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占據了報國寺和顧祠，文物全部丟失。這大概是顧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 黃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父親黃尊素，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是有名的“東林黨人”，在朝任山東監察禦史，次年，為寧國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啟三年（1623年），黃宗羲十三歲，在家鄉通過考試，補為浙江仁和縣（今屬杭州市）博士弟子員。黃尊素奉調入京，升任山東監察禦史，黃宗羲即隨父母入京讀書。黃宗羲深受家庭影響，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磨礪風節，疾惡如仇，反對宦官和權貴，成為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

當時明朝的政治極端腐敗，朝廷實權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一夥佞臣手中。他們結黨營私，為所欲為，窮奢極欲地攫取社會財富，又瘋狂迫害正直官員，反對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時人斥之為“閹黨”。黃尊素是站在主張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一邊的，是一位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剛直人士。

天啟五年（1625年）初，魏忠賢大興冤獄，逮捕東林黨領袖人物楊漣、左光鬥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應天巡撫周起元、左副都禦史高攀龍以及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名官員。後又指使其爪牙，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害死在詔獄。黃尊素於天啟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僅四十三歲，時黃宗羲十六歲。

當黃尊素被害的兇訊傳到餘姚，黃宗羲全家無比悲憤。祖父黃曰中激勵孫兒為父報仇，寫下“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墻上。母親姚氏對兒子說：“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黃宗羲痛哭受教，決心效法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的故事，立志臥薪嘗膽向閹黨報仇。

天啟七年，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黃宗羲寫好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鐵錐，赴京頌冤。當他到達北京時，崇禎帝已經鎮壓了“客魏”集團，平反了天啟朝冤案，但閹黨孽種尚存，黃宗羲餘恨未消。他在“謝恩”之後，即上書皇帝，請求誅殺參與陷害其父的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李實等人。崇禎帝即傳旨刑部，嚴加審訊。

同年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等閹黨餘孽。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歷皇後的外甥，要求減刑。黃宗羲嚴辭駁斥，說：“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後之外親！”結果，許、崔兩人被判死刑。黃宗羲又痛打崔應元，拔了他的胡須去祭祀先父亡靈，還聯合幾個死難官員子弟，打死了直接殺害其父的牢頭葉咨、顏文仲。

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當年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充他的名義在蓋有官印的白紙上填寫的。但他做賊心虛，在審訊前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乞求其對證不追究他。黃宗羲嚴正拒賄，上疏說：“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辯豈足信！”

審判結束後，黃宗羲與死難諸家子弟在詔獄中門共祭忠魂，哭聲傳入宮廷。崇禎帝嘆息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黃宗羲入京頌冤，轟動了京城，也傳遍朝野。據邵廷采所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記載：“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沖仇人胸……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眥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裏，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

年輕的黃宗羲，給人們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禎元年（1628年）秋，黃宗羲護持父親靈柩南歸，辦完喪事，到郡城紹興，跟隨名儒劉宗周（1578～1645）學習。

『註：劉宗周後來曾經上書南明弘光皇帝，請求抑制江北四鎮的勢力，四鎮中的將領高傑和劉澤清因而懷恨，曾派刺客去暗殺劉宗周。1645年明亡後，劉宗周以六十八歲的老翁絕食而死，給了黃宗羲偉大的身教。』

此後兩年間，黃宗羲四出交游，結識了江南文社、詩社中許多名士，如張溥、陳子龍、吳偉業、周鑣、錢謙益、陳貞慧等，並於崇禎三年（1630年）經周鑣介紹加入覆社，多次參加了覆社、幾社、讀書社的集會活動。還同時在南京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落第還鄉。於是，他重溫父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歷法、數學、音樂、佛教、道教書籍。他自己家中的藏書不夠讀了，就“鈔之同裏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由此，黃宗羲名聲大振，“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聲名，“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

黃宗羲不僅參加了覆社的文學集會，而且參與了覆社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之流的政治鬥爭。著名的《留都防亂公揭》就是由顧杲、黃宗羲帶頭簽名，當時簽名的有一百四十餘人。

1644甲申年春，崇禎上吊自殺，李自成率領大順軍進北京。接著，清兵入關，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四月，黃宗羲跟隨劉宗周至杭州，召募義軍，以謀覆明之計。五月，明鳳陽總督馬士英在南京擁立福王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隨即起用劉宗周任左都禦史，黃宗羲隨之到南京。但馬士英借擁戴之功，把持軍政大權，排擠抗清派，並任阮大鋮為兵部侍郎。

阮大鋮在《留都防亂公揭》一事後為東林和覆社黨排擠，蟄伏多年，自然要修怨報覆。阮大鋮編造了《蝗蝻錄》，誣指東林黨人為蝗，覆社人士為蝻，並根據《留都防亂公揭》的名單捕殺覆社志士，企圖一網打盡。黃宗羲與顧杲一起被捕入獄。幸而刑部掌院鄒虎臣與顧杲是姻親，故意拖延審訊。

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瓦解，黃、顧得以乘亂脫身。黃宗羲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但此案雖然了結，而黃宗羲“半生濱十死”的艱險歲月，卻僅僅是個開頭。

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黃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魯王，和張煌言等繼續搞覆國活動。其間滿清懸榜緝拿黃宗羲，黃宗羲帶著全家到處避難。在幾年顛沛流離生活中，黃宗羲一家累遭禍殃，兒媳孫氏、兒子阿壽、孫女阿迎接連病死，故居兩次遇火，所以，他悲憤地寫下了“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的詩句。

康熙三年（1664年），張煌言殉難，黃宗羲感到恢覆明朝事業已經無望，於是告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晚年建龍虎山草堂於化安山，從事讀書著述。黃宗羲學識廣博，他堅決反對明末空洞浮泛的學風，倡言治史，開浙東研史之風，為清代史家之開山祖。史學之外，對經學、天文、歷算、數學、音律諸學都有很深造詣。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歲時寫的劃時代的《明夷待訪錄》。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葉方霭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為力辭。黃宗羲聞知後即致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嘆”，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又說如果讓他“待詔金馬”，無異於“斷送老頭皮也”。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霭兩位內閣學士，征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托病力辭。但他這時親眼看見滿清的統治卓有成效，他對康熙帝恐怕已經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為“夷狄”、為“虜酋”，已經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黃宗羲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從儉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長逝後，葬在家鄉餘姚城東南十公裏的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現屬陸埠鎮十五嶴村）。這一帶三面青山環抱，林木蔥郁，鳥語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黃宗羲詩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嘩。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目浸桃花。”兒孫們遵照遺囑辦理葬事，並由清初著名史學家鄞縣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蕭山毛奇齡撰寫墓志銘。

“文革”中，黃宗羲墓被毀。

這裏提下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萬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幼年即閱讀古書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獻；後與兄萬斯大一起從著名學者黃宗羲學習，盡窺其史學蘊奧及治世致用的學問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紹興）姜定庵家，精讀姜所藏明十五朝實錄，並參以其他野史、筆記等，從此熟識明代史實，為以後寫明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康熙十八年（1679年），應都總裁官、大學士徐元文之請來到北京，居其家中。當時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祿，稱翰林院纂修官，但萬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萬泰、其師黃宗羲忠於故國思想的影響，不願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銜，不拿俸祿，只作為徐氏門客，以“布衣”身分參加史局。與一般的總裁、編修不一樣，萬斯同是作為總審稿人參與纂修的，對明史稿的最後定稿起了關鍵作用，據後來全祖望在《萬貞文先生傳》中說：萬入史局後，“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問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萬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為《明史》可謂耗盡了畢生的精力。黃宗羲《送萬季野北上詩》所說：“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南雷詩歷》）即反映出萬斯同在《明史》修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通史。全書336卷，其中目錄4卷、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認為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滅亡。次年5月，即順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奏請下，即下令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開始纂修《明史》。但是因為當時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而清朝政府反動強暴的“剃發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堅決反抗和抵制。在這種戰火紛飛、政局動蕩的情況下，當然是無暇顧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圖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經不覆存在，以及籠絡明朝遺老及降清明臣。加上當時明朝的大量檔案、邸報等材料也沒來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並未實際展開。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隨著三藩之亂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穩定，經濟、文化各方面得到恢覆和發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實，明朝史料也大量發掘整理，修《明史》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才正式開始《明史》的纂修工作。這一年，康熙試博學鴻儒143人於體仁閣，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們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帶有強烈的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目的，對修《明史》並不特別熱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時緊時松，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繼位之後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種是313卷本，一種是416卷本。這是所謂萬氏《明史稿》，即由民間史學家萬斯同審定的兩種明史稿本；另外兩種是王鴻緒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205卷本（列傳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進呈的310卷本，但王鴻緒這兩種稿本完全是在萬氏稿本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

經過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說已經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開史局，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修，張廷玉為總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損、考訂、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學士張廷玉進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終於完成了。如果從順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經歷了近一個世紀。

《明史》經三次纂修，延時近百年，經手之人眾多。第一次纂修時詔諭中提到的總裁官有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第二次纂修時，監修都總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賜履、張玉書，總裁官有葉方霭、張玉書及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另有編修、檢討50餘人。此外還包括一些未入史館或不署銜的人，如“布衣”萬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時也有總裁張廷玉、朱軾、徐元夢以及纂修官23人，最後由張廷玉進呈於皇帝。可見，《明史》經過三代學者精心撰寫、勤奮鉤考，歷時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其功最偉，用力最多的當數萬斯同。

【五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於衡陽石船山，所以人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父親、叔父、兄長都是飽學之士，他自幼受家學薰陶，從小穎悟過人。四歲入私墊讀書，七歲讀完了《十三經》，十四歲時，王夫之一方面跟父親王朝聘學習經義，另一方面又大量閱讀各類書籍，成為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幀十一年），十九歲的王夫之來到長沙岳麓書院讀書。當時擔任岳麓書院山長的是頗負盛名的吳道行。書院內書聲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遠大、刻苦勤學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這裏飽覽藏書，專註學問，與師友們“聚首論文，相得甚歡”，為以後的學術活動打下了良好基礎。

受岳麓書院經世致用傳統學風的影響，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學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絕非空談，而是關註社會，切於實行。第二年，他又與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組建了匡社，“匡”是糾正謬誤的意思。這是一個以東林、覆社為楷模，討論學術，縱談國事，進行愛國活動的團體，從中體現出了王夫之心憂天下的精神風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長沙奠定的。

1643年（明崇幀十六年），王夫之考中舉人，北上會試不成返回家鄉。不久，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清兵入關，明朝滅亡。王夫之悲憤欲絕。

1645年，清軍下湖南，王夫之與管嗣裘等於衡山起兵抗擊，事敗逃亡肇慶，任南明永歷政權行人司行人。因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隱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寧的荒山野嶺之間，隱居寫作了《周易外傳》等書。

1675年，他在衡陽湘江西邊的石船山下築草堂而居，度過了自己晚年的十七個寒暑。這時期，王夫之貧病交加，還受到清朝統治者的監視，常常早晨起來發現紙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窺視他的行動。在艱難的處境中，王夫之毫不喪氣懈怠，發孤憤以著述。

他的兒子王敔在《行狀》中這樣描寫父親：“自潛修以來，啟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廿一史及朱張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擾時置楮墨於臥蹋之旁，力疾而纂註。”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刻苦撰著，為後人留下了極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後人稱他“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王夫之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品質，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個寫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達一百餘種，四百多卷，體系浩大，內容廣博，在哲學思想、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發揮宋代哲學家張載的“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世界是以“氣”為物質始基而構成的，並由此出發，堅持“道”（規律）必須依存於“器”（客觀事物），一旦“器”變，“道”也就必定變化。這是一種唯物的自然觀。

王夫之的另一個重要哲學觀點是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變動，動是絕對的。他提出天地萬物“變化日新”的見解，認為一旦事物不動，就必趨腐敗，“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是如此，總的趨勢是“世益降，物益備”，即一代勝過一代，即使是被人們美化為理想社會的遠古“三代”，實際上也遠不及現今之世。因為歷史是發展的，時代是變化的，所以王夫之讚成隨歷史的變化而進行社會變革，他強調：“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對現今適用，必須針對實際情況加以變更，在知行關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統一的觀點。他說：“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就是說“行”是“知”的基礎，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從這重“行”出發，王夫之認為一切學問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致用。顯然，這是對湖湘學派務實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學中關於“禮”的闡述，堅持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對絕對君權，如果君言不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獲罪天下百姓，就必須革除他的君位。雖然王夫之所持行的還是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際提出限制絕對君權，就已是難能可貴了。

王夫之身處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時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識極為強烈，他特別強調夷夏之別，把它提到“古今之通義”的程度，認為君位“可禪可繼可革”，但絕不能落入“夷類”之手。於是，王夫之把幾千年來傳統的大漢族中心觀發揮到了極至。抗清覆明失敗後，就隱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從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後以明遺臣終生。

正因為王夫之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兩百年一直埋沒不彰，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才有鄒漢勳、鄧顯鶴整理編校的《船山遺書》問世，但搜集不全，流傳亦不廣。以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使它的學說為人們所知悉，並立即受到全國，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從而對近代長沙和湖南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曾國藩借重他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觀念；維新人士吸收他“變化日新”的社會變動觀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滿革命；民國初年，劉人熙等人在長沙設立船山學社，創辦《船山學報》，鼓吹保護國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的楊昌濟對王夫之的知行學說倍加讚賞，主張力行實踐，並影響到青年毛澤東；直到今天，坐落於長沙鬧市區的船山學社舊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讀過的岳麓書院，仍吸引著人們去追懷這位傑出的人物。

在湖南古代史上，對湖南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鄉先賢是周敦頤；道光年間，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鄧顯鶴為之刊布流傳，於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頤，成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頤生當太平，王夫之身歷世屯，兩人生平經歷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現，不只是結束了過去那種空疏的高談理性不切實際的學風，更主要的是開創了一種將理學與經世致用結合的新的學風。於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發揚光大。

近代梁啟超曾經說：“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國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維新志士譚嗣同更稱王夫之的學術和思想“空絕千古”，“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與黃宗羲、顧炎武一起被譽為明未清初學術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輝煌的學術成就，對後世造成極大的影響。

後話 朱姓皇族後來的下落及漢人的光覆運動

龐大的明朝皇族——朱氏數十萬成員，絕大部分在第一場劫難中被農民軍屠殺了，一小部分又在抗清保國的戰爭中殉國了。除了這兩部分外，在這場空前浩劫中僥幸逃生的皇族成員，又開始了更加艱難的生活。

據歷史記載，在明清鼎革之際，有一部分皇族成員，如皇太子朱慈烺、崇禎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秦王朱存樞、晉王朱求桂等，先被李自成農民軍俘虜至北京。清軍攻陷北京後，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馬亂中失蹤，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一直成了歷史疑案。

民間傳說的朱三太子即定王朱慈炯，他長期隱姓埋名，以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府捕獲，全家處斬。

而在廣東梅縣地區也流傳著一個傳說，說是北京淪陷後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烺，其實與翰林院編修充東宮講讀的嘉應人李七淳一起潛回了李的家鄉梅縣。後為躲避清廷，太子也削發為僧，並在梅州陰那半山中人跡罕到之處，建了一座廟，名叫“紫殿”，又叫“聖壽寺”，後便老死在此深山中。死後，他被當地人尊為“太子菩薩”。

為了躲避滿清的迫害，一部分皇族成員，在國破家亡之後，紛紛隱姓埋名，或竄伏山林，或輾轉流徙，開始了艱難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寧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亡後，便自動放棄了朱姓，後來幹脆出家當了和尚，只是把明朝滅亡的日期，偷偷地組成花押簽在他的畫裏，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孫。

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肅渣，在安昌淪陷後，逃往浙東，投奔魯監國以海。舟山失敗，他戰死，其子安昌長子朱某年幼，被母妃攜帶逃出，後為躲避清廷迫害，來到杭州杭凈寺，出家拜豁堂和尚為師，做了和尚，後來到松江一個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臨死時將王印交給兒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結果安昌王長子仍被官府抓捕處死，同庵僧人受牽連而死者數百人。

《清稗類鈔·姓名類》記載，明亡後，“天潢貴胄，轉徙流亡，無不改姓自晦”。《罪惟錄·楚昭王楨傳》也記載，楚藩分支祁陽王朱某，在明末楚藩淪陷後逃到福建。後福建淪陷，他與一個叫嚴煒的書生一起“更姓名入瑤中自保”。因此，今瑤族中，也應有明皇族的血統。

《罪惟錄》還記載，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諸生，明亡後絕望出家，初在無錫太子庵做和尚，後又在界燈寺做住持，法號個納，能詩會畫，在當時頗有名氣，但從不與人講起舊時故事。

還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員，則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滿人的統治，以使家族免遭絕嗣斷代之劫。前期投降清朝的有潞王朱常淓，其後裔不明。最後也是最大一批投降清朝的是逃到臺灣的那一批。當年國姓爺鄭成功父子收覆臺灣後，優禮宗室，所以1661～1663年間，有大批宗室成員渡海來到臺灣。這些宗室皇子王孫們受到鄭氏父子禮遇，在臺灣留居幾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施瑯攻陷臺灣，鄭氏政權降清，逃到這裏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投降，接受滿清統治。據說當年施瑯來到臺灣，立即收繳這些皇族宗室的譜牒和印信。清王朝至此一統全國，大局穩固，便假示寬仁，沒有再殺害這批明朝宗室遺民，而是將他們強迫內遷大陸，安置於山東、河南等郡縣。這部分宗室後裔因此能夠傳遞下來。

在臺灣失陷時，寧靖王朱術桂不忍做亡國奴，上吊自殺殉國。他沒生子，以比他低一輩的益王朱怡鎬之子為嗣，取名朱儼珍，當年才七歲。據史書記載，這位朱儼珍被強遷回到大陸後，於1693年被清王朝安置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後裔遂居於此。

又據資料表明，寧藩的一部分宗室後裔，明亡後仍留居江西，直到今天，仍是江西朱氏中的重要一支。這支家族在清末民國時還續修了《江西八支朱氏宗譜》，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館。另湖北沔陽一帶，今天也有明朝宗室後裔存在。

每當朝代鼎革時，新建的王朝總要鏟除前朝皇族。但沒有哪一個政權像滿清王朝一樣，因為自己是異族入侵，做賊心虛，對明朝宗室怕得要命，所以清初對明宗室實行血腥的屠殺政策。這給朱氏帶來了比明末農民起義更殘酷、更可怕的災難。直到康熙時期（公元1662～1722年），情況才稍有變化。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皇帝才下了這樣一道聖旨：“詔故明宗室子孫眾多，有竄伏山林者，令悉歸田裏；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覆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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