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煌言】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擊潰李自成義軍，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大清帝國，然後揮戈南指。在消滅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權之後，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廣大人民的頑強抵抗：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浙東、唐王朱聿鍵立隆武帝號於閩南，桂王朱由榔建永歷帝號於西南，分別擁有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及李過、高一功等強悍的抗清義軍，為之竭誠轉戰。

終順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軍和義軍一直進行著頻繁的、激烈的流血戰鬥。直到公元1662年，八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即位時，唐王早已就義，桂王與李定國已經前後殉國，鄭成功與魯王也相繼病死，在全國範圍內，仍舊高舉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閩浙沿海和臺灣了。

當時，據守臺灣的為鄭成功之子鄭經，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據守一方，無所作為，不足為清廷慮。清廷所擔心的，就是縱橫浙海的張煌言。當時張煌言雖然勢孤力單，但因為人忠義，素得軍心民心，構成清王朝在東南的心腹大患。

張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出身士紳家庭。張煌言十一歲喪母，父親到北京擔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帶在身邊。當時，滿洲貴族的後金政權（後改稱清朝）派兵繞道進入直隸。敵騎蹂躪當地人民的慘況，給張煌言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由於明朝政治日益腐敗，張煌言的父親辭官回鄉，課子讀書，並請人教習武藝。張煌言十六歲參加縣試，加考騎射，他三箭皆中，與試者無不驚服。

據說張煌言年少時放蕩不羈，喜好賭錢，贏了錢後就呼酒買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夢中有個神仙對他說：“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張煌言從此感悟，開始努力讀書。（《海東逸史》）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煌言考中舉人，還沒有來得及去京會試，國內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一年，明朝軍隊在松山（錦州附近）和清軍決戰，再吃敗仗，洪承疇投降滿清，山海關外土地全部喪失。緊接著，1644年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取北京。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竟勾引清兵入關，聯合鎮壓農民軍，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軍鐵騎乃長驅直入，踐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年僅二十六歲的張煌言聽說後，“憤不欲生”，為了挽救民族危難，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抗清的戰鬥生涯。

當清兵入據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員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僅僅存在了一年時間，就被清朝滅掉。清兵趁勢進犯浙江。浙江人民沒有屈服，各地紛紛起義，保衛家鄉。張煌言參加了寧波舉義，並迎魯王朱以海來紹興監國。

與魯王政權建立的同時，唐王朱聿鍵也被福建軍閥鄭芝龍擁立稱帝。1646年，清兵進犯閩浙，鄭芝龍降清，唐王被俘，絕食而死。張煌言匆忙辭別父親妻兒，追隨魯王泛海出走。

魯王在福建長垣再建臨時政權，聲威覆震。奉魯王之命，張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重返浙東，招集散亡，籌建軍隊，並圖收覆長江下游地區。這時候，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歷政權桂王朱由榔的軍隊，正在西南與清兵戰鬥。原張獻忠部將李定國率軍隊攻克桂林之後，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敗清兵，準備順長江東下，特地約會張煌言東西夾擊。

順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張煌言一戰攻克崇明，然後與張名振溯江直上，在鎮江登陸，並在鎮江西北的金山駐紮了幾天。但由於西南方面軍隊未按約定時候趕到，只好暫時撤回崇明島。

兩個月後，清兵大部分調離南京去迎戰李定國，長江下游兵力薄弱。張煌言決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鎮鎮江，他自己則直搗南京。但由於福建鄭成功方面的主力沒有出動接應，同時，鎮江方面的戰鬥失利，張煌言在戰略上既處於不利地位，只得放棄攻城，撤回舟山。

這之前天下的局勢是：李定國率軍八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同時，孫可望派劉文秀出擊四川，克覆川南；張煌言此時也接受了永歷封號，也發動了攻勢。按照實現計劃，三方應該在長江會師，假若實現的話，江南一舉可以收覆。十分可惜，這次以錢謙益為核心精心策劃的大行動失敗了！

鄭成功不出兵是因為有他自己的小算盤，而西南方面軍隊遲遲不到，則是因為這時候永歷政權正忙著搞內部爭鬥。孫可望大權在握，逐漸滋長稱帝之心，挾永歷朝廷以自重。永歷帝如坐危城，為了自保，與朝臣合謀，偏偏在這個東西會師的關鍵時刻，兩次召李定國統兵入衛。於是本來要趕去與張煌言會師的李定國從湖南匆匆回師廣東，但不料永歷帝謀洩，孫可望派人到安龍問罪，意圖找出每一個參與策劃以及與李定國聯系的人；但永歷皇帝稟性難移，不願承認他自己的責任。於是孫可望將十八名朝臣下獄、殺害，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獄”。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歷實錄》、《安龍紀事》等歷史著作均有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孫可望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會派劉文秀出師援助張煌言。

不久，李定國和鄭成功在廣東會師的計劃也失敗了，於是他率軍親赴安龍，打算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歷帝朱由榔。孫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國軍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1656年，李定國擁永歷帝至雲南，次年又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後，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次年初，下昆明，永歷帝出逃緬甸。李定國率全軍設伏於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追兵，結果因內奸洩密失敗。1661年，吳三桂率軍入緬，索回永歷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將其處死。7月，李定國在猛臘得知永歷帝死訊，亦憂憤而死。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鬥了個翻天覆地，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縱觀南明歷史，這樣的事情真是數不勝數。

就這樣，錢謙益等人精心策劃的長江會師計劃由於南明政權內各懷心思，各自為戰，忙於內耗，不幸而失敗了。張煌言兩次進軍長江，盡管都不得已撤退，卻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鬥志。

第二年，張名振“中毒卒，遺言以所部屬煌言”（《清史·卷224·張煌言傳》）。當時傳聞紛紛，都說張名振之死是由鄭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邵廷采·《東南紀事》）。

1658年，永歷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於是，閩浙兩處加緊備戰，共圖大舉。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雲南。為了牽制清兵，保住永歷朝廷，再圖恢覆，張煌言馳書鄭成功，請他火速出兵，北入長江。五月，鄭成功率十七萬精兵出發。張煌言率領本部將士六千人，與鄭成功會師，並充任先頭部隊，挺進長江口。

瓜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處，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這裏，清兵設下攔江鐵鎖，兩岸又設西洋大炮數百門。狹窄的江面上，清兵還紮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築城堡，浮泛水面，稱做“木浮營”。真是水下魚難過，天上鳥難飛。

張煌言率軍擔當突破江面封鎖的任務，鄭成功則派陸軍去奪取江岸炮臺。潛水士兵截斷了攔江鐵鎖，張煌言立即指揮艦隊進攻。這時，兩岸炮臺發炮如雨，清兵的木浮營也從水面順流而下，萬箭齊發。張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艦船直沖向前，將士們見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戰，一舉奪下三座木浮營，江岸炮臺的清兵競相潰逃。隨後，鄭成功大軍開到，全殲守敵，攻克瓜州。一時江浙大地憾動，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系，準備響應。清廷上下震驚，順治帝甚至準備“東還”了。

瓜州大捷後，鄭成功率陸軍攻取鎮江，以阻遏敵人增援。張煌言則帶水軍直搗南京北面的觀音門。不久，鎮江克覆。張煌言聞訊後，一面寫信要鄭成功加速從陸路直趨南京，以爭取時間；一面命令部隊晝夜行軍，趕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的水軍抵達觀音門。

當時，南京守備疲弱，士兵情緒低落。這時，如果鄭成功大軍及時趕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鄭成功仍取道水路，行進遲緩，而清兵卻從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趕來，攻城良機終於失去。

五天以後，鄭成功大軍抵達南京城下。這時，張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隊已攻取江浦城。蕪湖的清將也請求投降。蕪湖，是沿江關鍵重鎮。鄭成功請張煌言駐軍蕪湖，經營上游軍事。

七月初七，張煌言抵達蕪湖。他分兵四路：東出溧陽，西鎮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寧國。自己則駐節蕪湖，總理軍務。

長江兩岸人民熱望故國的軍隊，已有十五年了。張煌言這次率軍到來，百姓爭相傳告，喜悅萬分。地方官員也紛紛歸順投誠。旬日之間，光覆城池竟達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部下水陸軍也增至萬餘人。這時，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系，或提供敵軍情報，或約期起兵響應。張煌言面對這一連串輝煌勝利，更是無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諸軍，擬直取九江，打通與滇黔聯系的道路。一時江淮半壁為之震動。

就在這時，鄭成功大軍在南京遭受了嚴重挫折。原來張、鄭分手後，鄭成功疏於警戒，誤中敵人緩兵之計。他沒有分兵攻取周圍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靜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傾城而出，發動突然襲擊。鄭成功倉促接戰失利，大將餘新、甘輝被俘，士兵傷亡慘重。

南京戰敗消息傳到蕪湖，張煌言立即寫信給鄭成功，要他切勿全軍東撤，只要堅守鎮江，自己還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圖也”。可是，這封信已經無法送達了。鄭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後，已放棄鎮江，並撤出駐長江流域的軍隊，回師金、廈去了。

鄭成功軍隊既撤，清兵便專一對付張煌言。張煌言孤軍深入，兵少糧缺，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最後全軍潰散。張煌言身邊只剩下一個僮仆，在各地百姓們的掩護下，他輾轉跋涉二千餘裏，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才脫險回到浙東。隨後，張煌言一面重整軍隊，一面總結經驗教訓，寫下了《北征得失紀略》一文。1660年，張煌言率部回到臨門。

這時，清廷企圖乘張煌言和鄭成功新敗之際，一舉消滅浙閩抗清力量。於是分兵數路繼續掃蕩。他們逮捕了張煌言的妻子和兒子，接著，下令沿海居民一律遷入距海三十裏以內的地區，嚴禁舟船出海，企圖斷絕人民群眾與抗清隊伍的聯系。

1661年冬，吳三桂帶兵進入緬甸，俘永歷帝父子，南明徹底滅亡。在雲南邊境艱苦轉戰的李定國次年病死軍中。1662年，鄭成功在臺灣病故。其子鄭經，在清兵掃蕩下，被迫放棄沿海島嶼，撤往臺灣。不久，魯王病死在金門。

“國仇家難轉相仍”，一連串不幸的消息使張煌言深深感到覆國事業的艱難，卻更加堅定了他至死不屈的決心。如今只有張煌言一支孤軍屹立在臨門。

在艱難危急的處境面前，有人建議退往臺灣，依附鄭經。張煌言認為，與其“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堅持不肯撤退。張煌言和魯王都有曾經為鄭氏所制的切身體會，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張煌言和舊日部將阮春雷合軍，集戰艦百餘艘，準備攻取福寧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賣，未能如願。而清廷又糾集數倍於張的兵力前來偷襲。眾寡不敵，這支抗清隊伍傷亡慘重，只好退駐舟山島。由於清廷強迫舟山島居民全部撤離，再加上對沿海的封鎖，使張煌言面臨絕糧斷炊的新困難。

當時浙江總督趙廷臣通過多種渠道，一再以帛書向張煌言招降，而張煌言也兩次以堅貞的氣節、鏗鏘的言辭拒絕了趙的誘惑。這裏有一點殊可註意，那就是張煌言對滿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轉變。

張煌言在後一封信的開頭就提出“古今來何代無廢興”，認可改朝換代是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存在，不過“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表現了自己“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壯志。接著，他又表示：“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這種做法，不失為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斂，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那就會出現“四海謳歌，群雄歸命”的太平景象。這些言簡意明的表達，足以證明張煌言已經看到了滿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歷史潮流的不可逆轉。

自從在魯王病死後，張煌言已經對前途感到完全絕望，盡管還有不少明朝遺民在四處奔走，鄭氏還雄居臺灣，但人心思定，大勢已去；天下事，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因為自己要以身殉國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國。這個時候的張煌言是相當沮喪的，在經過反覆考慮後，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解散了餘部，自己隱居到南田的懸嶴島（今浙江象山南）。張煌言始終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軍隊後仍然沒有像其他士紳那樣去臺灣的原因。

但滿清並不十分了解張煌言的心思，他的銷聲匿跡在敵人眼中看來是在醞釀更大的行動，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極度不安，他們要竭力拔除這一顆“眼中釘”。滿清浙江水師提督張傑絞盡腦汁，終於找到了一個張煌言的舊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腳僧，在舟山探尋張煌言的蹤跡。

一天，張煌言手下的幾個士兵駕船去舟山買米，被徐元撞見。他抽刀威脅眾人供出張煌言的住址。幾個士兵寧死不講，被徐元一一殺死。最後剩下的一個船夫，在嚴刑拷打下供出了懸嶴島的處所。

七月十七日，張傑派出兵卒，乘坐張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潛入懸嶴島。他們從島後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張煌言從睡夢中驚醒，伸手抽劍，但已經遲了。一窩蜂沖進屋內的清兵緊緊地把他捆縛住。他們搜出了永歷帝頒發的“視師兵部”銀印和九枚關防、張煌言詩文稿以及他與中原豪傑志士的來往密信兩大箱。

十九日，張煌言被押到寧波——他闊別了近二十年的故鄉。他頭戴明朝的方巾，穿著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樣的平和、堅毅，給聚集在大路兩旁圍觀的百姓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張傑設宴招待張煌言，張煌言拒絕了，只說：“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別無一語。

十幾天後，張煌言被押往杭州，寧波人民聞訊趕到碼頭送行的竟有數千人之多。一出城門，張煌言下了轎子，向故國、家鄉揖手告別，向送行的人們拱手致意。圍觀的人們都泣不成聲。

在錢塘江畔，張煌言寫下了“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壯詩句。他早已經明白覆明無望，對滿清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但依舊不失氣節，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士大夫們最可貴的舍身成仁的精神。這精神不因失敗的結局而減色，它將永遠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總督趙廷臣再一次勸張煌言降清，並保證清廷以兵部尚書原職起用，遭到張煌言拒絕。在獄中，張煌言大書《放歌》一首於獄壁，歌詞有雲：“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予之浩氣兮化為風霆，餘之精魂兮化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禩兮，垂節義於千齡！”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達杭州。這一天陰霾遮日，杭州城崗哨林立，一隊騎兵押解張煌言來到弼教坊。他昂首遙望鳳凰山一帶，嘆道：“好山色！”接著索來紙筆，口占絕命詩一首，命書吏抄錄：“我今適五九（按：指四十五歲），覆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然後，端坐就義。他的妻子董氏和兒子張萬祺一直被羈管在杭州，已經在三天前被害。

與張煌言同死的還有幕僚羅綸、僮仆楊冠玉等。監斬官見楊冠玉長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無邪，有心為他開脫。楊冠玉卻斷然拒絕道：“張公為國，死於忠；我願為張公，死於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時年僅十五歲。見者無不落淚。

“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邵廷采《東南紀事》）

當時張煌言已經由一介書生成長為東南抗清的一面旗幟。夏燮認為：張煌言一死，而明運也隨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殘山之局，其所系豈淺鮮哉！”

張煌言生前有詩雲：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張煌言表明死後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與岳飛、於謙二墓為鄰。寧波同鄉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和尚超直於是葬張煌言於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於清朝對政治犯律令嚴苛，所以張煌言的墳墓僅黃土一抔，連墓碑也沒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麥飯而祭者”，“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百姓們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懷念自己的英雄。

張煌言在眾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並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為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黃宗羲為他撰寫的墓志銘說：“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餘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後人將岳飛、於謙、張煌言並稱為“西湖三傑”，為淡妝濃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

張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詣頗高的詩人，曾經受教於陳子龍。據《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為詩歌，既使軍旅餘閑，也不輟吟誦。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盡。但他一生為反清覆明四處奔走，屢有傾厄，劫後所存，不過全鼎一臠，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則為其隱居於懸山島後所作，附以被執後蒙難諸詩。張煌言的不少詩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艱苦卓絕的抗清歷程和東南抗清史事，有著厚重的歷史內涵，故有“詩史”之稱。由於張煌言的詩文在清一代被嚴厲禁止，流傳甚少，又為其勳名所掩，故鮮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張煌言死後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樣反抗清廷統治的革命黨人秋瑾被滿清政府殺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吳芝瑛冒著殺頭的危險，將秋瑾的遺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附近就是岳飛和於謙祠，埋在西冷橋畔的還有著名的“何處結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蘇小小。不久，秋瑾的兒子王沈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勝利，一九一二年，革命黨人將秋瑾的遺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亞子寫有《吊鑒湖秋女士》：“漫說天飛六月霜，珠沈玉碎不須傷。已拼俠骨成孤註，贏得英名震萬方。碧血摧殘酬祖國，怒潮嗚咽怨錢塘，於祠岳廟中間路，留取荒墳葬女郎。”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權，字亞盧，再更名棄疾，又號稼軒，又字亞子。後為了統一名號，便用亞子。柳亞子十七歲至上海，入愛國學社，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談革命。他是南社的發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頗似明末的覆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學團體，成立於1909年蘇州虎丘。南社具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會員多為同盟會員；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對北庭的意思。柳亞子深受顧炎武、張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響，在詩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題張蒼水集》：“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雨淒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蒼水為張煌言的號。柳亞子在詩中借“胡塵慘淡漢山河”，號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亞子應毛主席的電邀，由香港啟程進入解放區，後來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註：張煌言一生棲山橫海，波瀾壯闊，史學界素將他與鄭成功、李定國並舉。在這本書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筆者本人也最喜歡張煌言。按照正常的編排，張煌言應該放在第二編第二篇中，因為他雖然也是個文學家，但更多的是一個儒將，文藝上的成就遠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過因為筆者的私心，為了突出他個人，特意將他放在第三編本篇中的第一位。』

【二 傅山】

梁羽生的名著《七劍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絕、醫術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在武林中深孚眾望。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歷史上明清之際的仁人志士——傅山。

傅山的事跡生平於正史記載極為簡單，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志、府志，也只見寥寥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群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於大同，後徙於忻州（今山西忻縣），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時，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鹹，是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鹹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禦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鹹，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鹹冤案得以昭雪，官覆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辟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群書，時稱學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經三十九歲了，他當時正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對於一個山西人來說，滿族人入關的威脅雖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經兵臨黃河，準備入晉的李自成農民軍。所以，當東閣大學士、曲沃人李建泰號稱要以“家財佐軍”，並自請提兵督師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請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韓霖為“軍前讚畫”的時候，估計傅山是非常著急地就去與之會合了。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傅山剛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經傳來，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絳縣、曲沃等地。雖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認為只要太原還在，就可以逐步收覆汾河以南的地方，並且，只要山西河北還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證，甚至有更進一步收覆失地的可能。但是，本來就是希望帶兵保護自己在曲沃的家產的李建泰卻令他失望了。李建泰聞聽“曲沃已破，家資盡沒”後，竟然又驚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剛走到井陘固關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並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他這時估計心情是很郁悶的。曾經在詩中以戰國時著名的義士“晉鄙”自況，被天下稱為“山右義士”的傅山還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廈於即傾的幻想就被現實擊碎了。

事態的發展遠比傅山想象的更為嚴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義大軍又經寧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明朝亡了。

作為一個明朝的知識分子，傅山肯定會有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為他所要維護的那一整套社會秩序已經崩潰，被稱為“流賊”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這個世界成了個什麽世界？仍然滯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悶，覺得天下之大，似乎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詩中寫到“偃臥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家國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滅亡可能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況且，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還少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悶後，只要社會能穩定下來，傅山也會逐漸走出亡國的陰影。可是，更大的打擊還接著就會來到。

四月，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帶著清兵直入山海關，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沒幾天皇帝的李自成倉皇南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宣布定鼎燕京。“華夏”亡於“夷狄”了。

這年五月，傅山潛回還被起義軍占領的太原，把他的母親和兒子接到了壽陽縣一個好友的家中。經過一段時間在歸隱和抗清間的選擇，他當然還是選擇了抗清。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茍逃”的悲痛詩句。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滿洲人仍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離散的兄弟同胞，況且，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清朝的皇帝雖然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從來沒有的屈辱和磨難，但畢竟也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了近兩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還是要好不少，但那時的人尤其是掌握著話語權的讀書人可不這麽想。他們終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環境下生活，亡國尚可接受，但被異族還是野蠻的異族統治卻無異於“亡天下”。還有一點，就是“氣節”，即使在現在看來，滿洲人當皇帝是大勢所趨，但像洪承疇、吳三桂那樣出賣自己民族的人，畢竟是可恥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時的心情可以用他寫的詩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時。”另一方面，傅山也寫了不少奮發準備抗清的詩，比如“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移”。

這年中秋，對於傅山來說，勢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日子，他出家為道了。傅山本來便與道士們頗多交往——這種活動的思想根源是與古代讀書人一貫的自命清高、遁世無為的“隱士夢”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下，這樣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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