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收回俄占地？他質問《大公報》：

① 《海光文藝》1966年第3期，13頁。

到底應不應該主張收回我國被俄國強占的一百七十三萬七千方英裏的土地？在什麽情況下應當全力主張收回？在什麽情況之下應當完全置之腦後？在什麽情況下應當強調“偉大的愛國主義”？在什麽情況下應當強調蘇聯老大哥萬歲而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自私主義”？

要不要援助外國？他質問《大公報》：

緬甸三十萬華僑生活上正陷入空前的困難和痛苦，這是不是事實？貴報為什麽對這事完全不予報道和評論？我們要求中共替華僑出頭，為什麽是惡毒反華？我們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顧本國同胞生活，為什麽是惡毒反華？從什麽時候起古巴、緬甸等外國變成了“華”，而中國同胞反而不是“華”？

他在7月14日曾發表過一篇社評《不援同胞援異族》。

12月22日，他發表《有什麽不對，請原諒！》指出：“你們辱罵《明報》的口氣很惡毒，用的字眼很難聽，我們完全沒有回敬。然而，我們的語氣和辭句，還是有許多不夠有禮貌、不夠忠厚的地方，這一點，請你們原諒。我們這些文字寫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夠周詳的地方，必須引用康利上尉的一句話：‘有什麽不對，請原諒！’敬祝你們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同一天，《明報》在頭版刊登《謹向讀者致謝及道歉》，感謝許多讀者來信支持、鼓勵，還有許多讀者給“自由談”投稿，對這場筆戰提出不少意見，大部分都熱誠愛護《明報》，向對方據理力爭，因無法一一登出，《明報》表示誠懇的歉意。

當金庸全面出擊時，《大公報》等左派報紙沒有大舉反擊，是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阻止。“五家左報的愛國熱情很可貴，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實和道理去說服人，所以開戰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評，陳毅也告誡愛國報紙要正確對待別人的批評。”陳毅還說過一句話：“《明報》那個社論，要中國人有褲子穿，那還是愛中國人嘛！”①金庸對陳毅也心生好感，“文革”時陳毅挨紅衛兵批鬥，他在社評中讚揚陳為“核褲論”做過說明。1972年1月12日，他在陳毅去世後的社評中稱許陳“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再次提及“核褲論”不過是一個比喻。

①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112頁；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31頁。

在香港市民眼裏，《明報》與左派報紙的筆戰如同一幕精彩的大戲，大大引發了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熱切地追看報紙，就像看武俠小說連載一般。有人以不無調侃的口吻說，《明報》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報》的幫忙，如果不是這場筆戰，《明報》是不是能成為大報還是一個未知數。這話未必完全準確，卻道出了一個實情。這也是商業社會的特定現象。有人為了炒作報紙，提高發行量，有意向其他報紙尋釁，打筆仗，這在報業史上並不鮮見。

金庸和《明報》成為這場筆戰的大贏家，《大公報》做了《明報》的義務宣傳員，有讀者來信說，本來是《大公報》的長期讀者，以往從來不看《明報》，因為筆戰才有了興趣。金庸感謝《大公報》替《明報》做了義務廣告，介紹了不少讀者，使《明報》近來銷量大增，發行量從筆戰前平均日銷62075份，12月10日達到70516份，1965年1月達到73254份①，躍居《文匯報》《大公報》之上，成為香港舉足輕重的大報之一，經常賣到斷市。作為商人，他開始日進鬥金。

六、《天龍八部》

《倚天屠龍記》連載了兩年多，到1963年9月2日結束時，《明報》已在香港報界站住腳，發行量、報格都大大提升了。9月3日，《天龍八部》開始在《明報》和《南洋商報》同時連載。

經過“逃亡潮”事件、“核褲論”風波，《明報》不僅以武俠小說招徠市民讀者，而且以社評和“自由談”副刊吸引知識分子和公務人員，逐漸成為一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大報。但金庸並沒有放棄武俠小說的寫作，即使在與《大公報》筆戰的日子裏，他也沒有停下。

有讀者記得，一天早上，渡海時遇到一位老朋友，對方照例買了早報在船上看，坐下來正談得投機，那位朋友拿起《明報》，立即打開，竟一言不發，完全不再理會他，全神貫註地看上面連載的《天龍八部》。他本人以後也成為追讀者。①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32頁。

《天龍八部》人物眾多，情節曲折，線索覆雜，其中貫穿著兩條主線，即人類對權力的貪婪和對愛情的癡迷。對權力的畸形追求導致了武林的血雨腥風。為了早已失去的王權，慕容家族不惜挑起江湖殺戮，“四大惡人”之首段延慶也是為了爭奪失去的王權，丁春秋、天山童姥、鳩摩智一樣為建立武林霸權而廝殺……權力是多麽誘人的東西，古往今來，無數人不惜為此流血遍野。

“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段正淳風流成性、到處留情，他的兒子段譽卻是段延慶所生。康敏對喬峰的刻骨仇恨僅是因為他對她的美貌視而不見。天山童姥與李秋水反目成仇無非是為無涯子到底愛誰，其實無涯子另有所愛。段譽對權力、武功毫無興趣，一心追求愛情，一連串的偶然性，使他練成了“六脈神劍”“淩波微步”，並繼承了大理國王位。四大皆空的小和尚虛竹陰錯陽差，不僅成為西夏駙馬，而且得到逍遙派神功，成了江湖上談虎色變的靈鷲宮主人。一心追求王權的慕容覆什麽也沒有得到，他醉心於權力，不顧一切想恢覆慕容家族百年前的大燕王朝，為此放棄了表妹王語嫣純潔無瑕的真摯愛情，踐踏了包不同、風波惡等人對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兄弟情義，他的心中只有王朝的美夢。對權力的癡迷，終於導致眾叛親離，從名滿江湖的翩翩公子變成一個瘋子，端坐土墳，紙冠儼然。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終究要歸塵土，榮華富貴也終將如浮雲般飄逝。此時在金庸心目中，愛情、友情等人性中美好的東西，無疑要比帝王的權杖更加重要。

《天龍八部》前後寫了四年，正是金庸與自己出身的左派報紙陣營交惡、發生筆戰時，昔日的同伴與他斷絕交往，甚至惡毒咒罵，恩恩怨怨一言難盡，所謂正、邪之爭如同他當時面臨的左右對立，他遭遇過與喬峰相似的困境。第十九章《雖萬千人吾往矣》喬峰獨闖聚賢莊的英雄宴，與舊日丐幫兄弟幹杯斷義，隨後生死搏殺——

喬峰端起一碗酒來，說道：“這裏眾家英雄，多有喬峰往日舊交，今日既有見疑之意，咱們幹杯絕交。哪一位朋友要殺喬某的，先來對飲一碗，從此而後，往日交情一筆勾銷。我殺你不是忘恩，你殺我不算負義。天下英雄，俱為證見。”……丐幫的舊人飲酒絕交已畢，其餘幫會門派中的英豪，一一過來和他對飲。

① 《明報》“自由談”1969年5月17日。

對他相當了解的梁羽生說：“讀者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作者是否要借聚賢莊中的酒杯，以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金庸不同意這個看法，在《一個“講故事人”》中婉轉地表示，這個批評完全錯了。但他筆下的武俠世界，確乎與他自身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相對應，在人物的遭遇、痛苦中折射出了他經歷的曲折心路。現實中的風雨，無意中流露在每日連載的武俠小說中。①

在《神雕俠侶》之前，他筆下的主角陳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等都是一望而知的正派人物，基本上走的是正、邪不兩立的傳統路子。之後，正、邪就沒有那麽截然分明了。《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比郭靖覆雜豐富得多，他有陳家洛等書生劍士型的細膩情感及敏捷思想，而沒有他們的優柔寡斷及幼稚天真”（吳霭儀語）。喬峰豪飲幹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情，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的氣勢，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的悲壯，曾讓多少人為之傾倒。喬峰是金庸筆下英雄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幾乎可以找到所有英雄的美德。他的愛深沈、專一，沒有山盟海誓，但永遠信守如初；他的恨刻骨銘心，一刻也不敢忘記。他是契丹人，卻是漢族人撫養成人的。因為他的血統，他無法見容於漢家武林，但他又逼遼帝不能在有生之年侵犯宋界，背棄了自己的民族。這樣一個豪氣沖天、視金錢權勢如糞土的英雄卻受命運的捉弄而走投無路，最終免不了折箭自殺的結局。喬峰的死，作者和讀者一樣萬念俱灰。現實是多麽嚴酷，怎麽樣驚天動地的英雄也免不了一死。②

七、《連城訣》

為擴大《明報》銷路，他們效法《星島日報》，星期天加送一份彩色大型畫報。沈寶新找東南亞的《南洋商報》合作，在香港和東南亞各地一起發行，取名為《東南亞周刊》，知識性與娛樂性並重，有圖片，有漫畫，報道軟性時事，也連載金庸的武俠小說，開本很大，彩色精印，16頁。從1964年1月12日起，每逢星期日隨《明報》贈送，不另收費。金庸的《素心劍》（後來改名為《連城訣》）從第一天起就在這上面連載。

① 參考嚴曉星《對金庸生平研究的幾點思考》，《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高之巖《香港文學的一枝奇葩——金庸的武俠小說》，《太原日報》1997年7月7日。

這是從金庸埋藏心底的一個兒時故事發展出來的。他家有個叫和生的長工，是個殘疾的駝子，小時他發現爸爸媽媽對和生很客氣，從來不差和生做什麽事，只是讓他在家掃地、抹塵，接送孩子們上下學堂。遇到下雪、下雨的日子，和生總是抱著他上學，是他記憶中一個很親切的老人。和生是江蘇丹陽人，家裏開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家裏積蓄了幾年，就要給他完婚了，結果他被一家財主誣陷為賊，下到獄中，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父親、母親都氣死了，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有一天和生在街上撞到財主少爺，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將那財主少爺刺了個重傷。和生也不逃。正好金庸的爺爺查文清做丹陽知縣，重審獄中每一個囚犯，得知和生的冤屈，十分同情，不過他刺人行兇確是事實，也不便擅放。查文清辭官時，索性悄悄將和生帶回家來。和生當然不是真名。

《連城訣》的故事本身未脫武俠小說的秘籍、寶藏之類的俗套，但情節跌宕起伏、環環相扣，人物性格鮮明。主角狄雲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和生的影子，狄雲和師妹戚芳的悲劇，丁典與淩霜華的慘死以及“鈴劍雙俠”的分手，三對青年男女不同的遭遇，寫出了人間愛情的脆弱、命運的無定，狄雲等“素心人”在世間遭遇的盡是悲劇。為了“連城訣”，三個徒弟不惜聯手殺死師父，三人之間又展開長期的明爭暗鬥。為了“連城訣”，道貌岸然的翰林、知府淩退思不惜犧牲女兒的幸福和生命。最後在寶藏面前，形形色色的人都像發了瘋一般，暴露出人性中陰暗、殘酷和貪婪的一面。

《連城訣》寫成以後，金庸驚覺，狄雲在獄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經》一事，和他少年時代就熟悉的《基督山伯爵》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襲之嫌。雖不是故意抄襲，但無意中多多少少受了大仲馬的影響。“但全書已經寫好，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何況丁典的愛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風格，非《基督山伯爵》的法利亞神父所能有。即使在我自己所寫的各個愛情故事中，丁典與淩霜華的情史，兩人的性格，也都是卓犖不凡，算是第一流的。要舍棄這段情節實在可惜。”①

八、倪匡代筆

寫武俠小說的連載很辛苦，每天都要寫一段，不能停，特別是他要到國外旅行，要麽先寫好幾段留下來，要麽帶到國外，晚上不睡覺，拼命寫，一大早快信寄回來，心理壓力很大。②

1965年金庸先後去過埃及、土耳其、印度、馬來西亞等地。這年5月，他應邀赴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會議，並計劃順便在歐洲作一次長途旅行，好好休息一下。為了支撐《明報》，他已多年沒有放過長假了。此時，《天龍八部》在《明報》連載了一年半，每天一段，從沒間斷，總不能先停下來吧，於是金庸想到請人代筆。但此時整部小說覆雜的線索都已展開，結構、人物關系千頭萬緒，找人代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來他想到了“因文字而成為知己好友”的倪匡，不過倪匡會不會答應他心裏沒底。

早在1963年，《倚天屠龍記》連載結束以後，東南亞一帶讀者反應熱烈，新加坡一個報紙想請金庸續寫《倚天屠龍記》，他沒有時間，就推薦了倪匡。三人相約在一家酒店見面，他正式提出請倪匡續寫《倚天屠龍記》，“新加坡方面的讀者十分喜愛《倚天屠龍記》，希望有續篇，我沒有時間，特地約了新加坡的報紙編輯來，竭力推薦，請倪匡兄寫下去，一定可以勝任”。新加坡來的編輯也說：“金庸先生的推薦，我絕對相信，要請倪匡先生幫忙。”倪匡只覺得“腦中嗡的一聲，幾乎飄飄欲仙”，除了大口喝酒，半晌無語，然後神情嚴肅地說：“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高興的日子，因為金庸認為我可以續寫他的小說，真的太高興了。其高興的程度，大抵達到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可是我這個人有一個好處，就是極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膽講一句，世界上沒有人可以續寫金庸的小說。”續寫之事就此作罷。

這次金庸找到倪匡，首先強調是“代寫”不是“續寫”，請他“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只管寫你自己的”。總之不讓倪匡有推辭的機會。當時他的另一個文字之交董千裏（項莊）也在場，他接著對倪匡說：“老董的文字，較洗練，簡深而有力，文字的組織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後，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後再見報！”倪匡答應了，金庸放心出門。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93、194頁。

② 《金庸散文集》，237頁。

1965年金庸（前排左一）在土耳其

1967年金庸（前排右二）在日內瓦

在英國伯明翰，金庸在一家中國館子天橋飯店請一批各國同業吃飯，飯店侍者都是從香港新界來的，其中三人在港是《明報》讀者，聽說他代表《明報》來開會，大為興奮。到了倫敦，周榆瑞帶他去東星酒樓飲茶，主人是《明報》讀者，無論如何不肯收錢。在愛丁堡的青龍酒家，老板王勝既要訂《明報》，也要訂《武俠與歷史》，並千萬拜托金庸回香港一定要代他去看看父親。

《天龍八部》的連載有倪匡代筆，但社評只能停寫了，金庸在歐洲不斷寄回“旅游寄簡”，從6月到7月，署名“金庸”刊登在社評位置的，有《飲茶與中國飯店》《貝魯特的國立大賭場》《倫敦的幾個宴會》《周榆瑞在倫敦》《在莎士比亞故鄉》《新界青年在英國》等。在莎士比亞的木屋，他忽然想到英國人對莎翁如此尊崇，而我們的《桃花扇》《琵琶記》《長生殿》等偉大的戲劇正在慘遭清算，不禁黯然。

倪匡自稱，代寫《天龍八部》，雖然“戰戰兢兢”，“思想負擔之重，一時無兩”，但金庸既然說可以自由發揮，他就寫了一段基本上獨立的故事，只是他不喜歡阿紫這個人物，就把她的眼睛寫瞎了。金庸回港，已知道他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一見面就望著他，倪匡不無歉意地說：“你臨走時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傷了，打打殺殺肯定會受傷嘛。”①

倪匡代寫的部分有四萬多字，等《天龍八部》出單行本時，金庸征得他的同意刪去了。倪匡崇拜金庸，替金庸代筆是他引以為豪、沾沾自喜的一件事，他寫過一副對聯：

屢為張徹編劇本，曾代金庸寫小說。②

① 《倪匡：我唯一可以謀生的手段就是寫作》，李懷宇《訪問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77頁。

② 張徹（1922—2002），原名張易揚，浙江寧波人，香港著名導演，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武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獨臂刀》開創票房過百萬的紀錄。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龍八部》連載了近三年。由於連載的時間跨度太長，出場人物有數百個，情節錯綜覆雜，每天寫一段，僅年齡、時間就有很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也有人批評結構松散，人物個性及情節太離奇。美國華裔學者陳世驤酷愛此書，兩次寫信給金庸，稱譽“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以陳氏之學術地位，從文學批評高度對此書所作的評價，自然令以“講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寵若驚。另一位研究文學的學者夏濟安也很推崇這部作品，陳世驤從日本路經香港，第一次與金庸見面吃飯時，特別告訴他一件事，夏濟安有一天在書鋪見到一張聖誕卡，上面畫了四個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惡人”，就買下，並寫上金庸的名字，寫了幾句讚賞的話，托陳世驤轉寄給他，陳隨手放在雜物之中，結果再也找不到了。

陳世驤、夏濟安的讚許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說，“夏先生和陳先生本來是研究文學的人，他們對我不像樣的作品看重了，我覺得很光榮，同時也很不好意思。武俠小說本身在傳統上一直都是娛樂性的，到現在為止好像也沒有什麽價值重大的作品出現”。①

① 杜南發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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