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後的永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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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不支持他，結果兵敗。孫可望一路奔逃，走投無路下，終於決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處境危急後，為了撈到這張王牌，立即派出大軍接應，擊退南明的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脫險。
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局促於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異是喜從天降。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孫可望應詔赴京陛見，到達京師後，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雲：“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
我們可以看到，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歷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歷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孫可望本人的地位隨著永歷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順治皇帝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歷皇帝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前往福建招撫據守臺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的不說，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鑒，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
【八 李定國】
李定國，字寧宇，明天啟元年（1621年）出生於陜西延安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崇禎三年（1630），年僅十歲的李定國參加了張獻忠起義軍。張獻忠見他相貌英俊，性格寬厚溫和，非常喜歡，於是收為養子。張獻忠有四個養子，“孫可望為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能奇）次之”。從此，李定國追隨張獻忠，在鬥爭中迅速成長。
崇禎十年（1637），十七歲的李定國即率部下二萬人，追隨張獻忠進入四川、湖北。崇禎十四年二月，李定國奉命奇襲襄陽，他喬裝成明軍差官，“以二十騎夜叩襄陽城門而入”，“遂克襄陽”，擒獲明朝親藩襄王；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所儲軍資十餘萬，皆為農民軍所得。襄陽大捷是張獻忠起義軍開始走向勝利的轉折點，而這一勝利和李定國的機智勇敢是分不開的。
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張獻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李定國以戰功卓著被封為“安西將軍，監十六營”，位僅次於孫可望，是大西政權的第三號人物。這時他才二十四歲，“長八尺，眉目修闊，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在軍中“獨以寬慈著”，作戰則“臨陣陷堅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稱為“小尉遲”，又因為驍勇善戰，更被稱為“萬人敵”。
順治三年，張獻忠戰死後，大西軍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艾能奇稱定北王，仍然保持著農民軍的傳統：“每公事相會，四人並坐於上”，“然各營諸將賞罰，則一尊於可望”。
孫可望隨著地位提高，個人野心逐漸膨脹。明禦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部，鑄興朝通寶紋，以幹支紀年，可望大悅”，然而李定國“心非任僎議，每事相抵牾”。孫可望便與親信王尚禮策劃，欲壓服李定國，樹立個人權威。
順治五年（明永歷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隊同赴演武場集合，李定國部先入武場，軍中按慣例放禮炮，升帥旗。孫可望指責為：“目中明無我”，發令杖責李定國一百軍棍。李定國大怒：“我與汝弟兄耳，今日因無主，尊汝為首領……我何必定靠你生活！”為防止分裂，前軍府都督白文選從身後抱住李定國說：“請老爺勉強受責，以成好事。不然，從此一決裂，則我輩必致各散，皆為人所乘矣。”李定國忍辱負重，勉強受責，諸將求情才被杖責五十軍棍。打罷，孫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國痛哭：“吾以大義辱弟，幸同心無慮疑！”李定國為了維護大西軍的團結，忍受了這場人為侮辱，為鞏固雲南基地立下汗馬功勞，他率兵歷時三個月擒獲作亂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資本可以和滿清、南明進行周旋。
順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廣西巡撫瞿式耜擁立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年號永歷，建立南明最後一個小朝廷。孫可望一直以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繼承人自居，打算割據雲南，獨霸一方。李定國義正辭嚴地對他說：“肇慶已有君，永歷其年號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滅亡乎？”礙於李定國、劉文秀實力雄厚，孫可望只得打消了“獨裁”野心，但內心卻耿耿於懷。
明雲南副使、孫可望的同鄉楊畏知窺透孫可望的心思，慫恿說：“王與三將軍比肩並起，不借虛名，無以詟眾……今桂藩在肇慶，王其無意乎？”孫可望暗想：“名號既正，挾天子以令之，同類必不敢我抗。”這才派楊畏知為正使，與永歷帝談判“聯合恢剿”，並要求封為秦王。
請封秦王之事後，孫可望雖然對永歷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孫可望率軍入貴州，並分兵規取川南，擴充根據地。李定國被派進攻安順，明威清道黃應運乘機游說：“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天下誰敵將軍者”，於是李定國與之“歃血，誓扶明室無二心”。孫可望得知此事，將黃應運處死，李定國“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貴州被平定，孫可望自往貴州，留李定國固守雲南。李定國加緊練兵，準備東進，劉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軍又建立起以雲貴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雲南的李定國，為了“聯明抗清”，繼續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減輕百姓的負擔，使滇南出現“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終日操練兵馬，制造盔甲，訓練象隊，一年內練就精兵三萬。還舉行了生童考試，對考中秀才者，發給賞錢三百串，鼓勵大家“用心讀書，不日開覆地方，就有你們做官了”。隨著聯明抗清陣線的形成，李定國已做好了進攻的充分準備。
順治九年（明永歷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進攻貴州，命吳三桂由嘉定（四川樂山）出敘州（四川宜昌）進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兩路夾擊之策，實現對大西軍抗清基地的包圍。面對緊迫局勢，李定國給孫可望寫信，要求出兵湖廣，粉碎清兵圍剿。孫可望表示同意，決定大西軍兵分兩路出擊，北路軍以劉文秀為主將，白文選、王覆臣為副將，進攻四川；東路軍以李定國為主將，馬進忠、馮雙禮為副將，進攻湖南。孫可望則統率“駕前軍”留守滇黔，大西軍從此開始與清軍主力正面交鋒。
李定國率軍出全州，約法五條：不殺人、不奸淫、不搶財貨、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敗清軍，僅用兩夜下武岡、克寶慶，勢如破竹。六月，奪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決戰，定國列象陣，孔有德力戰不支，敗退，七月初四，李定國兵圍桂林，大西軍登雲梯攻城，孔有德額頭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無路，便“聚其寶玩於一室，手刃愛姬，遂閉戶，***死”。僅有一女孔四貞逃脫。孔有德自從航海歸順滿清，從山海關一路殺到廣西，其間多次大敗明軍，南明著名督師何騰蛟即死於他手，沒想到，如今竟被年僅三十的後生李定國逼得無路可走。
桂林大捷後，廣西全境很快被收覆，有些地區的百姓，不等大西軍到，便自動將清軍驅逐。
九月，李定國兵發湖南，取衡州、進攻長沙，出兵七個月、拓地三千裏。
清軍在湖廣接連失利，使清政府大為震驚，急忙命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趨長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謹親王尼堪任定遠大將軍，率領三貝勒、八固山共十五萬精兵朝長沙撲來。面對強敵，李定國進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軍暫退出長沙，引誘清兵渡湘江，將馮雙禮、馬進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過衡山，李定國從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擊，馮、馬二將背後出擊，兩軍相夾，合殲尼堪。但這一計劃卻被馮雙禮透露給孫可望，孫可望“不欲定國之成功，而思陷之敗死”。密令馮雙禮退出伏擊，馬進忠見狀也撤離了戰場。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進抵衡州，李定國在蒸水率軍出擊，接著轉戰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勝負，為此李定國準備采用伏擊戰術。二十四日，雙方再戰，李定國佯裝敗退，尼堪緊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聲炮響，大西軍伏兵四起，團團圍住尼堪，李定國手舉大刀，將尼堪一劈兩半。清軍失去主帥，大敗而逃。李定國繳獲了尼堪的鎧甲、繡旗，正準備乘勝追擊，才發現馮雙禮、馬進忠未到，派人偵察說已走湘鄉。李定國才知自己是孤軍作戰，無法擴大戰果，只得收兵向武崗轉移。衡州戰役後，李定國叫人繪制孔有德、尼堪畫像，刊布粵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爾哈赤的孫子，廣略貝勒褚英的兒子，是滿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貴族，其人勇猛善戰，他被圍困的時候，部下曾經勸他突圍，而且，也有可能突圍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為宗室，不殺身報國？有何面目見太祖太宗？力戰而亡。滿清能夠以一隅之地進而一統天下，宗室貴族早期的奮不顧身的進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兩次大捷，使“清君臣聞警，上下震動，聞定國名，股栗戰懼，有棄湘、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與帝媾和之議”。李定國出征不足一年，縱橫數省，收覆湘、桂，擊敗清軍數十萬，掀起了繼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後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國已經兩蹶名王，天下震動！這是自從明朝萬歷年間以來，明清作戰清軍的最大損失！黃宗羲稱：此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顧炎武不僅為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取得輝煌勝利感動得泣下滿襟，還批判了永歷朝廷部分官員先前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軍由於主將劉文秀輕敵，在保寧（四川閬中）被吳三桂擊敗。吳三桂險勝之餘，也嘆息說：“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劉文秀兵敗後，孫可望乘機削去劉文秀的爵號，拆散其部隊，引起大西軍將領的不滿，“眾皆怨望，自是人心渙散，猜忌日多”。
孫可望本是個權欲熏心的人，李定國立下赫赫戰功之後，更引起他的嫉恨。對李定國他不僅扣發犒銀和制止永歷帝封其為西寧王，而且千方百計想加以謀害。
順治十年正月，孫可望怕李定國“兵力益強，功駕己上”，便率“駕前軍”東進沅州。此時李定國屯寶慶，偵知清兵放牧湘江東岸，“將間道奪其馬”，孫可望三天中來信七封，催李定國前來議事。李定國只好放棄奇襲前往。行至紫陽渡口，劉文秀之子秘密派人來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李定國聽罷流著淚說：“盜賊終不可與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長者之心待之”。並致書孫可望：“今雖大局稍有轉機，而敵勢力張，成敗尚未遂睹。正吾儕同心協力，共策興覆之秋。不宜妄聽讒言，自相殘殺，以敗壞國家，願明公深長思之。”孫可望接信後惱羞成怒，領兵前去攻打。
李定國為避免自相殘殺，決定離開湖南赴廣西全州。他對部下說：“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俱在，一旦絓誤，輒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表達了為顧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諸營中跟隨其南下的部隊約有五萬，未跟隨者“亦咨嗟太息”。
李定國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覆興良機變成曇花一現。
順治十年六月，李定國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廣東，便主動致書鄭成功，邀他會攻廣州。然而，鄭成功因為天氣的原因爽約，鄭、李第一次聯合行動未能實現。
李定國不僅在廣東失利，在廣西的進展也不順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兩萬進攻桂林，圍攻七晝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孫可望仍要置他於死地。八月，派馮雙禮偷襲柳州。李定國早有準備，暗地伏兵於江口蘆荻中。當馮雙禮來攻，便以精銳抵擋。馮連忙退兵，伏兵四起，馮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國傳令勿殺，曉以大義，從此馮雙禮投順李定國。
順治十一年初，明魯王政權定西侯張名振率海艦攻入長江，直抵鎮江。鄭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帶告急。形勢的好轉，使李定國再度東征。三月，他率領數萬農民軍和十三匹戰象，連破廉州（廣東合浦）、雷州（廣東海康），並占領羅定、新興、石成、電白、陽紅、陽春等縣。五月，進攻高州，清守將張月舉兵來歸。六月，再攻梧州，雖因清兵有備，不克，但廣東、廣西各地義師群起響應。李定國控制了廉、雷、高一帶，“黎岐蠢動，水陸響應，儋崖路斷”，抗清形勢再度出現高潮。他十分興奮，準備約鄭成功合攻廣州，平定全廣，再擴大到全國。於是他題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覆出”，產生了驕傲情緒。
李定國明白，要想攻克廣州，首先要打開廣州的門戶新會。這一計劃必須要有鄭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國再次致書鄭成功，邀他合攻新會。信中指出：“會城兩酋（尚可喜、耿繼茂）恃海攖城，尚稽戎索。茲不谷已駐興邑，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儲糧悠資，是用悉所精神，援餉不絕。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信中註明援兵不得遲於十月以後。同時，李定國又聯絡了粵東水陸義師王興、陳奇策等部，號稱二十萬大軍，將新會包圍得水洩不通，一場規模空前的惡戰即將開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開始，農民軍采用炮擊，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戰術均被擊退，連攻兩月，未能奏效。這時李定國輕信了間諜“城中糧盡”的謊言，命令罷攻，采用圍困戰術，並“建造行宮，署置官曹，誅求鄉落諸所，征發淩雜米鹽”，使清軍有了喘息之機，大西軍中也“瘟疫盛行，士氣頹萎，病死枕藉”，處於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繼茂及清靖南將軍朱瑪喇率十萬滿漢兵趕來，清軍以鐵騎兵沖垮定國左軍，李定國依恃的戰象也被驚散，致使大西軍全線崩潰，“滇兵大崩，戈甲棄載道，死者無算，亡十三象”。清軍乘勝追殺二十裏，屍橫遍野。李定國只得渡橫江焚浮橋解新會之圍。
李定國撤出新會後，沿途六、七十萬百姓跟隨撤退，“定國撫難民，哭號失聲”，連夜退走南寧。從此，廣東高、雷、廉三府，肇慶、羅定所屬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郁林一帶全部淪入清軍之手，廣東義師也隨之失敗。新會慘敗，從主觀上講，與李定國的驕傲輕敵不無關系；從客觀上講，鄭成功此時正與清廷議和，拖延了援粵之師，等十二月議和失敗，鄭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師赴粵，李定國早已敗退，貽誤了戰機。同時，孫可望又切斷了滇黔的物資援助，這一切終於導致了新會之戰的失敗。當李定國退抵南寧時，身邊僅剩下六千人，從此他企圖恢覆兩粵的事業終於化成了泡影。
自從永歷帝被孫可望接到安龍後，一直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孫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為名，實挾之以自私也”。朱由榔為了保住帝位，與大學士吳貞毓密謀，派使臣往廣西召李定國護駕。順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國接密敕後，表示：“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並告知“俟恢覆粵東，即來迎駕”。不料文安侯馬吉翔為討好孫可望，將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的罪名，處死吳貞毓等十八名大臣。從此，他更加跋扈，為防備李定國返滇，派劉鎮國、關有才屯兵田州（廣西田陽），加以阻止。
新會之戰的失敗，也使李定國無法在兩廣發展。中書金公趾（即金維新）便以《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勸他回師滇黔。順治十二年，永歷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寧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國接血字詔書，“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為陛下除逆臣，後議恢覆”。此時洪承疇正用“兩粵合剿”之策，全力壓縮南寧，定國備受威脅，於是他決計回黔。翌年正月，定國火速赴田州，守軍“但聞西府駕至，皆膽落跪迎”，關有才、劉鎮國逃跑。孫可望為長期控制永歷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選遷永歷於貴陽。白文選不滿此舉，便以“輿徒不集”為理由，拖延移蹕時間。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國至安龍，“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國“密誓效命，背出所刺‘盡忠報國’四字示廷臣，鹹嘖嘖忠臣”。經商議，決定遷朝廷入滇。
當時，劉文秀和孫可望親信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均駐雲南，兵力合共五萬。二月十一日，定國抵曲靖，雲南守將議論要以兵拒。劉文秀私下會李定國，說：“吾輩以秦王為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瞞。”定國指天為誓，決不學孫可望。於是兩人合計，“迎駕本秦王意，宜一力為之”，瞞住孫可望親信，平安入滇。永歷帝改昆明為“滇都”，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為鞏國公，“事權專歸定國”。
李定國雖掌兵馬大權，但“小心臣節，進奉極豐”，又用人不當，金維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爭趨之”，佞臣馬吉翔“叩首頌定國千古無兩，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永歷朝的腐敗之氣已在腐蝕著李定國。
但對待孫可望，李定國仍從抗清大局出發，希望和解。他曾請劉文秀“敕書告可望”，遭拒絕，又送孫可望妻子歸黔，仍未達和解。他還不甘心，順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選入黔議和，孫可望竟“拘文選，奪其兵”。又派孫可望舊部張虎去說情，臨行永歷帝“賜虎金簪，令從中開導”。張虎兩面三刀，見可望詭稱：“上賜金簪，令我密行刺也”。可望大怒，聯絡王自奇、王尚禮、關有才為內應，內戰終於由孫可望挑起。
大西軍絕大多數將士反對內戰，孫可望部將馬進忠、馬寶、馬惟興密謀幫李定國，一致要求還白文選兵權。孫可望不知是計，便任命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馬寶為先鋒，自己另率一軍隨其後，合兵十四萬，以“清君側”之名出師。
九月，孫軍抵交水（雲南沾益），李定國、劉文秀領五萬人抵擋，因兵力懸殊，人心浮動。這時白文選來告：“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有約，宜出兵決戰，稍遲則謀洩不可為。”李定國才下了交戰決心。孫可望估計昆明空虛，又派馬寶、張勝前往偷襲，與王尚禮裏應外合，馬寶又告李定國。九月十九日，雙方在交水河畔會戰，白文選率鐵騎直沖馬惟興營，馬軍卻掉頭沖向孫可望營。孫可望大驚失色：“諸將皆叛乎”，落荒而逃。李定國揮師前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劉文秀、白文選追孫可望潰卒，李定國還師昆明，結果馬寶反正，張勝被擒，王尚禮自盡，內戰平息。
孫可望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從者僅數十騎，“所過鎮將皆閉門不納”。時馮雙禮守黔，佯裝追兵到，可望又如喪家之犬，攜妻子財寶投降洪承疇。清廷封他“義王”，但又戒備他，於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圍獵之機，將他射死。
交水大捷後，李定國“宴飲恬愉，頗弛武備”。由於狹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論功行賞”，“以收獲孫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曰‘晉兵’，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同時對劉文秀收編孫可望潰卒三萬“練以備邊”之事，也“不悅”，“召之還”，使文秀“郁郁不自得”而死，嚴重削弱了戰鬥力。
孫可望投降後，向洪承疇“獻滇、黔輿地圖，並陳其進取狀”，使清軍摸清了底細。順治十五年（永歷十三年，1658年）二月，清廷決定分三路大軍攻貴州：平西將軍吳三桂同都統李國翰領北路軍從四川進攻，征南將軍卓布太領南路從廣西進攻，靖寇將軍羅托同大學士洪承疇領中路，從湖南進攻。本來大西軍應針鋒相對，可此時李定國正在永昌鎮壓王自奇、關有才叛亂，無暇反擊，致使吳三桂陷遵義，羅托克貴陽，卓布太占獨山，構成對雲南的嚴重威脅。
七月，永歷帝任命李定國為招討大元帥，他才開始部署反擊。首先他致書李來亨，讓夔東十三家圍攻重慶，牽制湘楚，然後派馮雙禮、祁三升據貴陽附近雞公背，拒敵中路，派李承爵壁壘普安黃草壩（貴州興義），拒敵南路，派白文選據遵義孫家壩，拒敵北路。這一部署純屬消極防禦性質。當時形勢是，清軍初入貴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國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戰局可以扭轉。可惜他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在指揮上，李定國也中了洪承疇的計。當馮雙禮要求增兵入黔，出擊貴陽時，李定國曾接到洪的來信，稱：“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吳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他居然聽信了這套鬼話，延緩增兵，貽誤了戰機。八月，李定國才率師東進，又趕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裏，士氣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機，實力增強，開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為三路統帥，進趨雲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敗馮雙禮於雞公背，陷安慶、曲靖。北路吳三桂部敗白文選於七星關。南部卓布太部逼涼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戰死。定國聞訊，親率主力三萬人與卓布太決戰。雙方在炎遮河雙河口擺開戰場，激烈的盤江大戰開始了。農民軍英勇阻擊，初戰告捷。第二天，清軍傾巢出動，大西軍疏於防備，又刮起北風，金槍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軍乘火勢猛射，致使農民軍全線崩潰。清軍攻破了李定國的羅炎、涼水井大營，“僵屍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萬人”，李定國的妻子家屬均被卓布太抓獲處死，十一年來身經百戰磨練出的精銳部隊受到致命損失。但是，這令人痛心的事實，並未使李定國氣餒，他說：“事既如此，夫覆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後已。”表現了他絕不屈服的性格和鬥志。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國退回昆明，永歷帝召開禦前會議，研究今後出路。講官劉範主張按劉文秀遺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眾，出營陜洛”；李定國提出撤入“湖南之峒”，“勝則六詔覆為我有，不勝則入交趾，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鄭成功）合師進討”。均主張先轉移，再圖恢覆。但永歷帝的臣僚多為滇人，不願離開家鄉，勳臣沐天波、權臣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則逃入緬甸，永歷帝表示同意。李定國“軍行進止，一以詔敕從事”，並不敢堅持己見，只是對沐天波說：“公其努力，願無生後悔而終憶餘言也。”
十五日，永歷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國發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爾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時，各速遠遁，毋致自誤”，勸百姓疏散。並命令各營“不得毀其倉廩，恐清至此無糧，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還收撫難民，體現了淳樸愛民的本色。
順治十六年（永歷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會師昆明，又立即緊追不舍。為了保護永歷帝脫離險境，李定國命總兵靳統武領兵四千護永歷帝奔騰越（雲南騰沖），自己則率精兵六千留永昌（雲南保山）阻擊。二月，吳三桂又在大理敗白文選，氣勢洶洶追來。李定國決心打掉敵人的銳氣，全殲追兵，策劃了他生前最後一次激烈的戰鬥——磨盤山戰役。
永昌境內的磨盤山“內箐深屈曲，僅容單馬”，“定國築柵數道，左右設伏，大營屯山後四十裏橄欖坡，炊食餉伏，令毋見煙火”。他估計吳三桂必無戒備，便以竇民望為初伏，高文貴為二伏，王國璽為三伏，清軍進入三伏，“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吳軍追來，其先鋒已進入二伏，卻節外生枝，南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潛出告密。吳大驚，急令後撤，並炮擊左右伏兵。農民軍出伏作戰，“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屍堵疊”。
磨盤山戰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戰鬥，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戰死，清軍也“死傷甚眾，卻三十裏”，包括固山額真沙裏布在內的十八名將官都統被擊斃。南明遺民劉彬詩曰：“凜凜孤忠志獨堅，手持一木欲撐天，磨盤戰地人猶識，磷火常同日色鮮”。李定國卓越的指揮才能和頑強果敢的鬥志，使清軍再不敢驕橫窮追。
可是永歷帝在馬吉翔挾持下，從騰越逃入緬甸，從此與李定國、白文選失去聯系。三月，定國、文選相會於木邦（緬甸新維），商議今後去向。李定國認為：“我若入緬，緬苦供饋，必見拒，擊之禍結，盍擇險要邊土，休士馬，相犄角，緬外憚吾二人，君在內可無憂；且得陰連諸土司，覘雲南動靜。”白文選則說：“並在外則內危，我入衛上，王任外事。”兩人意見不和，便各自行動。
磨盤戰役後，李定國餘眾不過數千，勢力窘迫。不久，賀九儀從廣南率萬人來會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歸，軍勢稍振。李定國將大營移孟璉（雲南瀾滄），“多造印敕，遍結土司”，號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響應。李定國部堅持數月，被清軍攻破，又移營孟艮，招安頭人，“耕種納糧如郡縣例”。
吳三桂見無法撲滅大西軍，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時農民軍中不堅定分子紛紛投降。順治十七年三月，吳三桂用賀九儀妻子勸降，賀“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從此無人敢言降字。
李定國始終忠於永歷帝，曾連續上疏三十餘封都石沈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選強攻緬都阿瓦失利回來，白、李才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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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廷得知可望處境危急後，為了撈到這張王牌，立即派出大軍接應，擊退南明的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脫險。
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局促於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異是喜從天降。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孫可望應詔赴京陛見，到達京師後，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雲：“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
我們可以看到，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歷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歷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孫可望本人的地位隨著永歷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順治皇帝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歷皇帝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前往福建招撫據守臺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的不說，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鑒，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
【八 李定國】
李定國，字寧宇，明天啟元年（1621年）出生於陜西延安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崇禎三年（1630），年僅十歲的李定國參加了張獻忠起義軍。張獻忠見他相貌英俊，性格寬厚溫和，非常喜歡，於是收為養子。張獻忠有四個養子，“孫可望為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能奇）次之”。從此，李定國追隨張獻忠，在鬥爭中迅速成長。
崇禎十年（1637），十七歲的李定國即率部下二萬人，追隨張獻忠進入四川、湖北。崇禎十四年二月，李定國奉命奇襲襄陽，他喬裝成明軍差官，“以二十騎夜叩襄陽城門而入”，“遂克襄陽”，擒獲明朝親藩襄王；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所儲軍資十餘萬，皆為農民軍所得。襄陽大捷是張獻忠起義軍開始走向勝利的轉折點，而這一勝利和李定國的機智勇敢是分不開的。
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張獻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李定國以戰功卓著被封為“安西將軍，監十六營”，位僅次於孫可望，是大西政權的第三號人物。這時他才二十四歲，“長八尺，眉目修闊，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在軍中“獨以寬慈著”，作戰則“臨陣陷堅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稱為“小尉遲”，又因為驍勇善戰，更被稱為“萬人敵”。
順治三年，張獻忠戰死後，大西軍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艾能奇稱定北王，仍然保持著農民軍的傳統：“每公事相會，四人並坐於上”，“然各營諸將賞罰，則一尊於可望”。
孫可望隨著地位提高，個人野心逐漸膨脹。明禦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部，鑄興朝通寶紋，以幹支紀年，可望大悅”，然而李定國“心非任僎議，每事相抵牾”。孫可望便與親信王尚禮策劃，欲壓服李定國，樹立個人權威。
順治五年（明永歷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隊同赴演武場集合，李定國部先入武場，軍中按慣例放禮炮，升帥旗。孫可望指責為：“目中明無我”，發令杖責李定國一百軍棍。李定國大怒：“我與汝弟兄耳，今日因無主，尊汝為首領……我何必定靠你生活！”為防止分裂，前軍府都督白文選從身後抱住李定國說：“請老爺勉強受責，以成好事。不然，從此一決裂，則我輩必致各散，皆為人所乘矣。”李定國忍辱負重，勉強受責，諸將求情才被杖責五十軍棍。打罷，孫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國痛哭：“吾以大義辱弟，幸同心無慮疑！”李定國為了維護大西軍的團結，忍受了這場人為侮辱，為鞏固雲南基地立下汗馬功勞，他率兵歷時三個月擒獲作亂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資本可以和滿清、南明進行周旋。
順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廣西巡撫瞿式耜擁立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年號永歷，建立南明最後一個小朝廷。孫可望一直以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繼承人自居，打算割據雲南，獨霸一方。李定國義正辭嚴地對他說：“肇慶已有君，永歷其年號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滅亡乎？”礙於李定國、劉文秀實力雄厚，孫可望只得打消了“獨裁”野心，但內心卻耿耿於懷。
明雲南副使、孫可望的同鄉楊畏知窺透孫可望的心思，慫恿說：“王與三將軍比肩並起，不借虛名，無以詟眾……今桂藩在肇慶，王其無意乎？”孫可望暗想：“名號既正，挾天子以令之，同類必不敢我抗。”這才派楊畏知為正使，與永歷帝談判“聯合恢剿”，並要求封為秦王。
請封秦王之事後，孫可望雖然對永歷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孫可望率軍入貴州，並分兵規取川南，擴充根據地。李定國被派進攻安順，明威清道黃應運乘機游說：“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天下誰敵將軍者”，於是李定國與之“歃血，誓扶明室無二心”。孫可望得知此事，將黃應運處死，李定國“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貴州被平定，孫可望自往貴州，留李定國固守雲南。李定國加緊練兵，準備東進，劉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軍又建立起以雲貴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雲南的李定國，為了“聯明抗清”，繼續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減輕百姓的負擔，使滇南出現“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終日操練兵馬，制造盔甲，訓練象隊，一年內練就精兵三萬。還舉行了生童考試，對考中秀才者，發給賞錢三百串，鼓勵大家“用心讀書，不日開覆地方，就有你們做官了”。隨著聯明抗清陣線的形成，李定國已做好了進攻的充分準備。
順治九年（明永歷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進攻貴州，命吳三桂由嘉定（四川樂山）出敘州（四川宜昌）進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兩路夾擊之策，實現對大西軍抗清基地的包圍。面對緊迫局勢，李定國給孫可望寫信，要求出兵湖廣，粉碎清兵圍剿。孫可望表示同意，決定大西軍兵分兩路出擊，北路軍以劉文秀為主將，白文選、王覆臣為副將，進攻四川；東路軍以李定國為主將，馬進忠、馮雙禮為副將，進攻湖南。孫可望則統率“駕前軍”留守滇黔，大西軍從此開始與清軍主力正面交鋒。
李定國率軍出全州，約法五條：不殺人、不奸淫、不搶財貨、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敗清軍，僅用兩夜下武岡、克寶慶，勢如破竹。六月，奪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決戰，定國列象陣，孔有德力戰不支，敗退，七月初四，李定國兵圍桂林，大西軍登雲梯攻城，孔有德額頭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無路，便“聚其寶玩於一室，手刃愛姬，遂閉戶，***死”。僅有一女孔四貞逃脫。孔有德自從航海歸順滿清，從山海關一路殺到廣西，其間多次大敗明軍，南明著名督師何騰蛟即死於他手，沒想到，如今竟被年僅三十的後生李定國逼得無路可走。
桂林大捷後，廣西全境很快被收覆，有些地區的百姓，不等大西軍到，便自動將清軍驅逐。
九月，李定國兵發湖南，取衡州、進攻長沙，出兵七個月、拓地三千裏。
清軍在湖廣接連失利，使清政府大為震驚，急忙命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趨長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謹親王尼堪任定遠大將軍，率領三貝勒、八固山共十五萬精兵朝長沙撲來。面對強敵，李定國進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軍暫退出長沙，引誘清兵渡湘江，將馮雙禮、馬進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過衡山，李定國從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擊，馮、馬二將背後出擊，兩軍相夾，合殲尼堪。但這一計劃卻被馮雙禮透露給孫可望，孫可望“不欲定國之成功，而思陷之敗死”。密令馮雙禮退出伏擊，馬進忠見狀也撤離了戰場。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進抵衡州，李定國在蒸水率軍出擊，接著轉戰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勝負，為此李定國準備采用伏擊戰術。二十四日，雙方再戰，李定國佯裝敗退，尼堪緊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聲炮響，大西軍伏兵四起，團團圍住尼堪，李定國手舉大刀，將尼堪一劈兩半。清軍失去主帥，大敗而逃。李定國繳獲了尼堪的鎧甲、繡旗，正準備乘勝追擊，才發現馮雙禮、馬進忠未到，派人偵察說已走湘鄉。李定國才知自己是孤軍作戰，無法擴大戰果，只得收兵向武崗轉移。衡州戰役後，李定國叫人繪制孔有德、尼堪畫像，刊布粵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爾哈赤的孫子，廣略貝勒褚英的兒子，是滿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貴族，其人勇猛善戰，他被圍困的時候，部下曾經勸他突圍，而且，也有可能突圍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為宗室，不殺身報國？有何面目見太祖太宗？力戰而亡。滿清能夠以一隅之地進而一統天下，宗室貴族早期的奮不顧身的進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兩次大捷，使“清君臣聞警，上下震動，聞定國名，股栗戰懼，有棄湘、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與帝媾和之議”。李定國出征不足一年，縱橫數省，收覆湘、桂，擊敗清軍數十萬，掀起了繼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後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國已經兩蹶名王，天下震動！這是自從明朝萬歷年間以來，明清作戰清軍的最大損失！黃宗羲稱：此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顧炎武不僅為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取得輝煌勝利感動得泣下滿襟，還批判了永歷朝廷部分官員先前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軍由於主將劉文秀輕敵，在保寧（四川閬中）被吳三桂擊敗。吳三桂險勝之餘，也嘆息說：“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劉文秀兵敗後，孫可望乘機削去劉文秀的爵號，拆散其部隊，引起大西軍將領的不滿，“眾皆怨望，自是人心渙散，猜忌日多”。
孫可望本是個權欲熏心的人，李定國立下赫赫戰功之後，更引起他的嫉恨。對李定國他不僅扣發犒銀和制止永歷帝封其為西寧王，而且千方百計想加以謀害。
順治十年正月，孫可望怕李定國“兵力益強，功駕己上”，便率“駕前軍”東進沅州。此時李定國屯寶慶，偵知清兵放牧湘江東岸，“將間道奪其馬”，孫可望三天中來信七封，催李定國前來議事。李定國只好放棄奇襲前往。行至紫陽渡口，劉文秀之子秘密派人來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李定國聽罷流著淚說：“盜賊終不可與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長者之心待之”。並致書孫可望：“今雖大局稍有轉機，而敵勢力張，成敗尚未遂睹。正吾儕同心協力，共策興覆之秋。不宜妄聽讒言，自相殘殺，以敗壞國家，願明公深長思之。”孫可望接信後惱羞成怒，領兵前去攻打。
李定國為避免自相殘殺，決定離開湖南赴廣西全州。他對部下說：“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俱在，一旦絓誤，輒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表達了為顧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諸營中跟隨其南下的部隊約有五萬，未跟隨者“亦咨嗟太息”。
李定國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覆興良機變成曇花一現。
順治十年六月，李定國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廣東，便主動致書鄭成功，邀他會攻廣州。然而，鄭成功因為天氣的原因爽約，鄭、李第一次聯合行動未能實現。
李定國不僅在廣東失利，在廣西的進展也不順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兩萬進攻桂林，圍攻七晝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孫可望仍要置他於死地。八月，派馮雙禮偷襲柳州。李定國早有準備，暗地伏兵於江口蘆荻中。當馮雙禮來攻，便以精銳抵擋。馮連忙退兵，伏兵四起，馮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國傳令勿殺，曉以大義，從此馮雙禮投順李定國。
順治十一年初，明魯王政權定西侯張名振率海艦攻入長江，直抵鎮江。鄭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帶告急。形勢的好轉，使李定國再度東征。三月，他率領數萬農民軍和十三匹戰象，連破廉州（廣東合浦）、雷州（廣東海康），並占領羅定、新興、石成、電白、陽紅、陽春等縣。五月，進攻高州，清守將張月舉兵來歸。六月，再攻梧州，雖因清兵有備，不克，但廣東、廣西各地義師群起響應。李定國控制了廉、雷、高一帶，“黎岐蠢動，水陸響應，儋崖路斷”，抗清形勢再度出現高潮。他十分興奮，準備約鄭成功合攻廣州，平定全廣，再擴大到全國。於是他題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覆出”，產生了驕傲情緒。
李定國明白，要想攻克廣州，首先要打開廣州的門戶新會。這一計劃必須要有鄭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國再次致書鄭成功，邀他合攻新會。信中指出：“會城兩酋（尚可喜、耿繼茂）恃海攖城，尚稽戎索。茲不谷已駐興邑，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儲糧悠資，是用悉所精神，援餉不絕。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信中註明援兵不得遲於十月以後。同時，李定國又聯絡了粵東水陸義師王興、陳奇策等部，號稱二十萬大軍，將新會包圍得水洩不通，一場規模空前的惡戰即將開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開始，農民軍采用炮擊，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戰術均被擊退，連攻兩月，未能奏效。這時李定國輕信了間諜“城中糧盡”的謊言，命令罷攻，采用圍困戰術，並“建造行宮，署置官曹，誅求鄉落諸所，征發淩雜米鹽”，使清軍有了喘息之機，大西軍中也“瘟疫盛行，士氣頹萎，病死枕藉”，處於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繼茂及清靖南將軍朱瑪喇率十萬滿漢兵趕來，清軍以鐵騎兵沖垮定國左軍，李定國依恃的戰象也被驚散，致使大西軍全線崩潰，“滇兵大崩，戈甲棄載道，死者無算，亡十三象”。清軍乘勝追殺二十裏，屍橫遍野。李定國只得渡橫江焚浮橋解新會之圍。
李定國撤出新會後，沿途六、七十萬百姓跟隨撤退，“定國撫難民，哭號失聲”，連夜退走南寧。從此，廣東高、雷、廉三府，肇慶、羅定所屬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郁林一帶全部淪入清軍之手，廣東義師也隨之失敗。新會慘敗，從主觀上講，與李定國的驕傲輕敵不無關系；從客觀上講，鄭成功此時正與清廷議和，拖延了援粵之師，等十二月議和失敗，鄭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師赴粵，李定國早已敗退，貽誤了戰機。同時，孫可望又切斷了滇黔的物資援助，這一切終於導致了新會之戰的失敗。當李定國退抵南寧時，身邊僅剩下六千人，從此他企圖恢覆兩粵的事業終於化成了泡影。
自從永歷帝被孫可望接到安龍後，一直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孫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為名，實挾之以自私也”。朱由榔為了保住帝位，與大學士吳貞毓密謀，派使臣往廣西召李定國護駕。順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國接密敕後，表示：“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並告知“俟恢覆粵東，即來迎駕”。不料文安侯馬吉翔為討好孫可望，將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的罪名，處死吳貞毓等十八名大臣。從此，他更加跋扈，為防備李定國返滇，派劉鎮國、關有才屯兵田州（廣西田陽），加以阻止。
新會之戰的失敗，也使李定國無法在兩廣發展。中書金公趾（即金維新）便以《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勸他回師滇黔。順治十二年，永歷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寧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國接血字詔書，“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為陛下除逆臣，後議恢覆”。此時洪承疇正用“兩粵合剿”之策，全力壓縮南寧，定國備受威脅，於是他決計回黔。翌年正月，定國火速赴田州，守軍“但聞西府駕至，皆膽落跪迎”，關有才、劉鎮國逃跑。孫可望為長期控制永歷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選遷永歷於貴陽。白文選不滿此舉，便以“輿徒不集”為理由，拖延移蹕時間。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國至安龍，“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國“密誓效命，背出所刺‘盡忠報國’四字示廷臣，鹹嘖嘖忠臣”。經商議，決定遷朝廷入滇。
當時，劉文秀和孫可望親信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均駐雲南，兵力合共五萬。二月十一日，定國抵曲靖，雲南守將議論要以兵拒。劉文秀私下會李定國，說：“吾輩以秦王為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瞞。”定國指天為誓，決不學孫可望。於是兩人合計，“迎駕本秦王意，宜一力為之”，瞞住孫可望親信，平安入滇。永歷帝改昆明為“滇都”，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為鞏國公，“事權專歸定國”。
李定國雖掌兵馬大權，但“小心臣節，進奉極豐”，又用人不當，金維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爭趨之”，佞臣馬吉翔“叩首頌定國千古無兩，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永歷朝的腐敗之氣已在腐蝕著李定國。
但對待孫可望，李定國仍從抗清大局出發，希望和解。他曾請劉文秀“敕書告可望”，遭拒絕，又送孫可望妻子歸黔，仍未達和解。他還不甘心，順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選入黔議和，孫可望竟“拘文選，奪其兵”。又派孫可望舊部張虎去說情，臨行永歷帝“賜虎金簪，令從中開導”。張虎兩面三刀，見可望詭稱：“上賜金簪，令我密行刺也”。可望大怒，聯絡王自奇、王尚禮、關有才為內應，內戰終於由孫可望挑起。
大西軍絕大多數將士反對內戰，孫可望部將馬進忠、馬寶、馬惟興密謀幫李定國，一致要求還白文選兵權。孫可望不知是計，便任命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馬寶為先鋒，自己另率一軍隨其後，合兵十四萬，以“清君側”之名出師。
九月，孫軍抵交水（雲南沾益），李定國、劉文秀領五萬人抵擋，因兵力懸殊，人心浮動。這時白文選來告：“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有約，宜出兵決戰，稍遲則謀洩不可為。”李定國才下了交戰決心。孫可望估計昆明空虛，又派馬寶、張勝前往偷襲，與王尚禮裏應外合，馬寶又告李定國。九月十九日，雙方在交水河畔會戰，白文選率鐵騎直沖馬惟興營，馬軍卻掉頭沖向孫可望營。孫可望大驚失色：“諸將皆叛乎”，落荒而逃。李定國揮師前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劉文秀、白文選追孫可望潰卒，李定國還師昆明，結果馬寶反正，張勝被擒，王尚禮自盡，內戰平息。
孫可望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從者僅數十騎，“所過鎮將皆閉門不納”。時馮雙禮守黔，佯裝追兵到，可望又如喪家之犬，攜妻子財寶投降洪承疇。清廷封他“義王”，但又戒備他，於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圍獵之機，將他射死。
交水大捷後，李定國“宴飲恬愉，頗弛武備”。由於狹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論功行賞”，“以收獲孫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曰‘晉兵’，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同時對劉文秀收編孫可望潰卒三萬“練以備邊”之事，也“不悅”，“召之還”，使文秀“郁郁不自得”而死，嚴重削弱了戰鬥力。
孫可望投降後，向洪承疇“獻滇、黔輿地圖，並陳其進取狀”，使清軍摸清了底細。順治十五年（永歷十三年，1658年）二月，清廷決定分三路大軍攻貴州：平西將軍吳三桂同都統李國翰領北路軍從四川進攻，征南將軍卓布太領南路從廣西進攻，靖寇將軍羅托同大學士洪承疇領中路，從湖南進攻。本來大西軍應針鋒相對，可此時李定國正在永昌鎮壓王自奇、關有才叛亂，無暇反擊，致使吳三桂陷遵義，羅托克貴陽，卓布太占獨山，構成對雲南的嚴重威脅。
七月，永歷帝任命李定國為招討大元帥，他才開始部署反擊。首先他致書李來亨，讓夔東十三家圍攻重慶，牽制湘楚，然後派馮雙禮、祁三升據貴陽附近雞公背，拒敵中路，派李承爵壁壘普安黃草壩（貴州興義），拒敵南路，派白文選據遵義孫家壩，拒敵北路。這一部署純屬消極防禦性質。當時形勢是，清軍初入貴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國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戰局可以扭轉。可惜他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在指揮上，李定國也中了洪承疇的計。當馮雙禮要求增兵入黔，出擊貴陽時，李定國曾接到洪的來信，稱：“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吳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他居然聽信了這套鬼話，延緩增兵，貽誤了戰機。八月，李定國才率師東進，又趕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裏，士氣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機，實力增強，開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為三路統帥，進趨雲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敗馮雙禮於雞公背，陷安慶、曲靖。北路吳三桂部敗白文選於七星關。南部卓布太部逼涼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戰死。定國聞訊，親率主力三萬人與卓布太決戰。雙方在炎遮河雙河口擺開戰場，激烈的盤江大戰開始了。農民軍英勇阻擊，初戰告捷。第二天，清軍傾巢出動，大西軍疏於防備，又刮起北風，金槍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軍乘火勢猛射，致使農民軍全線崩潰。清軍攻破了李定國的羅炎、涼水井大營，“僵屍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萬人”，李定國的妻子家屬均被卓布太抓獲處死，十一年來身經百戰磨練出的精銳部隊受到致命損失。但是，這令人痛心的事實，並未使李定國氣餒，他說：“事既如此，夫覆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後已。”表現了他絕不屈服的性格和鬥志。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國退回昆明，永歷帝召開禦前會議，研究今後出路。講官劉範主張按劉文秀遺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眾，出營陜洛”；李定國提出撤入“湖南之峒”，“勝則六詔覆為我有，不勝則入交趾，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鄭成功）合師進討”。均主張先轉移，再圖恢覆。但永歷帝的臣僚多為滇人，不願離開家鄉，勳臣沐天波、權臣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則逃入緬甸，永歷帝表示同意。李定國“軍行進止，一以詔敕從事”，並不敢堅持己見，只是對沐天波說：“公其努力，願無生後悔而終憶餘言也。”
十五日，永歷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國發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爾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時，各速遠遁，毋致自誤”，勸百姓疏散。並命令各營“不得毀其倉廩，恐清至此無糧，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還收撫難民，體現了淳樸愛民的本色。
順治十六年（永歷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會師昆明，又立即緊追不舍。為了保護永歷帝脫離險境，李定國命總兵靳統武領兵四千護永歷帝奔騰越（雲南騰沖），自己則率精兵六千留永昌（雲南保山）阻擊。二月，吳三桂又在大理敗白文選，氣勢洶洶追來。李定國決心打掉敵人的銳氣，全殲追兵，策劃了他生前最後一次激烈的戰鬥——磨盤山戰役。
永昌境內的磨盤山“內箐深屈曲，僅容單馬”，“定國築柵數道，左右設伏，大營屯山後四十裏橄欖坡，炊食餉伏，令毋見煙火”。他估計吳三桂必無戒備，便以竇民望為初伏，高文貴為二伏，王國璽為三伏，清軍進入三伏，“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吳軍追來，其先鋒已進入二伏，卻節外生枝，南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潛出告密。吳大驚，急令後撤，並炮擊左右伏兵。農民軍出伏作戰，“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屍堵疊”。
磨盤山戰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戰鬥，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戰死，清軍也“死傷甚眾，卻三十裏”，包括固山額真沙裏布在內的十八名將官都統被擊斃。南明遺民劉彬詩曰：“凜凜孤忠志獨堅，手持一木欲撐天，磨盤戰地人猶識，磷火常同日色鮮”。李定國卓越的指揮才能和頑強果敢的鬥志，使清軍再不敢驕橫窮追。
可是永歷帝在馬吉翔挾持下，從騰越逃入緬甸，從此與李定國、白文選失去聯系。三月，定國、文選相會於木邦（緬甸新維），商議今後去向。李定國認為：“我若入緬，緬苦供饋，必見拒，擊之禍結，盍擇險要邊土，休士馬，相犄角，緬外憚吾二人，君在內可無憂；且得陰連諸土司，覘雲南動靜。”白文選則說：“並在外則內危，我入衛上，王任外事。”兩人意見不和，便各自行動。
磨盤戰役後，李定國餘眾不過數千，勢力窘迫。不久，賀九儀從廣南率萬人來會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歸，軍勢稍振。李定國將大營移孟璉（雲南瀾滄），“多造印敕，遍結土司”，號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響應。李定國部堅持數月，被清軍攻破，又移營孟艮，招安頭人，“耕種納糧如郡縣例”。
吳三桂見無法撲滅大西軍，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時農民軍中不堅定分子紛紛投降。順治十七年三月，吳三桂用賀九儀妻子勸降，賀“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從此無人敢言降字。
李定國始終忠於永歷帝，曾連續上疏三十餘封都石沈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選強攻緬都阿瓦失利回來，白、李才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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