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實際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實現。

他拜的老師是壽陽縣五峰山的還陽子郭靜中，郭靜中是當時有名的道士，頗多神異的色彩。傅山出家後，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只不過是表明一個忠君愛國、不與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態度，而且也不用剃發留辮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身份的掩護，傅山可以方便地四處從事抗清覆明活動——道士雲游是不犯罪的。

現在更可靠、確實的傅山反清活動的資料已經不好找了，如果從他寫的詩來看，他的行蹤大致是在盂縣、平定、壽陽、祁縣和晉源這一帶，反清活動的效果怎麽樣，事實上，很有可能沒有什麽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陽節，傅山還在盼望著反清的義師的到來或者是起義的爆發。依靠讀書人要反抗一個政權，希望實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個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經秘密地收養了一個明朝宗室的後裔，但發現他竟越來越傻，於是感嘆朱明王朝的氣數果然完了，從此就消沈下去。傅山雖然不會這樣消極，也一直在做實際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動最後都只有一個結果——失望。在那個甲申年將要過去，乙酉年將要來到的時候，傅山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麽幾句，“縱說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荼。摩雲即有回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交織著對故國的留戀，對覆國的希望，當然還有無可名狀的憂愁和無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歲那年就這樣過去了，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應該是充滿困惑的。

1644年確實是相當混亂的一年，不僅對於傅山是這樣，對於整個中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路，選擇的結果在360年後的人看來，並沒有什麽差別，但是，就在這選擇中，歷史的滄桑一晃而過，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身影，讓後人評說。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但他還未能積極有效地響應時，弘光政權和唐魯政權相繼覆滅，最後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斷的希望中反覆失望，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傅山養成了喝苦酒的習慣。《清史》中說傅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清史·卷501·傅山傳》）；其實，傅山哪裏是喜歡那種幹澀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來提醒自己，時刻不忘天下為滿清所苦。

終於，在順治十一年，傅山為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覆明室，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系，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系，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謙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門人弟子們又多方奔走，“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清史·卷501·傅山傳》），於是清廷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覆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松莊，開始了“松莊煙樹十餘年”的“僑居”生活。

松莊在太原東南。《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裏，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為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松莊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

傅山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自此過從甚密。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均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傅山與顧炎武除了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一起創辦了一些實業，組織票號，以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

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勳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即以騾車糸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為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只憑口授而不傳一字。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雲：“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

如此可見，顧炎武與傅山是盛極全國二百餘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為避免清廷的註意名為標局，後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炎武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敗退，贈白銀若幹給戴運昌，戴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為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雇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傭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覆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與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顧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著形單影只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為醫學國手他為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為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蹤浪跡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在顧炎武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幹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只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卻又被康熙皇帝恩準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鄉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畫征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山西至今還有傅山醫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傅山與兒子感情很深，兩人經常賣藥四方，共扶一車。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七十七歲。

但傅山強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學性情，數百年後仍使後人的心弦為之顫動。

【三 顧炎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家喻戶曉的八字名言為顧炎武所創，激勵了無數後人。顧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錄·正始》裏寫了一段精辟的話：“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明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顧炎武生於江蘇昆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那是一個動蕩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貴族崛起於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昆山（今屬江蘇，歷史上這個城市以生產優質麻布而聞名全國）人。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

顧炎武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堂嬸”王氏。從十歲起，顧炎武跟隨嗣祖父讀書。他的嗣祖父顧紹芾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鑒》，並告誡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只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顧炎武勤奮治學，他采取了“自督讀書”的措施：首先，他給自己規定每天必須讀完的卷數；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讀完後把所讀的書抄寫一遍。他讀完《資治通鑒》後，一部書就變成了兩部書；再次，要求自己每讀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寫下心得體會。他的一部分讀書筆記，後來匯成了著名的《日知錄》一書；最後，他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溫習前半年讀過的書籍，邊默誦，邊請人朗讀，發現差異，立刻查對。他規定每天這樣溫課二百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顧炎武的嗣母王氏還給他講過很多歷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覆社。覆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采）為宗主，是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顧炎武年僅十四歲時就加入了覆社。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裏，和同鄉摯友歸莊為鄉裏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稱。

『註：歸莊是歸有光的長孫。歸有光是明代著名文學家，人稱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仆寺丞。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我們中學時讀過的文言文《滄浪亭記》即為他所作。歸莊是覆社成員，是當時出色的畫家和文人。歸莊的弟弟為史可法的幕僚，在揚州十日中英勇殉難。明亡後，歸莊隱居，貧困以終。他窮得沒有田地，反而樂觀地慶幸自己因此不用向滿清政府納糧：“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縱橫萬畝連。五載輸糧女真國，天全我志獨無田”。歸莊作有長篇詩作《萬古愁曲》，描述了從遠古時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時為止的中國歷史，慷慨悲歌，格調蒼涼。據說順治皇帝曾經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一邊吃飯，一邊特意讓人唱這首《萬古愁曲》。』

在青少年歲月裏，顧炎武廣泛接觸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也不走科舉之路，經歷兩個朝代均沒做官，只用心研學實用之學。顧炎武最恨一般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茍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這種沈痛與氣魄，真是古今罕有。

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年輕的顧炎武對此憂心如焚，他意識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負的責任，十分註意身體鍛煉，一邊和好友們操練刀槍棍棒等作戰武器，一邊刻苦地練習騎術。有時被烈馬一連摔落三次，肩背負傷，仍然堅持練習，終於騎術也練得頗為精熟。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關後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眾。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昆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彜起兵於松江（今上海松江），顧炎武和歸莊起兵於昆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

昆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因為兵力懸殊，終於失敗。七月，清兵陷昆山。歸莊裝扮成一個和尚溜走，得以死裏逃生，之後他改名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顧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兩個弟弟死在大屠殺中。

昆山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約有四萬多人死難。

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裏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

『註：清兵在昆山的屠殺並沒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運動平息下來。顧鹹建和顧鹹正兄弟領導了零星的抵抗運動。顧鹹建是大學士顧鼎臣曾孫，也是昆山人。他是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參加了保衛杭州的戰鬥，當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滿清後，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後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顧鹹正因為在1644年在延安與農民起義軍作戰而聞名。北京陷落後，顧鹹正回到了昆山，拒絕剃發，並參加了1647年陳子龍和吳勝兆領導的松江起義，後被俘遇害，五個兒子也同時遇難。顧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員只有一個孫子幸免於死。』

起義失敗後，顧炎武再回到家鄉，發現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經在家鄉淪陷後，絕食十天以身殉國。王氏是中國的全套舊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孝牌坊，最後在明末清初時期，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沒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候，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這也成為顧炎武一生的信條，從此顧炎武自三十三歲到七十歲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顧炎武痛哭一場後，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出發，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不久就發生了顧炎武溺殺家仆案。

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顧炎武的嗣祖父顧紹芾去世時，他為了籌集喪葬費，不得已抵押了八百畝地產給同郡富豪葉方恒。葉方恒乘人之危，圖謀仗勢侵吞。

清順治二年（1645年）後，清兵占領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滿清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麽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順治十二年（1655年），葉方恒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仆人陸恩，策劃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告發顧炎武。顧炎武聞訊於當年五月潛回昆山，秘密溺殺了陸恩。於是葉方恒借機將顧炎武綁架，必欲置之於死地。後來，幸虧友人歸莊等人及時營救，將這一案件告到滿清松江府，但顧炎武也因此被滿清官府逮捕，以殺人罪下獄。

顧炎武的朋友們為了搭救他，去找錢謙益幫忙。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就能順理成章地保顧炎武出獄。因為錢謙益投降過滿清，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一定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算做拜錢謙益為師了。錢謙益果然以老師的身份出面周旋。錢謙益當時雖然已經不在朝為官，但他名氣極大，許多門人都在朝為官；松江府見他出面，不得不賣了人情給他。

顧炎武被釋放出獄後，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錢謙益討還名帖。朋友不肯討還，顧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拜錢謙益為師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

顧炎武出獄後，葉方恒派遣刺客尾隨不舍，於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門外將他殺傷；同時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時局的險惡，豪紳的陷害，迫使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北方去游歷，從而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游歷生涯。

在那國破家亡的歲月裏，顧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謁明孝陵，北上山東、河北，特別對河北的形勝之地做了廣泛的實際調查，重點關註了山海關、居庸關、昌平、古北口等地，並多次哭吊位於昌平的明“十三陵”。經過多年的努力，山東、河北的地理形勢，都一一裝到他的胸中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等許多軍事地理名著，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寫出來的。

顧炎武的旅行治學，並不是簡單的游山逛水或為學術而學術，而是在特殊情況下，抱著“紀政事，察民隱”的目的，以“體國經野之心”，去“登山臨水”尋求經世致用的有補於國計民生的道理。凡社會風俗，民生利弊，必親歷體察；於地理考證，不完全依賴文字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時間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後，仍然繼續活動，足跡幾乎踏遍了北京郊區各地。

顧炎武不肯乘車或騎坐馬匹，他牽的兩頭大騾子，馱滿了圖書資料，每到一處，就把實地考查結果和書本上的記載對照參看，做出科學而又詳細的記錄，糾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他一生標榜“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在這兩方面，他都立下偉大的風範。

康熙元年（1662年），顧炎武從河北到山西、陜西游歷。到了陜西後，他不顧年高體弱，游歷了關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華陰買了土地五十畝，決定就在那裏墾荒。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守，進可攻，大可經營一番。這時候，他的一個侄兒從家裏來信，認為陜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

顧炎武回信說：“這裏的百姓愛讀經書，特別尊重德行高尚而不愛做官的人，並且敢講真話，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華陰地處山西、陜西、河南三省的交界處，地勢險要，消息靈通。一旦天下有事，十裏遠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險。大軍東出潼關，爭奪天下，實在有高屋建瓴之勢啊！”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顧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覆明的大業。他暗結遺民，曾經與臺灣鄭成功聯絡，可惜鄭氏退守臺灣後，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並無進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幸免於文字獄“莊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檉章、吳炎等人慘遭殺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在山西拜訪完傅山後，出了雁門關，與曾三年前在代州訂交的友人李因篤等二十餘人“鳩資墾荒於雁門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節錄》“逆詩”案（即山東“黃培詩案”）中受到牽連，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濟南投案。滿清政府不由分說將他關進監獄。後來還是由李因篤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獄。

之後，顧炎武精心撰寫的《日知錄》已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重視，紛紛向他提出轉抄的要求，於是顧炎武於康熙九年（1670年）將已寫好的《日知錄》八卷公開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顧炎武著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歸高士》詩中懷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漢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當時朝議以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名士。許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屈膝出去做官。顧炎武的同鄉葉方霭等人也聯合舉薦他出來，顧炎武回信嚴詞拒絕。

第二年，清廷還不死心，讓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派了兩個差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熊賜履的助手。顧炎武毫不遲疑，“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不合作主義者。

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從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學弟兄，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乾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義。後來徐乾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於昆山病故。自顧炎武離開家鄉，在外面飄零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再回過昆山，自然再也沒有見過妻子。他吩咐仆人買來香燭等祭品，遙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後，慨嘆時事，回憶往昔，終於痛哭失聲，頗見真情。山河碎，鴛鴦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處，也有對妻子的一絲愧疚吧，因為他在家與國中，堅定地選擇了國。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送妻子入土為安的僅有六歲的侄孫。你如果在黃泉遇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沈郁蒼涼，蘊含著感人的悲壯。這一年顧炎武已經六十八歲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為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游歷北方大地，無非是為了乘機而起推翻滿清統治，其民族氣節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學問更是開了清朝樸學的先河，強調實用主義，反對理學的“明心見性”，都是旗幟鮮明的。對明朝後期的所謂心學，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對於後世樸學，他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於後來的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引導性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清朝政府的時候，特意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史書記載，顧炎武“貌極醜怪，性覆嚴峻”。他擅長理財，很懂經濟，在山西創辦了票號、錢莊，經營成績卓越，在晉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顧炎武雖然一生羈旅生涯，但並不貧困。他每游覽到一地，大買莊園，大買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棄之而去，“終已不顧”。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往曲沃，縣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韓宣設宴會親，他還應邀出席，風采依然。八日早，他擬去答賀縣令熊某及在官諸君，不料上馬時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淩晨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歲。因為生前長年孑然一身，死後無子無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離1644年整整兩百年，由何紹基、張穆等人策劃，發起修建顧亭林祠，得到學子們的響應，由儒臣學士們集資，於顧炎武在北京寓居時間最長、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報國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現宣武門南廣內大街）。

顧祠於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個院落。1845年5月28日顧炎武先生生辰之日，舉辦了顧祠落成典禮儀式並開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動。此後顧祠也成為儒臣學子們聚會、社交及討論學術的地方。

鴉片戰爭後清朝內憂外患，國勢每況愈下，京城無人顧及文化事業。顧祠在十幾年中破敗蕭寂。

鹹豐皇帝即位後曾思勵精圖治，鹹豐六年（公元1857年），恢覆科舉以網羅人才，京城文壇一派熱鬧，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學士們又於顧祠公祭亭林先生，與會者議論重修顧祠，紛紛捐資，由報國寺住持負責操辦，工程竣工後公推禦史朱琦寫《顧亭林先生祠記》一文，由書法家王錫振揮墨，刻碑石嵌於游廊東墻。

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張之洞建議朝廷發明詔，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人從祀文廟。顧炎武去世260年後，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滿清政府神聖化了，這是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於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十年，徐世昌繼袁世凱之後任大總統，為標榜自己有別於北洋軍閥，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參議、故宮博物院管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式通，住家離報國寺不遠，發現動亂中顧祠已破敗不堪，倡議籌資重修顧祠。1920年修葺，請大總統徐世昌親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記”，勒碑石於顧祠東墻。

三百年裏顧祠雖幾度興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顧炎武的一批書稿、遺物，以及何紹基、張穆等人的字畫。抗日戰爭爆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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