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更加相似些。楊過是絕對主動性的。郭靖在大關節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黃蓉來推動一下。張無忌的一生卻總是受到別人的影響，被環境所支配，無法解脫束縛。

① 與《武俠與歷史》性質接近、“內容更為蕪雜”的《野馬》，創刊於1962年下半年。8月6日《明報》預告說：“你已看過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但你看過金庸翻譯的西洋武俠小說沒？如果沒有，請看《野馬》新型小說雜志，註意出版日期。”《野馬》到1969年停刊，也是金庸與沈寶新兩人合辦，卻不屬於《明報》。

其實，無論郭靖還是張無忌，他們的性格中都可以照見金庸自己的一些影子。張無忌做不了政治領袖，對治理國家沒有興趣，“也許，金庸自己不是個政治領袖式的人物——他老想著怎麽退隱逍遙，又念念不忘歷史對讀書人品格的期望”。①

周芷若、趙敏、殷離、小昭個個喜歡張無忌，他卻不知道到底喜歡哪個。五人曾在大海上同處孤舟，靜夜月明——

五人相對不語，各自想著各人的心事，波濤輕輕打著小舟，只覺清風明月，萬古長存，人生憂患，亦覆如是，永無斷絕。忽然之間，一聲聲極輕柔、極縹緲的歌聲散在海上：“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百歲光陰，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卻是殷離在睡夢中低聲唱著小曲。

……殷離唱了這幾句小曲，接著又唱起歌來，這一回的歌聲卻是說不出的詭異，和中土曲子渾不相同，細辨歌聲，辭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她反反覆覆唱著這兩句曲子，越唱越低，終於歌聲隨著水聲風聲，消沒無蹤。各人想到生死無常，一人飄飄入世，實如江河流水，不知來自何處，不論你如何英雄豪傑，到頭來終於不免一死，飄飄出世，又如清風之不知吹向何處。

此歌與下面這首歌相呼應，貫穿全書：

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① 吳霭儀《金庸小說看人生》，198頁。

金庸對“明”字情有獨鐘，《倚天屠龍記》虛構了一個呼風喚雨的“明教”。蝴蝶谷中“明教”群豪大會時，就飄揚著這首歌，歌聲撓人，回蕩不絕……

從《倚天屠龍記》起，金庸越來越意識到所謂好人、壞人沒有絕對的標準，人也不是一分為二、好壞分明的，從這部作品開始越來越明顯。

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占的比例較少而已。……正邪、好惡難以立判，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①

峨眉派掌門滅絕師太、周芷若，華山派掌門鮮於通，昆侖派掌門何太沖，正可以邪，金毛獅王謝遜，邪中有正。人並不是因為門派、地位等的不同而產生“好”或“壞”的，武林中的正、邪之分，不同民族之爭，以人性以外的標準所得出的結果，常常與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正派”的滅絕師太以正義等不容置疑的名義可以殺人不眨眼，連最心愛的徒弟紀曉芙也不放過，僅僅因為她愛上了“邪派”的楊逍，不肯遵命殺他。離開左派陣營，在香港獨立創業的金庸對此有著越來越深的體驗。老朋友梁羽生對此不以為然：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惡”，既然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就難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龍記》中，金庸著力刻畫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殘忍、濫殺無辜的峨眉掌門滅絕師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侖掌門何太沖，甚至少林寺的“神僧”當張三豐來和他們交換《九陽真經》之時，也曾使用了詭詐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圍攻光明頂”而發揮得淋漓盡致。總之是要給讀者一個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論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惡自私的成分。②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97頁。

② 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論》，《海光文藝》1966年第1—3期。

六、報答“死黨”

1961年仍是《明報》困難的一年，金庸不斷發動武俠小說攻勢，同時連載兩部武俠小說，與“神雕”“倚天”同時，短篇武俠小說《鴛鴦刀》《白馬嘯西風》相繼登場。

5月1日，《鴛鴦刀》開始在《明報》連載，與《神雕俠侶》安排在同一版面，當天“神雕”已連載到709天，到5月28日《鴛鴦刀》刊完，“神雕”還沒結束。

《鴛鴦刀》的故事很簡單，名聲顯赫、高深莫測的“太岳四俠”不過是外強中幹、名不副實的草包，逍遙子滑稽可笑，臨危之際還念叨著“朝聞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護、心心相印才能發揮出威力……全篇圍繞爭奪刻有重大秘密的鴛鴦刀而展開，謎底揭開，不過是“仁者無敵”四個字而已。

當年10月，《白馬嘯西風》開始與《倚天屠龍記》同時連載，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結束。這是金庸1960年為電影公司創作的一個劇本，圍繞著高昌古國一張蠱惑人心的迷宮地圖展開，在血腥的拼殺和無情的陰謀、赤裸的欲望下，伴隨著“或纏綿誘人，或辛酸感人，或淒慘動人”的愛情故事——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文秀的父母得到這張神秘地圖，因此慘遭同門殺害。通靈的白馬聞到水草的氣息，冒著漫天風沙將昏倒在馬背上的李文秀馱到哈薩克人居住的草原。美麗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實際上是一個為躲避師父追殺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漸漸淡忘不幸的慘劇，她學會了哈薩克語，在恬靜的牧歌中開始新的生活。哈薩克青年蘇普的出現卻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靈，愛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繹成一出悲劇……

“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地愛上了別人，有什麽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蘭經》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寶藏又能怎麽樣？她帶著無數的問號，帶著無盡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報》同時連載金庸的兩篇武俠小說，就是想緊緊抓住他的“死黨”讀者。表面寡言木訥的他內心卻很堅韌，這一個性類似他筆下的郭靖。為了報紙的生存，他不辭辛勞，一手寫社評，一手寫小說，常常同時連載兩部作品，幾乎成了“寫稿機器”。這是《明報》最艱難的時期，也是他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他所心儀的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出“挑戰與應對”，一種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和沈寶新及其他《明報》同人楞是將一張幾乎沒有什麽前途的小報苦苦支撐了下來。

《明報》內容有所豐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發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報》又請權威的馬評家簡而清（簡老八）、簡而和兄弟主編馬經專欄（以後又請狗評家汪昆以“識途老狗”的筆名寫狗經），以迎合市民的口味。體育專欄也請體育界消息最靈通的馬兆華主持。

7月16日，他發表社評《本報進行加強國際新聞》說：

從明天起，逐步加強國際新聞，嚴格遵守公正無私、不左不右的立場，擁護中國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報雖為小報，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絕任何方面的意見。本報本身的評論，則以“預見和分析”為兩大目標。

1961年，《明報》日銷量上升到22000多份，與《超然報》等小報相比，發行量也不算太低，雖然離大報的目標還非常遙遠。這年5月20日《明報》兩周年時，查良鏞寫下《忠心耿耿，報答“死黨”》社評，回顧兩年來的艱辛和歡喜，又一次堅定了兩年前立下的宗旨，決心公正無私、努力不懈地為讀者服務。臺風襲港，報紙發行量和平時完全一樣，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黨”，有的人即使當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補買。發行部經常做的業務之一是補報紙，有讀者到日本或英國旅行，少看了三個星期，要求補齊。

香港報界有一句老話“挨得就得”。如果說《明報》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支撐起來的，誠然沒有錯，最初的三年，武俠小說、馬經、電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評論，對香港新聞的詳盡報道，都算是特色。被譽為“銅筆鐵算盤”的沈寶新也在不斷摸索、改變報紙的經營手法，拉攏廣告客戶。他說自己是“頂硬上”，印刷、發行、廣告一腳踢，第一年有過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時的紀錄。過去的一年，《明報》的日發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廣告收入也增加了（雖不及發行的增加速度），總收入也相應增加，全部用在改進報紙的內容上。查良鏞在社評中說：“我們當然不是永遠不賺錢，而是：忠心耿耿／報答‘死黨’／報紙辦好／來日方長。”他知道，《明報》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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