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州。贛州的守衛此刻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以贛州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連接福建、湖南的要區，又是廣東的屏障。

如此危難緊急關頭，酷嗜讀書的隆武帝並沒有意識到噩運已經臨頭，仍然“載書十車以行”，邊走邊讀，邊讀邊走，根本沒有輕裝前進。不久，一行人得知清軍迫近，隆武君臣大驚狂奔。此時的“禦駕親征”變成了“禦駕親逃”的意思，一邊是隆武帝臣下的眾叛親離，離心離德；一邊是清軍將領的馭兵有方，指揮若定，此間情形，讓人慨嘆。

隆武帝到達汀州的時候，隨行的五百多名士卒。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淩晨，有大隊身穿明軍軍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門，聲言護駕。守門士兵不知是計，城門一開，原來都是清將李成棟派出化裝的清軍。隆武帝聞亂驚起，持刀剛入府堂，為清軍亂箭射殺，同時遇難的還有其皇後曾氏和不滿月的皇子。

當清軍不戰而進入福州時，這座城市幾乎空了，城中百姓紛紛逃竄，留下的人則立即開始剃發留辮。鄭芝龍已經同清軍談判在先，但事到臨頭，心中開始沒譜，於是他派人摧毀了福州的火藥庫，自己帶人退往家鄉安平鎮。不過，一個月後，鄭芝龍不顧他的兒子鄭成功和部下許多將領的反對，在福州正式向清軍統帥貝勒博洛投降，博洛答應他任福建和廣東總督。

不久後，鄭芝龍就在“朝見新皇帝”的借口下被清軍派重兵送往北京。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撥入旗下，實際上遭到軟禁。

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則與父親分道揚鑣，與叔叔鄭鴻逵一起率部退往金門。而在鄭芝龍自投羅網以後，清軍立即背信棄義地攻入安平鎮，大肆搶劫淫掠，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也被奸汙，憤而自縊。鄭成功聞訊後，痛不欲生，更堅定了武裝抗清的信念。清兵飽掠而歸後，鄭成功回到安平，料理了母親的喪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田川氏的坐像，飾以珠寶，朝夕上供，從此開始了他獨擋一面的長期抗清鬥爭。

這個時候，二十二歲的鄭成功的力量並不大，但在同清方反覆較量的過程中，他成功地將東南沿海地區的抗清勢力匯合成一支勁旅，鄭成功也逐步在歷史的大舞臺上嶄露頭角。

【九 魯監國的海上政權】

1646年，魯監國和隆武政權相繼崩潰。此時東南一帶抗清勢力按地理位置分為兩大塊：在浙江沿海，最強的是黃斌卿；在福建沿海，則是潰散的鄭芝龍部下的將領。沿海地區還有眾多的海盜組織。實際上，許多明水師將領都是海盜出身，南明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臺後，他們相互間常常為爭奪好水手、基地和給養而爭鬥。

1646年（順治三年，魯監國元年）六月，魯監國朱以海在張名振等保護下乘船渡海到達舟山。駐守在這裏的肅虜侯黃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認魯監國的合法性，拒絕魯監國進城。魯監國在舟山群島上借住了兩三個月，無依無靠。

九月間，據守金門、廈門一帶的永勝伯鄭彩（鄭芝龍的族人）、定波將軍周瑞帶領舟師四百艘來到舟山，見魯監國處境困難，決定把他迎往福建。魯監國到達廈門的時候，鄭芝龍已經由安平赴福州博洛軍前投降，並派人通知鄭彩獻出魯監國向清廷請賞。鄭彩不願降清，就把魯監國藏了起來，另找一個相貌類似的人充當替身，叮囑部將如果鄭芝龍命人來抓魯監國，就把這冒充的人縊死，蒙混過去。幸好鄭芝龍到福州後很快就被清軍脅迫北上，顧不上捉拿魯監國，魯監國才得以在鄭彩軍駐地安頓下來。

鄭芝龍被誆騙挾往北京後，鄭氏舊部對滿清更加心懷疑懼。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鄭系將領一時分崩離析，自尋出路。鄭芝龍的老部將林察在福州即將失守時率兵保護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乘船逃往廣州，成為紹武政權的主要軍事支柱。

原先唐、魯對立的局勢不存在了，但由此針對監國魯王的新政權在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形成了新的黨派之分。鄭芝龍的弟弟鄭鴻逵、鄭成功和黃斌卿等人都以尊奉已經不存在的隆武朝廷為名，拒不接受魯監國的領導。不過，大多數幸存的文官武將和浙江、福建紳民都以魯監國作為抗清覆明的旗幟。

1647年（順治四年，魯監國二年），清軍主帥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東南兵力薄弱。魯監國在福建領導了一些列抗清運動。這其中有勝有負，曾經一度形勢大好。但覆明各派勢力之間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終致坐失良機，使清廷得以憑借有限的兵力各個擊破。

舉個例子來說，鄭彩曾經因為支持魯監國而同鄭成功鬧翻，被魯監國封為建國公，但鄭彩支持魯監國的目的卻跟鄭芝龍支持隆武帝一樣，都希望能把持朝政。1648年（順治五年，魯監國三年）正月，鄭彩悍然擊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憤慨不平，鄭彩又命部將誘擒鄭遵謙，迫使他投海而死。魯監國對鄭彩的跋扈自雄、擅殺大臣極為不滿，但卻無可奈何。

1647年（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廷派遣禮部侍郎陳泰為靖南將軍，率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閩總督陳錦的軍隊大舉反攻。魯監國此時內外交困，內部因為鄭彩排斥異己不能團結對敵，在泉州、漳州一帶活動的鄭鴻逵、鄭成功以擁戴不覆存在的隆武朝廷為名拒絕同魯監國合作。從1648年三月下旬起，魯監國政權在福建所收覆的州縣重新落入清軍之手。

魯監國在形勢惡化的情況下，於1649年正月移駐閩、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張名振收覆了海岸要塞健跳所，魯監國得以在那裏重建他的朝廷。

而一度作威作福的建國公鄭彩因為鄭成功襲殺其弟鄭聯，占領了廈門（當時的名稱是中左所），向魯監國上表求救。

鄭成功為了擴大地盤，趁鄭彩引兵外出，帶領舟師向廈門進發。廈門此時只有鄭彩之弟定遠侯鄭聯據守。鄭成功采納施瑯的建議，以親親通好為名，先給鄭聯送去稻米一千石，要求鄭聯讓自己的軍隊登岸。鄭聯正因為缺糧發愁，又認為鄭成功畢竟是自家人，爽快地答應了。鄭成功軍到達廈門後，突然將鄭聯部士卒繳械，隨即捕殺鄭聯，鄭聯的部隊都被鄭成功收編。鄭成功吞並了鄭彩、鄭聯兄弟的兵將、船只後，實力大大增強，從而改變了鄭芝龍降清後原鄭氏集團各自為政的局面。

內訌的情況下，魯監國沒有出面調停，他也沒有那個能力。而張名振深惡鄭彩其人，更是乘機擊破鄭彩餘軍。張名振此舉也是想與鄭成功結歡。鄭彩受此打擊後，一蹶不振，後來請鄭芝龍的母親黃氏代為疏通，希望能與鄭成功和解。鄭成功這才讓他返回廈門閑住，終老於該地。

健跳所實際上只是浙江臨海縣瀕海的一個小地方，很難立足。魯監國及其隨從實際上經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測。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糧食供應嚴重短缺，魯監國不得不放棄他在大陸上的立足點。

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四年）九月，張名振以舟師護送魯監國移駐舟山。對於魯監國的到來，黃斌卿自然是極不情願。他借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魯監國，又“以地窄糧寡”的理由，表示難於供養魯監國屬下官兵和他們的家屬。張名振和黃斌卿本是兒女親家，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就只能用武力來解決了。張名振開始和他的部下密謀除掉黃斌卿；兵變發生後，黃斌卿被砍傷後沈入水中淹死，他的兩個女兒也投水而死。

魯監國終於在舟山站住了腳，重新整頓朝政。但這個時候魯王政權處於孤立狀態，除了采取守勢外，它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從這時起到1651年（順治八年、魯監國六年），舟山群島成為魯監國領導下浙東抗清武裝活動的中心，牽制了東南地區大量清軍，這為鄭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擴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1649年（順治六年）開始，清方大搞策反活動，派奸細潛入義軍，借魯監國政權內部的不穩定因素煽風點火，由此產生了巨大的矛盾。由於意見不和，舟山一些將領先後離開，南下福建投靠鄭成功。

1651年（順治八年）初，在舟山又爆發了張名振同王朝先的沖突。王朝先原來在舟山受到肅虜侯黃斌卿的壓制，內心深為不滿，於是同張名振策劃了刺殺黃斌卿的行動。但之後魯監國只對張名振信任有加，委以節制諸軍大權，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聲稱要公開宣傳襲殺黃斌卿的主謀是張名振。由於在舟山黃斌卿的舊部尚多，張名振惟恐導致內變，就先發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進派健卒沖入王朝先帳中。“朝先未衣，奮奪刀，殺進數人，勢不敵，走閣部張肯堂邸，肯堂請避入內室。朝先顧身裸不肯入，反與進對仗庭中”，結果被追卒殺害。事後，張名振即將謀害黃斌卿的責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說他“擅殺斌卿，忘誼不赦”。但是，事情並未因此了結，王朝先的部將張濟明、呂廷紀憤恨不平，逾墻墜城，奪得船只駛往寧波向清總兵張傑投降，告以舟山虛實，願意充當向導。很快，清軍兵分三路攻舟山。張煌言和張名振力圖圍魏救趙，奉魯監國率軍北上攻吳淞。然而舟山卻遭到清兵的重兵圍攻而失陷。魯監國的大多數親屬和朝臣壯烈犧牲，其中許多人自盡。張煌言、張名振只得率部航海至廈門，依附鄭成功。

由於鄭成功不承認監國政權，而在西南建立的永歷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鄭成功在內的南明各方勢力的一致擁護。1653年三月，魯監國朱以海為了大局，也承認了永歷帝的正統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歸藩。永歷帝為了維護朱明王朝對東南地區的影響，仍然讓朱以海保留監國的名義。但這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福建沿海的抗清實力基本上控制在鄭成功手裏，魯監國只是作為“寓公”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魯監國政權既然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飄泊無所，糧餉無源，客觀上形成投奔鄭成功的勢態。這樣，在魯監國的文官武將中就出現了分化，有的轉入鄭成功部下，如閩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則以寓公自居。定西侯張名振和監軍張煌言始終只願同鄭成功保持同盟關系。

鄭成功初見張名振，頗為輕慢。張名振袒背露出刺繡甚深的“赤心報國”四字，鄭成功這才肅然起敬。但鄭成功對張煌言卻一直相當敬重，曾稱讚他始終忠於魯監國“與吾豈異趨哉”。二張在依附鄭成功期間，始終保持著軍隊相對的獨立性，避免了被吞並的危險。但雙方的隔閡以至疑懼自然是難免的。

在中國一度不明確的混亂中，南明曾經不斷派人去日本招募兵士，以取得武器和戰爭物資。隆武帝曾經派人求助於江戶幕府，魯監國曾與日本中極有勢力的島津氏族聯絡，但日本人對這些請求都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

【十 鄭成功的崛起】

舟山失守以後，魯監國朱以海來到廈門依附鄭成功時，部下的兵將還不少。鄭成功把魯監國的兵敗來會，看成是建立自己獨霸東南沿海局面的良機。邵廷采在《東南紀事》中記載：“鄭芝龍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眾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鄭成功自從起兵以來，基本上是按照鄭芝龍的路子走的，即以閩海為根據地，對浙江以北、廣東以西沿海武裝，不管是屬明還是屬清，一概視作異己力量，千方百計加以兼並。

鄭成功不承認近在咫尺的魯監國政權而遙奉永歷，並不是由於朱由榔在血統上近於帝室，而是欣賞“天高皇帝遠”，這符合他一貫的思想：“東南之事我為政”。在鄭成功內心深處，未必真的尊重那位永歷皇帝。1649年（順治六年）前後，鄭成功為了糧餉，與南明永歷政權的郝尚久爭奪潮州，導致清軍乘虛而入，郝尚久一怒下投降了滿清。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樣，潮州就落入了滿清之手，鄭成功和南明永歷政權誰都沒有占到便宜。這充分說明了鄭成功擴張自己的領地的策略，這大概是他們海盜家族的天性使然。只不過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鄭成功這樣的表現只能說明他缺乏作為統帥人物的全局觀。他遇事容易沖動，往往憑一時的好惡不計後果地處理問題，在許多事情中都表現了出來。下面我們詳細來講鄭成功的一生。

1644年國變的時候，鄭成功還只是個書生，一直呆在福建老家。中國有句古語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對於鄭成功來說，若不是1644年的那場大變，他大概永遠也成不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因為此時鄭家在東南沿海財大勢大。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鄭成功都是一個使史學家、劇作家著迷的傳奇人物。鄭成功於天啟四年（1624年）生於日本。幼讀書，為南安諸生。福王時，鄭成功入國子監，師禮錢謙益。鄭成功開始只以讀書為事，未曾預兵柄，一直到鄭芝龍投降滿清，才慷慨募兵。鄭成功回信給父親的招降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然後，將他平時所穿的儒服燒了，拜辭孔廟，乘巨船而去。

鄭成功在叔父鄭鴻逵的支持下，率領部下先在廣東南沃島起兵，繼而挺進廈門鼓浪嶼，1650年（清順治七年）占領廈門、金門兩島。以後與清軍展開不斷的戰鬥，逐步收覆了福建漳、泉地區，並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廣東潮惠的東南沿海地區。

鄭成功從1646年底開始組建自己的軍隊，幾年內，鄭成功加強了自身力量的積聚，廣泛召募文武人才。他“國姓爺”的名頭，為他招集兵將、擴大軍事實力提供了不少方便。

1651年（清順治八年），鄭成功的軍隊日益擴大，糧餉就成了最大的問題。鄭成功決定親自帶領主力前往潮州，籌集糧餉，留堂叔鄭芝莞留守廈門。鄭成功出師後不久，遇到鄭鴻逵前來接應。左先鋒施瑯此時已經看出廈門新定，主力在外，難免生變，此行結果也難以預測。但施瑯知道鄭成功性格剛強，不敢直說，就假說自己做了個夢，預示出師前景不利，請鄭成功慎重考慮。鄭成功並沒有聽出施瑯的弦外之音，認為他白日說夢，心存膽怯，當即下令把施瑯的左先鋒印和部下兵將移交給副將蘇茂掌管，讓施瑯隨定國公鄭鴻逵一道回廈門。

果然如施瑯所料，清朝福建巡撫張學聖、巡道黃澍、福建右路總兵馬得功獲悉鄭成功主力已經南下，廈門守兵單薄，預備攻打廈門。但這三人並非是為了清廷的利益，而是為了自己的腰包。鄭芝龍因為是海盜出身，開創了海外貿易的壟斷地位，積累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財富。這三人對於鄭氏家族的巨額財富早就垂涎三尺。

這其中還有一層微妙之處。鄭氏家族除了鄭芝龍被軟禁在北京以外，鄭芝龍的母親黃氏和五弟鄭芝豹仍然居住在安平老家，處於清方的控制下。張學聖三人密議後，先去跟鄭芝豹打了招呼。三人調集軍隊偷襲廈門時，搜集了七十條船，其中鄭芝豹就提供了八艘。

廈門守將被擊敗，鄭芝莞驚惶失措，乘船逃跑。不久，清軍攻入廈門城內，倉猝之間鄭成功的妻子董氏帶著鄭經、懷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到鄭芝莞船上。寄居廈門的大學士曾櫻自殺。清軍占領廈門後，把鄭氏家族的金銀財寶掠奪一空。

張學聖和黃澍在廈門分贓後，就先行離開，馬得功仍留在島上。這時，鄭鴻逵帶領的軍隊到達廈門，“覆將城圍住”。馬得功被困在廈門城內，無法脫身，又估計到鄭成功主力回師後必遭滅頂之災。於是，他派人去安平向鄭芝龍的母親求情，請黃氏寫信給鄭鴻逵，讓他網開一面。鄭鴻逵礙於母命，除了歸還繳獲的鄭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將馬得功及其部眾送回大陸。

不久，鄭成功率舟師返航，得知事情始末後，將鄭芝莞斬首，傳示軍中。鄭鴻逵知趣地交出了全部軍隊，不再參與軍事，只留下部分船舶從事對外貿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之後老死在那裏。

到這個時候，鄭成功已經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鄭氏家族中所有的對手；並且，在這年年底，他合並了紹興的魯王朝廷失敗後幸存的水師。這標志鄭成功崛起的第一階段的結束，他這時候才二十七歲。但就這時，發生了施瑯叛逃的事件。

各種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是非常覆雜的，個人的恩怨有時會改變歷史的局部面貌。施瑯和鄭成功是明清雙方爭奪福建沿海地區和臺灣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兩個人物，所以這兩位先後咤叱風雲的人物的分道揚鑣對時局有很大的影響。

施瑯，字琢公，福建晉江人。最初在明總兵鄭芝龍部下任左沖鋒。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進福州，施瑯跟隨鄭芝龍投降清軍，然後被撥歸佟養甲、李成棟麾下，從征廣東，攻打南明兩廣政權。李成棟突然“反清覆明”後，施瑯也跟著李成棟“反清覆明”。施瑯這個人的忽明忽清跟吳三桂和李成棟大不一樣，他是個典型而純粹的軍人。從施瑯的前後表現來看，他是個勇敢的將領，但缺乏政治主見，在政治上表現出反覆無常。對他而言，誰當政都無所謂，“士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唯一行為準則，他總是以個人的立功揚名置於王朝利益之上；但這也充分表明施瑯並無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但因為南明內部爭鬥不斷，加上李成棟對福建將領的排擠，施瑯等閩將又重新投歸鄭成功。

清軍襲占廈門島時，施瑯率領部卒數十人奮力作戰。鄭成功回到廈門論功行賞，獎給施瑯白銀二百兩。表面上鄭成功是賞罰分明，但施瑯一貫恃才傲物，鄭成功早對他懷有戒心。所以盡管鄭成功肯定了施瑯在廈門迎戰清軍的功績，卻不肯歸還他的兵權。

施瑯在廣東時曾經委婉地提請鄭成功註意主力西進後後方兵力單薄的危險，鄭成功聽不進不同意見，解除了他的兵權。在施瑯看來，自己在總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議已經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遣回廈門以後又不顧個人安危，奮勇同清兵作戰，滿心以為鄭成功班師歸來將恢覆自己的左先鋒職務。不料，鄭成功回到廈門以後，並不讓他官覆原職，左先鋒仍由蘇茂擔任，而且提升施瑯的副將萬禮為鎮將（即總兵），施瑯依舊落職閑住。

施瑯因此大為不滿，他這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喜怒形於色，得意時躊躇滿志，失意時口吐不滿，竟然向鄭成功說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借以試探鄭成功對他的態度。鄭成功並不為所動，只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施瑯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真的剃光了頭發，不再參見鄭成功。鄭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剛愎自用，自然對施瑯的態度銜恨在心。

不久後就發生了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鄭彩部下的將領，鄭芝龍降清後，曾德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瑯節制。施瑯被削去兵權後，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系投入鄭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於鄭所”。施瑯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瑯卻悍然不顧，“促令殺之”。

鄭成功見施瑯違令擅殺鄭氏舊將，勃然大怒，斷定他是反形已露，命人包圍施瑯住宅，將施瑯和家屬全部逮捕。不可思議的是，施瑯被捕後，竟然在一些親信部將和當地居民的掩護下，奇跡般地逃到大陸。鄭成功獲悉施瑯已經逃入清方管轄區後，怒不可遏，將施瑯的父親施大宣、弟弟施顯處斬。

施瑯雖然逃走，卻還沒有投靠滿清，直到得知父親和弟弟被殺的消息後，這才對鄭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了清朝。

後來的事實證明，施瑯在明清之際確實是數得上號的出類拔萃的將才，但他在軍旅生涯的前期始終沒有受到重視：跟隨黃道周率軍援贛時所提建議被拒不聽用；降清後隨李成棟入粵又備受壓抑；廣東反正後轉入鄭成功部下本想大顯身手，卻仍受到部分將領的排擠，鄭成功也未能發揮其所長。而後來康熙皇帝對施瑯恩威並用，深得禦將之道，施瑯作為一位傑出的海軍將領的才能充分得以展現。

鄭氏家族靠海上活動起家，而清軍不習海戰，這是鄭軍能夠長期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重要原因。因為鄭成功處置失當，施瑯投入了清方懷抱，使清廷能夠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抗衡的水師，這對後來局勢的發展是關系匪淺的。

從1651到1652年（順治八至九年），鄭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區多次擊敗清軍，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鄭成功對清廷來說，有如芒刺在背。從1652年起，順治皇帝利用被軟禁在北京的鄭芝龍，開始與鄭成功和談，歷時兩年。為了表示誠意，清廷還將1651年攻入廈門掠奪鄭成功等人家產的福建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興泉道黃澍交三法司審訊。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時，張學聖、馬得功、黃澍一口咬定“城內沒有財物”，抵賴得幹幹凈凈。三人暗中用贓物買通了一些官員，三法司在定罪時游移其詞，最後不了了之。但逮捕巡撫、總兵、道員一舉，實際上是對鄭成功表示一種和解的政治姿態。

清廷讓鄭芝龍出面寫信，動以父子之情，並表示只要鄭成功剃發歸順，即可保持自己的軍隊，仍舊鎮守福建沿海，不必進京，借以解除鄭成功擔心重蹈父親覆轍的疑慮。而鄭成功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勸降書信迅速作了回答。

在這裏，人們有機會看見了鄭成功一生中最狡詐的表演。他真的考慮降清嗎？他對落在清廷手中的父親和其他親屬的命運真的無動於衷嗎？或者，他拖延談判是為了籌集戰爭資金和保護他的父親？

顯然，鄭成功把“和談”看成是一種緩兵之計；而清廷的目的則是“招撫”，就是說，讓鄭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在這樣各懷目的的情況下，雙方自然永遠達不成協議。鄭成功表面上為自己贏得了時間，但因為清軍一貫的不善水戰，滿清同樣也贏得了時間。所以在和談失敗後，雙方都急切地要一決雌雄。

1654年（順治十一年）年底，清帝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率師征討鄭成功。鄭成功則立即出兵收覆漳州，並包圍了泉州。這個時候，鄭成功寫信給泉州守將，說你們先投降我，我再帶你們投降清朝。鄭成功的態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到底主和還是主戰，是為清還是為明，但其實他是為了自己的地盤。鄭成功的這種信件當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被福建巡撫佟國器回信斥之為“侈口而談，驕蹇滿紙，殊堪噴飯”。

面對清方主力的迫近，鄭成功采取的對策是揚長避短，把兵力集中到海上。為了避免清軍憑城固守，他下令拆除了大陸上鄰近廈門的大多數城市和據點的城墻。同時，清廷頒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

之後不久，鄭成功派人會同張名振部收覆了舟山群島。但不久後張名振去世，死因眾說不一，一說為鄭成功派人毒死。張名振在臨終前把自己的舊部托付給監軍兵部右侍郎張煌言，鄭成功卻下令由陳六禦接管。但次年清軍再度占領舟山，陳六禦陣亡，張煌言成了原魯監國系統軍隊的主要領導人，繼續同鄭成功聯合作戰。

濟度於1655年九月到達福建，他的軍隊由於長途行軍而疲憊不堪。直到1656年四月，他才有能力對金門島發動一次進攻。隨後的戰鬥被颶風打斷，結果清軍艦隊全被摧毀。

本來形勢對鄭成功十分有利，但這個時候又出現了海澄事件。

鄭成功禦將之道一向以嚴著稱，但他的性格過於剛強，往往失之偏激。左先鋒蘇茂因為曾經掩護施瑯逃走，一直為鄭成功記恨，借小過將他斬首。最不可思議的是，鄭成功在處死蘇茂之後，立即派因同樣的過錯被責備的黃梧和蘇明（蘇茂族弟）鎮守海澄縣。這裏“阻山臨海，兩城對峙，夙稱天險”，鄭成功動員大量人力修建了堅固的城墻，屯積大量軍械、糧食，使之成為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大陸前進基地，同金門、廈門組成犄角之勢。黃梧既牽連受責，心懷二意，就同“痛兄蘇茂被戮”的後沖鎮副將蘇明密謀降清。1656年（順治十三年）六月，黃梧、蘇明帶領部下叛變，把海澄縣獻給清方。海澄之失，對鄭成功是一個重大打擊，迫使他提前開始他的北伐。

1658年（順治十五年），清軍三路進兵西南，李定國等戰敗，永歷朝廷形勢危急。鄭成功見清方主力集中於西南，認為這是擴大以自己為首的東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時機，決定率領主力乘船北上，展開長江戰役。幾次長江之戰在張煌言一篇中有詳細論述，這裏不再多提。總之，由於鄭成功的私心自用和坐失良機，鄭成功的長江戰役最終以失敗告終。時為1659年秋。

【十一 收覆臺灣】

在進攻南京戰役失敗以後，鄭成功把目光轉向了臺灣。鄭成功為人志大才雄，遇事獨斷於心，具有極其堅毅的性格。在決策收覆臺灣問題上又一次顯示了他的這種性格特征。

當時許多人都不讚成鄭成功的決策覆臺，因為當時的臺灣遠在海中，又是一個疾病流行的蠻荒之地。張煌言還認為鄭成功覆臺的目的是脫離抗清前線，僅從鄭氏一家私利考慮，取遠離大陸的臺灣為安身立命之所。但是，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清廷已經比較牢固地穩定了在大陸的統治，鄭成功必須面對現實，為解決數十萬兵員和其他人士的糧食、物資供應，光靠金門、廈門、南澳等彈丸之地是絕對支持不下去的，而臺灣地大，可以墾荒種田，加上靠近東南亞，可以大力發展貿易，能夠解決絕大部分軍需。鄭成功正是有見及此，不顧張煌言和部下多數將領的反對，毅然決定收覆臺灣。臺灣之役也使國姓爺（Roksing Koxiga）之名隨著“海上馬車夫”荷蘭人的敗退顯於歐洲。

荷蘭在歷史上有過一段耀眼的輝煌。十七世紀上半葉，它擁有商船一萬六千艘，是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國商船總噸位的四分之三。荷蘭人壟斷了世界的貿易，荷蘭商人的足跡遍及五大洲各個角落，因而荷蘭人被稱之為“海上馬車夫”。荷蘭十七世紀上半葉對海上的壟斷權，當成為後起的英國海外擴張最大的障礙和威脅之時，戰爭就不可避免了。英荷戰爭（1652～1674年）後，盡管荷蘭在軍事上沒有完全輸給英國，但從整體上說，荷蘭海上實力大為削弱了。荷蘭在經濟、貿易、海運方面的實力大為下降，從此“海上馬車夫”把海上霸權讓給了英國，淪為歐洲二流國家，英國成為海上霸主。英荷戰爭因此成為“海上馬車夫”永久的憾事。

再來看看臺灣的歷史。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嶼，島上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然而，在荷蘭人據臺統治及明鄭時期之前，臺灣原只是一個海上荒島，一個尚無文字記載的原始社會，原住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而在中國的史料中，也只留下“夷州”、“流求”等無法確定是否就是臺灣的記載。即使在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時，臺灣仍舊在航線之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水手的一聲驚嘆：“福摩薩（歐洲人對臺灣的稱呼），美麗之島！”才喚來了西方國家對臺灣的註意，也把臺灣推上了各方海上勢力覬覦、駐足的舞臺。

對海上貿易集團來說，臺灣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從臺灣往東可達日本，往西通過臺灣海峽可抵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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