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預測“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報》創刊六周年，從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發行穩定在8萬份以上，星期天超過11萬份。（這年8月6日，《明報》在頭版刊登消息：“本報1965年上半年度銷數繼續上升，每日平均凈銷數已增至80200份，上述銷數業由英國聯邦出版銷數公證會證明。”）金庸社評說，最近增加倫敦、紐約兩位特派記者張夏、吳嘉墩的通訊，其他地區的特約通訊也在發展中。這一年，世界性的通訊網粗具規模，過去一般國際新聞靠外國通訊社提供，消息雖快，卻是外國人的觀點，《明報》努力發展、組織國際通訊網，重點是“中國人觀點，香港人觀點”。7月還要增加幾個周刊，包括經濟、商品、內地和臺灣新聞，特別是加強內地新聞的報道。

當時，香港記者不能到內地采訪，香港和海外對內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這一點，在《明報》大量報道內地消息，作為主要特色吸引讀者。

隨著報紙業務的發展，灣仔謝斐道399號的社址顯得太狹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報》搬到北角英皇道651號的南康大廈，先租用十樓全層及地下半層，後又陸續租用了兩層，地下和二層放機器，十樓是編輯部，員工餐廳在頂樓。

正值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明報》對摧毀數千年文化表示了強烈反感和抗議，盡量報道這場鬥爭的過程和內幕消息。金庸執筆的社評更是獨辟蹊徑，預測政局走向常常準確，引起許多讀者的關註。3月1日，他在社評中分析：

……最近加納總統克魯瑪到北京，赴機場歡迎的首腦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這次出現，相信也有特殊意義。可以想象，中共內部正在醞釀著一種相當重大的變動。①

他預感到了內地政局的微妙變化。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遭批判後，4月19日，《明報》根據日本《朝日新聞》的報道，率先在香港報紙中披露這一重要消息，大膽預測這是一場全國的群眾性批判運動的信號。5月6日，內地已處於大動亂前夜，海外輿論普遍沒有意識到中國將會發生什麽，金庸在《郭沫若認錯求饒》社評中指出，“從各種跡象看來，中共內部正在進行一項非常劇烈的權力之爭。這一次對吳晗、田漢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這場大鬥爭中的一小部分。鬥爭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為世人所知”。這一預測一語中的，當時很多人卻不相信，有人還對他提出批評。

《三家村劄記》是鄧拓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合寫的專欄。與他們同時被批的還有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及《北京晚報》《前線》雜志等報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報》連續發表《彭真出了事麽？》《彭真之頭痛矣！》《“大老板”是誰？》等社評，“相信不出一個月，中共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板’了”，點明這些批判的矛頭實際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評《是誰發給營業執照？》中說，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僅是要揪出彭真，“現在的問題，不單是老板的問題，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級的人物——是誰發給營業執照？這問題可更加嚴重了，牽涉到的，一定是中共黨中地位極高的人物”。雖未點名，劉少奇已呼之欲出。半個月後，彭真被撤職，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書記。6月4日，他在《彭真罷官》社評中分析：

① 《黃克誠覆出任職》，《明報》1966年3月1日。

現在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罷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牽涉到劉少奇了。因為“劉彭”關系向來十分密切，兩人的個性和作風極為相似。……

這場尚未明朗化的大鬥爭，有一個要點是很明顯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之繼承人位置已不鞏固。本來，“毛去劉繼”是眾所公認的事，現在卻變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繼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繼承，總之局面是動蕩得很。

8月13日，《明報》的報道預言中共高層領導內部將發生人員變動，林彪得勢，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評即以《林彪得勢，全面推進》為題。19日，他在《***與玄武門》社評中說，“‘文革’的主要內容是權力鬥爭，林在黨內的地位從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劉從第二位垮到第八位。這是暫時性的，恐怕不久就會像年羹堯那樣連降十八級，像莫洛托夫那樣去做外蒙大使，像馬倫可夫那樣去做偏遠小鎮上的水電站站長。今日***有點像唐朝長安的玄武門，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繼承了。周恩來都在極口頌揚林彪，可見其餘了”。

當時，北京還沒有正式向外界宣布這些消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預測多數準確。

1966年下半年，紅衛兵登上“文革”的舞臺，扮演極為重要而又讓人感到撲朔迷離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澤東接連在***接見紅衛兵。大量的報道都是紅衛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頭發、趕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紅衛兵大鬧北京城》社評中一語道破紅衛兵運動的本質，中心還是“權力鬥爭”。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評中再次說，紅衛兵的真正目的決不在改招牌、斬鞋尖、剪頭發，這些行動只不過是“立威”，“根本目的是鬥爭黨內的當權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卻無資格到***廣場去出席大會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當他在報紙上公開提出紅衛兵運動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劉少奇時，劉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第一副主席，這不能不令世人震驚。香港的左派報紙紛紛抨擊金庸和《明報》“造謠”，不料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

11月29日，林彪為海軍首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次日在《解放軍報》頭條位置發表。12月1日，《解放軍報》又發表《海軍全體指戰員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決心書》。12月3日，遠居香港的金庸發表社評《林彪漸露跋扈相》：

北京的軍人所以為這小事大舉慶祝，當然是林彪在顯示他槍桿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給劉鄧派看，做給周恩來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給毛澤東看。為什麽指戰員的決心書不寫給毛澤東而寫給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澤東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罷了，否則林彪此舉，定然大犯毛氏之忌，這是“震主”和“挾主”之行，什麽時候毛澤東赫然震怒，再來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林彪為“接班人”後，7月3日，他在《林副統帥，功高震主》社評中預感，“一場新的矛盾和鬥爭，在中共內部又開始醞釀”。）

1968年1月2日，他發表社評《極左派紅衛兵將受整肅》，從“兩報一刊”元旦社論中新一年五個任務的措辭推斷，紅衛兵在今年之內將逃不過被整肅的命運。8月6日他在《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社評中斷言：“這場大鬥爭，不管中間有多少反覆，有多少曲折變化，最後的結果非常明顯：紅衛兵永遠不可能得到勝利。如果哪一天紅衛兵真正在全國範圍中取得了勝利，我們的社評立即收檔，從此不寫，因為這是事理之所必無。如果這樣淺白明顯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錯了結論，哪裏還有資格評論天下大事？還不如及早收檔之為妙。讀者們如果不信，不妨將這篇社評剪了下來，立此存照，看我們的判斷會不會掉了眼鏡。”

當江青炙手可熱之時，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評《“算老幾”江青失勢》中卻說：“江青的突然崛起，當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澤東的勢，她自己本人在黨內有何資歷？有何貢獻？有何才幹？有何實力？所以中共黨內許多人提到江青時，只稱其為‘算老幾’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評《女主弄權，必鬥將相》講到呂後，武則天，“太陽底下無新事，許多事件似乎很現代化，其實其真正本質，和一二千年前的事並無多大分別”。

12月28日，他的社評《電影明星和自殺》說：“若不是憑著毛氏個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將早已將這個過氣電影明星解決了。……江青只有兩種命運，要麽大權獨攬，要麽就給秘密清算，長期軟禁。……但以江青為人，在毛逝世之後，是絕對不會脫離政治圈的。……國家的政權是一種極為猛烈的毒藥，身體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來，《明報》頭版幾乎全是“文革”的報道，他開辟“北望神州”專欄，還推出“鄉土”版，每隔幾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後來發展為“中國消息”版，成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其他報紙紛紛仿效，開辟內地版）。內地稿件的來源一是外國記者對中國問題的報道，或來自外國通訊社，或譯自日本報刊。二是轉載紅衛兵報刊上的文章，先後轉載過《江青上海灘演業史披露》《王光美日記摘錄》《紅線女日記摘錄》《中國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聞”，以及“陶鑄問題專輯”、“上山下鄉專題”等。紅衛兵小報為他和《明報》提供了判斷國內局勢的“原始資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評《讀紅衛兵報，提高警覺》說：“近兩年來搜羅中共各地出版的‘紅衛兵報’，不遺餘力，只要見到有價值的資料，總是千方百計地覓來用作參考和發表。因為官方報章雜志受到嚴格控制、審查，‘紅衛兵報’往往透露了許多內幕，‘鄉土’版總是不加改動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應當從資料中去發掘事實。至於這些資料中所表達的意見和結論，就大有選擇餘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劉少奇去世的消息，《明報》率先報道，金庸相信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開報道。由於《明報》對內地的報道特別詳細，評論分析比較客觀，不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專家讀者——訂戶中包括各國大學、圖書館、研究機構、外國著名報紙和外國使領館，在香港本地的讀者面也不斷拓寬，包括了知識分子的極大部分，除了大、中學生外，還有商人、大學校長、教授、教師、醫生、律師、公務人員、藝術家等。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調查稱，他們學校的學生中，《明報》的讀者極多。到1968年，《明報》日發行量突破12萬份，以後穩定在10萬份以上。中國新聞成為《明報》的窗戶。外國通訊社常將《明報》的獨家消息拍發出去，登在全世界的報刊上，美國《紐約時報》、日本《讀賣新聞》等三大日報，都譯載過《明報》的獨有消息。外國的報紙、刊物、大學和研究所開始重視《明報》，《明報》略具國際性報紙的雛形。金庸在1969年謙虛地說，這只是“很簡陋和微小的一個開端”。

二、“講故事人”

經歷“核褲論”以來的筆戰，金庸在政治上與《大公報》處於對立的位置，但《新晚報》編輯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沒有敵對，包括羅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羅孚和黃蒙田合辦的《海光文藝》月刊不屬於左派陣營。在當時壁壘分明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想辦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納各方面的作者、觀點，不但提倡嚴肅文學，也提倡通俗文學。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羅孚想將梁羽生、金庸的小說做一篇合論，作者最好是他們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連串的爭鳴和討論，擴大新刊物的影響力。羅孚找梁羽生談了想法，梁感到為難，怕引起誤會，經不住羅的動員，梁才勉強答應，不過說如有人追問此事，要由羅出面頂替。羅一口答應。

梁羽生與金庸相交十八年，當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飯，兩人私下裏開玩笑都以師兄弟相稱，相知不可謂不深，此時因左右壁壘，已不大來往。

當時《天龍八部》正在《明報》連載。梁取“同說之”之意，化名“佟碩之”，寫下長達兩萬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論》，評述兩人所受的文化影響、各自作品的特點或優缺點，從創刊號起，在《海光文藝》連載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中國式的）甚濃，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金庸的小說常運用電影等手法，情節變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處，但有時往往刻意追求離奇，變得情理不通，前後矛盾，無法照應。

金庸的手法由於更能接受外來文化藝術的影響（是好是壞，姑且不論），則似乎比梁羽生顯得更“新”了。……《書劍恩仇錄》裏香香公主出現的鏡頭（交戰雙方兵士都為她的美貌震懾，幾乎連要打仗也忘記了），也使人聯想起《荷馬史詩》中艷後海倫在城頭出現的鏡頭。

可能因為金庸做過電影導演的緣故，在小說裏常有運用電影的手法。……這可說是金庸獨有的特點。

文章指出，在人物的描寫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長”。“金庸擅長寫邪惡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則擅長於寫文采風流的名士型俠客，佯狂玩世、縱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類人物。”

在論及各自作品蘊含的思想時：

如果說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歐洲19世紀文藝思潮的影響，則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響，尤其是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在他後期的作品，這種影響更為顯著。

好萊塢電影的特點之一是強調人性的邪惡陰暗面，思想基礎是建築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哲學思想上，如果說這也算得是一種哲學思想的話。

好萊塢電影的另一特點，也是近年來流行的題材之一，是強調“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惡事，都是由於某一個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幹出來的，因此惡人也就都可以原諒。

這些評論只是一家之言，對金、梁各有褒貶，大體是客觀、有分寸的，評論的態度也是嚴肅、認真的。外界不知道“佟碩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報》高層還是有少數人知道了，他們讀了這篇“合論”大為光火，指責梁羽生對金庸批評得不夠，客氣得過了頭，有失立場，其中就有一起寫《三劍樓隨筆》的《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

“五月風暴”時，陳凡重提這篇文章，認為在這種“敵我矛盾”中，梁羽生居然還稱讚金庸，實在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氣憤之下，甚至警告他——你這樣說金庸的好話，當心將來“死無葬身之地”。可見陳凡那時對金庸的敵意之深，在他眼中，站在港英政府一邊的金庸無疑是“漢奸”“賣國賊”。①

羅孚請金庸寫一篇回應文章，希望他也長槍大戟、長篇大論，在《海光文藝》來一番熱鬧。但他只寫了一篇約兩千字的短文《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藝》1966年4月號：

而我只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6，我只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覆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

他說自己不像梁羽生兄那樣，是嚴肅的“文藝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並論，並不無嘲諷地說：“要古代的英雄俠女、才子佳人來配合當前的形勢，來喊今日的口號，那不是太委屈了他們麽？”

梁羽生以子之矛回敬老友，在《海光文藝》第5期發表《著書半為稻粱謀》，抓住金庸1957年10月5日在《新晚報》發表的《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一文。當時金庸把主題思想作為四個標準中的第一個。

“講故事人”也許是金庸的自謙，卻道出了實情，“文學的故事性”本來就是他的追求。他之所以寫武俠小說，“這也不是故意的。哪個小說家寫哪一種體裁的小說，有時是出於偶然的因素。那時候《新晚報》需要武俠小說，我就寫武俠小說，如果他們需要愛情小說，可能我就寫愛情小說”。②

① [澳]劉維群《梁羽生傳》，349頁。

② 1994年11月他對冷夏說，見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399頁。

三、《俠客行》

金庸從未以寫武俠小說為職業，自1959年辦《明報》，辦報是他一生的事業，寫小說只是一種副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寫小說連載只是要增加點讀者。等到《明報》的基業逐漸穩固，他“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嘗試，並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①

1966年6月9日，在《明報》出現一則預告，“金庸武俠新著《俠客行》後天開始刊登”。6月11日，《俠客行》以李白的詩開篇。當天頭版的社評《只有“少數幾個好的”！》是對“文革”的評論，大致說，已受整肅或罷官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有夏衍、茅盾、田漢、吳晗、周信芳、賀綠汀、鄧拓、秦牧、陳荒煤等，指不勝屈，連國歌作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作者都受到清算，誰還能幸免？解放軍已派了兩名軍人去做文化部副部長，最後勢必所有“秀才”全部垮，由“兵”來管文化為止，問題是軍人沾到知識、文化和藝術，也不免要獨立思考。社評旁邊仍不忘提醒讀者：“金庸新著《俠客行》今起刊登。”

“文革”初期，《明報》新聞版的社評、報道，都在緊盯著內地的風雲變幻，副刊上卻是遠離塵囂的《俠客行》，一邊是現實中的江山，一邊是虛幻的江湖，表面上似乎互不幹擾，實際上卻不可能毫無關聯。雪山派掌門人白自在自稱“古往今來天下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土、大宗師”，不由得讓人想起了那個時代最流行的兩個副詞、四個“偉大”。

與金庸此前的作品不同，《俠客行》的主角不是什麽英雄俠士，而是一個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年，他媽媽梅芳姑從小叫他“狗雜種”，長樂幫把他當作幫主“石破天”，丁當叫他“天哥”，阿繡叫他“大粽子”，石清夫婦以為他是“石中玉”。“我是誰”對他來說是一個真實的問題。梅芳姑突然自殺，手臂上赫然是處女標志的朱砂紅，說明她並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身世之謎最終沒有解開。

①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161頁。

石破天好壞不分，不知好歹，也談不上行俠仗義，但在他身上隱約可以看到人類本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天性淳樸、善良，毫無心計，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自高自大的白自在，殺人不眨眼的丁不三、丁不四，老奸巨猾的貝海石，喜怒無常的玄鐵令主人謝煙客……在他眼裏統統都是好人。他對世事一片混沌，天真幼稚，他目不識丁，也從不想去破解什麽武功奧秘。可恰恰是目不識丁的他誤打誤撞，在不經意間破解了俠客島上高深莫測的“俠客行”武功。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始擺脫以英雄為主角的單一模式，這是一次新的嘗試和探索，雖然還是以打打殺殺展開，但故事本身發生了變化。因此有人稱之為寓言小說，也有人說是哲學小說。自始至終石破天都在追問：“我是誰？”

金庸自述，很多人很難說是好是壞，不像平劇的臉譜那樣善惡分明，這不是受什麽“圓形性格”的文學理論影響，主要是人生經驗。①在這部小說中，他所想寫的是石清夫婦愛憐兒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並不是重心之所在。1975年冬天，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時》一文中說：“對情人的愛，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對子女的愛卻完全不考慮這些，只因為他們生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愛美貌的、聰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樣的愛心對待醜陋的、愚笨的、貧窮的子女，甚至對後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憐愛。……如有人要扼殺我們的子女，或許他的確該殺，或許他當真犯了彌天大罪，是非善惡，不是我們所能肯定判斷的，但我們非將他藏起來。”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俠客行》中石清的一段話：

石清心中突然湧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傷害於他，我寧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屈，也磕下頭去。②

“我爹爹是誰？我媽媽是誰？我自己又是誰？”這是石破天的問號，讀者明白了，身在廬山中的主人公卻不明白，即使無意中破了俠客島上蓋世無雙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喪母，青年喪父，孤懸海外，遠離故土母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金庸的心態，很難評估，但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察覺，他筆下的主角幾乎都是孤兒，這種孤兒情結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處，他下筆之時或許完全無意。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104頁。

② 《明報月刊》1976年1月號，8頁。

到1967年4月19日，《俠客行》共連載了295段，此時“五月風暴”將起。

四、“五月風暴”

1966年4月，香港因為天星小輪加價引發過一場騷動，但沒有鬧大，《明報》當時作了大幅報道。當年9月10日，《明報》頭版頭條報道廣州紅衛兵要求將香港改為“驅帝城”，還編了歌謠在廣州到深圳橋頭傳唱：“香港並不香，猶如一只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終於波及香港，釀成“五月風暴”（又稱“六七暴動”“反英抗暴”“五月動亂”或“一九六七年大騷動”）。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由此引發工潮，成為這場風暴的導火線。5月10日，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次日他在社評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這天下午，人造花廠工人及部分學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語錄》游行示威。港府為了防止工人大規模聚集，出動大批軍警，使用警棍、防暴槍和催淚彈，並調來軍車和直升機驅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與警察發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盡早恢覆安寧》社評中說，“撫心自問，或者誠實坦白地說一句，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承認：我們已選擇香港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這裏過一些太平日子。環境有變，外國人當然撤退，有錢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遷居，99%的中國人不管環境如何變化，他們總是留在香港。我們每個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個的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評中呼籲居民“力持鎮定，共渡難關”。

當時內地“文革”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奪權的外交部發表聲明，“最緊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局對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聲明，港府維護和平、秩序是為了“全體的利益、盡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維護法律”，“在勞資糾紛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務副部長姚登山表示堅決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支持香港的鬥爭。從5月16日起，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動各新聞單位、工廠、學校、電影公司和其他中資機構人員，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聲討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殘暴鎮壓中國工人的行徑。

“五月風暴”時的香港街頭

5月16日，左派陣營在九龍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負責人是《大公報》社長費彜民等人。5月17日，金庸在《明報》發表《同情工人，反對騷亂》的社評。

從5月19日開始，數千工人、學生、左派機構職員輪流到中環的港督府門前示威，呼喊反英口號，在港督府外墻上貼滿了大字報，鬥爭規模在香港史無前例。一些左派報社領導、商會會長、電影明星等到場示威，大有安營紮寨、包圍港督府之勢，但秩序井然。5月22日，左派群眾前往港督府抗議時，在花園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攔截，發生流血沖突，許多人受傷，左派將預先準備的紅汞潑在身上，誇大警方鎮壓的“血腥”，當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發動罷工抗議。

面對香港的嚴峻局勢，金庸的態度一直很明朗，從5月18日起，他在《明報》發表一系列社評：《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國的香港政策》《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命運相同，同舟共濟》《香港居民在懇求》《十二天來的噩夢》《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呼籲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對左派“不愛國”“賣國漢奸”等指責，金庸發表《愛國愛國，愛的是“國”》社評，直言中國這個國家已經存在了五千年，“所謂‘愛國’，愛的是‘國’，而不是愛哪一政府、政黨或黨魁”。“愛國，是愛我們的國家，並不是假愛國之名而愛自己。”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3日，王力執筆的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提出，“把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鬥委會”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誤以為北京已作好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組織工人大罷工。左派報紙積極配合這場“反英抗暴鬥爭”。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擁劉少奇》社評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劉，現在“劉鄧陶”被打倒，內地風向轉了，他們“唯一的辦法，只有將功贖罪，即刻立一件發揚毛澤東思想的大功”——

關於香港的五月事件，現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動進行的，並非北京有命令來叫他們采取行動。

……我們只希望他們自己撫心自問：“為了少數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萬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礙到中共對香港的基本國策，損害了毛澤東思想的威望，是否應該？”

從6月5日起，在澳門當權的左派勢力不準《明報》《明報月刊》進入澳門，包括《明報》在內有十種香港報紙被禁止進入澳門。6月9日，金庸發表社評《本報被禁行銷澳門》：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當人們喪失了言論自由之後，隨之而來遷移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學和婚姻的自由都會逐步地喪失。……

為了寶愛我們的自由，決不能容許左派人士將他們專斷的意志強加於香港三百多萬居民的身上。……

你們禁止《明報》銷入澳門，我們在經濟上當然受到損失，但你們想壓迫我們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癡心妄想。你們在香港不能取得勝利，《明報》當然繼續出版，跟你們鬥爭到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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