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潞王監國】

馬士英與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後，護送朱由崧的母親鄒太後前往浙江。途經廣德州時，馬士英要進城休息，知州趙景和見這一行人狼狽不堪，哪像是要護送太後去杭州的隊伍，懷疑其中有詐，關閉城門不讓進城。馬士英大怒，攻破該城，把趙景和處斬，大肆搶掠之後才離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馬士英奉鄒太後到達杭州，“武林沸騰”（清·徐芳烈·《浙東紀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員都來朝見。杭州在南宋時曾是中國的國都。

不久，黃得功兵敗自殺、弘光帝被俘的消息傳來。杭州的文武官員請命潞王監國。然而，這時的形勢已經同1644年南京立國時大不一樣，曾經跟弘光帝搶當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監國將成為清方打擊的主要目標，拒絕接受。弘光太後流著眼淚反覆勸說後，他才勉強答應。

朱常淓出任監國後，實權仍在馬士英一夥手中。黃道周認為民心可用，主張召募義兵。可是，朱常淓卻是個扶不起的阿鬥，監國的第二天就根據馬士英的意見，派陳洪範去同清軍講和，以割讓江南四郡為條件。

陳洪範在弘光朝廷初立時曾隨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當內奸。他回到江南以後寫了一篇名為《北使紀略》的文章恬不知恥地宣揚自己效忠於明朝廷，背後卻到處散布清軍勢大難敵，勸人及早投降，被人稱為“活秦檜”。這次，又在馬士英主持下作為監國潞王的代表，乘坐懸掛著“奉使清朝”旗幟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賣國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黃道周為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卻惟恐黃道周入閣將影響自己攬權，把監國的令旨繳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馬士英仍夢想茍且偷安的時候，清軍卻迅速地向杭州逼進。

陳洪範同清軍談判後，回到杭州就勸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貪生怕死，決定奉表降清。總兵方國安和侄兒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領兵馬護送弘光帝到蕪湖，朱由崧被俘以後，他們又來到杭州，所部兵馬還有一萬名左右，準備擁立潞王保衛杭州。沒想到朱常淓已決意降清，在方軍同清軍戰於湧金門下時，朱常淓竟喪心病狂地“以酒食從城上餉滿兵”。方國安等極為憤慨，東渡錢塘江，後來參加擁立魯監國的行列。馬士英在混亂中被方國安軍隊挾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軍不費吹灰之力占領杭州。

1645年七月，多爾袞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帶不戰而定的捷報後，認為南方用兵已經基本結束，起自塞北的滿洲兵將又難以忍受江南暑熱，於是他下令豫親王多鐸等班師回朝，同時任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為“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接管江南各地。

豫親王多鐸滿載而歸地北返，所攜帶的金銀財帛不在話下，同時還帶了一名擄來的江南婦女，名叫劉三季。

劉三季是虞邑黃亮功的繼妻。清軍南下前，黃亮功病死，劉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後來被清軍擄掠，獻給了多鐸。多鐸見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艷，便要逼她侍寢。不料劉三季是個烈性子，拼死不從，情急下用頭去撞柱子，幸虧被別的婢女攔住，才沒有變成血汙美人。據說劉三季有一頭烏黑油亮、光可鑒人的秀發，大哭大鬧下，弄得披頭散發，反倒顯得更加楚楚可憐。多鐸自南下以來，頭一次見到如此風情的女子，倒對劉三季多了幾分佩服，動了幾分真情，不敢再強行相逼，只讓婢女小心服侍。

劉三季被多鐸帶回北京後，居以大廈，被以華縠，奉以珍饈，但她依然不肯見從，對多鐸始終是冷顏冷語。多鐸頗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為上的道理，他打聽到劉三季跟亡夫黃亮功有個女兒叫黃珍兒，在兵亂中失落江南，於是派人到江南尋訪到黃珍兒，安排與劉三季見面。劉三季見到愛女，又驚又喜，果然從此對多鐸態度大為改變。

事有湊巧，多鐸的正福晉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鐸於是派能說會道的婢女去勸劉三季，承諾讓她作正福晉。多鐸是多爾袞的親弟弟，當時是滿清朝中的第二號實權人物，稱得上是天下最搶手的“鉆石王老五”。劉三季究竟是婦女心腸，事情到了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煉剛為繞指柔，從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極品命婦。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權的話題。從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監國總共只有六天，時間極短，且毫無作為，成為南明史上的一個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後來被多鐸帶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現出了種種厚顏無恥的諂媚滿清的醜態。不過，在1646年，清廷為絕後患，借口在京明朝諸王與外地明大臣勾結，蓄意謀反，下令將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處死。

這些人的不幸命運，不論多少原因，都是時代悲劇的大環境下的小氣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 剃發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後，投降的南明官員錢謙益勸清軍統帥豫親王多鐸說：“吳地民風柔弱，飛檄可定，毋須再煩兵鋒大舉。”錢謙益此話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倉農奴為了搶奪先前的主人造過幾次反外，一時還真沒什麽對清軍太大的襲擾。各地鄉紳為了自保，也紛紛在城墻上大書“順民”二字。錢謙益與各地鄉紳的信中也稱大清“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尤其是對揚州大屠殺的恐懼，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確實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開始認真思考頑強抵抗後的毀滅後果。

讓人極其駭震的是南京和揚州的結果昭然在目——“揚州十日”殺了八十萬人；南京在弘光跑後由趙之龍、錢謙益等人手捧明境圖冊和人民戶口向清豫王多鐸行四拜禮獻降，二十餘萬兵馬束手投兵。清軍兵不血刃，果然沒有大行殺戮——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確實為江南士紳民眾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註：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實際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營默許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滿清當時的大屠殺以達到“震攝”中國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時移，中華民族心理日益堅強，大屠殺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敵愾之抵抗決心。』

偏偏就在此時，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發令”。本來，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鐸還下過一道命令：“剃頭一事，本國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但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多爾袞下令所有漢人都必須剃發，“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而這一忽然而來並導致數百萬人頭落地的命令，竟源於一個漢族降臣孫之獬。

孫之獬，山東淄川人，明朝天啟年間中進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覆無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軍入關後，孫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搖尾乞降的漢官，並當上了禮部侍郎。為報新主提拔之恩，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麽平定大計，孫之獬就走個“偏門”，主動剃發。孫之獬前腦門一溜精光，後面也拖個大辮子，並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滿服，施施然來，上朝時想博個滿堂采。但當時漢人官員仍是博冠大袖，漢人裝束，見這麽一個老狗不倫不類，都心中覺得可笑又可鄙，揚袖把他排擠出班。滿族官員自恃是統治征服民族，也都紛紛腳踢笑罵，把他踹出滿班。惱羞成怒加上氣急敗壞，孫之獬下了朝後就立馬上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議在全境範圍內給漢人剃發，其中有幾句話直撓清帝（也就是多爾袞）心窩：“陛下平定中原，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之從陛下也！”

清帝順治當時年僅七歲，全權大事全部由攝政王多爾袞一人裁決。多爾袞等人本來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孫之獬這一陰激，也覺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爾袞入關之前，滿人大學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進獻了滿文寫的遼、金、元三朝史料，想使這些過往“異族”入主中原的歷史經驗“善足為法，惡足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層“漢化”。特別遼、金兩朝，“漢化”最終導致了皇族的消沈和委瑣懦弱。孫之獬的進言，正好挑起多爾袞的警惕之心，想先從形式上消除“漢化”的潛在危險——好！我先下手為強，先給全體漢人先來個“滿化”，強迫剃發！

中國地廣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學為源的中國人，大多將朝代興疊看成是天道循環。尤其是明清之際，中國仍處於封建性農業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相當一部分官紳地主居住於鄉村。這些人一般和當地的政府關系很淺，和中央政府更是毫無直接關系，所以改朝換代從通常的意義來說很難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誰當皇帝對這些人來說都無所謂。衣服裝飾雖然看似無關緊要，但是習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表征。像滿清這樣用兵力侵略的異族，強使原來的漢族放棄原有的服飾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毀其文化，而且強行加上了一種屈服的標識，是一種對人格尊嚴的侮辱。如果從文化、財產、等級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眾還存有歧異的話，在這種保衛自身精神和風俗的立場方面所有漢人幾乎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無論官紳還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變成野蠻的“夷狄”。原本已經降附的地區紛紛反抗，整個中國大地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連真心歸附清朝的漢人學者也在筆記中紛紛不平地記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凡中朝臣子皆束發頂進賢冠，為長服大袖，分為滿漢兩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剃發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於是（孫之獬）羞憤上書……於是削發令下，而中國之民無不人人思螳臂拒車鬥，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孫）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研堂見聞雜記》）

不過，孫之獬後來的下場並不好。三年多以後，因為受人錢財賣官，孫之獬受彈劾，被奪職遣還老家淄川。恰好趕上山東謝遷等人起義，攻入淄川城，孫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憤怒的民眾一並殺死，“皆備極淫慘以斃”。孫之獬本人則被五花大綁達十多天，五毒備下，頭皮上被戮滿細洞，人們爭相用豬毛給他重新“植發”，最後還把他的一張臭嘴用大針密密縫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爾。當其舉家同盡，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此種下場，連仕清的漢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災樂禍。

多爾袞剃發令下後，太倉、秀水、昆山、蘇州、常熟、吳江、嘉定等廣大地區義民紛起，紛紛殺死清軍安排的地方官吏，開始了反清覆明的抵抗運功。但是百姓們無組織已久了，臨時的集合，如何能敵得久經征戰的軍隊？所以江南的義兵，大都不久即敗。

【三 江陰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軍占領南京後，立即派出使者招撫南直隸各府縣。絕大多數地方都懾於清朝兵威，納土投降。只有楊文驄（即那位畫桃花扇的才子）帶領一支軍隊闖入蘇州，將滿清派來招撫蘇淞地區的黃家鼎等處斬。但楊文驄卻沒有組織當地紳民據城固守，而是在清軍來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時，清軍基本上已經控制了江南，就連多爾袞也驕狂地以為天下已定，下令多鐸等回師北京。但隨後導致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的卻是滿清的剃發令，這是多爾袞的重大失策。

多爾袞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報後，即遣使諭豫親王多鐸，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發，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在民族危難關頭，江南各地的漢族紳民迫於剃發令，群情激奮，紛紛自發舉兵抗清。其中的一個地方就是上海與南京之間的美麗水鄉——江陰。它抵抗清軍達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時候，有七萬多人死於清軍將領下令進行的血腥屠殺之中。

滿清委派的知縣方亨到江陰上任後，遵照清廷法令張貼布告，令百姓剃發。方亨叫書吏把府文寫成布告張貼，其中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話，書吏寫到這句話時，義憤填膺，把筆扔到地上說：“就死也罷！”消息很快傳遍全城，一時人人群情激憤。

方亨見士民不從，秘密報告常州府請上司派兵“多殺樹威”。這封密信在送出城時被義民搜獲，義民自發地將方亨逮捕，推典史陳明遇為首，以“大明中興”為旗號，自稱江陰義民正式反清。

陳明遇自感到缺乏軍事組織才能，在他推薦下，江陰士民將鄉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時調升廣東英德縣主簿，未赴任）閻應元迎接入城擔負守城重任。

閻應元這個人因為江陰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經傳。後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相當傑出的人才，軍事才華遠在史可法之上。但就是這樣一個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個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見陳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閻應元入城後立即把全城的戶口分別丁壯老幼詳加調查，挑選年輕力壯的男子組成民兵，會合鄉兵二十餘萬人分班上城，每個城垛十名，按時換班。由武舉人王公略守東門，汪把總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自任守北門。他和陳明遇兼負晝夜巡查四門的責任。對城中過往行人嚴加盤詰，肅清內奸。為了解決軍械糧餉供應，閻應元同紳民商議後，委任擅長理財人士負責把城內公私所藏物資分類征集，統一分配使用。在閻應元的領導下，很快就做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條。

清兵聞訊後，只派了三百人趕來鎮壓。可見清軍統帥多鐸根本沒有將江陰這個小城放在眼中。但隨後清軍三百人都被江陰義民殲滅於秦望山下，多鐸大為憤怒，派降將劉良佐領部兵數萬來攻。劉良佐即當初的江北四鎮之一，被弘光皇帝封為廣昌伯，結果清軍南下時不戰而降。

劉良佐率軍包圍了江陰縣城後，屢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書信入城招降，甚至親自來到城下現身說法，要閻應元投降。閻應元在城頭痛斥劉良佐的背叛明朝，說：“有降將軍，無降典史！”劉良佐無言可對。

多鐸先派恭順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協攻”，接著又派貝勒博洛和貝勒尼堪帶領滿洲兵攜帶紅衣大炮前往攻城。這些紅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來到江陰城下，認為劉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卻連一個江陰縣城也攻不下來，一定是沒有盡心盡力，於是下令打了他一頓板子。劉良佐慚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閻應元、陳明遇也鼓勵城鄉義勇扼守危城，並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聯絡各地義師來援，卻始終沒有得到江浙救兵。堅持了八十天後，清軍集中大炮轟擊城東北角，城墻崩塌，清軍蜂擁而上，江陰因此失守。陳明遇巷戰而死，閻應元負傷後投湖自殺，卻被清軍及時從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軍屠城兩日後才“出榜安民”，城內百姓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將近七萬人死於清軍的血腥屠殺中。當時人士寫了一副對聯讚揚江陰百姓的英勇犧牲精神：“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裏江山。”

《江陰城守後紀》的作者總結道：“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閻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在福州繼統的隆武皇帝聽說涇縣和江陰百姓的堅貞不屈，深為感動，說：“吾家子孫即遇此二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風披靡之時，閻應元、陳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憑借江陰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對強敵，臨危不懼，堅持了近三個月，實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

與江陰百姓抗清同時，嘉定縣民也因清政府強迫剃發起兵。滿清委派的知縣頒布剃發令後，嘉定百姓憤憤不平，拒不從命。有人征詢著名鄉紳侯峒曾（天啟五年進士，弘光時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見。他毅然回答：“聞徐太史汧護發自裁，何不奮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說，他反對劉宗周、徐汧的只顧自身名節的消極抵制，主張積極地起兵抗清。

於是侯峒曾帶領兩個兒子侯玄演、侯玄潔，進士黃淳耀及其弟黃淵耀入城倡義反清覆明。他們同當地士紳會議後，決定率領百姓上城畫地而守，並城上樹立白旗，上面寫著“嘉定恢剿義師”。

嘉定紳民起義反清後，清吳淞總兵李成棟立即領兵五千來攻。

李成棟原為高傑部將，曾任明朝徐州總兵。這個人是個極為覆雜的人物，他的一生歷程很難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奪，更難以用好或是壞來對他個人加以形容——“揚州十日”的大屠殺中有他為清兵賣力殺戮的前驅身影，“嘉定三屠”則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舉發號施令而造成的慘劇，後來他還是擊滅南明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鍵的首功之將，是生擒紹武帝朱聿粵的不替功臣，又是滿清攻滅南明江浙，福建、兩廣廣大地區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議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間，這個人良心發現，搖身一變，又成為南明永歷帝的不貳忠臣，與金聲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國“反正”，重新成為明朝的“忠臣義士”，而且蹈死不顧，死而後已。促使李成棟反正的原因跟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如出一轍，竟然也是“沖冠一怒為紅顏”。這位曾經殺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將軍最後竟能置安危於不顧，亂流趨敵，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親口謚“忠烈”二字，贈太傅、寧夏王。他一生反覆的大起大落，比吳三桂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原本就是一個神秘的作坊。關於李成棟，我們在後面的篇章中還會有專文講述。

嘉定城在黃淳耀的領導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墻，並且派了一個密使前往在蘇州與松江一帶活動的覆明分子吳志葵那裏，請求立即給予增援。八天後，盼望已久的吳志葵的援軍終於趕到了。然而，這支由蔡喬率領的隊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裝備極差，轉眼間就被李成棟的部隊攔截擊潰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現在意識到，他們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黃淳耀等人本來想借用城外鄉兵扼阻清兵。可是，四鄉鄉兵都是臨時組織起來的農民，根本沒有作戰經驗，人數雖多，實際上處於一種無序無領導的狀態，難以同正規清軍作戰。雙方才一交鋒，鄉兵就不戰自潰，“走者不知所為，相蹈藉而死”，許多人被擠入河中淹死，“屍骸亂下，一望無際”。

不過鄉兵經常能消滅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棟的弟弟就在鄉兵的一次伏擊中被殺死。李成棟惱羞成怒，親自率領全部人馬進攻城北的婁塘橋，大部分鄉兵都聚集在這個地方，於是有上萬的農民在這裏被殺死了。

三天後的黎明時分，在紅衣大炮的隆隆炮聲中，李成棟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奮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斬首，他的兒子侯玄演、侯玄潔同時遇害。黃淳耀躲進一座寺廟，在墻上寫下一段悲壯之辭後，上吊自殺。

出於野蠻的報覆之心，李成棟下令屠城，清軍“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從棘，必用長槍亂攪”，一心要殺個雞犬不留。當時的慘景，有親歷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證：“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間地獄圖。

就像揚州的情況一樣，婦女們慘遭強奸。如遇抵抗，這些前南明軍隊就用長釘把抵抗婦女的雙手釘在門板上，然後再肆行奸淫。一頓殺戮過後，李成棟屬下又四處劫掠財物，見人就喊“蠻子獻寶”，隨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銀，前南明軍隊就歡躍而去；腰中金銀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淺，刀刀見骨。當時“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大屠殺持續了一天，直到屍體堵塞了河流，大約有三萬多人遇害。這就是史冊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後，這五千拖著大辮子的漢人清軍竟搶奪三百大船的財物，統統在李成棟的指揮下運離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難仍然沒有結束。李成棟大屠殺後的三四天，僥幸逃脫的嘉定的幸存者開始溜回城裏。中國人普遍有種強烈的鄉土情結。黃河邊的原住民寧可坐以待斃，也不願意喬遷他鄉；即使政府強令遷徙，沒多久，他們也會回來，不管當地多窮多苦。嘉定的紳民也是如此，他們回城後看到如此慘狀，立即在一個叫做朱瑛的義士領導下，重新集結起來，共兩千多人。朱瑛領導著幸存者們在這座殘破的城市展開了一場反屠殺運動，處死了歸降清軍的漢奸和清軍委派的官吏。

同時，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鄉兵隊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岡，他們一旦發現那些剃了發的人，就將這些人當場處死。李成棟的一支小分隊也被這群鄉兵殲滅。李成棟狂怒下派了一支大軍進入葛隆和外岡，屠殺了所有的居民。這兩個城鎮也被夷為平地。

李成棟任命的新縣令浦嶂為虎作帳，又領著李成棟軍士直殺入城裏，把許多還在睡夢中的居民殺個精光，積屍成丘，然後放火焚屍。浦嶂不僅把昔日幾個朋友婁覆文等人整家殺盡，還向李成棟進言：“若不剿絕，必留後患！”清軍殺得興起，嘉定又慘遭“二屠”。據說，在“二屠”之後，嘉定的富人和窮人間已無區別。

二十多天後，原來南明的一個名叫吳之番的將軍率餘部猛攻嘉定城，周邊民眾也紛紛響應，竟在忽然之間殺得城內清兵大潰出逃。不久，李成棟整軍反撲，吳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經過作戰訓練，很快就潰不成軍，吳將軍自己也提槍赴陣而死。李成棟軍第三次攻城，不僅把吳將軍數百士兵砍殺殆盡，順帶又屠殺了近二萬剛剛到嘉定避亂的民眾，血流成渠，是為“嘉定三屠”。

“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徹底的毀滅，以及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無論如何，長江下游地區的抗清運動減慢了清軍進軍的勢頭，從而給南方其他地區明朝抵抗力量的組織和準備贏得了時間。但是，很難說這會是明朝的轉機。

【四 隆武政權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即杭州落入清軍之手前三天，唐王朱聿鍵見潞王朱常淓已經決定投降，不勝憤慨，在一批文官武將的支持下，離開杭州前往福州籌辦監國。

朱常淓降清以後，局面非常混亂，只有皇帝的號召力才能振奮精神，重新組織起力量。但封建時代帝位的繼承，血統的親疏是個重要條件。唐王朱聿鍵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兒子安王朱楹的八代孫，在譜系上同崇禎皇帝相距很遠，按常規是輪不到他的。但此時朱由檢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廣西的桂王（即後來的永歷皇帝），當時的南明政治中心在東南，東南士紳急於解決繼統問題，不得不就近從疏藩中推選。

朱聿鍵本人雖然貴為王孫，從小卻飽經憂患。他是太祖朱元璋九世孫。朱聿鍵的爺爺唐端王嫌世子（朱聿鍵之父，後來被追封為裕王）嘴舌上長個大瘤子，又愛小妾生的兒子，就常年將裕王囚禁在內官宅。朱聿鍵生下來後，八歲才由曾祖母請師父教他讀書寫字，“僅辯句讀”。他十二歲的時候，曾祖母病死，朱聿鍵失去了最後的保護，被跟父親關在了一起。唐端王還暗中命人不給朱聿鍵父子送飯，想活活餓死他們，幸虧暗中有人幫忙送飯，父子在囚房中過了十六年。崇禎二年（1629）二月，裕王被急切想襲唐王王位的弟弟鴆死。同一年，唐端王病死。朱聿鍵總算苦盡甘來，以長子長孫的身份襲封南陽。

『註：鴆實際上是一種毒酒。傳說中的鴆是一種毒鳥，黑身赤目，雄的叫運日，雌的叫陰諧，喜食蛇，尤其是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崇禎九年，唐王朱聿鍵殺了害死他父親的叔叔。但他的苦難在這一年又開始了，崇禎因清軍叩關，詔令各地勤王。唐王朱聿鍵接到詔令後，立即北上趕去勤王，剛到裕州，便接到崇禎聖旨，說他擅離封土，居心叵測，勒令退還。朱聿鍵摸不著頭腦，只好遵旨南歸。後來部議加罪，竟然將朱聿鍵廢為庶人，幽錮在鳳陽高墻內。一直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殺，朱聿鍵才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下旨放出，但已經又被關押八年多。這位金枝玉葉真是倒黴，活到四十三歲的年紀，在囚牢裏倒有二十四年之久。

由此可以知道朱聿鍵和其他藩王的經歷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後的四十三年裏除了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九年的七年奉藩生活外，其餘歲月都是在逆境中度過的。多災多難的經歷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沒有的磨煉，增加了許多閱歷，在國家處於危難時期正是充當最高統治者的有利條件，所以他得到了黃道周等人的大力推舉。

於是，朱聿鍵在衢州宣布了即監國位的決定，然後這一行人繼續南行，翻越仙霞嶺，前往福州。

1645年六月初六日，朱聿鍵由南安伯鄭芝龍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監國。二十天以後，又在臣僚的擁戴下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以福州為臨時首都，政府名為天興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為行宮。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個政權，一般稱為“隆武政權”。

舉行登基大典儀式當天，“大風霧起，拔木揚沙”，尚璽官的坐騎受驚，玉璽摔落，碰壞一角。雖然兆征不祥，君臣還是很有平覆天下的決心，銳意恢覆。由於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迥然不同，他善於撫慰群臣，樂於納諫，甚至同意招納“大順軍”（李自成軍）餘部，以共同抵抗清軍。同時，針對南明軍殺害剃發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這一諭旨使得一般百姓歡呼鼓舞，紛紛來投。

朱聿鍵以明朝宗室遠親即位稱帝，實是時勢使然。但他一年以前還是高墻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沒有足夠的名分，盡管他頗想有一番作為，重建明朝江山，可先天的弱點使他不能不依賴福建的實權人物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即位後，朱聿鍵就以擁戴功加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虜侯。為了收攬人心，朱聿鍵任命黃道周等二十餘人為大學士，入閣人數之多，在明代歷史上從未有過。

隆武朝廷建立後，頒詔各地，得到了兩廣、贛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殘明政權的承認。

【五 魯王監國】

1645年（清順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會杭州被清軍占領，不少州縣也遞上降表，歸順清朝。但隨著滿清頒布了剃發之令後，“人護其發，道路洶洶”。在這種情形下，亡國之痛以強迫剃頭為引線迅速點燃了一場反清的熊熊烈火，浙東各地紛紛起兵抗清。

寧波府起兵反清後，原太仆寺卿謝三賓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攜帶親筆書信前往定海請王之仁出兵鎮壓。同時，占領寧波的錢肅樂（原刑部員外郎）也派倪懋熹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兩位負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幾乎同時到達定海。

當時，駐於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已經投降滿清，貝勒博洛命他繼續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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