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字條治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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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能幹，他負責經理部門全部的工作，我從不幹預他的決定。……而爭取較多時間來讀書、寫作，譬如撰寫每天的‘社評’。”①
實際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細，連排字房的工作都要親自過問，或許“五月風暴”時被換版的往事讓他記憶猶深。《明報》副刊請專欄作者也要通過他，不僅副刊編輯，就是總編輯都無權決定，都得他來批準。約稿、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時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過作者的抗議。林燕妮回憶，“以前《明報》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選定的，副刊老總並無約稿的權力”。②副刊編輯只不過扮演催稿、清大樣和校對的角色，不會刪改作者的稿子，也不願主動與作者聯系，相當於高級校對。1966年進入《明報》、長期擔任副刊編輯的詩人蔡炎培因此被戲稱為“蔡校書”。倪匡說：“查良鏞當他那張《明報》是性命，是寶貝，尤其是那個副刊，一直以來，都死抱著不放。”
金庸告訴歐陽碧：“副刊是一張報紙的靈魂，港聞和國際電訊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話，那張報紙就會與眾不同。”他在《新晚報》《大公報》就是編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親自來抓，不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後改為“物”﹞“圖”五字）、“二十四字訣”（“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籲短嘆，自吹吹人投籃”二十四字），而且手書貼在副刊編輯部。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視為不得外傳的秘訣。1988年10月20日，他給編輯部所有編輯寫字條，“唯副刊依賴外稿，不完全受編輯控制”，重申“生動活潑、吸引力強”的方針，同時要他們註意：
在與各位作者聯系時，只可告知我們的希望與要求，不可將我們的方針原文全部內容和盤托出，因此系本報重大業務，不能讓競爭者知悉。①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0頁。
② 林燕妮《偶像畫廊》，4頁。
《明報》有個“明窗小劄”專欄，許多編輯方針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會用“徐慧之”名義（主要是他執筆）在這裏透露。②
對專欄作者在其他報紙寫專欄，金庸也很在意，不願作者用同一筆名在他報出現。《明報》工作人員要在其他媒體寫專欄或做主持，都要經過他的同意。1988年，歐陽碧應《星島晚報》之邀開專欄，向他報告，他寫字條說：“同意，一般原則是最好不用與《明報》相同的筆名。若已用，也可。”③
《明報》員工對報社有任何意見，都可直接給金庸寫信，記者稿件被版面編輯刪改會寫信給他，編輯想要加工資會寫信給他，辭職也會找他。還會有人給他打小報告，說某某人背後在報館內罵他。他很清楚，“《明報》內部所有的人只聽我一人的話，可以說是成功，也是失敗”。④
《明報》二度易主之後，馬來西亞報業大亨張曉卿曾誠意邀請金庸出山，任名譽主席，他要求有實際的指揮權，遂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罷。
有人說，《明報》是20世紀後半葉香港“文人辦報成功的典範”，金庸說：
文人辦報，文人在組織編輯采訪當然是好的，但是辦報主要是企業家的工作，比較困難，對文人來講，就不會做。……管理一份報紙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單單是中國文學，就很難辦報了。……香港社會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學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業的熏陶，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會中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文人了，工商業跟企業管理他也有知識，所以在香港文人辦報的可能性比較大。⑤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頁。
② 東西《永遠“前進”的金庸》，《開放》2012年7月號。
③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頁。
④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2—283、286頁。
⑤ 李多鈺《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摳門的老板”
1970年，《明報》每天出紙2.5大張，1980年5至6大張，1990年超過了10大張。對於《明報》的成功，金庸說：“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歡思考，不墨守成規，遇到有困難時，通常很快就找到解決的辦法。不過，我卻不是個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對金錢很重視，對賺錢很有興趣，但我對此卻常是糊裏糊塗的。”其實，他一點也不“糊裏糊塗”，而是非常精明，他對金錢非但不是沒有興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說錙銖必較，他在《明報》內部一直被視為“很摳門的老板”。
在《明報》工作多年的吳霭儀評說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視錢財如糞土時，這樣說：“現代的現實生活不容許我們一擲千金，辦報的金庸恐怕不會讚成手下當報社資產的錢財如糞土。經營一家成功的報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錢銀的用途。”①金庸也說過，“辦報紙，不能過分浪漫”。這句話背後包含了對每一分錢的在乎，《明報》曾經歷早期極為艱苦的歲月，即使後來財源廣進，他也厲行節約，甚至到了“摳門”的程度。“我辦報辦了幾十年，對於一磅白報紙的價格、一平方英寸廣告的收費、一位職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數和稿費等，長期來小心計算，決不隨便放松，為了使企業成功，非這樣不可。”②林燕妮說，“很多人認為文人辦企業，易流於情緒化，不會精打細算。查良鏞卻不，說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僅表現在辦報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飛狐》和《飛狐外傳》譯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歡迎，寄上樣書，並寫了一封信：
惟須聲明者，此項授權，以《雪山飛狐》譯文發表於日本雜志者為限，將來如出版單行本條件另議，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譯本之計劃，將來再行商議。吾兄譯文如為日本讀者接受，可進行出單行本。③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看人生》，84頁。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65頁。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06頁。
小時候，父親的“沒用”給他留下刻骨銘心的陰影，覆蓋了他的一生。“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十三四歲就覺得父親沒用。”他的精明正是對父親“沒用”的反撥。①
《明報》員工批評金庸，可以高薪聘請新員工，但老員工的工資偏低，從來沒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員工的工資差距很大。有些老員工因生活負擔重等原因，不得不離開《明報》，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說，金庸一直強調的《明報》從不“炒人”是事實，但員工忍受不了低工資會自動離職，不需要他主動“炒人”。他的解釋是，《明報》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環境穩定的大機構，員工工資雖較低，總比在一家工資較高，但工作環境不穩定的機構工作，隨時可能面臨倒閉要好。他有一次公開說：“明報有四百員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幾十萬。”在他看來辦報紙完全不同於寫武俠小說，而是一項十分實際的事業。他對《明報》員工一直實行“微薪制”。他對人說，“在《明報》工作是他們的光榮，不用給他們高人工，他們也會排隊來《明報》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報》在報界崛起，有過《明報》工作經歷的人的確會身價大增。許多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離開之後，開創事業多能獨當一面，香港報界今天一些頭面人物如董橋、《信報》社長林行止、《東方日報》主筆陶傑等，都在《明報》擔任過重要職務。
雷偉坡受命主編《明報周刊》之前說，“羅素說人生兩大欲求不外乎名與利，我說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說：“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給我編《明報周刊》吧！”亦舒聽說雷年薪五百萬，潘粵生也對雷說，聽說“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說，這都是誤會。但優待他倒是事實。由於長期操勞過度，他不幸積勞成疾，患了TB骨（肺癆菌入骨），不得不到臺灣治病，在榮民醫院養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資照發。他回到香港，金庸請他繼續主持“明周”，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準許他一星期只上一兩天班，平時可以在家通過電話遙控編務，另外還給他大幅度加工資，他被稱為“遙控總編輯”。有人間金庸為什麽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為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① 《“幫主”的心事誰人知》，《楊瀾訪談錄》2007Ⅱ。參考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4頁。
1979年12月，在主編了156期“明月”之後，胡菊人提交了辭職信。那年，《臺灣日報》老板傅朝樞因與臺灣當局意見不一，報紙被當局買下，傅於是抽調資金，到香港和美國另謀發展，要在香港新辦一份《中報》，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萬元力邀他出任社長兼總編輯，當時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①更吸引他的是對方稱還要辦晚報、周刊、月刊，整個“非常龐大”的新事業都由他全權負責。最打動他的並不是這些。《明報》雖好，卻不是他理想中的報紙，他有魯迅情結，想拯救一代青年，認為報紙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傅朝樞聽了他的理想，立即答應了：“胡菊人，我就是想辦這種報紙。”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決，怕自己過了50歲沒有勇氣接受任何新挑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金庸舉行相當隆重的歡送會，送胡菊人黃金勞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動的是臨別贈言，他們在馬會餐廳，金庸難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和言辭來挽留他。當知道他必然離去的時候，金庸給了他三個忠告：
第一點，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個個不同的，你將來到那邊工作，他們家庭成員當然要來管事，同時，在你下面還有很多人要管，人的個性既然人人不同，那麽就算有人當面對你發脾氣，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動怒。
第二點，報紙雜志的銷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銷路下跌，你也不要憂心，只要冷靜去做就是了。
第三點，你要知道，辦報難免時時接到律師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驚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機放假，他們叫了一輛計程車，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過天後廟道的半途上，他們並排在後座上坐著，一時竟緘默了，好像從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頗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沈默，說：“菊人兄，我們共事這麽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來，查兄你不用與我說一句話，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問一句話，就把《明報月刊》編得相當出色，這是非常難得的！”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03頁。
菊人辭職，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員工都獲得加薪，並設宴慰勞。大家見他如此誠意，都不忍在這時離開，所以沒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離開確實令金庸心痛，事起倉促，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馬，親自主編了兩期。“胡菊人兄和我們是在十分友好的情況下分手的。……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報月刊》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中一本極有影響力的刊物，中國內地和臺灣的政治領袖與學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讀者。”③
金庸請了董橋，從1980年第3期開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黃俊東說，“明月”換一個主編，便會出現另一種風格，“查先生除了總是給予一個月刊立場原則的錦囊之外，便任由主編發揮”。④
1980年2月27日，傅朝樞出資的《中報》創刊，胡菊人任總編輯，陸鏗任總主筆，接著又創辦了《中報月刊》，但僅一年，他們即雙雙離開。那三點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說之事一一都應驗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陸鏗以補償費共同創辦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對胡始終念念不忘，有一年聖誕節前，他在尖東一家酒樓宴請臺灣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個酒會，連忙通過李文庸（慕容公子）邀來摯談，誠意拳拳。⑤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稱的吳霭儀，每周在《南華早報》寫英文政論，引起金庸的註意。他們同是廉政公署一個咨詢委員會的委員，金庸是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覺得她的發言言簡意賅，三言兩語就說到問題中心。吳霭儀1984年被他請到《明報》工作，1985年要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1986年7月又應他力邀重回《明報》任副總編輯，1987年9月，她又離開三個月，繼續劍橋的學業，《明報》不僅為她保留職位，還一直給她發工資。
① 《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17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64頁。
③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1980年1月號，108頁。
④ 黃俊東《遠路不須愁日暮》，《明報月刊》1996年1月號，43頁。
⑤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頁。
在為《明報》工作過六年的歐陽碧眼中，金庸是個“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辭職前往美國讀書，辭職信交給了總編輯董橋，金庸請她到七樓辦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說：“這樣吧，你在副刊上的專欄，我為你保留下來，一直到你回來，每個月的稿費還可以幫補你在那邊的生活。”最後還說了一句令她感動的話：“你到了美國之後，在那裏實在生活不下去，我們還是歡迎你回來，你隨時回來，《明報》隨時歡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後就要賣掉《明報》。①金庸說：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別人高。可能是因為和我一起工作比較愉快，我對人家客客氣氣，沒有老板架子，不會罵人家，當別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環境比較好。
與其他大報相比，《明報》工資低，福利薄，這是《明報》員工從編輯、記者、校對到排字房、機房工人的同感。他們對《明報》最不滿的地方，就是工資加得少，連退休金都“縮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讚成報酬高的明星制度，不過他認為記者太出風頭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記者，就容易給別人挖走了。②
《明報》港聞版編輯黃陵是個老員工，做了十幾年，因年齡關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發了一筆數萬元的退休金，黃陵表示不滿，一氣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應該不止這個數目。這筆錢我就不打算要，我會全部用來登報紙，在全港報紙登啟事，聲明黃陵在《明報》打工，現在退休了，只得數萬元退休金，由於感激你，所以特別登報紙表揚！”③
這事最後以金庸給黃陵補錢而了結。
1965年進《明報》的漫畫家王司馬④，負責監督《明報》及所屬出版機構的美術工作，為《明報》畫了多年漫畫，表現出色，金庸很欣賞他的漫畫，武俠小說修訂重版，指明要他設計封面和插畫。金庸大部分小說的插圖出自王司馬手筆，他的插圖常常有點寫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圖與其他小說插圖的線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畫筆法，具有“文人氣息”。他的稿費卻一直沒有加過，一個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發了一點牢騷，倪匡答應替他去說。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頁。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頁。
③ 楊莉歌《金庸傳說》，201頁。
④ 原名黃永興（1940—1983），生於澳門，1961年到香港。
見到金庸，倪匡先問王司馬的漫畫好不好，當金庸豎起大拇指誇王司馬的漫畫時，倪匡立馬直入主題“應不應該加稿費”，金庸想也沒想就回答：“應該！”倪匡說：“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塊一個月嗎？”“這麽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說：“一千五百元。”金庸有點猶豫：“這太多一點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謝！多謝！”倪匡馬上向他致敬。原來王司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後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說：“一千二百元買王司馬的畫，還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馬因患惡性腫瘤去世，他聞訊流下了眼淚。王司馬的殮葬費，全由他支付。出殯那天，親自趕去扶靈，神情懊喪，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兒子一樣。①
1985年，“哈公怪論”風波發生後，許國（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說無退休制度，也即是沒有退休金。所以許國只能再“泡”下去。他們相識很早，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許國常給《大公報》《新晚報》寫稿，後來他們在長城電影公司共事過。1975年10月許國進入《明報》，負責明報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最後一次校對（七校）是由許國逐字逐句校對的，許國在編排包裝上也用了不少心，並為他的武俠小說打入臺灣市場盡過力。董橋主編“明月”時，與許國在隔壁房間辦公，“哈公寫字畫畫刻圖章，我經常去向他討教，學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學問”。②溫瑞安小說的版權就是與許國談的，“哈公精打細算，抽著煙鬥，很有名土派頭，臉上常帶笑容，很易接近”。
①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5頁。
②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50頁。
許國在《謝謝各位的掌聲論》中說，“可能是哈公得天獨厚，三十幾年從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務，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沒有拿過”，表示不滿。
1986年11月，許國與金鐘、許行籌辦政論刊物《解放月報》。1987年1月8日，《解放月報》正式創刊前夕，金庸看到許國擬的創刊廣告，有一句“遺失大批水貨”，趕緊請到辦公室談了一下午。事後，許國告訴朋友，退休金已解決，月底辦完移交手續，離開服務了十一年的《明報》。當年5月，許國突然病倒，住入廣華醫院，金庸第一個送去花籃。許國第二次緊急住院時，有人告訴金庸，他派許國在《明報》時的老助手吳志標關註病情發展，吳曾幾次打電話向金鐘詢問病情。6月15日，許國病逝，當金鐘、許行去《明報》找吳志標時，吳卻以這天是公眾假期為由避而不見。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喪會主任，並負擔一筆喪事費用，他表示可以“考慮”。6月16日下午，在《明報》每周例行的高層會議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費用也不宜出，許國走時已給了一筆錢。他一表態，原先考慮參加治喪會的《明報》中高層人員紛紛退縮。除了“明月”總編輯張健波，只有《明報》中國消息版編輯李谷城留下，他是許國的同鄉。有人以為金庸可能會來吊唁，但他終於沒有來，只送了花圈。
操辦許國喪事的朋友希望《明報》刊登的訃告能減免廣告費，總編輯王世瑜表示，免收廣告費不成問題，不過“這張報紙不是我的，要問過老板才能決定”。6月23日晚，他們得知金庸決定免收哈公訃告的廣告費，兩次四個廣告本應收費共約一萬多港幣。①
據說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藝高明。《明報》創辦早期，由於經濟拮據，他每次給員工發工資後，就會邀請他們到家裏玩“沙蟹”，然後將他們的錢逐一贏回來。後來《明報》業務蒸蒸日上，他就倒過來，設牌局讓員工贏錢。逢年過節，他在家裏招待員工，牌局是必有的娛樂，每次設牌局都是他做莊，一開始必定讓員工通贏。這個慣例保持了多年，《明報》員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興奮。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說，金庸本性極活潑，喜歡熱鬧，他每周都在家中設牌局，邀請朋友們來打撲克，他牌技好，他們的錢都被他贏去了，他會請大家吃飯，還買禮物哄輸錢的朋友開心。①《明報》員工有急需，也會向他和沈寶新借錢，經理部的人向沈借，編輯部的向他借，一般他們都會爽快地答應。②倪匡曾問過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條，如何處理？”他回答：“放在哪裏都不記得了！”③
① 《解放月報》1987年7月號，45—48頁。
《明報》有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報館包辦員工的膳食，到樓頂的有蓋露臺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給《明報》翻譯日本報刊的文章，不是員工，也常去沾光，從沒有人說過半句閑話。④
金庸給作者的稿費一直很低，辦報之初經濟困難，後來經濟狀況好了，稿費也沒提高多少。沈西城說1979年他給《東方日報》寫稿，三個月的連載，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費是1000元。但給《明報》翻譯日本推理小說，每天八百字，稿費只有653元，比《東方日報》少了350元。
《明報》副刊的專欄地位高，香港不少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擠進《明報》副刊，代表著身份受肯定。”⑤盡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給它寫稿。當然，還是有人對《明報》稿費不滿。林燕妮先是替簡而清在《明報周刊》的專欄“頂檔”而被發現，金庸稱她的散文“充滿了香水味兒”，是“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報》開了“懶洋洋的下午”“粉紅色的枕頭”等專欄。開始她只寫散文，雷偉坡建議她也寫小說，金庸從旁鼓勵。當她要求增加稿費時，金庸的回答是：“你那麽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⑥也要金庸加稿費，他則回答：“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麽用？”亦舒為此在她的專欄裏“罵”他，說他刻薄“爬格子動物”。雖然文辭尖刻，但他看了，不僅不生氣，還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總之，說什麽也不加稿費。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報》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嘗到過向他要求加稿費的滋味。一次他大宴親朋時，倪匡突然發難：“老查，你的《明報》可真越辦越好哪！”他謙恭地說：“哪裏，哪裏，都是大家的鼎力幫忙。”倪匡說：“聽說《明報》一年賺好幾千萬，對嗎？”他答：“一點點，一點點。”倪匡哈哈大笑說：“那麽，我的稿費也該加一加了吧！”他連忙擺手說：“倪匡兄，我不跟你說了，我回去給你寫信。”一聽寫信，最怕寫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職業作家每個字都要賺稿費，而寫信沒有報酬，浪費筆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卻偏偏特別喜歡寫信。倪匡說：“老查的耐性真是好，為了稿費，他可以寫三四張紙，闡述《明報》的種種困難，文辭懇切，令你覺得要他加稿費，實在是你的一大罪過。”加稿費的事自然擋了回去。①
① 《環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2頁。
③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頁。
④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報月刊》2011年1月號，17頁；沈西城《金庸與倪匡》，52頁。
⑤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188頁。
⑥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於上海，從小來港，1964年讀中學時，《明報》的星期日特刊以她為主角，拍了一輯照片。中學畢業後，她一度在《明報》當過記者，以寫流行言情小說成名。
1979年《明報》二十周年時，金庸與林燕妮、張徹、倪匡等
許多人都說金庸吝嗇。不過，對朋友，有時他也很慷慨。這一點倪匡的體會很深，有什麽困難，他都會幫忙。有時倪匡等錢用，他就會預支版稅給倪匡。這是倪匡跟明報出版部的人親口說的。倪匡支版稅，並不是小數目，通常都過十萬。他從來沒有皺過眉頭，頂多帶點勸告的口吻對倪匡說：“錢不要亂用啊！”倪匡說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當年朋友們常在他家通宵達旦玩“沙蟹”，倪匡賭品很差，一次輸急了，拍桌而去，到家還在生氣，他立馬來電，哄小孩一樣哄，讓倪匡汗顏。又一次輸急了，說輸的錢本來是準備買相機的，他立馬以名牌相機相贈。不高興時，倪匡在他面前說：“你是最夠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夠意思的老板。”意思說他稿費付得少，在場的溫瑞安表示同感。②
1981年開始以“石貝”的筆名給《明報》寫了十年專欄的歐陽碧也說“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陳若曦到香港，《尹縣長》《歸》等小說都在“明月”發表，中間發生了倒扣稿費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紙計酬，會計處卻減去空格，視為“超支”，便在以後的稿費中扣除。為了“躲債”，他有幾年沒有給“明月”寫稿。
①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21—122頁。
②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頁。
1985年九十月間，“哈公怪論”起風波，許國罷寫，讀者函電交馳，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粵生出面“挽回”，給許國加三倍稿費，因為他的稿費向來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總承諾加到與倪匡同等待遇。①
① 《解放月報》1987年7月號，45—48頁。
第四篇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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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細，連排字房的工作都要親自過問，或許“五月風暴”時被換版的往事讓他記憶猶深。《明報》副刊請專欄作者也要通過他，不僅副刊編輯，就是總編輯都無權決定，都得他來批準。約稿、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時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過作者的抗議。林燕妮回憶，“以前《明報》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選定的，副刊老總並無約稿的權力”。②副刊編輯只不過扮演催稿、清大樣和校對的角色，不會刪改作者的稿子，也不願主動與作者聯系，相當於高級校對。1966年進入《明報》、長期擔任副刊編輯的詩人蔡炎培因此被戲稱為“蔡校書”。倪匡說：“查良鏞當他那張《明報》是性命，是寶貝，尤其是那個副刊，一直以來，都死抱著不放。”
金庸告訴歐陽碧：“副刊是一張報紙的靈魂，港聞和國際電訊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話，那張報紙就會與眾不同。”他在《新晚報》《大公報》就是編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親自來抓，不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後改為“物”﹞“圖”五字）、“二十四字訣”（“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籲短嘆，自吹吹人投籃”二十四字），而且手書貼在副刊編輯部。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視為不得外傳的秘訣。1988年10月20日，他給編輯部所有編輯寫字條，“唯副刊依賴外稿，不完全受編輯控制”，重申“生動活潑、吸引力強”的方針，同時要他們註意：
在與各位作者聯系時，只可告知我們的希望與要求，不可將我們的方針原文全部內容和盤托出，因此系本報重大業務，不能讓競爭者知悉。①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0頁。
② 林燕妮《偶像畫廊》，4頁。
《明報》有個“明窗小劄”專欄，許多編輯方針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會用“徐慧之”名義（主要是他執筆）在這裏透露。②
對專欄作者在其他報紙寫專欄，金庸也很在意，不願作者用同一筆名在他報出現。《明報》工作人員要在其他媒體寫專欄或做主持，都要經過他的同意。1988年，歐陽碧應《星島晚報》之邀開專欄，向他報告，他寫字條說：“同意，一般原則是最好不用與《明報》相同的筆名。若已用，也可。”③
《明報》員工對報社有任何意見，都可直接給金庸寫信，記者稿件被版面編輯刪改會寫信給他，編輯想要加工資會寫信給他，辭職也會找他。還會有人給他打小報告，說某某人背後在報館內罵他。他很清楚，“《明報》內部所有的人只聽我一人的話，可以說是成功，也是失敗”。④
《明報》二度易主之後，馬來西亞報業大亨張曉卿曾誠意邀請金庸出山，任名譽主席，他要求有實際的指揮權，遂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罷。
有人說，《明報》是20世紀後半葉香港“文人辦報成功的典範”，金庸說：
文人辦報，文人在組織編輯采訪當然是好的，但是辦報主要是企業家的工作，比較困難，對文人來講，就不會做。……管理一份報紙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單單是中國文學，就很難辦報了。……香港社會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學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業的熏陶，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會中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文人了，工商業跟企業管理他也有知識，所以在香港文人辦報的可能性比較大。⑤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頁。
② 東西《永遠“前進”的金庸》，《開放》2012年7月號。
③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頁。
④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2—283、286頁。
⑤ 李多鈺《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摳門的老板”
1970年，《明報》每天出紙2.5大張，1980年5至6大張，1990年超過了10大張。對於《明報》的成功，金庸說：“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歡思考，不墨守成規，遇到有困難時，通常很快就找到解決的辦法。不過，我卻不是個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對金錢很重視，對賺錢很有興趣，但我對此卻常是糊裏糊塗的。”其實，他一點也不“糊裏糊塗”，而是非常精明，他對金錢非但不是沒有興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說錙銖必較，他在《明報》內部一直被視為“很摳門的老板”。
在《明報》工作多年的吳霭儀評說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視錢財如糞土時，這樣說：“現代的現實生活不容許我們一擲千金，辦報的金庸恐怕不會讚成手下當報社資產的錢財如糞土。經營一家成功的報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錢銀的用途。”①金庸也說過，“辦報紙，不能過分浪漫”。這句話背後包含了對每一分錢的在乎，《明報》曾經歷早期極為艱苦的歲月，即使後來財源廣進，他也厲行節約，甚至到了“摳門”的程度。“我辦報辦了幾十年，對於一磅白報紙的價格、一平方英寸廣告的收費、一位職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數和稿費等，長期來小心計算，決不隨便放松，為了使企業成功，非這樣不可。”②林燕妮說，“很多人認為文人辦企業，易流於情緒化，不會精打細算。查良鏞卻不，說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僅表現在辦報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飛狐》和《飛狐外傳》譯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歡迎，寄上樣書，並寫了一封信：
惟須聲明者，此項授權，以《雪山飛狐》譯文發表於日本雜志者為限，將來如出版單行本條件另議，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譯本之計劃，將來再行商議。吾兄譯文如為日本讀者接受，可進行出單行本。③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看人生》，84頁。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65頁。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06頁。
小時候，父親的“沒用”給他留下刻骨銘心的陰影，覆蓋了他的一生。“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十三四歲就覺得父親沒用。”他的精明正是對父親“沒用”的反撥。①
《明報》員工批評金庸，可以高薪聘請新員工，但老員工的工資偏低，從來沒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員工的工資差距很大。有些老員工因生活負擔重等原因，不得不離開《明報》，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說，金庸一直強調的《明報》從不“炒人”是事實，但員工忍受不了低工資會自動離職，不需要他主動“炒人”。他的解釋是，《明報》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環境穩定的大機構，員工工資雖較低，總比在一家工資較高，但工作環境不穩定的機構工作，隨時可能面臨倒閉要好。他有一次公開說：“明報有四百員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幾十萬。”在他看來辦報紙完全不同於寫武俠小說，而是一項十分實際的事業。他對《明報》員工一直實行“微薪制”。他對人說，“在《明報》工作是他們的光榮，不用給他們高人工，他們也會排隊來《明報》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報》在報界崛起，有過《明報》工作經歷的人的確會身價大增。許多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離開之後，開創事業多能獨當一面，香港報界今天一些頭面人物如董橋、《信報》社長林行止、《東方日報》主筆陶傑等，都在《明報》擔任過重要職務。
雷偉坡受命主編《明報周刊》之前說，“羅素說人生兩大欲求不外乎名與利，我說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說：“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給我編《明報周刊》吧！”亦舒聽說雷年薪五百萬，潘粵生也對雷說，聽說“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說，這都是誤會。但優待他倒是事實。由於長期操勞過度，他不幸積勞成疾，患了TB骨（肺癆菌入骨），不得不到臺灣治病，在榮民醫院養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資照發。他回到香港，金庸請他繼續主持“明周”，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準許他一星期只上一兩天班，平時可以在家通過電話遙控編務，另外還給他大幅度加工資，他被稱為“遙控總編輯”。有人間金庸為什麽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為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① 《“幫主”的心事誰人知》，《楊瀾訪談錄》2007Ⅱ。參考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
②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4頁。
1979年12月，在主編了156期“明月”之後，胡菊人提交了辭職信。那年，《臺灣日報》老板傅朝樞因與臺灣當局意見不一，報紙被當局買下，傅於是抽調資金，到香港和美國另謀發展，要在香港新辦一份《中報》，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萬元力邀他出任社長兼總編輯，當時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①更吸引他的是對方稱還要辦晚報、周刊、月刊，整個“非常龐大”的新事業都由他全權負責。最打動他的並不是這些。《明報》雖好，卻不是他理想中的報紙，他有魯迅情結，想拯救一代青年，認為報紙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傅朝樞聽了他的理想，立即答應了：“胡菊人，我就是想辦這種報紙。”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決，怕自己過了50歲沒有勇氣接受任何新挑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金庸舉行相當隆重的歡送會，送胡菊人黃金勞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動的是臨別贈言，他們在馬會餐廳，金庸難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和言辭來挽留他。當知道他必然離去的時候，金庸給了他三個忠告：
第一點，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個個不同的，你將來到那邊工作，他們家庭成員當然要來管事，同時，在你下面還有很多人要管，人的個性既然人人不同，那麽就算有人當面對你發脾氣，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動怒。
第二點，報紙雜志的銷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銷路下跌，你也不要憂心，只要冷靜去做就是了。
第三點，你要知道，辦報難免時時接到律師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驚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機放假，他們叫了一輛計程車，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過天後廟道的半途上，他們並排在後座上坐著，一時竟緘默了，好像從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頗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沈默，說：“菊人兄，我們共事這麽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來，查兄你不用與我說一句話，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問一句話，就把《明報月刊》編得相當出色，這是非常難得的！”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03頁。
菊人辭職，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員工都獲得加薪，並設宴慰勞。大家見他如此誠意，都不忍在這時離開，所以沒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離開確實令金庸心痛，事起倉促，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馬，親自主編了兩期。“胡菊人兄和我們是在十分友好的情況下分手的。……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報月刊》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中一本極有影響力的刊物，中國內地和臺灣的政治領袖與學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讀者。”③
金庸請了董橋，從1980年第3期開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黃俊東說，“明月”換一個主編，便會出現另一種風格，“查先生除了總是給予一個月刊立場原則的錦囊之外，便任由主編發揮”。④
1980年2月27日，傅朝樞出資的《中報》創刊，胡菊人任總編輯，陸鏗任總主筆，接著又創辦了《中報月刊》，但僅一年，他們即雙雙離開。那三點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說之事一一都應驗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陸鏗以補償費共同創辦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對胡始終念念不忘，有一年聖誕節前，他在尖東一家酒樓宴請臺灣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個酒會，連忙通過李文庸（慕容公子）邀來摯談，誠意拳拳。⑤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稱的吳霭儀，每周在《南華早報》寫英文政論，引起金庸的註意。他們同是廉政公署一個咨詢委員會的委員，金庸是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覺得她的發言言簡意賅，三言兩語就說到問題中心。吳霭儀1984年被他請到《明報》工作，1985年要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1986年7月又應他力邀重回《明報》任副總編輯，1987年9月，她又離開三個月，繼續劍橋的學業，《明報》不僅為她保留職位，還一直給她發工資。
① 《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17頁。
②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64頁。
③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1980年1月號，108頁。
④ 黃俊東《遠路不須愁日暮》，《明報月刊》1996年1月號，43頁。
⑤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頁。
在為《明報》工作過六年的歐陽碧眼中，金庸是個“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辭職前往美國讀書，辭職信交給了總編輯董橋，金庸請她到七樓辦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說：“這樣吧，你在副刊上的專欄，我為你保留下來，一直到你回來，每個月的稿費還可以幫補你在那邊的生活。”最後還說了一句令她感動的話：“你到了美國之後，在那裏實在生活不下去，我們還是歡迎你回來，你隨時回來，《明報》隨時歡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後就要賣掉《明報》。①金庸說：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別人高。可能是因為和我一起工作比較愉快，我對人家客客氣氣，沒有老板架子，不會罵人家，當別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環境比較好。
與其他大報相比，《明報》工資低，福利薄，這是《明報》員工從編輯、記者、校對到排字房、機房工人的同感。他們對《明報》最不滿的地方，就是工資加得少，連退休金都“縮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讚成報酬高的明星制度，不過他認為記者太出風頭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記者，就容易給別人挖走了。②
《明報》港聞版編輯黃陵是個老員工，做了十幾年，因年齡關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發了一筆數萬元的退休金，黃陵表示不滿，一氣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應該不止這個數目。這筆錢我就不打算要，我會全部用來登報紙，在全港報紙登啟事，聲明黃陵在《明報》打工，現在退休了，只得數萬元退休金，由於感激你，所以特別登報紙表揚！”③
這事最後以金庸給黃陵補錢而了結。
1965年進《明報》的漫畫家王司馬④，負責監督《明報》及所屬出版機構的美術工作，為《明報》畫了多年漫畫，表現出色，金庸很欣賞他的漫畫，武俠小說修訂重版，指明要他設計封面和插畫。金庸大部分小說的插圖出自王司馬手筆，他的插圖常常有點寫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圖與其他小說插圖的線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畫筆法，具有“文人氣息”。他的稿費卻一直沒有加過，一個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發了一點牢騷，倪匡答應替他去說。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頁。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頁。
③ 楊莉歌《金庸傳說》，201頁。
④ 原名黃永興（1940—1983），生於澳門，1961年到香港。
見到金庸，倪匡先問王司馬的漫畫好不好，當金庸豎起大拇指誇王司馬的漫畫時，倪匡立馬直入主題“應不應該加稿費”，金庸想也沒想就回答：“應該！”倪匡說：“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塊一個月嗎？”“這麽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說：“一千五百元。”金庸有點猶豫：“這太多一點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謝！多謝！”倪匡馬上向他致敬。原來王司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後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說：“一千二百元買王司馬的畫，還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馬因患惡性腫瘤去世，他聞訊流下了眼淚。王司馬的殮葬費，全由他支付。出殯那天，親自趕去扶靈，神情懊喪，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兒子一樣。①
1985年，“哈公怪論”風波發生後，許國（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說無退休制度，也即是沒有退休金。所以許國只能再“泡”下去。他們相識很早，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許國常給《大公報》《新晚報》寫稿，後來他們在長城電影公司共事過。1975年10月許國進入《明報》，負責明報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最後一次校對（七校）是由許國逐字逐句校對的，許國在編排包裝上也用了不少心，並為他的武俠小說打入臺灣市場盡過力。董橋主編“明月”時，與許國在隔壁房間辦公，“哈公寫字畫畫刻圖章，我經常去向他討教，學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學問”。②溫瑞安小說的版權就是與許國談的，“哈公精打細算，抽著煙鬥，很有名土派頭，臉上常帶笑容，很易接近”。
①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95頁。
②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50頁。
許國在《謝謝各位的掌聲論》中說，“可能是哈公得天獨厚，三十幾年從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務，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沒有拿過”，表示不滿。
1986年11月，許國與金鐘、許行籌辦政論刊物《解放月報》。1987年1月8日，《解放月報》正式創刊前夕，金庸看到許國擬的創刊廣告，有一句“遺失大批水貨”，趕緊請到辦公室談了一下午。事後，許國告訴朋友，退休金已解決，月底辦完移交手續，離開服務了十一年的《明報》。當年5月，許國突然病倒，住入廣華醫院，金庸第一個送去花籃。許國第二次緊急住院時，有人告訴金庸，他派許國在《明報》時的老助手吳志標關註病情發展，吳曾幾次打電話向金鐘詢問病情。6月15日，許國病逝，當金鐘、許行去《明報》找吳志標時，吳卻以這天是公眾假期為由避而不見。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喪會主任，並負擔一筆喪事費用，他表示可以“考慮”。6月16日下午，在《明報》每周例行的高層會議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費用也不宜出，許國走時已給了一筆錢。他一表態，原先考慮參加治喪會的《明報》中高層人員紛紛退縮。除了“明月”總編輯張健波，只有《明報》中國消息版編輯李谷城留下，他是許國的同鄉。有人以為金庸可能會來吊唁，但他終於沒有來，只送了花圈。
操辦許國喪事的朋友希望《明報》刊登的訃告能減免廣告費，總編輯王世瑜表示，免收廣告費不成問題，不過“這張報紙不是我的，要問過老板才能決定”。6月23日晚，他們得知金庸決定免收哈公訃告的廣告費，兩次四個廣告本應收費共約一萬多港幣。①
據說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藝高明。《明報》創辦早期，由於經濟拮據，他每次給員工發工資後，就會邀請他們到家裏玩“沙蟹”，然後將他們的錢逐一贏回來。後來《明報》業務蒸蒸日上，他就倒過來，設牌局讓員工贏錢。逢年過節，他在家裏招待員工，牌局是必有的娛樂，每次設牌局都是他做莊，一開始必定讓員工通贏。這個慣例保持了多年，《明報》員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興奮。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說，金庸本性極活潑，喜歡熱鬧，他每周都在家中設牌局，邀請朋友們來打撲克，他牌技好，他們的錢都被他贏去了，他會請大家吃飯，還買禮物哄輸錢的朋友開心。①《明報》員工有急需，也會向他和沈寶新借錢，經理部的人向沈借，編輯部的向他借，一般他們都會爽快地答應。②倪匡曾問過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條，如何處理？”他回答：“放在哪裏都不記得了！”③
① 《解放月報》1987年7月號，45—48頁。
《明報》有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報館包辦員工的膳食，到樓頂的有蓋露臺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給《明報》翻譯日本報刊的文章，不是員工，也常去沾光，從沒有人說過半句閑話。④
金庸給作者的稿費一直很低，辦報之初經濟困難，後來經濟狀況好了，稿費也沒提高多少。沈西城說1979年他給《東方日報》寫稿，三個月的連載，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費是1000元。但給《明報》翻譯日本推理小說，每天八百字，稿費只有653元，比《東方日報》少了350元。
《明報》副刊的專欄地位高，香港不少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擠進《明報》副刊，代表著身份受肯定。”⑤盡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給它寫稿。當然，還是有人對《明報》稿費不滿。林燕妮先是替簡而清在《明報周刊》的專欄“頂檔”而被發現，金庸稱她的散文“充滿了香水味兒”，是“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報》開了“懶洋洋的下午”“粉紅色的枕頭”等專欄。開始她只寫散文，雷偉坡建議她也寫小說，金庸從旁鼓勵。當她要求增加稿費時，金庸的回答是：“你那麽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⑥也要金庸加稿費，他則回答：“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麽用？”亦舒為此在她的專欄裏“罵”他，說他刻薄“爬格子動物”。雖然文辭尖刻，但他看了，不僅不生氣，還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總之，說什麽也不加稿費。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報》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嘗到過向他要求加稿費的滋味。一次他大宴親朋時，倪匡突然發難：“老查，你的《明報》可真越辦越好哪！”他謙恭地說：“哪裏，哪裏，都是大家的鼎力幫忙。”倪匡說：“聽說《明報》一年賺好幾千萬，對嗎？”他答：“一點點，一點點。”倪匡哈哈大笑說：“那麽，我的稿費也該加一加了吧！”他連忙擺手說：“倪匡兄，我不跟你說了，我回去給你寫信。”一聽寫信，最怕寫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職業作家每個字都要賺稿費，而寫信沒有報酬，浪費筆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卻偏偏特別喜歡寫信。倪匡說：“老查的耐性真是好，為了稿費，他可以寫三四張紙，闡述《明報》的種種困難，文辭懇切，令你覺得要他加稿費，實在是你的一大罪過。”加稿費的事自然擋了回去。①
① 《環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2頁。
③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頁。
④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報月刊》2011年1月號，17頁；沈西城《金庸與倪匡》，52頁。
⑤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188頁。
⑥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於上海，從小來港，1964年讀中學時，《明報》的星期日特刊以她為主角，拍了一輯照片。中學畢業後，她一度在《明報》當過記者，以寫流行言情小說成名。
1979年《明報》二十周年時，金庸與林燕妮、張徹、倪匡等
許多人都說金庸吝嗇。不過，對朋友，有時他也很慷慨。這一點倪匡的體會很深，有什麽困難，他都會幫忙。有時倪匡等錢用，他就會預支版稅給倪匡。這是倪匡跟明報出版部的人親口說的。倪匡支版稅，並不是小數目，通常都過十萬。他從來沒有皺過眉頭，頂多帶點勸告的口吻對倪匡說：“錢不要亂用啊！”倪匡說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當年朋友們常在他家通宵達旦玩“沙蟹”，倪匡賭品很差，一次輸急了，拍桌而去，到家還在生氣，他立馬來電，哄小孩一樣哄，讓倪匡汗顏。又一次輸急了，說輸的錢本來是準備買相機的，他立馬以名牌相機相贈。不高興時，倪匡在他面前說：“你是最夠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夠意思的老板。”意思說他稿費付得少，在場的溫瑞安表示同感。②
1981年開始以“石貝”的筆名給《明報》寫了十年專欄的歐陽碧也說“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陳若曦到香港，《尹縣長》《歸》等小說都在“明月”發表，中間發生了倒扣稿費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紙計酬，會計處卻減去空格，視為“超支”，便在以後的稿費中扣除。為了“躲債”，他有幾年沒有給“明月”寫稿。
①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121—122頁。
②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頁。
1985年九十月間，“哈公怪論”起風波，許國罷寫，讀者函電交馳，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粵生出面“挽回”，給許國加三倍稿費，因為他的稿費向來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總承諾加到與倪匡同等待遇。①
① 《解放月報》1987年7月號，45—48頁。
第四篇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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