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明報集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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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日報》，他是大股東。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問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辦報方式，圖發揚中華文化，促進國家社會繁榮及團結”。①起初新、馬兩地用同一個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頭在兩地排印、發行，分為新加坡《新明日報》和馬來西亞《新明日報》，不過副刊、小說的稿件則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馬來西亞辦報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報》在吉隆坡印妥後，需整夜開動大批貨車把報紙運往別地。馬來西亞《新明日報》創刊之初，就以獨家連載金庸武俠小說、刊出內幕娛樂新聞及副刊、馬經等特色吸引讀者，每天出六大張，售價一角。從《明報》編輯部、經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員，在當地獲得良好聲譽。兩家中文報紙在當地發展很快，不到幾年就躋身大報行列，成為發行量最大的幾份中文報紙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報》已日銷10萬份，因當地政府的嚴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將股份退出了。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頁。
②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188頁。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創辦《華人夜報》，王世瑜為總編輯、督印人，沈寶新為總經理，社長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書院文史系沒畢業即考入《明報》當校對，第四個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編輯，“明月”創刊，他成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華人夜報》總編輯。
《華人夜報》最初是一份娛樂性晚報，走大眾化路線，以報道吃喝玩樂為主，還有一些色情內容（不斷推出香艷小說，艷情小說等），創刊不久，就有3萬多份發行量。據說朱玫對《華人夜報》和王世瑜很不滿，認為報紙刊登這些色情文章，有損報格，王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予理睬，雙方發生爭執，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辭退王世瑜，他左右為難，王則一氣之下帶著多名得力記者辭職走了。《華人夜報》難以維持，於1969年停刊。
此時明報集團已粗具規模。1969年5月21日，《明報》創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尋常”》社評中說，報慶酒會上來賓中至少有十人對他說，《明報》是自己的報紙，為自己的報紙創刊十年紀念而慶祝。有一位朋友說，“十年來，即使是臺風的日子，也冒大風大雨，開了汽車去買一份”。當年10月17日，《明報》轉載《星島日報》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學集體通訊中心9月進行調查，香港讀中文報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閱讀《明報》，僅次於《星島日報》和《星島晚報》。
① 方積根、胡文英《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新聞研究資料》總第4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101頁。
11月28日，《明報》“自由談”刊出《<明報>晚報將創刊》一文。12月1日，《明報晚報》創刊當天，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明報>的小七妹誕生》，說由於篇幅所限，有相當多的新聞、特寫、故事、分析文章無法在《明報》刊登，而這些材料內容都頗為不錯，值得讀者閱讀，晚報將成為日報的補充報紙，日報上已有的，晚報不再重覆，晚報上刊載的內容，極大多數也不能在日報上讀到。晚報上的小說與散文，執筆者盡量與日報不同，他希望日報讀者也能成為晚報的讀者，日、晚報加起來能滿足他們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經濟近十年空前繁榮興旺，但《明報》對本港工商業的報道和服務頗為不足。晚報辟有“香港經濟”版，將在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後將全部擴充。《明報》雖有種種缺點，但有它的與眾不同之處，有獨立的品格和立場，將在晚報繼續保持。“大哥與七妹的氣質、思想、品格是一樣的，但外表、談吐、舉止卻完全不同。大哥嚴肅些，七妹愉快活潑些，年輕漂亮些。”
從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俠小說《越女劍》、系列隨筆《卅三劍客圖》在《明報晚報》連載了兩個月。他根據清代畫家任渭長的《卅三劍客圖》創作，別出心裁，依畫成文，有考證，有想象，有回憶。
“明晚”介於嚴肅與通俗之間，以白領階層為對象，與《華人夜報》走的是不同路線。“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經濟版”，經濟新聞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載馬經、娛樂內容，沒有社評。“明晚”初創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於晚報。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為一份以經濟為主的高級晚報，關註財經和股市消息，日發行量四五萬份，試圖與創刊於1938年8月、當時發行量最大的《星島晚報》（10萬份）一較長短，爭奪讀者和市場份額。
“明晚”副總編輯林山木（筆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廣東潮州，中學畢業就踏入社會，60年代初進《明報》做資料員，勤奮好學，深得金庸賞識，1965年金庸資助他到英國劍橋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1966年初，他在英國收到《明報月刊》創刊號，裏面還夾著金庸夫婦署名的大紅致意卡片。從此，他經常為“明月”寫“英倫通訊”。1968年，他替“明月”采訪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這是他第一次以記者身份所做的采訪，也是傅聰“投奔西方”後首次接受中文媒體的采訪，在“明月”3月號刊出，受到廣泛關註。他學成回港，正逢“明晚”創刊，從副總編輯做到總編輯，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股市狂潮，一般報紙還沒有財經版，“明晚”卻以報道財經新聞為主。林行止的股評大受股民歡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財經權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點多鐘出版，許多股民要等到讀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時間“明晚”幾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讀的參考資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離開《明報》，創辦以報道財經新聞為主的《信報》，帶走了許多“明晚”的專欄作家。他在發刊社評中向金庸和《明報》的舊同事致謝，感謝他們在《信報》籌備期間的指導和鼓勵。①他的出走在《明報》系統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報》成為“明晚”最大的對手，它一面世，“明晚”發行量就直線下滑，以後一直徘徊在一萬多份。林行止自辦《信報》之後，在許多場合都會與金庸碰面。金庸一見他，會走過去握手，客氣地稱他“林先生”，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叫“山木，山木”。
負責“明晚”財經版的黃楊烈發現辦財經類報紙有利可圖，也脫離“明晚”，於1980年與人合資創辦《財經日報》，內容、風格甚至版面編排都模仿《信報》，銷量一直不足萬份，廣告客戶不多，股東紛紛退股，難以支撐。無奈之下黃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萬元，但報紙一直沒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貸，金庸便提出收購報紙，也就是將以前的借款一筆勾銷，同時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資和積欠的稿費。1982年，《財經日報》歸入《明報》系統，到1985年仍連年虧損，金庸決定於1985年6月將《財經日報》與《明報晚報》合並，另辦《企業報》，沒辦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②
1986年10月8日創刊的《明報電視周刊》曇花一現，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員工，補償金發了兩百多萬元。當他決定停辦“明晚”時，幾乎全報館的人都反對，認為這張報紙辦了很久，曾經很成功。他說，“作為報人，我希望她能辦下去，但作為企業家，看到她虧損，且沒有好起來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結束。有人說結束會對我的聲譽有損壞，我說如果不結束對我的聲譽也是損壞，但過後人們會認為我的決定是對的”。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66頁。
②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209頁。
四、《鹿鼎記》：“韋小寶作風”
《笑傲江湖》連載結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開始在《明報》連載，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連載了兩年十一個月。
《鹿鼎記》從一場文字獄開始，金庸在註解中說，這段故事是為痛惜“文革”文字獄而寫。當時，“文革”的文字獄高潮雖已過去，但慘傷憤懣之情，兀自縈繞心頭，他不由自主地寫進了小說中。《鹿鼎記》中的江湖也籠罩在爭權奪利的陰雲之中，韋小寶在神龍島上見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訓”，讓人想起內地當時的“早請示，晚匯報”和“忠字舞”“語錄歌”。
《鹿鼎記》在報上連載了一段時間，紅學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談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賞，認為是開辟蹊徑的嘗試，隱然與西方新潮小說遙相呼應，男主角韋小寶是個“反英雄”，小說本身也是“反傳統武俠小說”。小說的寫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經，骨子裏卻冷嘲暗諷，令人想起18世紀大詩人蒲柏“仿史詩”的諷刺作品。他聽了這番話，興致勃勃地囑林以亮整理一下這個想法，日後《鹿鼎記》出單行本時寫篇介紹文章。
韋小寶生於妓院，長於妓院，連名字也寫不了，簽名時只寫一個“小”字，“拿起筆來，左邊一個圓團，右邊一個圓團，然後中間一條杠子筆直地豎將下來”。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國民性中所有的弱點，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見風使舵、厚顏無恥、營私舞弊……但正是這樣的人成為了生活中的強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寵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會等幫會的信任。甚至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舉他做皇帝，嚇得他手裏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後帶著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飄然而去。韋小寶的成功，“使顧炎武的滿腹經綸、陳近南的蓋世武功變得一錢不值”。①
① 1994年11月25日“談話記錄”，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404—405頁。
韋小寶沒有讀過《資治通鑒》之類的典籍，但他從小就看戲、聽說書，對歷史上為爭奪權力不惜血流成河、屍骨如出的故事並不陌生，他教羅剎國的索非亞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亂，然後亂中奪權，立竿見影。索非亞問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殺人、搶錢、搶女人，就可以殺沙裏紮，殺彼得？”韋小寶微笑道：“中國人，向來這樣。”金庸解釋：“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
從妓院到宮廷，從江山到江湖，韋小寶無往不勝的法寶到底是什麽？有人總結，一是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拍馬常常拍得恰到好處，二是吹牛撒謊，隨時隨地可以漫天撒謊，糊弄人。
韋小寶總是腳踏兩條船，兩面討好，處處為自己留後路。他善於搞人際關系，對上一套，對下一套，總是讓人對他有好感。他善變，善於保護自己，什麽時候都不吃虧，在不損害自身利益時，他慷慨大方，能與別人共享利益，還能大把花錢收買人心。他說：“我憑什麽本事擁官晉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實在也平常得很。”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進了皇宮，皇宮又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的——
拉關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他性格中還有一點是適應環境，講義氣。這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裏進行著異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種可能的手段……重義氣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①
① 徐揚尚《金庸解讀》，13頁。
《鹿鼎記》把“韋小寶作風”寫得活靈活現，甚至不無讚許，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②有記者問他：“韋小寶這個人物有沒有您查先生的些許影子？”他毫不責怪，坦率地說：“在構思一些故事情節時，曾設想自己如果遇到韋小寶當時當地的境遇，自己也會做相同的選擇。”③
香港左派批評家在攻擊、謾罵金庸時，就說他是“韋小寶主義”。④
在現實生活中，喬峰這樣的英雄只能選擇自殺，韋小寶們卻總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對人性的理解和他對國民性的觀察寫出了另一個阿Q形象。在幾千年的中國史中一直有兩類阿Q，一類是魯迅的阿Q，卑微地活著，卑微地死去，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從中看見自己的影子。韋小寶是另一種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樣可以看見古往今來多少名流紳士、達官貴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過人性的柵欄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心中的英雄已經死去，我們只能和他一起面對韋小寶。他寫出了一個典型，表現了人性中的普遍性，從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武俠小說。韋小寶無疑比喬峰、令狐沖、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實，也更加生動。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與漢人江湖之間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見了多少中國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鏡子，一面哈哈鏡，照出了國民性中許多的醜陋，照出了中國人性格中不怎麽光彩的一面。
精通日語的沈西城看過一套日本片集，是講豐臣秀吉的，裏面有一個小朋友，跟韋小寶一樣靠拍馬屁加小聰明起家，卻令豐臣秀吉寵愛得不得了。這是根據日本作家矢田插雲的小說改編的，內地、港臺都沒有中譯本，金庸不懂日語，斷無理由看過這本小說，“那麽情節相同，是純屬巧合了吧”！⑤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40頁。
② 《韋小寶這小家夥》，《明報月刊》1981年10月號。
③ 《文匯報》2007年1月22日。
④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61頁。
⑤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43頁。
《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俠小說始終貫穿著否定權力的線索，“俠以武犯禁”，俠與官、江湖與江山從來是對立的。《鹿鼎記》則完成了對權力的肯定，他心目中，這位開明君主“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外國的學問”。①
五、四分之一世紀
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在《明報》連載了1019天，結束時還有個小啟：“金庸新作在構思中。明日起刊載古龍新作《陸小鳳》。”但從此他的新作再無下文。
《鹿鼎記》成為金庸的封筆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時，他說：“只是為了寫武俠小說可以幫忙增加銷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報紙上面寫一段，這是有這個必要，非寫不可，所以酬勞和一般情形就有點不同，報館給我的稿費也很少，假定報紙與我沒有關系，我就一定不寫了。我現在寫是為了娛樂。但是十部寫下來，娛樂性也很差了。也許要停寫幾年，才再繼續寫下去也說不定。現在娛樂自己的成分，是越來越少了，主要都是娛樂讀者。”“我覺得繼續寫下去，很困難。雖然為了報紙，有這個必要。有些讀者看慣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寫一部書，就越覺困難，很難再想出一些與以前不重覆的人物，情節，等等。我想試試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線。”②
《鹿鼎記》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嘗試，屬於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他走向了韋小寶。一部《鹿鼎記》，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說是武俠小說，已沒有“俠”。“‘大俠’走至窮途末路，那麽金庸又有什麽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條路線：令狐沖的出世、韋小寶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為己任。”③從1955年起，十七年間，他一共寫了十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四部中短篇，他用書名首字作了一副對聯：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① 《金庸散文集》，238頁。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28—29、30頁。
③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楔子。
只有作於1970年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他的十五部武俠小說，“始於書劍飄零、指點江山，終於逐鹿問鼎、一爭天下；始於乾隆的少不更事，終於康熙的老謀深算；始於紅花會，終於天地會……始於天山，終於鹿鼎山；始於殘缺的英雄，終於完美的流氓；始於查良鏞自撰聯語為回目，終於取查慎行的詩聯為回目；始於‘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憂郁，終於‘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強自寬解；始於‘齊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終於唐伯虎坐擁七美的坦然；始於萬隆會議開幕的序曲，終於‘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尾聲；始於書、劍，終於鹿、鼎；始以江山，終以天下……”①
從商業利益來說，《明報》此時成了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報，有國際性的影響，不再依賴武俠小說吸引讀者，明報集團也已粗具雛形，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生涯終於走到了盡頭。“目前情況下，如果我的生活沒有太大改變，可能就不再寫了，一來我不希望自己寫過的風格、人物再重覆，過去我寫了相當多，要突破比較困難；再者武俠小說出自浪漫想象，年紀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②
這些小說幾乎都是每天寫一段，大約構思一個鐘頭，寫一個鐘頭，每段千字左右，當夜排版，次日見報，有些一寫就是兩三年，有時寫到後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過，有時沒有伏筆，前後有些不連貫，情感、故事有漏洞，在報上連載總是比較啰嗦。“很多時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長了，不必要的東西太多了，從來沒有修飾過。本來，即使最粗糙的藝術品，完成之後，也要修飾的，我這樣每天寫一段，從不修飾，這其實很不應該。就是一個工匠，造成一件工藝品，出賣的時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從1970年3月起，他就開始修訂前面的作品，當時《鹿鼎記》每天還在報紙上連載。直到1980年修訂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時間。
其實，每次出單行本前，他都修訂過一次，這次更是仔細，“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兄、明報出版部排字房領班陳棟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③他個性堅毅好勝，對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評很在意，努力學詩填詞，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動。
① 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52頁。
③ 1975年5月，《書劍恩仇錄》後記。
當然，即使經過十年修訂，“在報紙上連載的痕跡”依然明顯，情節安排中還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說：“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些文學的意味，（但）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比較好些。”①他說的是實話，不只是謙虛。
從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黃金歲月，從《新晚報》《大公報》到長城電影公司，再到自辦《明報》，寫武俠小說始終只是他的“副業”，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名聲。數十年後，《大公報》老同事黃永玉還很不理解：“這個人是很聰明、很有魄力的人，怎麽最後弄得成一個武俠小說的著名作家？在我來講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沒了“查良鏞”，多數海內外華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誇張。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漫長時光，有多少少年讀他的武俠小說長大，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影響，已不可能統計。嶺南大學教授劉紹銘回憶，當年追讀金庸武俠，到書店租閱，晨昏顛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應的“現貨”為止，看“書劍”時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欖一樣細心品味起來。
1948年生於香港、曾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吳霭儀說，“金庸小說是陪伴著我長大的讀物，騙去了我不少的眼淚和夢想”。從8歲看《碧血劍》起，金庸的每部小說她都讀了許多遍，對書中人物與情節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小說是十分危險的，有時工作太緊張，臨睡前順手拿來看幾頁調劑調劑、松弛神經，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邊工作一邊打呵欠，還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約制。”②
經濟學家張五常1958年在多倫多追讀《射雕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麽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陳省身、華羅庚、黃昆、王選、周光召、許倬雲、金克木、陳世驤、夏濟安、李歐梵、馮其庸……這些海內外學者都被金庸的武俠作品吸引。餘英時60年代在美國就看他的武俠小說，1971年回香港，就請人介紹自己與金庸認識。
① 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112頁。
②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女子》，明窗出版社2000年版，9頁。
1954年生於馬來西亞，1973年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系的溫瑞安，在馬來西亞念小學時，開始接觸到金庸的武俠小說，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計或租或購，直到上大學還在狂讀，最後也走上了寫武俠的道路。
“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很少沒有看過金庸小說的。一來外國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娛樂，二來長久與家鄉分隔，很渴望多接觸一些中國人的東西，比如看中文書、吃中國菜，等等。金庸小說娛樂性高，而且充滿中國文化味道，於是便成了留學生的熱門消遣，許多金庸的忠實讀者，都是在留學時代開始迷上金庸的。”①劉紹銘說，在華僑小孩中，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會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讀物”。
當《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時，越南西貢有二十一家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也在同時連載。越南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興趣。金庸筆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香港人論政，常會舉出他筆下的韋小寶、令狐沖等人，“這當然反映出這一類讀者的水平，無法用較高層次的人物和事件來說明問題，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這種虛構的武俠人和事”。②
自1959年以來，十幾年間，正是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成就了他的事業，使《明報》從一張微不足道的娛樂小報，成長為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報，從三個人發展為一個廣有影響的明報企業集團。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看人生》，1頁。
② 羅孚《文苑繽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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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頁。
②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188頁。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創辦《華人夜報》，王世瑜為總編輯、督印人，沈寶新為總經理，社長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書院文史系沒畢業即考入《明報》當校對，第四個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編輯，“明月”創刊，他成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華人夜報》總編輯。
《華人夜報》最初是一份娛樂性晚報，走大眾化路線，以報道吃喝玩樂為主，還有一些色情內容（不斷推出香艷小說，艷情小說等），創刊不久，就有3萬多份發行量。據說朱玫對《華人夜報》和王世瑜很不滿，認為報紙刊登這些色情文章，有損報格，王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予理睬，雙方發生爭執，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辭退王世瑜，他左右為難，王則一氣之下帶著多名得力記者辭職走了。《華人夜報》難以維持，於1969年停刊。
此時明報集團已粗具規模。1969年5月21日，《明報》創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尋常”》社評中說，報慶酒會上來賓中至少有十人對他說，《明報》是自己的報紙，為自己的報紙創刊十年紀念而慶祝。有一位朋友說，“十年來，即使是臺風的日子，也冒大風大雨，開了汽車去買一份”。當年10月17日，《明報》轉載《星島日報》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學集體通訊中心9月進行調查，香港讀中文報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閱讀《明報》，僅次於《星島日報》和《星島晚報》。
① 方積根、胡文英《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新聞研究資料》總第4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101頁。
11月28日，《明報》“自由談”刊出《<明報>晚報將創刊》一文。12月1日，《明報晚報》創刊當天，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明報>的小七妹誕生》，說由於篇幅所限，有相當多的新聞、特寫、故事、分析文章無法在《明報》刊登，而這些材料內容都頗為不錯，值得讀者閱讀，晚報將成為日報的補充報紙，日報上已有的，晚報不再重覆，晚報上刊載的內容，極大多數也不能在日報上讀到。晚報上的小說與散文，執筆者盡量與日報不同，他希望日報讀者也能成為晚報的讀者，日、晚報加起來能滿足他們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經濟近十年空前繁榮興旺，但《明報》對本港工商業的報道和服務頗為不足。晚報辟有“香港經濟”版，將在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後將全部擴充。《明報》雖有種種缺點，但有它的與眾不同之處，有獨立的品格和立場，將在晚報繼續保持。“大哥與七妹的氣質、思想、品格是一樣的，但外表、談吐、舉止卻完全不同。大哥嚴肅些，七妹愉快活潑些，年輕漂亮些。”
從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俠小說《越女劍》、系列隨筆《卅三劍客圖》在《明報晚報》連載了兩個月。他根據清代畫家任渭長的《卅三劍客圖》創作，別出心裁，依畫成文，有考證，有想象，有回憶。
“明晚”介於嚴肅與通俗之間，以白領階層為對象，與《華人夜報》走的是不同路線。“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經濟版”，經濟新聞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載馬經、娛樂內容，沒有社評。“明晚”初創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於晚報。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為一份以經濟為主的高級晚報，關註財經和股市消息，日發行量四五萬份，試圖與創刊於1938年8月、當時發行量最大的《星島晚報》（10萬份）一較長短，爭奪讀者和市場份額。
“明晚”副總編輯林山木（筆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廣東潮州，中學畢業就踏入社會，60年代初進《明報》做資料員，勤奮好學，深得金庸賞識，1965年金庸資助他到英國劍橋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1966年初，他在英國收到《明報月刊》創刊號，裏面還夾著金庸夫婦署名的大紅致意卡片。從此，他經常為“明月”寫“英倫通訊”。1968年，他替“明月”采訪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這是他第一次以記者身份所做的采訪，也是傅聰“投奔西方”後首次接受中文媒體的采訪，在“明月”3月號刊出，受到廣泛關註。他學成回港，正逢“明晚”創刊，從副總編輯做到總編輯，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股市狂潮，一般報紙還沒有財經版，“明晚”卻以報道財經新聞為主。林行止的股評大受股民歡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財經權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點多鐘出版，許多股民要等到讀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時間“明晚”幾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讀的參考資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離開《明報》，創辦以報道財經新聞為主的《信報》，帶走了許多“明晚”的專欄作家。他在發刊社評中向金庸和《明報》的舊同事致謝，感謝他們在《信報》籌備期間的指導和鼓勵。①他的出走在《明報》系統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報》成為“明晚”最大的對手，它一面世，“明晚”發行量就直線下滑，以後一直徘徊在一萬多份。林行止自辦《信報》之後，在許多場合都會與金庸碰面。金庸一見他，會走過去握手，客氣地稱他“林先生”，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叫“山木，山木”。
負責“明晚”財經版的黃楊烈發現辦財經類報紙有利可圖，也脫離“明晚”，於1980年與人合資創辦《財經日報》，內容、風格甚至版面編排都模仿《信報》，銷量一直不足萬份，廣告客戶不多，股東紛紛退股，難以支撐。無奈之下黃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萬元，但報紙一直沒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貸，金庸便提出收購報紙，也就是將以前的借款一筆勾銷，同時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資和積欠的稿費。1982年，《財經日報》歸入《明報》系統，到1985年仍連年虧損，金庸決定於1985年6月將《財經日報》與《明報晚報》合並，另辦《企業報》，沒辦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②
1986年10月8日創刊的《明報電視周刊》曇花一現，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員工，補償金發了兩百多萬元。當他決定停辦“明晚”時，幾乎全報館的人都反對，認為這張報紙辦了很久，曾經很成功。他說，“作為報人，我希望她能辦下去，但作為企業家，看到她虧損，且沒有好起來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結束。有人說結束會對我的聲譽有損壞，我說如果不結束對我的聲譽也是損壞，但過後人們會認為我的決定是對的”。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66頁。
②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209頁。
四、《鹿鼎記》：“韋小寶作風”
《笑傲江湖》連載結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開始在《明報》連載，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連載了兩年十一個月。
《鹿鼎記》從一場文字獄開始，金庸在註解中說，這段故事是為痛惜“文革”文字獄而寫。當時，“文革”的文字獄高潮雖已過去，但慘傷憤懣之情，兀自縈繞心頭，他不由自主地寫進了小說中。《鹿鼎記》中的江湖也籠罩在爭權奪利的陰雲之中，韋小寶在神龍島上見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訓”，讓人想起內地當時的“早請示，晚匯報”和“忠字舞”“語錄歌”。
《鹿鼎記》在報上連載了一段時間，紅學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談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賞，認為是開辟蹊徑的嘗試，隱然與西方新潮小說遙相呼應，男主角韋小寶是個“反英雄”，小說本身也是“反傳統武俠小說”。小說的寫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經，骨子裏卻冷嘲暗諷，令人想起18世紀大詩人蒲柏“仿史詩”的諷刺作品。他聽了這番話，興致勃勃地囑林以亮整理一下這個想法，日後《鹿鼎記》出單行本時寫篇介紹文章。
韋小寶生於妓院，長於妓院，連名字也寫不了，簽名時只寫一個“小”字，“拿起筆來，左邊一個圓團，右邊一個圓團，然後中間一條杠子筆直地豎將下來”。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國民性中所有的弱點，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見風使舵、厚顏無恥、營私舞弊……但正是這樣的人成為了生活中的強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寵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會等幫會的信任。甚至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舉他做皇帝，嚇得他手裏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後帶著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飄然而去。韋小寶的成功，“使顧炎武的滿腹經綸、陳近南的蓋世武功變得一錢不值”。①
① 1994年11月25日“談話記錄”，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404—405頁。
韋小寶沒有讀過《資治通鑒》之類的典籍，但他從小就看戲、聽說書，對歷史上為爭奪權力不惜血流成河、屍骨如出的故事並不陌生，他教羅剎國的索非亞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亂，然後亂中奪權，立竿見影。索非亞問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殺人、搶錢、搶女人，就可以殺沙裏紮，殺彼得？”韋小寶微笑道：“中國人，向來這樣。”金庸解釋：“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
從妓院到宮廷，從江山到江湖，韋小寶無往不勝的法寶到底是什麽？有人總結，一是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拍馬常常拍得恰到好處，二是吹牛撒謊，隨時隨地可以漫天撒謊，糊弄人。
韋小寶總是腳踏兩條船，兩面討好，處處為自己留後路。他善於搞人際關系，對上一套，對下一套，總是讓人對他有好感。他善變，善於保護自己，什麽時候都不吃虧，在不損害自身利益時，他慷慨大方，能與別人共享利益，還能大把花錢收買人心。他說：“我憑什麽本事擁官晉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實在也平常得很。”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進了皇宮，皇宮又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的——
拉關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他性格中還有一點是適應環境，講義氣。這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裏進行著異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種可能的手段……重義氣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①
① 徐揚尚《金庸解讀》，13頁。
《鹿鼎記》把“韋小寶作風”寫得活靈活現，甚至不無讚許，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②有記者問他：“韋小寶這個人物有沒有您查先生的些許影子？”他毫不責怪，坦率地說：“在構思一些故事情節時，曾設想自己如果遇到韋小寶當時當地的境遇，自己也會做相同的選擇。”③
香港左派批評家在攻擊、謾罵金庸時，就說他是“韋小寶主義”。④
在現實生活中，喬峰這樣的英雄只能選擇自殺，韋小寶們卻總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對人性的理解和他對國民性的觀察寫出了另一個阿Q形象。在幾千年的中國史中一直有兩類阿Q，一類是魯迅的阿Q，卑微地活著，卑微地死去，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從中看見自己的影子。韋小寶是另一種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樣可以看見古往今來多少名流紳士、達官貴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過人性的柵欄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心中的英雄已經死去，我們只能和他一起面對韋小寶。他寫出了一個典型，表現了人性中的普遍性，從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武俠小說。韋小寶無疑比喬峰、令狐沖、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實，也更加生動。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與漢人江湖之間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見了多少中國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鏡子，一面哈哈鏡，照出了國民性中許多的醜陋，照出了中國人性格中不怎麽光彩的一面。
精通日語的沈西城看過一套日本片集，是講豐臣秀吉的，裏面有一個小朋友，跟韋小寶一樣靠拍馬屁加小聰明起家，卻令豐臣秀吉寵愛得不得了。這是根據日本作家矢田插雲的小說改編的，內地、港臺都沒有中譯本，金庸不懂日語，斷無理由看過這本小說，“那麽情節相同，是純屬巧合了吧”！⑤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40頁。
② 《韋小寶這小家夥》，《明報月刊》1981年10月號。
③ 《文匯報》2007年1月22日。
④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61頁。
⑤ 沈西城《金庸與倪匡》，43頁。
《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俠小說始終貫穿著否定權力的線索，“俠以武犯禁”，俠與官、江湖與江山從來是對立的。《鹿鼎記》則完成了對權力的肯定，他心目中，這位開明君主“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外國的學問”。①
五、四分之一世紀
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在《明報》連載了1019天，結束時還有個小啟：“金庸新作在構思中。明日起刊載古龍新作《陸小鳳》。”但從此他的新作再無下文。
《鹿鼎記》成為金庸的封筆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時，他說：“只是為了寫武俠小說可以幫忙增加銷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報紙上面寫一段，這是有這個必要，非寫不可，所以酬勞和一般情形就有點不同，報館給我的稿費也很少，假定報紙與我沒有關系，我就一定不寫了。我現在寫是為了娛樂。但是十部寫下來，娛樂性也很差了。也許要停寫幾年，才再繼續寫下去也說不定。現在娛樂自己的成分，是越來越少了，主要都是娛樂讀者。”“我覺得繼續寫下去，很困難。雖然為了報紙，有這個必要。有些讀者看慣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寫一部書，就越覺困難，很難再想出一些與以前不重覆的人物，情節，等等。我想試試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線。”②
《鹿鼎記》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嘗試，屬於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他走向了韋小寶。一部《鹿鼎記》，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說是武俠小說，已沒有“俠”。“‘大俠’走至窮途末路，那麽金庸又有什麽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條路線：令狐沖的出世、韋小寶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為己任。”③從1955年起，十七年間，他一共寫了十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四部中短篇，他用書名首字作了一副對聯：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① 《金庸散文集》，238頁。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28—29、30頁。
③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楔子。
只有作於1970年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他的十五部武俠小說，“始於書劍飄零、指點江山，終於逐鹿問鼎、一爭天下；始於乾隆的少不更事，終於康熙的老謀深算；始於紅花會，終於天地會……始於天山，終於鹿鼎山；始於殘缺的英雄，終於完美的流氓；始於查良鏞自撰聯語為回目，終於取查慎行的詩聯為回目；始於‘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憂郁，終於‘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強自寬解；始於‘齊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終於唐伯虎坐擁七美的坦然；始於萬隆會議開幕的序曲，終於‘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尾聲；始於書、劍，終於鹿、鼎；始以江山，終以天下……”①
從商業利益來說，《明報》此時成了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報，有國際性的影響，不再依賴武俠小說吸引讀者，明報集團也已粗具雛形，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生涯終於走到了盡頭。“目前情況下，如果我的生活沒有太大改變，可能就不再寫了，一來我不希望自己寫過的風格、人物再重覆，過去我寫了相當多，要突破比較困難；再者武俠小說出自浪漫想象，年紀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②
這些小說幾乎都是每天寫一段，大約構思一個鐘頭，寫一個鐘頭，每段千字左右，當夜排版，次日見報，有些一寫就是兩三年，有時寫到後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過，有時沒有伏筆，前後有些不連貫，情感、故事有漏洞，在報上連載總是比較啰嗦。“很多時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長了，不必要的東西太多了，從來沒有修飾過。本來，即使最粗糙的藝術品，完成之後，也要修飾的，我這樣每天寫一段，從不修飾，這其實很不應該。就是一個工匠，造成一件工藝品，出賣的時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從1970年3月起，他就開始修訂前面的作品，當時《鹿鼎記》每天還在報紙上連載。直到1980年修訂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時間。
其實，每次出單行本前，他都修訂過一次，這次更是仔細，“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兄、明報出版部排字房領班陳棟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③他個性堅毅好勝，對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評很在意，努力學詩填詞，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動。
① 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52頁。
③ 1975年5月，《書劍恩仇錄》後記。
當然，即使經過十年修訂，“在報紙上連載的痕跡”依然明顯，情節安排中還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說：“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些文學的意味，（但）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比較好些。”①他說的是實話，不只是謙虛。
從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黃金歲月，從《新晚報》《大公報》到長城電影公司，再到自辦《明報》，寫武俠小說始終只是他的“副業”，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名聲。數十年後，《大公報》老同事黃永玉還很不理解：“這個人是很聰明、很有魄力的人，怎麽最後弄得成一個武俠小說的著名作家？在我來講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沒了“查良鏞”，多數海內外華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誇張。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漫長時光，有多少少年讀他的武俠小說長大，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影響，已不可能統計。嶺南大學教授劉紹銘回憶，當年追讀金庸武俠，到書店租閱，晨昏顛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應的“現貨”為止，看“書劍”時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欖一樣細心品味起來。
1948年生於香港、曾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吳霭儀說，“金庸小說是陪伴著我長大的讀物，騙去了我不少的眼淚和夢想”。從8歲看《碧血劍》起，金庸的每部小說她都讀了許多遍，對書中人物與情節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小說是十分危險的，有時工作太緊張，臨睡前順手拿來看幾頁調劑調劑、松弛神經，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邊工作一邊打呵欠，還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約制。”②
經濟學家張五常1958年在多倫多追讀《射雕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麽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陳省身、華羅庚、黃昆、王選、周光召、許倬雲、金克木、陳世驤、夏濟安、李歐梵、馮其庸……這些海內外學者都被金庸的武俠作品吸引。餘英時60年代在美國就看他的武俠小說，1971年回香港，就請人介紹自己與金庸認識。
① 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歷史大勢》，112頁。
② 吳霭儀《金庸小說的女子》，明窗出版社2000年版，9頁。
1954年生於馬來西亞，1973年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系的溫瑞安，在馬來西亞念小學時，開始接觸到金庸的武俠小說，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計或租或購，直到上大學還在狂讀，最後也走上了寫武俠的道路。
“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很少沒有看過金庸小說的。一來外國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娛樂，二來長久與家鄉分隔，很渴望多接觸一些中國人的東西，比如看中文書、吃中國菜，等等。金庸小說娛樂性高，而且充滿中國文化味道，於是便成了留學生的熱門消遣，許多金庸的忠實讀者，都是在留學時代開始迷上金庸的。”①劉紹銘說，在華僑小孩中，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會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讀物”。
當《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時，越南西貢有二十一家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也在同時連載。越南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興趣。金庸筆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香港人論政，常會舉出他筆下的韋小寶、令狐沖等人，“這當然反映出這一類讀者的水平，無法用較高層次的人物和事件來說明問題，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這種虛構的武俠人和事”。②
自1959年以來，十幾年間，正是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成就了他的事業，使《明報》從一張微不足道的娛樂小報，成長為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報，從三個人發展為一個廣有影響的明報企業集團。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看人生》，1頁。
② 羅孚《文苑繽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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