僅可以給《明報》，也可以給報業史、傳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資料。他以字條來管理報社事務，龐大的明報集團就是在他一張張字條下成長起來的。
他自稱：“我管《明報》其實是很獨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頭改到尾。”《明報》是他的“一言堂”，他說一不二，幾十年來他的合夥人、老同學沈寶新都是聽他的。“在香港辦《明報》我是主要投資人，擁有報紙百分之八十的股權，另外一位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東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讀中學時的老同學，我們是好朋友，他從來不反對我的意見。我做董事長、社長、總編輯、社評執筆人，什麽事都是說了就算，不用討論。”
他一個人說了算，好處之一是效率高，反應靈敏，編輯部下午打電話到他家裏：“查先生，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我們怎麽反應？”他在電話裏回答：“即刻出版號外，評論與做新聞都譴責政治上的恐怖行為。”“但我們反對美國打越戰啊！”“那是兩回事，美國打越戰，照樣反對。但反對行刺肯尼迪。誰有美國簽證，即刻訂機票去華盛頓采訪。”“好的。×××有簽證。”“就派他去。叫他來聽電話，我來告訴他怎樣采訪。”
金庸表示，“報紙是老板的私器……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來政制的安排上，《明報》其他社評執筆人的立場和他並不一致，但必須照顧他的立場，《明報》主要只能體現他的立場，因為他是老板。在他看來，“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我在主持《明報》時，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的問題，和主持編務的編輯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極抵制，我並沒有即刻將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職位，但不讓他處理實際工作了，換一個聽話的人來做。”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5、336頁。
但金庸給漫畫家尊子保留了一個“特區”，尊子可以對他有關香港前途的觀點進行諷刺、批評。
查良鏞談吐溫文，但性格可說剛多於柔，強多於弱。明報系列是他的王國，他的作風有點像帝王，永遠禮數周到，但休想影響他的決定一分一毫。
他是個天生便有權術的人。在他的王國內，沒什麽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創下了文人辦報不但不倒，而且極度成功的先河。……②
這是《明報》專欄作家林燕妮說的。黃霜也說金庸“很獨裁，一點也不民主”。
另一位給《明報》寫專欄的李文庸說：“金庸表面上不茍言笑，冷漠肅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屬下見到他的時候，噤若寒蟬，《明報》機構上下百餘個職員，在背後都以‘主上’稱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報》資深女職員一起到金庸辦公室，親眼看到女職員小心翼翼地“側坐”下來。其實，他從來不呼喝斥罵下屬，連語氣重一點的話都沒有。③歐陽碧在金庸的辦公室親眼看到，被任命為《明報》總編輯的王世瑜與他用上海話交談，對他畢恭畢敬，無論他說什麽，都會一面點頭，一面非常肯定地應道：“對對對，是是是。”④在他手下辦事接近五年的吳霭儀就說：“我很怕他。”當她做《明報》督印人時，想改革高層的人事，金庸對她很不滿，認為她“野心很大，想獨攬《明報》”。在有關香港問題的爭論中，他們之間也有著尖銳的分歧。⑤
① 金庸《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新聞記者》1999年12月，19頁。
② 林燕妮《偶像畫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頁。
③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8—109頁。
④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57頁。
⑤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306頁。
1975年8月，金庸對外界說：“我個人對經營工商業的興趣不很濃，主要還是喜歡看書和寫作，我時常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煩惱，老是設法減輕這方面的工作。”“何況《明報》機構發展至今已上軌道，各部門的員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經理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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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綠色的明報大廈前，古舊的電車軌上，叮叮當當的電車來來往往，對面是一排矮矮的舊唐樓，不遠處是兒童圖書館。在明報員工的印象中，周圍是一片小鎮風情。北角的鬧市隔在步行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之外，鬧市的酒樓，明報員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東潮”等。①
明報大廈入口的正門只有一扇門，只能容一個人出入，兩個人都擠不下。進門僅有一個五尺見方的空間，給大家等電梯，與電梯相對有個四尺來高的櫃臺，後面坐著管收發的阿伯。老式的日本電梯每次只能載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員工共用這個電梯，下午兩三點他經常會在這裏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櫃臺後面的阿伯。電梯來了，人們一擁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裏面。這部電梯經常要檢修，那就只能用大廈後門的運貨電梯了，雖然比較大，但裏面很臟。
①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報月刊》2011年1月號，17頁。
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
金庸的辦公室在七樓，分為兩間，一間是書房，他看書、寫社評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間是會客室，80年代後期新裝修之後，不大的會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輝煌，大紅色和金色相間，很有中國宮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①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報》在這裏十年，一步步成長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報紙”，70年代正是香港大眾化報紙走俏時，《明報》卻是香港嚴肅報紙的代表。②1975年，金庸說起《明報》與別的報紙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明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報紙，所以我們的內容均朝著這個方面讀者的興趣走”。③《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報》相繼問世，《明報》系統在“五月風暴”前後的四年間迅速成長，成為一家有實力的報業集團，不僅雄踞香港、東南亞新聞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領域，逐步發展為一家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1969年5月20日，在文華酒店的報慶酒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告訴金庸，最近到歐洲、美國出席學術會議，已記不起有多少學者、留學生問起《明報》《明報月刊》。金庸在《明報創刊十周年紀念》一文中欣慰地說：“隨著報份的增加，我們的讀者面也不斷擴大。目前《明報》的讀者幾乎遍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國或到外國留學的頗多，其中一部分是《明報》讀者，他們到了外國之後仍舊是《明報》的讀者。”但他表示一點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滿，反而很擔心，怕他們的能力和配備當不起這種種眷顧。
一、明報王國
因為《明報》的印刷質量不佳，特別是圖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們向德國訂購了一部柯式卷筒機，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質。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與讀者諸君共同進步》社評裏提到，幾個月前，以50萬美金訂購了美國高斯廠的巨型高速柯式輪轉機，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質最高的印報機。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3—14、57頁。
②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108頁。
③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51頁。
說起《明報》的成功，金庸認為，機器、紙張大家都可以買到，但能否將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適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較註重這方面，其他瑣事、日常的業務等不需要經過他。①《明報》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報紙。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評《友誼的集團，愉快的過程》中回憶，十五年來，最初的校對做了《明報》經理，記者做了總編輯，港聞編輯做了出版部經理，畫廣告樣子的職員做了晚報的經理，打雜的工友做了印刷廠廠長，“我們這群人沒有什麽高深的學歷和資格，大家從很低的職位做起，十五年來始終為《明報》服務”。沈寶新稱之為“兄弟班”。金庸說：“我們的缺點是制度十分不嚴密，迄今為止，還像是一個大家庭式的企業，今後應當盡可能地制度化一些。優點是具備一種愉快的工作氣氛。”被叫作大姐的孫淡寧說：“在辦公室裏開心得不得了，比在什麽地方都高興。”
到1979年創刊二十年時，《明報》篇幅增加了八倍，發行量擴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員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報》三十年時，金庸給員工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和金牌，獲得廿五年以上獎狀、金牌的除了兩個創辦人，還有潘粵生、汪濟、雷偉坡、戴茂生、葉漢輝、龍國雲、翁榮芝等二十一人，獲二十年以上獎狀、金牌的有黃俊東、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滿五年的員工也分別獲得獎金，向曾任總編輯的潘粵生、梁小中、張續良、王世瑜四人，及連續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簡而清、倪匡、項莊、謝永光分別奉贈金牌一面，另具謝函，專人致送。
在數十年的漫長時光中，金庸不斷地為《明報》物色人才。明報集團容納了許多不同類型、不同經歷、富有個性的重要骨幹，胡菊人、董橋、吳霭儀等都是他請來的，有些人則完全是他從最基層提攜的，王世瑜原是校對，林山木原是資料員。正是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報》的事業。
潘粵生處事總是氣定神閑，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碼比真實年齡年輕十歲，雷偉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稱他“舉重若輕”，卻不滿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為人風趣”。他在報社人緣極好，同事有什麽難題，請他代為提出，往往可以順利解決。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主持《新明日報》，舊同人說起他的為人一直津津樂道。沒有人在他背後說過他的壞話，他也從來沒說過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說：“至少，我從來沒有一言半語。這是三十年的紀錄，真正難得之至。”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1頁。
金庸與潘粵生
雷偉坡在《明報》編娛樂版時，金庸給他打過六次電話，請他再做采訪部主任，他和五個同事力抗各大報十多二十人的采訪部，勝多負少，有三個月起紙兩萬的紀錄。他自稱“舉輕若重”，事事緊張，龍國雲背後叫他“希治閣”（希區柯克），孫淡寧長期坐在他對面，怕他影響健康，善意勸他：“你這樣緊張幹什麽，‘明周’又不是《時代周刊》！”他當時笑笑算了，其實，他心裏在說：“在我心目中，‘明周’遠比《時代周刊》重要，《時代周刊》有什麽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編的，它的得失成敗關我什麽事！”他說：“我把‘明周’當作自己的事業去辦的，雖然我只是個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辭職，金庸四處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寫過稿的董橋。當時董橋在香港中文大學有教職，薪資豐厚，不想放棄。金庸答應給予同樣的待遇，請到董橋。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號《編者的話》中介紹，董橋是知名散文家，對中國文學和英國文學都有精到見解，從事編譯多年，並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節目制作和新聞廣播工作，對世界大勢尤其中國現狀甚為熟悉。“董先生彈得一手好鋼琴，於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各方面有廣泛知識，是倫敦大學博士候選人。他曾為本刊撰稿，和《明報月刊》頗有淵源，由他來擔任總編輯，真是深慶得人。”3月號起就交給董橋編了。
張健波記得，1985年8月，金庸在灣仔海邊一個酒家約他和馮成章等幾個記者吃飯，邀他們加入《明報》，當時他是《信報月刊》執行編輯，說要詳細考慮。沒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聯絡他，問是否考慮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總編輯，上班第一天，查說：“具體編務，由你全權處理。”因1988年5月號刊登了戴晴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上篇，還有編者按語，被有些人指為“反共”，金庸十九個月來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給他看看，不過沒提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刪改，下篇在6月號照常刊出。
王世瑜離開《華人夜報》，加盟《新報》，另辦《新夜報》，與《明報晚報》唱對臺戲，還不時在報上大罵朱玫。《新夜報》打開銷路後，1972年，王世瑜又離開《新夜報》，自辦《今夜報》，刊載黃色小說、馬經等，發行量很快超過《新夜報》。接著，《新夜報》停刊，《今夜報》一枝獨秀，成為“小報之王”，賺了不少錢。1983年，他又賣掉報紙，得了70萬元，準備舉家移民美國。金庸對這位“報壇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擔任《明報晚報》總編輯兼總經理，後又兼《財經日報》社長，1986年還任命他為《明報》總編輯，在《明報》史上，一人而兼四個要職，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辦後，金庸一度計劃辦《明虹日報》，任命他為總編輯兼總經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還有一道彩虹，不久卻宣布：“明晚”停止發行，“明虹”暫不出版。王世瑜沒有因“明虹”流產而在專欄中流露出任何不滿，反而經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飯等。①
《明報》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蘇從《明報》創刊就在副刊寫短評。金庸寫稿，每個字都寫得很工整，由於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寫得清楚一點，因此得罪了三蘇。香港作家中字體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蘇和倪匡。不看慣三蘇的字，可能一個字也看不懂。《明報》排字工友有過一次抗議。金庸在排字房貼了一張紙，說對三蘇字體潦草一事已有所聞，將會跟他商談，請他把字寫得整齊一點。不料聽在三蘇耳裏，大不以為然，一怒罷寫。金庸立即親自向三蘇去道歉。②
倪匡回憶，“我在《真報》《新報》寫稿，查良鏞差人叫我寫稿，就這樣，我跟老查認識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報》副刊寫武俠，也寫雜文，用“岳川”“沙翁”的筆名，後以“衛斯理”筆名寫科幻小說。他比金庸小十多歲，金庸一向稱他為“倪匡兄”，而他則叫金庸為“老查”。“老查、老查，也許不習慣，日子一久，則洋溢著一種親切的感覺。”③
金庸說，副刊的定期作者，個個是他的好朋友。有時他和董千裏、倪匡、亦舒等朋友（他們都在《明報》寫專欄）吃飯，經常會問外面有一些什麽人寫東西寫得比較特別。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黃子程，把名字寫給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黃寫兩篇文章給他看一下，以後黃子程就在《明報》開了專欄。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30、131、133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3—94頁。
③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14頁。
金庸夫婦和王世瑜夫婦
潘粵生請農婦（孫淡寧）補“明周”專欄，被金庸發現，就在一個夜裏十一二點，金庸忽然登門拜訪，請農婦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農婦說：“《明報》於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環境陌生，後來我發現我不是查先生該找的人。我可以說，我對《明報》一無貢獻，我感到很內疚。”
陶傑從1992年開始在《明報》副刊寫專欄，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薦的，當時陶傑還在英國廣播公司任職。《無眠在世紀末》出版時，陶傑要把這本集子敬獻給金庸，“感謝他當年對在異國的一個年輕人的扶掖與關懷”。①
《明報》受到知識分子讀者歡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內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餘英時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讀《明報》，認為《明報》新聞取舍得當、風格清新活潑、社評警策有力，他最欣賞的是它能堅持中國報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寵。在他看來，《明報》大體上能代表多數海外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
1986年，香港新聞署的讀者調查結果，《明報》發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萬人口中，《明報》讀者達42.3萬人，占總人數的9%。每天出報11大張，40多個版面，套色印刷，每個星期天加送一大張《周日彩報》，還用衛星傳真美洲版。1988年統計，在香港43家日報（其中41家中文報紙，2家英文報紙）中，《明報》的讀者人數、發行量、廣告收入居第三位（僅次於大眾化的《東方日報》《成報》），《明報周刊》發行量、廣告收入穩居十大周刊榜首。②香港人口從兩百多萬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萬人，《明報》發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對於《明報》的讀者群，金庸深以為榮，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報慶日，恰逢國際新聞協會第十九屆年會在香港開會的最後一天，他在《我們擁有“最好”的讀者》社評中不無驕傲地說，“我們並不是銷數最大、廣告最多、歷史最久、內容最完備的報紙，但我們讀者的‘平均質素最高’，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滿足《明報》已有的發行量，想在知識分子報紙的基礎上進行擴展，“讀者就像金字塔，所謂知識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邊的那一層，我們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讀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報》增加彩頁，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個舉措。
① 陶傑《無眠在世紀末》，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1—2頁。
② 雷渝平《1988年的香港新聞事業》，《新聞研究資料》總第48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19—20頁。
歐陽碧在他七樓的辦公室目睹王世瑜對金庸畢恭畢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卻笑瞇瞇地說：“這位王先生很敢說話的，他不像潘（粵生）先生那樣怕得罪人，我要改革報紙，就要用他這樣的人。”歐陽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來檢查報紙，是因為她進報社不久，沒人認識她，可以“背對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讓他來改革報紙。她感嘆老板是下圍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無奈處，他雖然公布王世瑜為《明報》總編輯，卻沒有寫過一張字條說潘不再是總編輯。①九樓編輯部的總編辦公桌坐的還是創業功臣潘粵生，王沒有辦法取而代之，各版編輯依然按習慣將做好的版樣拿給潘過目，潘跟以前一樣處理版樣，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過。既然九樓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樓找個地方辦公，開始編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紙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廣告和生活類內容，隨報夾送。有很多打工者將報紙貼在床頭，每周可以換一張。明報大廈為此在六樓設了一間攝影室，請女明星來拍照。“窈窕版”（婦女版）和“消費版”的稿件和漂亮圖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報》的發行量到底有沒有因此擴大，也不好說，只是金庸看起來很高興。可是，報社幾乎每天都會接到來電或來信，質問《明報》為何改變編輯方針，走性感路線，等等。甚至有學校不想讓學生受“精神汙染”，以退訂抗議。他只好對下屬解釋：“做報紙跟做其他生意一樣，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②
也是這時，他意識到長期實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軌道，改善並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陸續成立編輯委員會、行政委員會等。他重用吳霭儀，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報》辦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報紙”。但當改革觸及潘粵生、龍國雲這些元老時，就進行不下去了。她從1987年12月出任《明報》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敗告終。她卻說：“……在明報辦事，發表意見亦是肆無忌憚，從來只有得到鼓勵和優待，我的‘洋脾氣’怎樣不符合中國人傳統的習慣，查先生也從來沒有表露過絲毫不滿。……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①
① 1986年3月11日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短期內任命潘為副社長，王世瑜為總編輯。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90—291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57、58、98、99、127頁。
1986年，明報出版部發展為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則是金庸獨立創辦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俠小說，與明報集團並無關系），出的第一本書就是倪匡（衛斯理）的《鉆石花》，金庸、溫瑞安等人的武俠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克裏斯蒂的偵探小說，農婦的雜文，張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詩集都出過。1987年開辦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專門經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洲的旅游業務，到1991年，營業額有1.9億港幣。
《明報》變成了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細心的女編輯歐陽碧發現了信封、信箋的變化，以前是白紙黑字，印著“明報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樸素，像個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團成立後，信封、信箋都改成淡黃色，紙質也比以前高級了，特別設計的《明報》標志，以紅色和黃色嵌入，如一輪紅日傍著一彎月亮。老板也有了專用的信封、信箋，一種在“明報集團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標志之下，印著英文LOUISCHA，下面還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種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報》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歡金色和紅色，在信封下端、信箋上端都印了金、紅兩色行線作裝飾，他的辦公室就是以這兩種顏色為主色調的。②
二、“查氏字條”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國際新聞界並不陌生，稱他為“查（茶）博士”，卻不知這個Cha實際上要讀Zha。《明報》內部，無論是總編輯還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後談到他才會用“查老板”，除了開玩笑，不大有人當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電話回報社，也自稱“查先生”。
董橋說：“我追隨查先生做雜志、做報紙那麽多年……我在查先生處學到的最實際的東西，是他對新聞寫作與評論的技巧，以及他對編采人員的專業的尊重與寬容。他常說，那也是他從實踐中學習到的修養。”①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後記。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66—167頁。金庸唯一正式出版的社評集《香港的前途》封面也有金、紅兩色裝飾線。
金庸自述對報社工作同人個個敬若上賓，不善於督促領導，因此《明報》內部氣氛十分和諧，但不免松懈散漫，過分自由。②在《明報》工作過的人確實很少看到他發脾氣，他平時話不多，喜怒不形於色，那張四四方方的國字臉給人一種嚴肅木訥的感覺。在歐陽碧眼裏，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起話來便帶著微笑。不論他講什麽，都是一副笑瞇瞇的臉孔。不過，笑盡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會全力以赴排除萬難去實現。不喜歡他的人，背後稱他為“笑面虎”。③
他笑起來，雙眼連成一線，方方正正的國字臉上帶著莊重含蓄的表情。④有人說，“他不說話則已，一說起話來語速很快，密不透風，顯然思維敏捷活躍”。⑤其實，與他熟悉的人都說他不擅辭令，不是那種講話滔滔不絕的人，與他善於寫作形成了明顯的反差。與他做過多次對話的池田大作說他“質樸寡言”。倪匡說他講話一向不多，廣東話、國語都不行。⑥“他講話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經過細思才說出來。有時，給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訥訥的，半晌說不出話來，真教旁人替他著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談會上見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這樣深刻的印象。⑦
主持偌大一個明報集團，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員工辦什麽事，有什麽指示或意見，或與作者交流意見，他喜歡以筆代口，寫字條。
他的字條通常寫在明報的便箋上，還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事情超過了一項，就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下款常常只署一個“查”字，還有日期。有時上面還有“社長意見請傳閱”的刻印字樣，然後發給各版編輯。他的字很像瘦金體，筆畫分明，工工整整，屬於最受排字房歡迎的字體，如同他的性格一樣一絲不茍。①
①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10—111頁。
② 金庸《與讀者諸君共同進步》，《明報》1973年5月20日。
③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17、204、224頁。
④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頁。
⑤ 熊光楷《往事悠悠寄書香》，《羊城晚報》2008年3月16日。
⑥ 李懷宇《訪問歷史》，78頁。
⑦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0頁。
1986年4月，歐陽碧受命做《明報》的質檢工作，就是檢查報紙質量並比較與《東方日報》《成報》等報的差距，具體工作金庸就是通過這樣的字條交代的，包括各個版的錯字、錯誤標題、同一新聞的處理、優劣比較等。在她遞交的書面檢查報告上，他也會用紅筆在空白處寫下意見，每份“紅批”過的報告，還要傳給總編輯、副總編輯、各版編輯，他們閱後都要簽名。因為編輯部對於報紙檢查工作有抵觸情緒，一段時期下來效果甚微，他不大高興，當年8月下達了一張字條：
歐陽小姐系本報所聘請檢查日報版面的專職人員。她檢查的報告，經本人詳細批閱，錯誤或不妥之處，經本人改正。但編輯部對此似乎極少反應，指出後的錯誤仍一再重覆，令人失望。
如果對她的“檢查”或對本人意見有不同意見，請隨時提出，勝於不聞不問，甚至不看不理。②
1990年12月27日，他給董橋等人一張字條：
董橋先生：
編委、編輯、校對各位：
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寫的社評中，兩個“如果”都給改作了“若果”，相信因為我草書的“如”字，校對先生以為是“若”字之故。以後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請編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十二、廿七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頁。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4—26頁。
金庸的字條
他還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為習慣，無理由可說。”①
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條治報”吧。
就是向專欄作者約稿，金庸也喜歡寫字條，李文庸就收到過金庸邀請他為《明報》副刊寫一篇小說的條子。
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到底發出過多少張字條，早已無法統計，數字必定相當驚人，如將這些字條集在一起，不僅可以給《明報》，也可以給報業史、傳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資料。他以字條來管理報社事務，龐大的明報集團就是在他一張張字條下成長起來的。
他自稱：“我管《明報》其實是很獨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頭改到尾。”《明報》是他的“一言堂”，他說一不二，幾十年來他的合夥人、老同學沈寶新都是聽他的。“在香港辦《明報》我是主要投資人，擁有報紙百分之八十的股權，另外一位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東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讀中學時的老同學，我們是好朋友，他從來不反對我的意見。我做董事長、社長、總編輯、社評執筆人，什麽事都是說了就算，不用討論。”
他一個人說了算，好處之一是效率高，反應靈敏，編輯部下午打電話到他家裏：“查先生，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我們怎麽反應？”他在電話裏回答：“即刻出版號外，評論與做新聞都譴責政治上的恐怖行為。”“但我們反對美國打越戰啊！”“那是兩回事，美國打越戰，照樣反對。但反對行刺肯尼迪。誰有美國簽證，即刻訂機票去華盛頓采訪。”“好的。×××有簽證。”“就派他去。叫他來聽電話，我來告訴他怎樣采訪。”
金庸表示，“報紙是老板的私器……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來政制的安排上，《明報》其他社評執筆人的立場和他並不一致，但必須照顧他的立場，《明報》主要只能體現他的立場，因為他是老板。在他看來，“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我在主持《明報》時，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的問題，和主持編務的編輯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極抵制，我並沒有即刻將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職位，但不讓他處理實際工作了，換一個聽話的人來做。”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5、336頁。
但金庸給漫畫家尊子保留了一個“特區”，尊子可以對他有關香港前途的觀點進行諷刺、批評。
查良鏞談吐溫文，但性格可說剛多於柔，強多於弱。明報系列是他的王國，他的作風有點像帝王，永遠禮數周到，但休想影響他的決定一分一毫。
他是個天生便有權術的人。在他的王國內，沒什麽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創下了文人辦報不但不倒，而且極度成功的先河。……②
這是《明報》專欄作家林燕妮說的。黃霜也說金庸“很獨裁，一點也不民主”。
另一位給《明報》寫專欄的李文庸說：“金庸表面上不茍言笑，冷漠肅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屬下見到他的時候，噤若寒蟬，《明報》機構上下百餘個職員，在背後都以‘主上’稱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報》資深女職員一起到金庸辦公室，親眼看到女職員小心翼翼地“側坐”下來。其實，他從來不呼喝斥罵下屬，連語氣重一點的話都沒有。③歐陽碧在金庸的辦公室親眼看到，被任命為《明報》總編輯的王世瑜與他用上海話交談，對他畢恭畢敬，無論他說什麽，都會一面點頭，一面非常肯定地應道：“對對對，是是是。”④在他手下辦事接近五年的吳霭儀就說：“我很怕他。”當她做《明報》督印人時，想改革高層的人事，金庸對她很不滿，認為她“野心很大，想獨攬《明報》”。在有關香港問題的爭論中，他們之間也有著尖銳的分歧。⑤
① 金庸《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新聞記者》1999年12月，19頁。
② 林燕妮《偶像畫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頁。
③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8—109頁。
④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57頁。
⑤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306頁。
1975年8月，金庸對外界說：“我個人對經營工商業的興趣不很濃，主要還是喜歡看書和寫作，我時常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煩惱，老是設法減輕這方面的工作。”“何況《明報》機構發展至今已上軌道，各部門的員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經理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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