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清軍已經蜂擁著沖進城來。史可法眼看城已經沒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隨從的將領們搶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裏的刀奪了下來。史可法還不願走，部將們連拉帶勸地把他保護出小東門。

這時候，有一批清兵過來，看見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員的裝束，就吆喝著問他是誰。史可法怕傷害別人，就高聲說：“我就是史督師，你們快殺我吧！”

於是揚州在傾盆大雨中陷落，史可法被害，時年僅四十四歲。揚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皆殉難死。

在流血漂櫓的揚州城頭，屍山血海中面對著劈來的鋼刀依然怒罵不止的史可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裏閃過的會是什麽念頭？

是亡國滅族的無邊絕望，還是回首前塵的深深懊悔？

揚州是江南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也是清軍入關以來首次遇到的軍民一體的堅強抵抗。為了對揚州人民進行報覆，也是滿清想殺一儆百，於是多鐸下令，燒殺搶掠持續十天。歷史上把這件慘案稱作“揚州十日”。

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幸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如二十七日，“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

清軍開展大屠殺後，揚州頓成地獄。比地獄更難忘的場景是那些百姓引頸受戮的場面。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清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男子，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立即戰戰兢兢，無一敢動。然後這個清兵押著這些人去殺人場，無一人敢反抗不說，甚至沒一人敢跑。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相同的情形發生在三百年後的南京，一個師的國民黨部隊遇見十六個日本人的小隊，就乖乖投降了。幾百個日本兵押著幾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屠殺，這些俘虜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

揚州變成了屠場，血腥惡臭彌漫，到處是肢體殘缺的屍首，一切社會準則都不覆存在了。二十四橋明月地，盡成煙燼。若是史可法看到這些，他一定會後悔沒有投降，而給他的百姓們帶來這麽大的災難。

揚州城中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女子，願意把她們的身體獻給清兵而換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滿城的哀號慘叫中精心梳妝打扮，然後倚門而笑，向清兵獻媚。一個清兵士卒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清軍挑選出年齡在十四到三十歲之間的婦女，然後將她們帶走。很多年後，直到康熙年間，還有人在寧古塔（黑龍江）或蒙古附近看見過這些年紀已大、飽受欺辱的婦女，她們操揚州口音，身穿著獸皮，永遠無法返回家鄉。

史可法的養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殺他時，史德威大喊說：“我是史可法的兒子！”多鐸於是命前面殺死高傑的許定國審問史德威。

這時候清兵發現了史可法生前寫給豫親王多鐸的信，信中寫道：“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鐘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多鐸看了信後非常感慨，下令放了史德威，好讓他去給史可法收屍。多鐸還讓人在已經破落不堪的揚州城內建祠，以紀念史可法的在天之靈；並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

大屠殺之後，史德威進城尋找史可法的遺體。由於當時天氣較熱，屍體已經腐爛，無法辨認。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過的袍子和用過的笏板，埋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這就是到現在還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謚“忠正”。因此牌坊上題額為“史忠正公墓”。

順治十年（1653），史學家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冢，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覆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有一首三十五韻的五古長詩——《哀詞·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開府都督淮陽諸軍事史公可法》，主要是記錄史可法的生平事跡。侯方域認為史可法用兵不如諸葛亮，而死節則可擬為文天祥。

無論史可法的才能如何受到後世質疑，史可法死後，立即在南明士紳中被視為抗清覆明的英雄備受敬仰。後來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認為是僅次於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洪承疇被滿清派到南京任招撫江南大學士時，有人在烏龍潭寫了一副對聯：“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談遷《棗林雜俎》）對聯中巧妙地鑲嵌了史可法和洪承疇二人的名字（“成仇”為“承疇”的諧音）。

1648年（順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覆明，巢縣生員祖謙培、無為州生員沈士簡等十餘人聽說後，都“頭巾藍衫”前往謁見，共圖義舉，後來遭到滿清政府的無情鎮壓。

“偽史閣部案”起時，滿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親、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個投降滿清的鎮將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義，便出面說：“過去在攻打揚州的時候，我是前鋒，史公其實死在我手上。賊人不過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懷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給冒名頂替之人有口實了。”（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滿清這才釋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這次偶然的事件卻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煩，滿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遺孀李夫人，想要娶這位美貌的寡婦，並派了一個使者把聘禮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親茫然不知如何應對，但李夫人卻一口答應了下來。她從來人帶來的禮物中拿了一個金盒走進裏屋。過了一會兒，家中的女仆哭著出來說，李夫人有回禮給使者，請替她感謝這位滿清王公。使者打開金盒一看，裏面擺著李夫人自己割下來的鼻子和耳朵。

無論如何，“偽史閣部案”說明史可法在南明紳民中享有相當高的聲望，事隔三年，竟然還有如此號召力。

【九 改換門庭】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幾乎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

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不久後，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也叛變投降。

這些將領原本就沒有忠貞報國之志，只是擁兵自重，挾制朝廷之心。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投降的總兵李成棟等人後來為清廷征戰時表現出相當的戰鬥力，李成棟重新舉兵反清時，滿清貴族也視之為畏敵。

揚州的失陷也預示了弘光政權的命運。消息傳到南京，弘光朝廷頓時陷入一片驚惶失措之中。與曾在崇禎皇帝最後幾天向皇上提出南遷建議相似，錢謙益主張，首都應該遷得更南，也許可以到貴陽去。弘光皇帝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開初還對長江天險寄予希望。五月初五日，清軍進抵長江北岸，主力集結在長江北岸儀真至瓜州之間。對岸，在大運河入長江處，有大量明朝軍隊保衛府城鎮江和那裏的運輸站。初九日夜，清軍利用黑夜和大霧，將紮有火炬的木筏送過江，引誘明守軍開炮射擊。同時，一支先頭部隊在西邊偷渡過江。第二天早晨，當鎮江守軍發現清軍就在附近時大為恐慌，棄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帶著馬士英等少數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蕪湖附近的黃得功駐地逃去。第二天，當發現皇帝不見了時，大多數官員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幹脆閉門等候。

老百姓則洗劫了皇宮和高官住宅。一個監生領著一夥暴民從獄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讓他穿上宮中的戲裝“登基”，並在武英殿建立一個小朝廷。“太子雖為百姓擁入，文、武元老無一至者”。

《江南見聞錄》記載：初十一這天，“兩月以來，天氣陰霾淒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暢”。

南京守備勳臣忻城伯趙之龍為首的勳戚大臣卻決定降清，派人前往清營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趙之龍、錢謙益等獻南京城投降。在傾盆大雨和泥濘中，多鐸受到的歡迎和他的哥哥多爾袞在北京受到的歡迎一模一樣。南京的整個南明政權和它在前線的大部分軍隊都這樣投降了敵人，為他們的新主子將來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幹和軍力。

最可笑的是，當豫親王多鐸入城的時候，當地開始流傳著一種極富想象力的謠言。有人說，還不到三十歲的多鐸並不是多爾袞真正的親兄弟，他實際上是紹興當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張怡《搜聞續筆》第一卷）。這種幼稚的謠言顯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間，朱由崧同馬士英等逃出南京後，原來的意圖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經溧水縣時遭到當地土兵的攔截搶掠，混亂之中，馬士英的兒子馬鑾擁簇著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當塗），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閉門不納。弘光於是轉入蕪湖投靠靖國公黃得功；馬士英與弘光失散後，則以隨身兵力保護皇太後鄒氏輾轉赴杭。

黃得功在擊敗東犯的左夢庚軍後領兵屯駐於蕪湖，對南京城中的變故一無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經以身殉國。弘光皇帝的突然駕到使他大吃一驚。問明緣由後，他不勝感慨地說：“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借勢作事，奈何聽信奸人之言輕出，進退何將所據？為臣營壘單薄如此，怎能護衛陛下安全呢！”盡管他已經意識到朱由崧張皇失措，無可救藥，仍然決定效忠到底，把這位昏憒的皇帝迎接進自己的軍營。

清軍統帥多鐸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會放過。進南京後即命剛剛投降的劉良佐率領部卒充當向導，派兵經太平追至蕪湖。在劉良佐現身說法的招誘下，加上清軍重兵壓境，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馬得功決定降清。黃得功不知軍心已變，把劉良佐派來招降的使者處斬，引兵出戰。叛軍趁黃得功不備，暗中猝發一箭，射中黃得功喉部。黃得功在馬上奮力坐穩，大叫一聲：“我黃某豈可為不義屈，今日死國，為義也！”言畢雙手握住喉頭之箭用力自刺，落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獻給清方。有一種記載描寫了當時的場面：“田雄負弘光皇帝於背，馬得功執弘光二足。弘光慟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嚙田雄項肉，流血漬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頭，身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圍觀的百姓都對他唾罵。

一進城，弘光就被帶到了靈璧侯府邸，多鐸正在那裏舉行一個宴會。多鐸特意將“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並問他說：“不為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連“南太子”也被多鐸的厲聲質問嚇了一跳，他開始為弘光辯護，他說他最初還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於奸臣幹政才變糟了。

多鐸又說：“我大兵尚在揚州，為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還想替自己辯護，但卻無言以對，而且已經汗流浹背了。他只有在眾人面前難堪地低下頭來，裝聾作啞。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處死，弘光政權覆滅。“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處死。

時人張岱痛罵朱由崧，說：“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又說：“弘光癡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將全部責任怪在朱由崧身上，顯然並不準確。

張岱是紹興望族，其曾祖父是隆慶五年（1571年）的狀元。1644年國變以前，張岱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於漂亮的僮仆和嬌美的侍女，以及戲劇、音樂、煙火、華服、佳肴、名茶等享樂之中，反正家中有錢，他愛怎麽玩就怎麽玩——“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正如覆社的大多數公子們一樣。

1645年，清軍南下，占領了浙江，張岱迅速放棄了所有享樂，跑到魯王朱以海的小朝廷裏供職。但不久後魯王政權滅亡。張岱不肯剃發當清朝的子民，於是舍棄了家裏的山莊別墅，以及漂亮的書齋和各種各樣的稀世古玩，披發入山，從此變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夢憶》自序中說，“作自挽詩，每欲引決”。

張岱歸隱山林後，花費極大的心力，編撰了一部記述明朝歷史的名著《石匱藏書》，大抵是要以史為鑒，正如黃宗羲所說：“國可滅，史不可滅”。張岱這種痛改前非的實際行動無疑是一種悔恨之情的表現，顯然是由對明朝覆滅的負罪感而引起的。不僅僅張岱，所有忠於明朝的人都相應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當時的名畫家陳洪綬甚至在明亡之後更改名為“悔遲”，既是為了紀念1644年的事變，也是為了埋葬那段歷史。

南京作為朱元璋開國之地、明朝兩京之一，自從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有的人把它看成覆興的中心，有的人則把它視作茍且偷安之所，僅僅一年，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淪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寫道：“漁樵同話舊繁華，短夢寥寥記不差。曾恨紅箋銜燕子，偏憐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傳得傷心臨去語，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舊，人物全非，寄托了幾分悲憤、無限哀思。

但並非所有的漢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漢人卑怯歸順，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漢人更強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詩寫道：

〖阮與馬共天下，

偏地職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輿玉輦不知處，

黃旗紫蓋渡江去，

赭山高兮無極，

烈火燒空兮焦石，

燭龍無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縱言之覆何益，

主失勢兮恩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這首詩的作者潘檉章和吳炎於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殺，他們被殺的原因就是那場著名的文字獄——莊氏史案（即金庸小說《鹿鼎記》中提及的“明史”一案），這兩人幫助過浙江湖州莊廷櫳修《明史輯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殺的現象非常多，因為這裏是文人們最為集中的地區。當聽到崇禎皇帝的死訊時，曾經有幾百名當地的文士用投水、絕食、***、上吊等各種形式殉節。然而，更多的人沒有選擇死亡，他們面臨著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矛盾的心理很難以一言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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