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如果在香港勝利了，《明報》當然消滅，但你們的命運，與我們毫無分別。

他的立場招來左派一連串的攻擊，“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帽子都向他飛來。在香港一間國貨公司的櫥窗顯著位置，展出“十大漢奸”，他被列為頭號“漢奸”，謔稱“豺狼鏞”，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許多市民圍觀。

6月23日早晨，《明報》一出版，立即引起轟動，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業，行動起來》的聲明，署名“明報機房工人鬥委會”，說《明報》的機房工人已成立“鬥委會”，號召同事加入，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卻賺了大量金錢，到瑞士去做寓公，這樣的事情絕對辦不到”。當天，金庸工作過的《新晚報》不僅轉載這個聲明，而且說“民族敗類查良鏞，眼見抗暴怒潮勢不可當，膽怯心虛，怕得要死，早些時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於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報館職工，替他賺錢抵罪”。實際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國際新聞協會年會，一星期後即回港。①

金庸和沈寶新決定暫時將報紙縮減到日出一張，過了幾天才逐漸恢覆正常。6月24日、25日，《明報》連續發表《敬告讀者》《再告讀者》社評，表示對左派的厭惡，《明報》系統根本沒有什麽“鬥委會”的存在。

當時，《明報》副刊上正在連載他的《笑傲江湖》，“五岳劍派”刀光劍影，權謀狡詐，江湖路上步步險惡，現實中香港的鬥爭一點也不亞於金庸筆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報事件”後，讀者來信比平時多了七八倍，不少是親自送來的，一致表示對破壞者的憤慨，支持和鼓勵《明報》，有讀者要他們保持一貫的作風。②“五月風暴”再一次給金庸和《明報》帶來機會，日發行量從8萬份攀升到9萬份（逢星期天12萬份）。他提出“我們的報紙”口號，表示《明報》是讀者的報紙，與讀者休戚與共。《明報》的廣告也明顯增加了，連頭版都不時被大幅廣告擠占，這在過去是少見的。

五、暗殺名單

進入7月，左派發動群眾搞武鬥，燒巴士，投石頭，擲魚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癱瘓，市面一片蕭條，市民惶惶不可終日。7月1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說：“這些恐怖行為，形勢日趨惡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論是港英當局、左派人士還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著一起垮。”並表示，“《明報》是為讀者而存在的。……今天廣大讀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脅，本報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安全遭遇到威脅，我們的命運相同，我們的意見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籲左派的領導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騷亂。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60—162頁。

② 《明辨是非，報道事實》，《明報》1967年6月27日。

23日，《新晚報》刊出一篇惡毒謾罵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標題：

綠村電臺《特種狗經》介紹

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

是一只反骨陰濕惡狗

說：

“豺狼鏞”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鏞，筆名是金庸，是香港漢奸報《明報》的東主，是港九文化漢奸狼。查良鏞這個漢奸，耳後見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陰濕的特種狗。講到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點就是極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國家可以不要，至於什麽人間正義，更加當作爛鞋。

接著揭發他的“惡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學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個人的私利，什麽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極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種狗”的狗格。列舉他“出賣國家民族”的“卑鄙勾當”，祖國有什麽進步，“都要狗口張開，咬牙切齒，大吠特吠，亂鬧一通，一心同祖國人民為敵”。凡是港澳“愛國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①

7月18日，《明報月刊》編輯部組織文化界人士，座談“香港騷動與香港前途”，參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項莊、高雄、王世瑜、簡而清、陸離等人。“最應該關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們生活於斯的中國人。對於香港的外國人來說，他們必要時可以離去……但我們香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無處可去，無路可走的。因此，我們對香港問題，應該不僅關心，同時更要愛護和保衛她。”②

當時他們以為局勢已暫時安定下來，可以松一口氣了，卻不料7月中旬以後，香港街頭多次出現土制炸彈，由於真假莫辨，被稱為“真真假假菠蘿陣”。有時“真假菠蘿陣”一天就發現十多起，8月20日有兩個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滿。

① 轉引白楊莉歌《金庸傳說》，160—162頁。

② 《明報月刊》1967年8月號，100頁。

7月28日，金庸在《明報》社評指出，“少數搗亂分子一開始便和廣大群眾為敵，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揮上萬紅衛兵和幹部群眾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釀成嚴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歡欣鼓舞。次日，香港商業電臺著名男播音員林彬（林少波），因為在他主持的“欲罷不能”“大丈夫”節目中諷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廣大市民喜愛，成為新聞界第一個犧牲者。暴徒事先打聽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線，裝成修路工人，攔住林彬的汽車，拉開車門澆上汽油，將他活活燒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傷重而死。《新晚報》當天以套紅大標題刊登《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明報》發表讀者來信，要《新晚報》交人，但兇手一直沒有歸案。林彬的死震驚整個香港，《明報》作了大幅報道，金庸接連寫下《燒不滅正義的聲音》《敬悼林彬先生》《歷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評，憤怒譴責暴徒殘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萬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們大家命運相同，只有團結在一起，堅持抗暴鬥爭，才能保衛我們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眾編印的地下小報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殺名單，“查良鏞”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議員李福樹、簡悅強，親臺灣的《真報》總編輯陸海安，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①金庸家收到過一個郵包炸彈，王世瑜發現郵包可疑，於是報警，警方在他跑馬地家門口引爆了那個炸彈。②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個生死關頭。他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順便到那裏的《新明日報》巡視業務。他離港期間，報社業務由沈寶新負責，編務由總編輯梁小中主持，社評由梁小中、胡菊人執筆。其間，幾百名左派分子氣勢洶洶趕到南康大廈，準備破壞《明報》，揚言要火燒《明報》。因為他們事先有了防備，將編輯部的標志拆了下來，還在大門外安裝了鐵閘門，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鑄字用的鉛熔成鉛液，擡到天臺上準備抵抗。洶湧而來的人流一下子沒找到編輯部所在，等他們找到，鐵閘門已關上，混亂中大隊警察趕到，《明報》免於一劫，只有承印《明報》的印刷廠被搗亂。

①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165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8頁。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打電話詢問暴動的進展情況、《明報》員工的安危。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他準備暫時關閉《明報》。“五月風暴”延續幾個月，記者外出采訪要冒生命危險，編輯工作到淩晨三四點，遇上戒嚴就回不了家，還要被左派謾罵乃至追打，精神上飽受困擾。記者李廣榮說每天要抽三包煙，緩解壓力。

金庸說，“《明報》固然受到敵人的嚴重威脅和壓力，但從讀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愛護和支持，卻是十倍於彼也不止”。

雖然處境危險，他內心不免擔心，但想到自己武俠小說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們來勉勵自己：“雖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縮，以致被我書中的英雄們瞧不起。”①

“五月風暴”是香港的一場劫難，財產損失不計其數，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記者14人被捕。他聽說，最後是周恩來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金庸認為，港督戴麟趾處理大動亂的容忍和堅毅，更是十分難能可貴。（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離港之際，金庸發表社評《法治、和平、自由、尊榮》，給予高度評價。）

大約8月底，香港局面趨向緩和，到10月底市面恢覆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對他的人身威脅並沒有解除，所以長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護。10月24日他發表社評《請鬥委檢討“炸彈鬥爭”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覆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擊《明報》。有了這番經歷，他才敢說：

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沈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確，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②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報》連載，正是內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時，“五月風暴”即將襲港。小說連載不久，人們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稱之為“政治寓言”小說。金庸說：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22頁。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19頁。

寫《笑傲江湖》的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汙集中地顯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這部小說並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①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時代背景，因為金庸想寫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見的現象，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認有意影射“文革”，但無意中還是讓人感到似曾相識。他每天要在報紙上寫一篇社評和一段小說，或許寫時不知不覺受了影響。②他反對“文革”的個人崇拜，反對用暴力壓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對東方不敗的個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楊蓮亭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瀾，使個人崇拜之風登峰造極。所有教眾提到東方不敗都必須加上“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的定語。個人崇拜遍及老弱婦幼，對於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們被要求讀教主的寶訓、聽教主的話，楊蓮亭抓了童百熊一家老幼，問道：“童家各人聽了，哪一個知道教主寶訓第三條的，念出來聽聽。”一個10歲左右的男孩背誦：“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寶訓第三條：‘對敵須狠，斬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楊蓮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條教主寶訓，你都背得出嗎？”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讀教主寶訓，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讀了教主寶訓，練武有長進，打仗有氣力。”可見中毒之深。

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後，已被馴化的教徒把這一套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他身上，他從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後安然接受。這個過程令人感慨。

上官雲見到任我行，滿口都是肉麻的口號、高調的諛詞，從“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萬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死不辭”，到“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於天下，屬下自當凜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機妙算，當世無人能及萬一”。當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舊部的跪拜時——

① 寫於1980年的《笑傲江湖》後記，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頁，轉引自徐揚尚《金庸解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77頁。

② 《金庸散文集》，261頁。

令狐沖退到殿口，與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遙，燈光又暗，遠遠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頗為朦朧，心下忽想：“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甚麽分別？”只聽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讚頌之辭越說越響……令狐沖站在殿口，太陽光從背後射來，殿外一片明朗，陰暗的長殿之中卻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頌辭。他心下說不出厭惡……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說：

只是我覺得，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他自己並不知道，可是種種事情，總是和從前不同了。東方叔叔是這樣，我擔心爹爹，說不定也會這樣。

我不是說武功，是說一個人的性子。東方叔叔就是不練《葵花寶典》，他當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權在手，生殺予奪，自然而然地會狂妄自大起來。

《笑傲江湖》“成為中國政治的象征與隱喻”，在剛愎自用、專制獨裁、自我膨脹的任我行、東方不敗，熱衷權勢、心狠手辣的左冷禪，虛偽狡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偽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願抗爭，藏頭露尾，在強權夾縫中茍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陰暗的一面。①金庸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

“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何嘗不可以看作金庸對權力的一句咒語。《笑傲江湖》圍繞作為“異化人性和滅絕人性”象征的《葵花寶典》展開無數條錯綜覆雜的線索，揭示了政治對人性的壓抑、摧殘和異化，至高無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寶典》為太監所創，只有揮刀自宮，變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煉。在某種意義上，《葵花寶典》就是權力的隱喻，爭奪《葵花寶典》如同幾千年來對權力的角逐、廝殺，結果無不以喪失人性為代價。

① 徐揚尚《金庸解讀》，24頁。

小說開篇《滅門》寫川西青城派餘滄海為奪取“辟邪劍法”，以殘忍手段將福州福威鏢局林家“滅門”；早就處心積慮的華山派“君子劍”岳不群坐收漁利，將僥幸漏網的林平之收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劍法”；嵩山派左冷禪千方百計企圖得到“辟邪劍法”，合並五岳劍派，實現稱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東方不敗練成《葵花寶典》而成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雖然都得逞一時，卻最終免不了眾叛親離……練過《葵花寶典》的人一概沒有好下場，那些覬覦秘籍、不惜殺人流血、用盡各種手段的人也一個都沒有好下場。金庸指出，“那些熱衷於政治和權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卻是很可憐的”。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連載了857天。全書結束前，沖虛道長和令狐沖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對話：

“權勢這一關，古來多少英雄豪傑，都是難過。別說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風波疊起，紛爭不已，還不是為了那‘權勢’二字。”

“原來左冷禪是要天下武林之士，個個遵他號令。”

“正是！那時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後，又想長生不老，萬壽無疆！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英雄豪傑之士，絕少有人能逃得過這‘權位’的關口。”

七、“查記出品，宋體為號”

每天晚上約十點到十一點，金庸到報館寫社評，秘書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閱當天的電訊、本地新聞，然後翻書查資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領班翁榮芝來敲門，大喊：“你的‘粉腸’搞掂未？”他才會下筆。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腸，所以他們把稿件叫作“粉腸”。社評一般寫兩張稿紙，金庸寫完一張，排字房就要趕緊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發排了再讓他來改。通常他離開編輯部是淩晨兩點，排字房工人為了等他的社評常常要延遲收工。“我的寫稿速度其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碼花兩個鐘頭。”他自稱“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張徹說：“他看來似慢，而其實正是他的不可及處。他寫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說。他對問題的反應似慢，而其實是在深思熟慮，所決定十分明智。”①

從《明報》創刊到1992年2月控股權轉移，三十三年間，金庸親筆撰寫的社評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幾乎每天堅持寫一篇，很少由其他人執筆。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寫旅行見聞發回來。

他那時每年通常都要去參加國際新聞協會的年會，離開香港一段時期，一般兩周左右。“最擔心的事，是忽然之間發生了大新聞，無法及時加以評論。讀者目前所讀到的文字，雖然號稱是‘社評’，其實是筆者的一些‘海外游記’，與正統的社評性質大不相同，不過本報的社評自從創刊以來，一直是保持一種個人的風格因素，如果請別人執筆，不免有見解不盡相同的地方，所以還是采用這種標新立異的方式。”②

在香港的日報中，《明報》銷量長期穩居前三位（僅次於大眾化的《成報》《東方日報》），讀者群以上層社會人士、知識分子為主，成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嚴肅報紙，或稱為“精英報紙”（elitenewspaper）、“高級報紙”（qualitynewspaper）③，與金庸的社評是分不開的。世界上發生了什麽大事，不僅香港人會習慣性地想到，看看《明報》社評怎麽說，國際新聞界對“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為LouisCha）的評論也非常看重。歷任港督都要讀他的社評，據說美國國務院、臺灣的政要都剪輯他的社評，作為研究和參考。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報》上發表的社論，成為了知識分子爭相閱讀的文章，而且備受讚揚。查良鏞對中國歷史典故異常熟悉，在社論中不時引經據典，對知識分子讀者充滿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顯然亦為了爭取這類讀者。《明報》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視為知識分子報紙，查氏的社論占了很大功勞。①

① 張徹《個人感受》，《明報》1989年5月20日。

② 《形勢甚好，心情輕松》，《明報》1972年6月16日。

③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108頁。

讀者沈亮華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評，一讀再讀，“是因為它有先機的觸覺，鞭撻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針砭時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買《明報》就是為了讀他的社評。讀者喜愛的背後，自然對他的社評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將每天的社評盡力寫好。報人曾敏之評論，他的社評經過60年代到80年代的風雲變幻，“雖然難免有一點權術因素，但還是瑕不掩瑜的”。②他的社評成為《明報》乃至香港報界一塊金不換的“牌子”。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創文人辦報的先河，其評論啟迪了一個時代，不但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而且影響了孫中山，對中國報業乃至整個近代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庸沒有趕上這樣的時代，因環境的限制，他在《明報》的社評影響主要在香港一隅，對內地的歷史進程並未產生多少影響。

“事實是神聖的，評論是自由的”，他很欣賞英國《曼徹斯特衛報》主筆司各特的這句話。80年代以後，他動筆比較少了，但事關重大問題或遇重要新聞發生，他還是要親自執筆，比如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論戰等。《明報》社評向來不署名，先後參與過社評寫作的有潘粵生、梁小中、董千裏、丁望、徐東濱、吳霭儀等十三人，只有他認為特別重要的社評，為表示個人負責，才會署名“查良鏞”。③排字房為了便於區分，別人執筆的社評，一般標題都用二號楷體，如果是他執筆的，則用大號宋體加黑，很好辨認，所以有“查記出品，宋體為號”（或“查記出品，黑體為號”）的說法。其他人執筆的社評，如果金庸覺得好，偶爾也會特意交代排字房，標題用大號宋體加黑，這對作者而言是一種難得的榮譽。①

① 葉積奇《誰是香港第一健筆》，《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2年8月8日。

② 《從<明報>看金庸》，《明報月刊》2000年8月號，84頁。

③ 如1988年11月30日的《政制設計的目標和原則——力求積小變而成大變》和12月2日《香港多數人的基本願望》。

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社評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歡，也離不開漢語的魅力。他多次說自己喜歡《資治通鑒》，古文簡潔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學到的。②他的社評文字淺顯明白，深入淺出，不僅見解獨到，判斷準確，而且語言富有個性。1979年2月28日中越之戰時，他在《“世界第三軍事強國”？》社評中說：

唐代傳奇小說《聶隱娘》中的妙手空空兒，出手只是一招，一擊不中，便即飄然遠引，決不出第二招。

諒山大戰如果打不成，我們以為中國軍隊也可以班師了，這是空空兒這等高手的作風。

1983年12月15日，他在當日的社評中說：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謾罵者有之，譏嘲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

這樣的文字是其他人寫不出來的。在董橋看來，“他當年寫的社評不悶，主要正是因為文中穿插不少‘筆者’個人的經歷和隨意的己見”。③“跟隨查先生十幾年，我從他的原稿中註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④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343頁說是黑體，羅孚說是宋體，見《讀書》1988年2月，第139頁。其實是宋體加黑，20世紀80年代之前，社評基本由他執筆，標題字體多數用楷體。

②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65、104頁。

③ 董橋《文字是肉做的》，257頁。

④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153頁。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金庸的文章與史識都屬上乘，以史論政，獨步文林，“再往深裏看，查先生是小說家，寫政論往往穿插一些說部的筆觸：添一些對白，描幾幅景象，說兩句自己，行文裏頓時多了三分情趣”。①他的一些不是就某個事件所作的評論，沒有時間的局限性，任何時候重讀都不失其意義，一些就生活上的小事借題發揮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種“娓娓而談”的方式寫社評，“一方面，讀者閱讀起來全無壓力，覺得在聽一位老友跟他們閑話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經意之間吸納了作者的訊息，自己再進行深入的思考”。②

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對世事的預測分析常常準確，從1959年開始在《明報》寫社評，他就喜歡作預測，並以此自豪。1959年9月23日他在社評中大膽預測，中國決不會在10月1日發射人造衛星。10月7日社評《本報預測已獲證實》。10月8日英國大選揭曉前夕，他發表社評《保守黨將獲勝》說，“本報社評有點‘預測癮’，喜歡對世界大局寫點貼士，此次英國大選，本報貼土：保守黨”。10日發表《本報預測又獲證實》。

1960年2月10日社評《本報又一大膽預言》，說美、蘇、英達成停試核武器的協議後，會將此協議送各大國認可簽字。他說“本報預言向來準確，此次推測，亦決不致撞板”。

5月20日，《明報》一周年，金庸在《本報創刊周年感言》中說：“在社評所有的預測中，從來沒有一次不準確。當然，預測得不準確，將來總是在所不免，但讀者諸君可以絕對信賴我們的公平與誠實。”1962年初，他預言香港的繁榮，當時，工商業界人心惶惶，以為當年將有重大蕭條出現。結果當年輸入、輸出的貿易額全部打破紀錄，全港生意空前興旺。1963年元旦他發表社評《今年香港，繼續繁榮》。到了1964年元旦，他將此文重登一遍，說明預言七條有六條沒有說錯，最精彩的預言是：“本港股票會挽回去年下半年的頹勢，置地公司股票會漲到75元以上。”作此預言時股票58元，結果到重登此文前一天是76.5元。所以1964年元旦他在《1964年的預言》又預言了七點。

① 《香江第一筆》，轉引自董橋《香港的兩枝健筆》，《沒有童謠的年代》，153頁。

② 葉積奇《誰是香港第一健筆》，《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2年8月8日。

他說：“未來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何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準確。我在報刊上撰寫政論，歷時三十餘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預測’，常常公開對未來事情的發展提出明確而肯定的判斷”，“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①他在社評中無數的預測都這樣“神”，讓人不可思議。他解釋：“我寫社評時，我說林彪一定垮臺，那時他是最威風的時候，我的觀點，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沒有好結果，漢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這樣厲害，太子的收場也不過如此，當直接威脅到權力時，接班人都沒有好下場。”

金庸熟讀歷史，尤其受《資治通鑒》影響，1944年暑假在重慶通讀一遍，後來這成為他一生愛讀的書，“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②他寫社評，判斷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於此。

多年在《明報》系統工作的董橋說：

利己之心的確是人類稟賦之自然也。查先生當年在《明報》天天寫社評議論世局國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斷政情為什麽都那麽準。查先生私底下總愛說，人是自私的，推測個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動，必須推己及人，先從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後判斷其下一步之舉措，一定不會離題太遠。③

對政治局勢和政治人物的命運作出大膽預測，不過是金庸社評的一部分，更多的社評是對每天發生在中國和世界上的各種各樣的事情迅速作出評論。他對香港前途的預測經常被證實。早在1959年12月25日，他即在《恭喜發財！》社評中說，“展望明年香港市場情況，我們仍舊表示樂觀。……本報社評之預言向來準確第一，各位盡可充滿信心”。1963年元旦他的社評《今年香港，繼續繁榮》，一年後重登一次，表示預測準確。1969年12月17日的社評《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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