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明報集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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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報月刊》
1965年下半年，金庸決意創辦《明報月刊》時，《明報》已出版六年，發行和廣告都有了基礎，腳跟站穩了。辦一份獨立、自由的綜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夢想，早在《新晚報》《大公報》當副刊編輯時，他就和劉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過籌劃，只是那時沒有條件。隨著《明報》業務蒸蒸日上，初具經濟實力，他的心思更為迫切了。
在與《大公報》的筆戰中，金庸得到許多海外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決心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辦一本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與分處亞、歐、美洲的數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討了三四年，他們中有大學教授、留學生、作家、新聞工作者，包括姜敬寬、陳完如等人，從定位、內容到欄目、刊名等都有討論。
1965年8月2日，他寫信給大家，計劃取名為《明報月刊》，主要是由《明報》拿錢出來補虧，由《明報》來做編輯、發行工作。他認為，這樣一本比較理想的大型雜志，每月的虧累數字恐怕相當不小，不能靠朋友們捐助來長期維持，他想以《明報》的人力、物力、組織力來支持，《明報》有排字房、印刷所和發行系統，而且有出雜志的經驗。除了名稱與《明報》有聯系外，雜志的內容完全獨立，不受《明報》編輯部的幹預，言論和立場都是獨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明報》提供的只是物質上的支持，雜志的成敗久暫，完全取決於能否得到海外學人的熱心參加，他只是代表《明報》出錢出力來參與這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報月刊》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的雜志，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有積極的貢獻，同時有“溫和可親，富於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經濟上，他希望每月的虧累能逐步減少，以至於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個雜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事業要長期持續下去，需要有企業化的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營利”的，即使貼錢也要辦下去。
經過四個月的籌備，到了11月、12月，金庸積極發稿、選畫、編排、校對、修改，1966年1月初，《明報月刊》創刊號在香港悄然問世，他在“興奮中帶著惶惑不安”，寫下《發刊詞》：
這是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輯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們都樂於刊登。對於任何學派、任何信仰的意見，我們都決不偏袒或歧視。本刊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研究政治制度、評論各種政策，但我們決不作任何國家、政黨、團體或個人的傳聲筒。我們堅信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任何人如對本刊所發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們都樂於刊載他的反對意見。①
他想起《明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信條：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在他看來，有容就是門戶開放，對任何一種意見都不歧視，無欲就是決不企圖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讀者的支持之外，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影響。《明報月刊》以後大致上就是按這個辦刊思路做的，除刊載學術和思想性的文章、有關內地政壇內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① 《明報月刊》1966年創刊號，2頁。
因對銷路沒有把握，創刊號只印了兩千份，沒想到銷路出乎意料地好，各處報攤五天內就銷售一空，讀者紛紛到報社求購，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電交馳，要求添補，因為加印彩色圖版費時，需要一周，1月8日《明報》刊出“《明報月刊》道歉及再版啟事”。讀者謝時亭說，連跑了六個報攤才買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後一本，立刻在街上讀了起來。“在此時此地，能出版一本嚴正的大型綜合性雜志——《明報月刊》，真是難能可貴了。”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關註的原因之一。創刊號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約有上萬冊。
“明月”從創刊號起連載蔣夢麟的回憶錄《西潮》，從第三期開始獨家連載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張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當時住在香港，回憶錄一經刊出，就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明月”一炮走紅。
“明月”創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國的前夜，金庸自稱跟“文革”對著幹，彭德懷受迫害，“明月”發表文章稱譽彭大將軍，出版《彭德懷集》，記錄他的功績，披露對他攻擊的不公道。北京揪鬥吳晗、周信芳，“明月”附贈《海瑞罷官》《謝瑤環》劇本的小冊子。鄧拓、廖沫沙挨整，“明月”發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鄧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風景畫時還附上鄧拓的詩。更多的時候，“明月”並沒有聲明反對“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壞的中國文化，“明月”都針鋒相對地給予讚揚、肯定，黃胄、黃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們的繪畫為插圖。沈從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與金庸在《明報》為紅線女、周信芳等人執言的社評如《周信芳開始受清算》《為紅線女抱不平》等相呼應，對文化的遭殃表達了無比的悲憤和惋惜。
金庸說，出版“明月”，“不但會累得《明報》垮臺，而且會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中辦一本‘明月’那樣的雜志，等於把胸口放在槍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險，當時年少氣盛，幹了就幹了”。多年後回想，他覺得很對不起合作夥伴沈寶新，當時沒有向他詳細分析中間的危險與困難，沒有說明這是“性命交關”的事。雖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幹的事，不會去找沈算賬，但不免拖累《明報》。他一再說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或許不無誇張，他當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決心為中國文化拼命只是一種姿態，但有風險是確實的。
《明報月刊》創刊號
“明月”初創，金庸自任總編輯，助手一開始只有許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編輯兼校對、秘書），後來增加黃俊東、丁望、司馬長風、孫淡寧，王司馬負責版頭畫和標題的美術字，有時封面也是他的畫，印刷、發行和經理工作由沈寶新、戴茂生、陳華生、王陵等人操辦。金庸決心將這份許多人認為絕不可能生存的刊物辦成，當時他家在九龍，特意在港島跑馬地租了一層樓作為編輯部。他把間隔的墻壁都拆掉，連廚房也取消，成為空空蕩蕩的一間大書房，裏面放滿了他喜愛的圖書、畫冊，他整天在這裏查資料、翻圖片、編稿件，“許多歐美出版的，相當精好的圖片歷史書、美術畫冊等，原是適應自己興趣而購下的，沒想到現在辦月刊時派上了用場”。①
雖然“明月”一問世即受到部分讀者歡迎，但離金庸的理想還很遠，他說，最初“過的是寂寥的歲月，作者不多，讀者也不算多，在學人之間沒能引起多大的註意”。他到各地舊書店著意搜求有關書刊，那段時間他常去日本，獨自在東京神田町的舊書店中翻找舊書，尋找可以用作插圖的舊圖片，那時的心情也是寂寥的。②
“明月”第一年，他廢寢忘食，忙得不亦樂乎，很少回家吃飯，連《明報》的事也很少顧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裏做好飯菜，坐船過海，給他送來，經常沒法照料孩子，那時他們最小的女兒阿訥只有兩歲多。有一天，這個向來文靜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鋼琴上，摔了下來，跌斷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電話，連忙趕回家去，抱了阿訥上醫院，阿訥沒有哭，只是睜著圓圓的大眼睛望著他，他心中卻在想著那一期的“明月”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插圖，而發稿的期限已到了。
這一年金庸負責編輯，規劃了“明月”的方針、內容和編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軌道。他每天還要寫《明報》社評和武俠小說，工作量實在太大，他要物色一個總編輯接替自己。胡菊人③就在此時進入他的視線，菊人在“明月”11月號頭條位置發過《詩僧寒山的覆活》。當時胡菊人在美國政府在港宣揚美國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編輯部任職，月薪1200元港幣，被視為優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職業穩定，人事簡單，做滿十年可以移民美國，還有退休金。金庸開出月薪2000港元、總編輯、全權負責編務不受過問等優厚條件，誠懇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卻猶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棄穩定的工作和優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編這樣一本大型綜合性雜志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而是當時想利用《今日世界》的優厚條件攢點錢，兩三年後去外國讀個碩士或博士，走教書、學者的道路。菊人把這個心思都對他說了。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頁。
② 《金庸散文集》，1頁。
③ 原名胡秉文，生於1933年，原籍廣東順德，在珠海書院英語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等職，有著豐富的雜志編輯經驗。
金庸聽完，停停當當、清清楚楚地說：“菊人兄，你到外國讀書，準備將來做教授，這種想法當然沒有錯，但你想想，說到盡文化工作者的責任，說到在文化上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就算你在大學裏當一個學院的院長，也未必及得上一個像《明報月刊》這樣的雜志呀！”這幾句話打動了菊人，比什麽月薪、全權負責都更來得有力，因為說到菊人的心窩裏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還未離開《今日世界》，就開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編“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編輯部這時已從跑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廈，和《明報》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題，“明月”不僅及時報道、評論“文革”動態，而且明確表達了維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反對教條主義、個人崇拜，反對破壞中國文物，反對壓制學術和文化人的堅定立場。“明月”回應“文革”的方式帶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號的“北平的回顧”特輯，有沈從文、郁達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還印了精致的地圖（以後常有內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圖）。那時，北京成了“文革”風暴的中心，菊人在《編者的話》中說，“但我們相信，它不會因鬥爭、奪權、革命等狂熱的口號，而從此喪失了它一貫的風格和氣質”。菊人將《明報月刊》辦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綜合性知識分子讀物，殷海光、徐覆觀、牟宗三、周策縱、餘英時、夏志清、李歐梵、聶華苓、陳若曦、劉述先、汪榮祖、林毓生、夏濟安、金耀基、餘光中、陳子藩、唐德剛……港臺及海外許多有影響的學者、作家經常為“明月”撰稿，餘英時說：“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我始終覺得‘明月’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月’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殷海光聽說《明報月刊》“背景亦最清楚”，願意為它寫稿。唐德剛整理的《李宗仁回憶錄》、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湯因比的《人類文明的反省與展望》（司馬長風譯）等都在這裏連載。“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經常寫信給胡菊人，索取中國內地政壇的資料。“明月”成為《明報》系統的金字招牌，在知識分子當中備受尊崇。每期一出，編輯部同人都很興奮：“又生下一個仔。”
1971年釣魚島主權起爭端，保釣運動風起雲湧，“明月”不惜版面，連續發表報道、評論和考證文章，還有詳圖、參考資料，從歷史、地質歸屬等方面詳細論證這是中國的領土，黃養志等八人的《釣魚臺千萬丟不得》（當時香港人稱釣魚島為釣魚臺）長文，就從石油形成、油層地質，說到大陸礁層海底石油的發現。這些內容與《明報》社評相呼應，使“明月”成為這一運動的先鋒刊物之一，因此銷路大漲，短短幾個月，就增銷上萬份。菊人回首當年：
我確是有在戰場上打仗那樣的心情，因為那時候中國局勢天翻地覆，惡浪滔天，《明報月刊》成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最勁厲的雜志。與此同時，釣魚臺運動風起雲湧，美日出賣中國權益，《明報月刊》也及時而有力地作出了強烈的回應。
如果說到盡文化人責任的話，查先生對我說的話果然實現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為這兩件國家大事，可以像在《明報月刊》那樣，盡到這樣徹底的文化人責任。
這得感謝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話，也確是使我在以後一直當編輯，至今未已，學者之夢當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職分倒是盡成了。①
金庸說，他倆志趣相同，他對菊人極為放心，菊人接手後，十三年來自己完全不必為月刊的編輯工作費心，得到這樣嚴謹負責的人來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運之一。菊人也說，金庸給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們合作無間。他們偶爾還會一起出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訪問錢穆夫婦。
林行止回憶，在英國留學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糧食”就是“明月”，甚至說，這是他們那個時候追求知識、理想和文學欣賞的莘莘學子唯一的“精神糧食”。
① 胡菊人《明月去來——記查先生的幾句話》，《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16—17頁。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陳冠中在香港長大，70年代從大學預科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沒有碰到過其他同學跟他談起“明月”，但他堅信大學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分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他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編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分子。陳冠中在大學時代即認定，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1977年，他大學畢業兩年，已自辦《號外》雜志，他的第一篇萬字長文《華人移民美國血淚簡史》卻投給了心儀已久的《明報月刊》，結果大大超出他的預期，不僅分兩期在10月、11月刊載，上篇還被放在首篇位置，並以“編者的話”作了推介，令他受寵若驚。①
龍應臺回憶，70年代臺灣的大學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養分，在這養分中成長起來的，“香港對於我們那個時候的臺灣，簡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氣的地方”。②從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學生盧鴻才、張偉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斷提及《明報月刊》，叫他們寄刊物來，並說“在此間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贈全套，他高興極了。
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上海學者陳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門禁森嚴的新華社資料室初見“明月”合訂本，“又驚又喜”，眼前展現的不啻一個嶄新的世界，“政經學術，匯於一刊”。③
“明月”的成長正好伴隨著“文革”的進程，“破四舊”、焚書籍、“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靈塗炭，文物為灰，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令悠久的傳統文化受到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僥幸逃過反右的知識分子也難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說，當時海內外中國人有一種中國文化將要滅絕的危機感，他們覺得“明月”就像是從垃圾堆裏撿回了珍寶，一圖一文都特別珍貴，似乎“明月”在做一種文化藝術救亡的工作。④
①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頁。
② 《明報月刊》2006年4月號，40頁。
③ 陳子善《<明報月刊>三百期有感》，《明報月刊》1990年12月號，128頁。
④ 胡菊人《中華文化救亡的實踐者》，《明報月刊》1996年1月號，40頁。
金庸說，“我們決心保衛中國文化，你在中國內地摧毀中國文化，我們盡量在海外保護一小部分中國文化”。“明月”如同構築了一堵墻壁，保藏中華文化中值得寶愛的東西。“我們寶愛中華文化，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價值，並非純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們生在這個文化環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長大，不管它好也罷，壞也罷，就是熱烈地愛它。”“明月”帶給他的不是滾滾財源，而是夢想成真，是聲譽和滿足，長期以來他都渴望著有一天辦一份這樣的期刊，不以營利為目的。每個月結賬，有時賺一兩千元，有時虧一兩千元，如果賺得多了，也會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電等費用則一直由《明報》貼補。因為創刊號受歡迎，月刊成本減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僅增加了附錄《海瑞罷官》劇本，封底還加印彩圖，以符合非營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時》中說：
現在阿訥十二歲了，已會翻閱月刊中的圖片和一些最淺近的文字。原來，我們的孩子（我們夫妻二人的）和我們的刊物（我們工作人員與作者、讀者們的）都已長大了。朋友們都說我們的阿訥很美很乖，也說我們的月刊辦得不錯。我只希望，當我自己的生命結束而離開這世界時，阿訥（還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這樣乖，過得很幸福。我們的月刊也仍是像過去十年那樣，從不脫期出版，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喜愛。
胡菊人說“收到好稿最快樂”，最難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別記得陸鏗的《三十年，大夢將醒乎？》，文筆內容兼美。1979年10月號大型特輯頭條刊出（署名“陳棘蓀”），他加了個編者按：“這是一篇踏實而大膽，情理兼備、文氣如虹的好文章，謹向讀者鄭重推薦。”此文一出，好評如潮，美國政府趕緊翻譯作為主要參考，臺灣當局要軍人閱讀，並邀作者赴臺，可見文章的感染力。
當年12月，《明報月刊》那一期的發行接近35000冊，海外訂戶超過三分之一。這是“明月”的黃金時代，最多一期曾發行到4萬多冊。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72頁。
二、《明報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報》就和《南洋商報》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東南亞周刊》，八開，十六頁，隨報贈送。以後改為單張對折印刷，改名為《明報星期畫刊》，也是隨報附送。
1968年前的幾年，《明報》不斷收到外地讀者來信，要求他們出版海外航空版。這些讀者絕大多數是香港出去的，他們在香港讀慣了《明報》，雖然離開了，但對香港的事物還是戀戀不舍，《明報》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慮出航空版的費用巨大，擔負不了。“明月”一個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學術性，無法滿足這些讀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計劃出版一份周報，一方面向香港讀者介紹全世界一周來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讀者介紹一周的香港新聞。他希望能集納各地中文報刊的精華，編成一本既有娛樂性又有知識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獲知中國的消息。周刊籌備了很久，配備的人力物力在同類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較充分。周刊的內容雖與日報、月刊很不相同，卻也是相互輔助的：日報因為篇幅限制，很多資料和文件不能都發表，他希望由周刊來補足這個缺陷；與月刊相比，周刊則更偏重新聞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報》九周年社評中金庸就宣布創辦《明報周刊》，拖了半年，試版多次，從形式到內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調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問世。之所以如此鄭重其事，是因為他們不斷提醒自己，《明報》和“明月”的讀者會對周刊抱有相當的期望，不能辜負了這番期待。①當天，金庸的社評就是《<明報周刊>創刊——向明報讀者們致謝》。
《明報周刊》為八開，二十頁，不隨《明報》附送，獨立發售，定價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島虎報》《星島周刊》。一開始，不少人認為這個計劃一定失敗，周刊向來免費贈送，突然要讀者出錢去買，會影響銷路。而且當時的報紙，一份也不過一角，“明周”卻要賣五角，無法競爭。金庸卻相信自己的眼光，“我們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內容走一些較適合家庭婦女們看的軟性文章路線，我想是會有銷路的”。
① 《明報十周年紀念》，《明報月刊》1969年6月號，11頁。
《明報周刊》創刊號
如果說《明報》“自由談”追溯的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月刊讓金庸羨慕的有《申報月刊》和《東方雜志》，周刊他想過要效仿的則是當年的《國聞周報》，因為它比日報的銷售時間長了七倍，比日報流傳更廣，及於當時中國多個偏遠的省份。他說：“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個光輝的榜樣，似乎總有一些軌跡可循。”①
創刊前金庸想辦一份偏重新聞性的周刊，但從一開始便是以娛樂性為主，創刊號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著黑色泳裝。內容有港聞，有國際新聞，有經濟，有娛樂，有戴天、陸離、亦舒等人的專欄，娛樂是重要特色，這期的新聞有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大孫女結婚、香港影星洪波在臺北自殺等。
時值“五月風暴”之後，香港的秩序已恢覆，經濟開始覆蘇，“明周”的出現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閱讀趣味，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要。“明周”對香港的生活尤其關註，《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這夜色值多少錢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發展》《四十元賭馬可以富甲香港》《轟動香港的萬麗娟事件》《尼克遜嫁女》《馬思聰嫁女記》《中蘇沖突幕後大秘密》《香港總督月薪幾何？》，從這些文章標題可以看出，“明周”與走知識分子路線的“明月”大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為“明周”主編潘粵生要籌辦《明報晚報》，故由《明報》采訪主任、娛樂版主編雷偉坡接任“明周”主編。一開始雷說“明周”是潘編的，不能接受。金庸說，潘已經不編周刊了，你是他臨走時舉薦的，不信可以馬上打電話問問他。就這樣，多加點薪，也多加點辛，雷偉坡編起“明周”來了。當時銷路只有一萬多本，有一點虧蝕，編輯部只有四個半人，金庸實行精兵政策，再減一人，省下來的薪水，用來補貼稿費開支，稿費提高一倍，同事寫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勞多得，增辟封面特寫，加設封面標題……幾個月下來，收支就平衡了。
雷偉坡是資深的娛樂記者，《明報》娛樂版的專欄擁有不少熱心讀者。為了擴大銷路，增強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膽創新，大量聘用女記者、女編輯來采編娛樂圈新聞。《香港小姐何秀汶情書》轟動一時，是何寫給前任男友、影星陳百祥（綽號阿叻）的，寫信時陳還未成名，跟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在夜總會演出，是個標準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過其中之一。此時陳已在電影界出頭，“何秀汶情書”恰好滿足了一些市民對其過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幾萬發行量。雷偉坡到處挖掘娛樂圈的秘聞，經常刊載獨家娛樂新聞。由於他長期從事娛樂新聞工作，與很多影視歌星有交情，報紙娛樂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們更願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偉坡手裏，“明周”逐漸變成一本娛樂周刊，重點報道娛樂圈的消息，開創了香港娛樂周刊的先河。
① 《明報月刊》1969年6月號，11頁。
金庸最初不大讚同登情書，他把編輯找來罵，說人家的隱私不能登。“如果傳媒只為賺錢，倒不如開個舞廳、妓院賺得更多。那時人家買《明報》，便是因為它不鹹濕，不下流，不侵犯隱私。”①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陳齊頌的情書》，說是“情書”，其實是26歲的女演員陳齊頌寫給家人的信，關於她和黃天佑在美國戀愛、訂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龍。7月，李小龍猝然去世，雷偉坡立即動用全部力量進行采訪和搜集資料，在最快的時間內編了一期《李小龍專輯》，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幾次再版，都賣到斷市。從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龍的內容，不乏獨家報道，如《兩個軟化李小龍的女人》《林燕妮為李小龍伸冤》《李小龍事件牽連第三個女人》，252期的封面標題是《從醫學觀點看李小龍死因》。李小龍的死，使“明周”攀上一個高峰。這一年，19歲的臺灣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現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娛樂，但娛樂不是低俗；強調生活，而不止於吃喝玩樂。“明周”與香港市民共呼吸，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大事在“明周”也都有體現，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娛樂化。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明周”9月12日這期刊載《毛澤東每月薪水幾何？生前最喜歡吃些什麽？》，9月19日刊載《基辛格眼中的毛澤東》等。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富達出版公司2005年版，101頁。
《明報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龍
明報集團行政委員會雷偉坡（右三）、董橋（右四）、許孝棟（右一）等在開會
在雷偉坡的苦心經營之下，“明周”的發行量不斷上升，到70年代，每年贏利幾十萬元，80年代暴漲到一兩千萬，1990年的廣告收入就有7500萬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帶動了一股娛樂周刊的熱潮，同類周刊紛紛誕生，百花爭艷，而“明周”穩居娛樂周刊的榜首。廣告雖是它的生命線，但金庸說：
廣告影響我們（實際影響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報周刊》有一篇文章，關於一瓶白蘭地酒，指其在港的售價遠比新加坡為貴。本來該瓶白蘭地酒早已在我們報紙預訂了一大版廣告，本報經理因此前來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該篇文章。我讀後，覺得該篇文章寫得不錯，且那酒沒有理由在兩地的售價相距那麽遠，便決定即使失去該版廣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後，該白蘭地酒那版廣告雖如期刊登，但後來再去爭取廣告就有困難了。①
正如“明月”的成功離不開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離不開雷偉坡。
陳冠中回憶：“70年代是《明報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樓飲茶，都會帶上一本，以作談資。明星都很配合，誰要離婚，誰跟誰好，都自動在‘明周’報料，狗仔很友善，主編雷偉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語，抵死幽默。當時還有《新知》等多份大開本周刊，各有賣點，但動搖不了‘明周’霸主地位。”②
“明周”成為香港歷史最久、發行量最大的娛樂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滿街都是，也沒有威脅這份周刊的銷路。它不僅報道娛樂消息，也報道大眾關心的政治和經濟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報》的一對翅膀，有了這兩本刊物，明報集團粗具規模。金庸說，《明報》機構中，最賺錢的是《明報》，其次就是《明報周刊》。
三、《明報晚報》
“五月風暴”前夕，金庸已將《明報》的觸角伸到海外，他與新加坡梁介福藥行創辦人梁潤之合股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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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下半年，金庸決意創辦《明報月刊》時，《明報》已出版六年，發行和廣告都有了基礎，腳跟站穩了。辦一份獨立、自由的綜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夢想，早在《新晚報》《大公報》當副刊編輯時，他就和劉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過籌劃，只是那時沒有條件。隨著《明報》業務蒸蒸日上，初具經濟實力，他的心思更為迫切了。
在與《大公報》的筆戰中，金庸得到許多海外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決心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辦一本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與分處亞、歐、美洲的數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討了三四年，他們中有大學教授、留學生、作家、新聞工作者，包括姜敬寬、陳完如等人，從定位、內容到欄目、刊名等都有討論。
1965年8月2日，他寫信給大家，計劃取名為《明報月刊》，主要是由《明報》拿錢出來補虧，由《明報》來做編輯、發行工作。他認為，這樣一本比較理想的大型雜志，每月的虧累數字恐怕相當不小，不能靠朋友們捐助來長期維持，他想以《明報》的人力、物力、組織力來支持，《明報》有排字房、印刷所和發行系統，而且有出雜志的經驗。除了名稱與《明報》有聯系外，雜志的內容完全獨立，不受《明報》編輯部的幹預，言論和立場都是獨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明報》提供的只是物質上的支持，雜志的成敗久暫，完全取決於能否得到海外學人的熱心參加，他只是代表《明報》出錢出力來參與這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報月刊》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的雜志，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有積極的貢獻，同時有“溫和可親，富於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經濟上，他希望每月的虧累能逐步減少，以至於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個雜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事業要長期持續下去，需要有企業化的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營利”的，即使貼錢也要辦下去。
經過四個月的籌備，到了11月、12月，金庸積極發稿、選畫、編排、校對、修改，1966年1月初，《明報月刊》創刊號在香港悄然問世，他在“興奮中帶著惶惑不安”，寫下《發刊詞》：
這是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輯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們都樂於刊登。對於任何學派、任何信仰的意見，我們都決不偏袒或歧視。本刊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研究政治制度、評論各種政策，但我們決不作任何國家、政黨、團體或個人的傳聲筒。我們堅信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任何人如對本刊所發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們都樂於刊載他的反對意見。①
他想起《明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信條：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在他看來，有容就是門戶開放，對任何一種意見都不歧視，無欲就是決不企圖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讀者的支持之外，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影響。《明報月刊》以後大致上就是按這個辦刊思路做的，除刊載學術和思想性的文章、有關內地政壇內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① 《明報月刊》1966年創刊號，2頁。
因對銷路沒有把握，創刊號只印了兩千份，沒想到銷路出乎意料地好，各處報攤五天內就銷售一空，讀者紛紛到報社求購，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電交馳，要求添補，因為加印彩色圖版費時，需要一周，1月8日《明報》刊出“《明報月刊》道歉及再版啟事”。讀者謝時亭說，連跑了六個報攤才買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後一本，立刻在街上讀了起來。“在此時此地，能出版一本嚴正的大型綜合性雜志——《明報月刊》，真是難能可貴了。”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關註的原因之一。創刊號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約有上萬冊。
“明月”從創刊號起連載蔣夢麟的回憶錄《西潮》，從第三期開始獨家連載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張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當時住在香港，回憶錄一經刊出，就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明月”一炮走紅。
“明月”創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國的前夜，金庸自稱跟“文革”對著幹，彭德懷受迫害，“明月”發表文章稱譽彭大將軍，出版《彭德懷集》，記錄他的功績，披露對他攻擊的不公道。北京揪鬥吳晗、周信芳，“明月”附贈《海瑞罷官》《謝瑤環》劇本的小冊子。鄧拓、廖沫沙挨整，“明月”發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鄧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風景畫時還附上鄧拓的詩。更多的時候，“明月”並沒有聲明反對“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壞的中國文化，“明月”都針鋒相對地給予讚揚、肯定，黃胄、黃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們的繪畫為插圖。沈從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與金庸在《明報》為紅線女、周信芳等人執言的社評如《周信芳開始受清算》《為紅線女抱不平》等相呼應，對文化的遭殃表達了無比的悲憤和惋惜。
金庸說，出版“明月”，“不但會累得《明報》垮臺，而且會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中辦一本‘明月’那樣的雜志，等於把胸口放在槍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險，當時年少氣盛，幹了就幹了”。多年後回想，他覺得很對不起合作夥伴沈寶新，當時沒有向他詳細分析中間的危險與困難，沒有說明這是“性命交關”的事。雖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幹的事，不會去找沈算賬，但不免拖累《明報》。他一再說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或許不無誇張，他當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決心為中國文化拼命只是一種姿態，但有風險是確實的。
《明報月刊》創刊號
“明月”初創，金庸自任總編輯，助手一開始只有許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編輯兼校對、秘書），後來增加黃俊東、丁望、司馬長風、孫淡寧，王司馬負責版頭畫和標題的美術字，有時封面也是他的畫，印刷、發行和經理工作由沈寶新、戴茂生、陳華生、王陵等人操辦。金庸決心將這份許多人認為絕不可能生存的刊物辦成，當時他家在九龍，特意在港島跑馬地租了一層樓作為編輯部。他把間隔的墻壁都拆掉，連廚房也取消，成為空空蕩蕩的一間大書房，裏面放滿了他喜愛的圖書、畫冊，他整天在這裏查資料、翻圖片、編稿件，“許多歐美出版的，相當精好的圖片歷史書、美術畫冊等，原是適應自己興趣而購下的，沒想到現在辦月刊時派上了用場”。①
雖然“明月”一問世即受到部分讀者歡迎，但離金庸的理想還很遠，他說，最初“過的是寂寥的歲月，作者不多，讀者也不算多，在學人之間沒能引起多大的註意”。他到各地舊書店著意搜求有關書刊，那段時間他常去日本，獨自在東京神田町的舊書店中翻找舊書，尋找可以用作插圖的舊圖片，那時的心情也是寂寥的。②
“明月”第一年，他廢寢忘食，忙得不亦樂乎，很少回家吃飯，連《明報》的事也很少顧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裏做好飯菜，坐船過海，給他送來，經常沒法照料孩子，那時他們最小的女兒阿訥只有兩歲多。有一天，這個向來文靜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鋼琴上，摔了下來，跌斷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電話，連忙趕回家去，抱了阿訥上醫院，阿訥沒有哭，只是睜著圓圓的大眼睛望著他，他心中卻在想著那一期的“明月”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插圖，而發稿的期限已到了。
這一年金庸負責編輯，規劃了“明月”的方針、內容和編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軌道。他每天還要寫《明報》社評和武俠小說，工作量實在太大，他要物色一個總編輯接替自己。胡菊人③就在此時進入他的視線，菊人在“明月”11月號頭條位置發過《詩僧寒山的覆活》。當時胡菊人在美國政府在港宣揚美國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編輯部任職，月薪1200元港幣，被視為優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職業穩定，人事簡單，做滿十年可以移民美國，還有退休金。金庸開出月薪2000港元、總編輯、全權負責編務不受過問等優厚條件，誠懇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卻猶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棄穩定的工作和優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編這樣一本大型綜合性雜志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而是當時想利用《今日世界》的優厚條件攢點錢，兩三年後去外國讀個碩士或博士，走教書、學者的道路。菊人把這個心思都對他說了。
①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頁。
② 《金庸散文集》，1頁。
③ 原名胡秉文，生於1933年，原籍廣東順德，在珠海書院英語系半工半讀完成學業，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等職，有著豐富的雜志編輯經驗。
金庸聽完，停停當當、清清楚楚地說：“菊人兄，你到外國讀書，準備將來做教授，這種想法當然沒有錯，但你想想，說到盡文化工作者的責任，說到在文化上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就算你在大學裏當一個學院的院長，也未必及得上一個像《明報月刊》這樣的雜志呀！”這幾句話打動了菊人，比什麽月薪、全權負責都更來得有力，因為說到菊人的心窩裏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還未離開《今日世界》，就開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編“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編輯部這時已從跑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廈，和《明報》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題，“明月”不僅及時報道、評論“文革”動態，而且明確表達了維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反對教條主義、個人崇拜，反對破壞中國文物，反對壓制學術和文化人的堅定立場。“明月”回應“文革”的方式帶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號的“北平的回顧”特輯，有沈從文、郁達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還印了精致的地圖（以後常有內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圖）。那時，北京成了“文革”風暴的中心，菊人在《編者的話》中說，“但我們相信，它不會因鬥爭、奪權、革命等狂熱的口號，而從此喪失了它一貫的風格和氣質”。菊人將《明報月刊》辦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綜合性知識分子讀物，殷海光、徐覆觀、牟宗三、周策縱、餘英時、夏志清、李歐梵、聶華苓、陳若曦、劉述先、汪榮祖、林毓生、夏濟安、金耀基、餘光中、陳子藩、唐德剛……港臺及海外許多有影響的學者、作家經常為“明月”撰稿，餘英時說：“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我始終覺得‘明月’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月’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殷海光聽說《明報月刊》“背景亦最清楚”，願意為它寫稿。唐德剛整理的《李宗仁回憶錄》、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湯因比的《人類文明的反省與展望》（司馬長風譯）等都在這裏連載。“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經常寫信給胡菊人，索取中國內地政壇的資料。“明月”成為《明報》系統的金字招牌，在知識分子當中備受尊崇。每期一出，編輯部同人都很興奮：“又生下一個仔。”
1971年釣魚島主權起爭端，保釣運動風起雲湧，“明月”不惜版面，連續發表報道、評論和考證文章，還有詳圖、參考資料，從歷史、地質歸屬等方面詳細論證這是中國的領土，黃養志等八人的《釣魚臺千萬丟不得》（當時香港人稱釣魚島為釣魚臺）長文，就從石油形成、油層地質，說到大陸礁層海底石油的發現。這些內容與《明報》社評相呼應，使“明月”成為這一運動的先鋒刊物之一，因此銷路大漲，短短幾個月，就增銷上萬份。菊人回首當年：
我確是有在戰場上打仗那樣的心情，因為那時候中國局勢天翻地覆，惡浪滔天，《明報月刊》成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最勁厲的雜志。與此同時，釣魚臺運動風起雲湧，美日出賣中國權益，《明報月刊》也及時而有力地作出了強烈的回應。
如果說到盡文化人責任的話，查先生對我說的話果然實現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為這兩件國家大事，可以像在《明報月刊》那樣，盡到這樣徹底的文化人責任。
這得感謝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話，也確是使我在以後一直當編輯，至今未已，學者之夢當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職分倒是盡成了。①
金庸說，他倆志趣相同，他對菊人極為放心，菊人接手後，十三年來自己完全不必為月刊的編輯工作費心，得到這樣嚴謹負責的人來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運之一。菊人也說，金庸給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們合作無間。他們偶爾還會一起出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訪問錢穆夫婦。
林行止回憶，在英國留學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糧食”就是“明月”，甚至說，這是他們那個時候追求知識、理想和文學欣賞的莘莘學子唯一的“精神糧食”。
① 胡菊人《明月去來——記查先生的幾句話》，《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16—17頁。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陳冠中在香港長大，70年代從大學預科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沒有碰到過其他同學跟他談起“明月”，但他堅信大學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個廣闊的天地，裏面都是知識分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他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編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分子。陳冠中在大學時代即認定，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1977年，他大學畢業兩年，已自辦《號外》雜志，他的第一篇萬字長文《華人移民美國血淚簡史》卻投給了心儀已久的《明報月刊》，結果大大超出他的預期，不僅分兩期在10月、11月刊載，上篇還被放在首篇位置，並以“編者的話”作了推介，令他受寵若驚。①
龍應臺回憶，70年代臺灣的大學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養分，在這養分中成長起來的，“香港對於我們那個時候的臺灣，簡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氣的地方”。②從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學生盧鴻才、張偉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斷提及《明報月刊》，叫他們寄刊物來，並說“在此間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贈全套，他高興極了。
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上海學者陳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門禁森嚴的新華社資料室初見“明月”合訂本，“又驚又喜”，眼前展現的不啻一個嶄新的世界，“政經學術，匯於一刊”。③
“明月”的成長正好伴隨著“文革”的進程，“破四舊”、焚書籍、“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靈塗炭，文物為灰，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令悠久的傳統文化受到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僥幸逃過反右的知識分子也難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說，當時海內外中國人有一種中國文化將要滅絕的危機感，他們覺得“明月”就像是從垃圾堆裏撿回了珍寶，一圖一文都特別珍貴，似乎“明月”在做一種文化藝術救亡的工作。④
① 陳冠中《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頁。
② 《明報月刊》2006年4月號，40頁。
③ 陳子善《<明報月刊>三百期有感》，《明報月刊》1990年12月號，128頁。
④ 胡菊人《中華文化救亡的實踐者》，《明報月刊》1996年1月號，40頁。
金庸說，“我們決心保衛中國文化，你在中國內地摧毀中國文化，我們盡量在海外保護一小部分中國文化”。“明月”如同構築了一堵墻壁，保藏中華文化中值得寶愛的東西。“我們寶愛中華文化，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價值，並非純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們生在這個文化環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長大，不管它好也罷，壞也罷，就是熱烈地愛它。”“明月”帶給他的不是滾滾財源，而是夢想成真，是聲譽和滿足，長期以來他都渴望著有一天辦一份這樣的期刊，不以營利為目的。每個月結賬，有時賺一兩千元，有時虧一兩千元，如果賺得多了，也會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電等費用則一直由《明報》貼補。因為創刊號受歡迎，月刊成本減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僅增加了附錄《海瑞罷官》劇本，封底還加印彩圖，以符合非營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時》中說：
現在阿訥十二歲了，已會翻閱月刊中的圖片和一些最淺近的文字。原來，我們的孩子（我們夫妻二人的）和我們的刊物（我們工作人員與作者、讀者們的）都已長大了。朋友們都說我們的阿訥很美很乖，也說我們的月刊辦得不錯。我只希望，當我自己的生命結束而離開這世界時，阿訥（還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這樣乖，過得很幸福。我們的月刊也仍是像過去十年那樣，從不脫期出版，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喜愛。
胡菊人說“收到好稿最快樂”，最難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別記得陸鏗的《三十年，大夢將醒乎？》，文筆內容兼美。1979年10月號大型特輯頭條刊出（署名“陳棘蓀”），他加了個編者按：“這是一篇踏實而大膽，情理兼備、文氣如虹的好文章，謹向讀者鄭重推薦。”此文一出，好評如潮，美國政府趕緊翻譯作為主要參考，臺灣當局要軍人閱讀，並邀作者赴臺，可見文章的感染力。
當年12月，《明報月刊》那一期的發行接近35000冊，海外訂戶超過三分之一。這是“明月”的黃金時代，最多一期曾發行到4萬多冊。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72頁。
二、《明報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報》就和《南洋商報》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東南亞周刊》，八開，十六頁，隨報贈送。以後改為單張對折印刷，改名為《明報星期畫刊》，也是隨報附送。
1968年前的幾年，《明報》不斷收到外地讀者來信，要求他們出版海外航空版。這些讀者絕大多數是香港出去的，他們在香港讀慣了《明報》，雖然離開了，但對香港的事物還是戀戀不舍，《明報》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慮出航空版的費用巨大，擔負不了。“明月”一個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學術性，無法滿足這些讀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計劃出版一份周報，一方面向香港讀者介紹全世界一周來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讀者介紹一周的香港新聞。他希望能集納各地中文報刊的精華，編成一本既有娛樂性又有知識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獲知中國的消息。周刊籌備了很久，配備的人力物力在同類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較充分。周刊的內容雖與日報、月刊很不相同，卻也是相互輔助的：日報因為篇幅限制，很多資料和文件不能都發表，他希望由周刊來補足這個缺陷；與月刊相比，周刊則更偏重新聞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報》九周年社評中金庸就宣布創辦《明報周刊》，拖了半年，試版多次，從形式到內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調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問世。之所以如此鄭重其事，是因為他們不斷提醒自己，《明報》和“明月”的讀者會對周刊抱有相當的期望，不能辜負了這番期待。①當天，金庸的社評就是《<明報周刊>創刊——向明報讀者們致謝》。
《明報周刊》為八開，二十頁，不隨《明報》附送，獨立發售，定價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島虎報》《星島周刊》。一開始，不少人認為這個計劃一定失敗，周刊向來免費贈送，突然要讀者出錢去買，會影響銷路。而且當時的報紙，一份也不過一角，“明周”卻要賣五角，無法競爭。金庸卻相信自己的眼光，“我們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內容走一些較適合家庭婦女們看的軟性文章路線，我想是會有銷路的”。
① 《明報十周年紀念》，《明報月刊》1969年6月號，11頁。
《明報周刊》創刊號
如果說《明報》“自由談”追溯的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月刊讓金庸羨慕的有《申報月刊》和《東方雜志》，周刊他想過要效仿的則是當年的《國聞周報》，因為它比日報的銷售時間長了七倍，比日報流傳更廣，及於當時中國多個偏遠的省份。他說：“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個光輝的榜樣，似乎總有一些軌跡可循。”①
創刊前金庸想辦一份偏重新聞性的周刊，但從一開始便是以娛樂性為主，創刊號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著黑色泳裝。內容有港聞，有國際新聞，有經濟，有娛樂，有戴天、陸離、亦舒等人的專欄，娛樂是重要特色，這期的新聞有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大孫女結婚、香港影星洪波在臺北自殺等。
時值“五月風暴”之後，香港的秩序已恢覆，經濟開始覆蘇，“明周”的出現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閱讀趣味，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要。“明周”對香港的生活尤其關註，《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這夜色值多少錢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發展》《四十元賭馬可以富甲香港》《轟動香港的萬麗娟事件》《尼克遜嫁女》《馬思聰嫁女記》《中蘇沖突幕後大秘密》《香港總督月薪幾何？》，從這些文章標題可以看出，“明周”與走知識分子路線的“明月”大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為“明周”主編潘粵生要籌辦《明報晚報》，故由《明報》采訪主任、娛樂版主編雷偉坡接任“明周”主編。一開始雷說“明周”是潘編的，不能接受。金庸說，潘已經不編周刊了，你是他臨走時舉薦的，不信可以馬上打電話問問他。就這樣，多加點薪，也多加點辛，雷偉坡編起“明周”來了。當時銷路只有一萬多本，有一點虧蝕，編輯部只有四個半人，金庸實行精兵政策，再減一人，省下來的薪水，用來補貼稿費開支，稿費提高一倍，同事寫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勞多得，增辟封面特寫，加設封面標題……幾個月下來，收支就平衡了。
雷偉坡是資深的娛樂記者，《明報》娛樂版的專欄擁有不少熱心讀者。為了擴大銷路，增強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膽創新，大量聘用女記者、女編輯來采編娛樂圈新聞。《香港小姐何秀汶情書》轟動一時，是何寫給前任男友、影星陳百祥（綽號阿叻）的，寫信時陳還未成名，跟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在夜總會演出，是個標準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過其中之一。此時陳已在電影界出頭，“何秀汶情書”恰好滿足了一些市民對其過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幾萬發行量。雷偉坡到處挖掘娛樂圈的秘聞，經常刊載獨家娛樂新聞。由於他長期從事娛樂新聞工作，與很多影視歌星有交情，報紙娛樂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們更願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偉坡手裏，“明周”逐漸變成一本娛樂周刊，重點報道娛樂圈的消息，開創了香港娛樂周刊的先河。
① 《明報月刊》1969年6月號，11頁。
金庸最初不大讚同登情書，他把編輯找來罵，說人家的隱私不能登。“如果傳媒只為賺錢，倒不如開個舞廳、妓院賺得更多。那時人家買《明報》，便是因為它不鹹濕，不下流，不侵犯隱私。”①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陳齊頌的情書》，說是“情書”，其實是26歲的女演員陳齊頌寫給家人的信，關於她和黃天佑在美國戀愛、訂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龍。7月，李小龍猝然去世，雷偉坡立即動用全部力量進行采訪和搜集資料，在最快的時間內編了一期《李小龍專輯》，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幾次再版，都賣到斷市。從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龍的內容，不乏獨家報道，如《兩個軟化李小龍的女人》《林燕妮為李小龍伸冤》《李小龍事件牽連第三個女人》，252期的封面標題是《從醫學觀點看李小龍死因》。李小龍的死，使“明周”攀上一個高峰。這一年，19歲的臺灣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現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娛樂，但娛樂不是低俗；強調生活，而不止於吃喝玩樂。“明周”與香港市民共呼吸，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大事在“明周”也都有體現，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娛樂化。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明周”9月12日這期刊載《毛澤東每月薪水幾何？生前最喜歡吃些什麽？》，9月19日刊載《基辛格眼中的毛澤東》等。
① 石貝《我的老板金庸》，富達出版公司2005年版，101頁。
《明報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龍
明報集團行政委員會雷偉坡（右三）、董橋（右四）、許孝棟（右一）等在開會
在雷偉坡的苦心經營之下，“明周”的發行量不斷上升，到70年代，每年贏利幾十萬元，80年代暴漲到一兩千萬，1990年的廣告收入就有7500萬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帶動了一股娛樂周刊的熱潮，同類周刊紛紛誕生，百花爭艷，而“明周”穩居娛樂周刊的榜首。廣告雖是它的生命線，但金庸說：
廣告影響我們（實際影響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報周刊》有一篇文章，關於一瓶白蘭地酒，指其在港的售價遠比新加坡為貴。本來該瓶白蘭地酒早已在我們報紙預訂了一大版廣告，本報經理因此前來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該篇文章。我讀後，覺得該篇文章寫得不錯，且那酒沒有理由在兩地的售價相距那麽遠，便決定即使失去該版廣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後，該白蘭地酒那版廣告雖如期刊登，但後來再去爭取廣告就有困難了。①
正如“明月”的成功離不開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離不開雷偉坡。
陳冠中回憶：“70年代是《明報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樓飲茶，都會帶上一本，以作談資。明星都很配合，誰要離婚，誰跟誰好，都自動在‘明周’報料，狗仔很友善，主編雷偉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語，抵死幽默。當時還有《新知》等多份大開本周刊，各有賣點，但動搖不了‘明周’霸主地位。”②
“明周”成為香港歷史最久、發行量最大的娛樂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滿街都是，也沒有威脅這份周刊的銷路。它不僅報道娛樂消息，也報道大眾關心的政治和經濟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報》的一對翅膀，有了這兩本刊物，明報集團粗具規模。金庸說，《明報》機構中，最賺錢的是《明報》，其次就是《明報周刊》。
三、《明報晚報》
“五月風暴”前夕，金庸已將《明報》的觸角伸到海外，他與新加坡梁介福藥行創辦人梁潤之合股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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