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亡潮”

1962年5月，是《明報》最重要的轉折點。“五月逃亡潮”（或稱“五月人潮”）改變了這張報紙和金庸的命運。

1959年到1962年內地發生大饑荒，廣東靠近香港，對於掙紮在饑餓線上的老百姓來說，偷渡來港自然成為他們的活路。1957年六七月就發生過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時每月有幾千人偷渡，但與1962年相比，這個規模根本算不得什麽。這次“大逃港”到5月達到高潮，每天都有幾千人湧入香港，不僅有寶安的，還有東莞、惠陽、廣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廣東的陶鑄一度下令把邊關的崗哨撤了，從5月5日到5月22日，人潮湧動，紛紛湧入香港，最多時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9月才全面收縮。保守估計逃出人數不少於20萬人。①

① 陳秉安《大逃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82，183、197、199頁。

香港這塊彈丸之地，1961年5月30日的人口統計已超過313萬，交通、住房、醫療、飲水等方面壓力都相當大。突如其來的逃亡潮席卷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無策。“即捕即解”只是倉促應對之策，堵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人流依然潮水般湧來，警察只能將他們堵在深圳河邊的梧桐山一帶。

報紙以報道新聞為天職，面對“逃亡潮”這樣全社會關心的大新聞，怎麽能保持沈默？在政治上堅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見的《明報》，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也不願多惹是非，一直沒有登載，只是5月8日以“爺娘子弟哭相送，塵埃不見羅湖橋”為題，在頭條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難民被集體遣返內地，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的新聞。港英當局聲明，5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萬人。

困在梧桐山一帶的難民越來越多，港英當局一籌莫展。良心的驅策使《明報》不能再安於做一張娛樂性的報紙。“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過幾天，《明報》的采訪課整個沸騰了。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港聞版的編輯不斷地問：‘登不登這消息？’每個記者都在不滿：‘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①

金庸出身於《大公報》，深知左派對付異己的態度，內心顧慮多多，知道會得罪許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將來，左派會借故進攻，什麽帽子都會送來，甚至以後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對事實和良心的嚴重考驗，他的內心在掙紮，最後他還是下決心大篇幅地如實報道，發表成千成萬同胞的苦難。從5月11日起，他幾乎派出所有記者到第一線采訪，沙頭角、粉嶺、元朗、羅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處都有《明報》記者的身影，他們了解難民的生活、心態，並拍攝了大量照片。這是《明報》創刊三年來首次大規模的采訪，也是第一次與幾家大報硬打硬拼、爭搶新聞。《明報》頭版連日都是有關“逃亡潮”的報道，大標題，大圖片。5月13日，他發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評，指出這樣大的“逃亡潮”，是由於“連續三年來內地的災荒，糧食發生嚴重困難”，“逃亡潮”令香港當局很感頭痛，內地當局想必也感到頭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們在香港的親友。面對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會感到束手無策。

① 《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十一，《明報》1964年12月8日。

5月14日刊出的《邊境采訪記》報道，“梧桐山中雲愁霧慘，遺下不少傷病婦孺”。當天，查良鏞安排龍國雲等記者前往梧桐山一帶采訪，由於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許多老弱婦幼在山上跌傷、患病，他們水盡糧絕，吃樹皮、木菌，坐以待斃，至親的人也無法相救，於是夫棄其妻，兄舍其弟。生平不會哭的龍國雲，每天都睜著雙眼流淚。5月15日，《明報》頭版頭條刊登陳非（龍國雲）的特寫《梧桐山上慘絕人寰》，大字標題非常醒目。另有一篇《邊境山頭一片呼兒喚母聲，聞者心酸腸斷》，慈母背嬰兒翻越梧桐山，母死兒生，哀啼屍側，同行者惻然俱無人加以援手。他發表社評《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與此相呼應：

……由於饑餓而求生，這是每個人所要爭取的最低限度的權利。我們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沒受到饑餓的威脅，但我們大多數也都是從內地來的，只不過早來了些時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於苦難中的同胞，誰都會感到惻然難過。我們極盼中共當局派人去救援，也極盼本港當局派人去救援。

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標題，震撼人心。有人說，這是查良鏞開始受讀者註意，與讀者拉近距離的一篇社評。《明報》的人力、物力，根本無法與大報相比，但他的社評獨辟蹊徑，在新聞報道之外，引起了讀者的重視。5月21日、22日，他發表社評《協助警方，共渡難關》《請勿加重警方困難》，23日他發表社評《巨大的定時炸彈》：

事實上，這件事好比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警方人員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貫註地設法移開，是否能夠安全解決，現在尚未可知。萬一處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開來，那麽全香港320萬居民就要受到極大的災禍。……我們呼籲市民，不要阻撓警方處理這難題，不要認為警方執行任務，是對我們中國人含有敵意。……不要輕視這個危機！我們是否能夠繼續安居樂業，和這個炸彈是否爆炸，有極大的關系。

面對“逃亡潮”，查良鏞從不聞不問到全力以赴，有人說這是他在社會變動中學到的生存伎倆。從5月13日起，他安排記者每天送一車食品到邊境，分發給難民。讀者連日送來善款和食品，小小的報館仿佛成了一個人道主義救援中心，全體員工忙得透不過氣來。《明報》兩次刊登《本報讀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筆共1510元港幣。許多讀者打電話願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許多讀者響應《明報》的呼籲，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鏞還發表社評《請當局準許分發救濟品》，但香港當局禁止他們進入邊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啟事《本報暫停接受讀者捐款》，“因限於各種環境關系，未能順利展開救濟，故暫時停止接受捐款”。

當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都在大力報道“逃亡潮”，但對難民的實際救助遠不如《明報》。《明報》因“凸現了人道主義和個性”而貼近讀者，出現希望的轉機，在香港林林總總的報紙中脫穎而出，剎那的光芒甚至讓所有的大報黯然失色，幾乎一夜之間就讓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銷量在2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發行量31068份①，當年下半年突破4萬份。

二、“自由談”副刊

從這時起，《明報》加強了對內地新聞的報道。查良鏞不諱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報》對內地批評的意見增加了，態度也變得比較尖銳。《明報》終於度過了慘淡經營的三年草創時期，由一張以刊登武俠小說為支柱的娛樂小報迅速向以新聞、評論為主的大報轉型。“自由談”副刊的開辟成為這一轉型的重要標志。

1962年6月8日，“逃亡潮”後不久，《明報》刊登“自由談”征稿啟事：

本報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談”副刊，內容自由之極，自國家大事、本港興革、賽馬電影，以至飲食男女、吸煙跳舞，無所不談。……《明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響，為純粹的民間報紙，有條件同時刊登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自由談”副刊由本報總編輯親自處理來稿，保證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對任何讀者均極端尊重。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08頁。

“自由談”的名稱是查良鏞與潘粵生、董千裏一起議定的。6月17日，“自由談”正式問世，發刊詞指出它追溯《申報》“自由談”副刊傳統，力圖辦成一個開放的公共園地。“自由談”以刊登關心內地的雜文、隨感為主，大量的讀者來稿都有在內地親身經歷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諷香港左派報紙的“車大炮”（指吹牛浮誇），對糧食“放衛星”等假大空新聞不但大字套紅標題，而且有時間，有地點，有圖片，甚至有特派記者親睹，結果老百姓餓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間，查良鏞以“華小民”的筆名為“自由談”寫了《天災的好處》《民食不足是誰之過》等歷史隨筆，借古諷今，直指當下。

他在“自由談”上與曹聚仁發生過小小的筆戰。曹是資深記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備受“禮遇”，在香港發表《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無視“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災難，反而以一連串“數字”大誇內地的建設成就。也曾相信過馬克思主義的查良鏞，此時已轉而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理性主義。他說，曹先生從不信到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則是從信到不信，他們兩人向著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個什麽地方有過交叉點。①

與純粹娛樂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談”談王實味，談陳寅恪，談《紅樓夢》等，透著一種強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氣息。

“自由談”以濃厚的書生色彩，深受知識分子尤其那些離鄉背井、從內地出來的知識青年的喜歡。②本來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讀者歡迎，從7月14日起就變成一周兩期，每周逢三、六刊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筆名投稿“自由談”：“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離開了親愛的祖國，來到這號稱東方之珠，但卻是個十分沈悶的地方！也和許多從內地出來的人一樣，我愛上了《明報》的‘自由談’。看了幾篇文章，手癢難禁，也想發洩一下心中的苦悶，吐出鯁在喉中的由衷之言。”①

① 參考東西《永遠“前進”的金庸》，《開放》2012年7月號。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112、118頁。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報》社評說，“本報創辦‘自由談’副刊，目的就是訴諸讀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實來說明問題，請讀者們不要受任何宣傳所蒙蔽，不要憑一時沖動而輕下判斷”。《明報》從面向小市民的休閑報紙，轉變為知識分子報紙，“自由談”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談”編輯室的座右銘“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成為整個《明報》的報訓不是偶然的。

三、社評初露鋒芒

查良鏞有長期編副刊的經驗，他最初只想辦一份副刊性的報紙，但那種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並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談”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畢竟受過轉向前的老《大公報》熏陶，“文人論政”的夢潛伏在他生命當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報》初創，他每隔兩三天才寫一篇社評，從1959年底起，他幾乎每天寫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觀點平平”，影響力無法與他的武俠小說相提並論。進入1962年，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大寫社評，他在5月13日說：“最近我們很少發表社評，因為事實上，許多問題令我們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對策。”

“逃亡潮”使查良鏞的社評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評中批評北京支持阿爾及爾新政府，送了九千噸小麥、三千噸鋼鐵，這個決定讓香港人反感。內地糧食不足，港人節衣縮食，將一磅兩磅的糧包寄回內地，但內地卻對痛癢無關的阿爾及爾送糧九千噸，便是九百萬個小郵包，等於全港每人送了三個小郵包。9月18日，距離“逃亡潮”不到三個月，成千上萬饑餓的同胞湧來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發表《要求中共減少輸出糧食》社評，當時傳來內地要給斯裏蘭卡二十萬噸糧食的消息，他說不如分給老百姓吃了為妙。9月22日，他的《“預蔔有大秋”》社評從陳毅9月1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舊體詩說起——

① 轉引自東西《永遠“前進”的金庸》，《開放》2012年7月號。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對於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場開放、生產權力自公社下交到生產隊等措施的結果。這只有證明，從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鍋飯、全部集體化的政策優越，我們對這種解釋不表同意。

大陸農村經濟有所好轉，那是農民自留地增加……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了的結果。……“人民公社好”口頭上說說沒有關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堅持人民公社的生產辦法，那就“預蔔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鏞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社評中繼續說：

聽說大陸今年農業生產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興。中國經過了這三年來的慘痛教訓，大概已不得不認識到：將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農具、牲口、副業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亂不可。這是違反基本人性的。……然而，“為己”這兩個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動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億人在一晚之間竟然覺悟，個個為公不為私，實在是“唯心”主義之至。現在農民有自留地了，雞鴨可以自養了，盡管仍舊要農民在公社地裏勞動，農民當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稅”，那是可以忍耐的。

這些社評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後都將成為他的“罪狀”。

內地針對頭腦中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查良鏞認為強行洗腦的做法根本違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說話”：“我們認為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初級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種經濟制度能使大多數老百姓豐衣足食，我們就擁護哪一種辦法。第一要義是使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中共軍隊在手，政權在握，實在不必害怕資本主義覆辟、異己分子造反。為了堅持某一種主義和理想，為了追求一個‘未必在中國一定行得通’的目標，寧可犧牲經濟發展的利益，使千千萬萬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當然，他的社評也有對內地的肯定，1963年12月5日，他的社評《頂硬上還債，人窮志不窮》說，自1950年以來向蘇聯借的外債約一百億港幣左右，“中共在經濟最困難的年月中，咬緊牙關還了蘇聯的欠債，那可說是‘人窮志不窮’了”。

四、“褲子與核子”

金庸在《大公報》系統工作近十年，雖不滿其“左”的方針而離開，但終究是有感情的。他自辦《明報》堅持中立的原則，《大公報》等左派報紙最初對《明報》不僅沒有敵意，而且將其看作是朋友的報紙。《明報》頭版的許多社會性特稿，都由左派報紙的記者、編輯提供，創刊號頭條關於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譯文就是《大公報》編輯潘思勉翻譯的。《明報》記者出去采訪，也常常搭左派報紙的車。

1960年2月，臺北警察查禁武俠小說，其中有金庸的《碧血劍》《射雕英雄傳》，《大公報》19日作了報道，21日發表評論《怪哉，蔣集團怕武俠小說》（署名“迎俠”），為他們鳴不平：“何況一些比較好的武俠小說中，多帶一點‘愛國思想’，而這種思想便正是讀者所歡迎，而臺灣當局認為（的）‘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俠小說中，都是貪官汙吏，或為非作惡，或投靠異族之輩，才會怕俠士的，而今臺灣當局竟然也怕武俠，不怕被人拿作話柄麽？”

《大公報》為武俠小說辯護無非是借題發揮，出發點是政治性的，但說明他們對他這位昔日的同人還是友好的。從1955年到1960年，金庸幾乎年年都應邀為《新晚報》報慶撰文慶賀。《明報》經濟困難時期，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動要提供白報紙。金庸為保持《明報》的獨立性，婉言謝絕。《明報》初創的三年，他之所以不斷表明中立的立場，也是要擺脫左派陣營的影響。

“逃亡潮”後，《明報》支持港府遣返難民，批評內地，引起《大公報》等左派報紙的不滿，但矛盾的公開化要等到一年多後。

1963年，《明報》平均日發行5萬多份，已經穩定。7月3日，從德輔道中搬到灣仔謝斐道399號，共租用四層，包括二樓、三樓、四樓及地下一層。地下是機房，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員工食堂。

隨著中蘇關系的不斷惡化，北京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這年1月21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赤色巨龍將有核子牙乎？》。當時，蘇聯赫魯曉夫挖苦中國如果勉強要制造原子彈，人民將會連褲子都沒得穿。10月2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在北京接見日本記者團時駁斥這一嘲弄，表示不管中國有多窮，“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①日本各大報紙報道了“寧無褲子，也要核子”，全世界各大傳媒紛紛轉載，“核褲論”引起廣泛關註。向來反對制造核武器的金庸，10月30日在《明報》發表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

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決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陳毅是否了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制造了一兩枚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決計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金庸如此不留情面，尖銳地批評內地還是第一次。此論一出，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文匯報》《新晚報》《大公報》《香港商報》《晶報》等左派報紙群起而攻之。10月31日，《文匯報》在“編餘漫筆”發表評論《怕中國有？是什麽人！》，不點名地指責他，“一望而知這是毒蛇嘴裏的玫瑰”，“那決不是好人”，“利用中國人的身份，裝成一副悲天憫人的偽善面孔”。同一天，他的老同事羊朱在《新晚報》的“夕夕談”發表評論《褲子固要，核子也要》。左派報刊雖然給他加了許多罪名，如“不是中國人”“其心可誅”等，但這次還算客氣，並沒有點名。

面對左派報紙陣營的圍攻，《明報》孤軍應戰，但金庸沒有低頭，左派的圍攻反而成全了他，他的社評讀者與日俱增，《明報》的日發行量不斷攀升。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繼續發表社評《中共制核彈，無益加有害》《若非謠言，便須引咎》。31日，副刊上還發表三蘇的《有核無褲、無核有褲與核褲皆無論》。11月2日，他發表社評《我們關於褲核問題的十點立場》，重申自創刊《明報》以來，一貫反對核試驗，主張全面、堅決、徹底、幹凈地銷毀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立場。

① 陳昌鳳《香港報業縱橫》，111—112頁。

“縱然無褲也要核論”……我們對這句話深感憤慨，這句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對全國人民極為不利。我們還認為，陳毅的話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彈，未必要犧牲人民的褲子，即使要減少一些褲子，也決不至於全國人民都無褲子。如果真的如陳毅所雲，“全國人民沒有褲子”，我們相信核彈決計造不出來。

奇怪的是，左派報紙暫時偃旗息鼓，不再反擊了。

五、筆戰《大公報》

1963年，金庸成為國際新聞協會（IPI）的會員。這是世界性的新聞工作者組織，經常有機會到各國參加活動。1964年1月，他以《明報》記者身份應邀參加日本《世界周刊》舉辦的報人座談會。4月，他再次赴日，參加國際新聞協會在東京舉辦的“亞洲報人座談會”。他發現日本報人享有充分的新聞自由，一個重要報人的地位高於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到外相大平正芳對《每日新聞》前任社長、時為日本新聞協會會長的本田態度恭敬得很，本田卻瀟灑自在，並沒覺得大平是如何“貴”的貴客。

他參觀日銷日報420萬份、晚報280萬份的《朝日新聞》，報社有幾十架印報機，報紙一出來，就由幾十條傳送帶同時輸往打包車間，這是他第一次親眼目睹現代化的報紙運作方式。日本三大報的記者外出采訪可以坐各自報社的飛機。在與國際同行的交流中，他體會最深的是：“在民主的社會中，政府絕不能影響報紙，報紙卻可以影響政府。政要可以上臺下臺，內閣可以改組更換，報紙的言論和立場卻必須是一貫的。報紙不誠實，讀者不看它，報紙非垮臺不可。政府不誠實，報紙不斷地攻擊它，政府也非垮臺不可。歸根結底，政府的命脈，是真正操在廣大人民手裏。”①

1964年，《明報》從日出對開一大張擴充為對開兩大張，已具備中型報紙的規格。自轉型為知識分子報紙後，經常會接到讀者來信，反對他們以大量篇幅刊載馬經、狗經以及無聊小說。10月12日，金庸在社評中回應：

① 《金庸散文集》，279—281頁。

每封讀者來信我們都很重視，也很感謝。但我們真誠地以為，政治與學術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是很嚴肅的東西，但在人的生活之中，娛樂決不是不重要的。……本報在各方面的缺點很多很多……然而“註重娛樂”，我們以為這並不是缺點……同時也決不能不註重正經嚴肅的事物。

金庸景仰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發表《人類有前途嗎？》，抨擊核武器對人類的危害，他譯為中文，在《明報》連載。當年9月底，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宣布中國將於近期舉行核試驗，但何日何時，北京方面嚴加保密，美方也一無所知。10月1日，金庸在《中共核爆應在下午舉行》社評中指出：

我們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彈的日子已不在遠。魯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減少這個新聞的聳人聽聞性，以削弱中共在這件事上所企圖獲得的宣傳與心理效果。……因此中共舉行核爆，最好選擇在下午三四點鐘，其時美國正是深夜，儀器中查到之時，國務卿來不及開記者招待會，北京電臺就可先行廣播了。

他對時間的預測不久就得到證實，10月16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已經成功爆炸，引爆時間是下午三時。10月18日，他在《明報》重登10月1日的社評，表示預測準確。此時，他感到十分為難。他一貫反對核試驗，如跟著左派報紙說那是中國人的光榮，有悖良心。沈默原是個聰明的辦法，既可不得罪人，也不違背良心。但到10月20日，他還是發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彈的評價》社評，“我們不讚成中共制造核彈，決不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光榮。……但我們讚成中共政府16日這個聲明。他們主張徹底銷毀核彈，大家保證不使用核彈，這是對人類前途有利的意見”。23日、24日，他接連發表社評《核彈是一種罪惡》《讚成全面毀滅核彈》，“覺得我們社評中的意見，沒有改動的必要”。正好這時，10月22日，《明報》港聞版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電影《血手印》宣傳廣告，有“血手出現，兵燹可消”等詞句，因漏印“廣告”二字，被《大公報》抓住把柄，指責“血手淋淋，妖言鑿鑿”。

10月25日，《香港商報》發表社評《也談核彈》，指控“一小撮別有用心的黃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狀，挖空心思大罵中國人的‘核自衛’”。從這一天起，《大公報》發表《略揭最惡毒反華的<明報>的畫皮》《<明報>主筆的罪惡》《<明報>何以妖言惑眾》《光榮輪不到這些人頭上》等文章，指名道姓攻擊金庸和《明報》，不僅翻出了“核褲論”的老賬，還從1959年以來他的近兩千篇社評中找出大量的“毛病”，稱他“下流反華”“惡毒反華”，是香港報界“反華宣稱最敏感的動物”，指責他“造謠生事，大發反華妖論”：

《明報》的人不是未到過中國（內地），他在內地的親戚絕不會是光著屁股的，這樣大做褲子文章，豈不太卑劣了嗎？……

這本來是他的反華妖術之一，就是不管來源是否可靠，只要得到一點捕風捉影之詞，立刻加油添醋，大發其汙蔑祖國的妖論。

《略揭最惡毒反華的<明報>的畫皮》說：

讓我們在這裏給它做一次義務宣傳：《明報》者，一張進行惡毒反華的報紙是也。

……在這一塊中立的畫皮下，它的法很多，它常常走私夾帶，在一個看來沒有關聯的問題上，它會塞進一點私貨。……當《明報》向你嘻嘻哈哈的時候，冷不防一支暗箭就會射過來，或者在被它認為要害的地方點你一點，叫你防不勝防。

10月27日，金庸在《批評中共就是反華？》社評中作出回應：“反對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對執政黨的某一種做法或主張，是表示反對國家？人民有沒有批評政府或執政黨的權利？……我們的批評可能是錯的，但我們堅持有批評的權利。”結果引來更淩厲的炮火。

《大公報》和《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等聯合出擊，向金庸和《明報》展開新一輪的圍攻，這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布置的。老同事陳凡以“張恨奴”筆名寫的長文《<明報>的妖畜和妖術》（10月28日、29日）、《再談<明報>的妖言和妖術》（11月1日）分三次刊登，最具攻擊性。遙想當年，陳凡曾為他的《書劍恩仇錄》題詞：

一卷書來，十年萍散，人間事本匆匆。當時並轡，桃李媚春風。幾許少年儔侶，同游日，酒與情濃。而今看，斜陽歸路，芳陌又飛紅。

他們同在《大公報》副刊開設《三劍樓隨筆》專欄，沒想到，昔日的同事、同道，如今卻因政治觀點而勢成水火。“十年萍散”，真是一詞成讖。“當時並轡……而今看，斜陽歸路，芳陌又飛紅。”十年之後，不僅各有各的人生際遇，而且反目成仇。①

11月13日，《明報》“自由談”副刊發表《略揭凡塊“畫皮”》，指出《大公報》的說法幼稚得可以了。從11月26日起，金庸在《明報》發起反擊，直到12月22日，在二十六天中他以“《明報》編輯部”名義，每天在頭版或二版頭條位置發表《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系列長文，就“勞民”與“擾民”、人民公社，要不要向外國輸出糧食，要不要民主自由、“修正主義”，“一切歸功於黨”、“核子與褲子”，“試驗核彈是不是罪惡”、“批評左派便是‘反華’”、“馬列主義就是‘華’嗎”等一系列問題，向《大公報》發起連珠炮一般的還擊。

陳凡批劉金庸的武俠小說，“思想內容大都是反正義、反愛國的”。他反唇相譏，說自己的小說“寫得差，內容也很無聊，荒誕不經，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兒”，其中四篇就登在《新晚報》《香港商報》上。

金庸請《大公報》指教的第七個問題是“要不要民主自由”：“我們讚揚民主自由，認為每個普通百姓應當各有不可侵犯的人權和尊嚴，貴報認為這樣說就是販毒，是不是要每個人都永遠聽黨的話，完全沒有自己的主張和自由，每個報人都成為又紅又專的‘歌德派’的積極分子，那便戒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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