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還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於此。弘光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訌中粉墨登場，一年後又在內訌中崩潰瓦解。

『註：劉宗周是黃宗羲的老師，在不久後的黨爭中辭職。據《明史》載，高傑和劉澤清懷恨劉宗周曾經上疏請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殺劉宗周，但據說當刺客面對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時，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為四鎮在出產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劇了將領之間的地方性對抗，四鎮之間因而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老百姓們也普遍鄙視南明軍隊，而黃得功的部隊則鄙視其他的部隊，認為高傑等人是吃皇糧的土匪。

鎮守徐州的高傑一直垂涎揚州的富庶，要求將部下將士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僵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時，他還派兵於城外到處搶掠婦女，奸淫搶劫，無惡不作，使得“民益惡之”。

揚州進士鄭元勳居中調停，出城同高傑面議，同意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但不在城內駐軍。不料鄭元勳剛回到城裏，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揚州巡撫黃家瑞見大勢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傑大怒，加緊攻城。與此同時，揚州士紳向南明朝廷緊急求援。他們指責高傑的軍隊“殺人則積屍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

高傑如此行徑，如果在平日，不等禦史糾劾，朝廷早會有人挾旨而來，光是高傑攻城搶掠人民的罪過就夠殺他一百個腦袋了。但當時南明內憂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將，對他也無可奈何。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裏，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史可法還一度遭到了高傑的軟禁。

剛好有個叫德宗的和尚在高傑軍中。這個和尚因為“談禍福奇中”，高傑也折節稱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義，勸高傑說：“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並志，可謂得所歸矣。”高傑聽了，若有所思。

高傑的妻子邢夫人機智有謀，當年李自成也曾經讓她管理後勤調度。高傑經常對人說：“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意思是說他老婆有大將之風，才智還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見史可法至誠，厚為調護，勸高傑歸心。高傑這個人雖然桀驁不馴，對邢夫人卻是言聽計從，於是開始禮敬史可法。高傑在江北四鎮中最強也最難駕馭，史可法大喜說：“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為了表示感謝，史可法還將自己的府邸讓給了邢夫人居住。

經過反覆磋商，高傑同意不再堅持進駐揚州，史可法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傑，局勢並未完全穩定。1644年夏天，黃得功率軍由廬州北上。高傑懷疑朝廷勸他撤離揚州是為了將此城交給黃得功。為了阻止黃得功向揚州推進，他在南京東南的土橋對黃得功發起了突然襲擊。在這場沖突中，黃得功險些喪命，部下死亡300餘人。黃得功憤怒至極，認為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叛亂，準備與高傑決一死戰。史可法竭力勸解，據說他拿出自己的錢作為賠償（雖然形式上是由高傑償付的），以平息黃得功的怒氣。由於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當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這些鎮守通往南京之要沖的將領們表面上暫歸於好。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圍繞南京的四鎮布防基本上是針對農民軍的。直到這時，南明仍然將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並未意識到滿清才是最大的敵人。而滿清的多爾袞則清醒地認識到農民軍是滿清的首敵，所以先派兵追擊李自成。果然如多爾袞所料，南明並未乘機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動的根本原因卻是忙於內訌。

【四 黨爭再起】

史可法離開南京親臨揚州，暫時緩和了四鎮之間的矛盾，但他過早離開朝廷卻加速了黨爭的到來。明後期的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於萬歷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滿清這個時候，原只望占據北京，並不敢想全吞中國；在吳三桂的接引下，占領了北京和畿輔地區已屬意外。所以多爾袞入京後一日，就下令強迫百姓剃發，到二十四日，即又將此令取消。而其傳檄南方，亦說“明朝嫡胤無遺，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爾袞初期的意圖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對於南明弘光政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鑒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茍且偷安，因而對清方代平“流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聯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滿清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根本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覆存在，北方對南方有經濟上的依賴性。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占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一再辟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裏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動，給了滿清朝廷以可乘之機。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上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為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鰲永以戶、工二部侍郎名義招撫山東、河南。同月初十日，多爾袞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統兵收取山東，十四日派固山額真葉臣領兵收取山西。覺羅巴哈納、石廷柱先聲奪人發出檄文說：“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同時又以平西王吳三桂名義大張文告，雲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納等帶領的清軍進抵德州。德州知州張有芳惟恐貽禍地方，拜表歸順清廷。畿南、山東大批州縣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清朝。從此以後，多爾袞等滿清決策人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南明弘光朝廷，幹脆以清代明，走統一全國之路。

而這個時候，南明朝庭中正紛爭不休。史可法此時已離開朝廷，東林黨和覆社成員們便將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風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為侯方域之父侯恂與左良玉的關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東林黨成員，魏忠賢專權期間辭官還鄉。他曾為左良玉被劾貪汙軍餉一事辯護，因而被認為能駕馭這位不識字的粗魯將軍），而左良玉是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軍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滿足於留在湖廣，而無心幹預朝中政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林黨和覆社別無選擇，只好使出他們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過對官吏的銓選和品評來控制文官。這樣，當時最優秀的名士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鬥角。

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權，開始對東林黨人試圖占據政府重要職位的努力進行反擊，第一步就是推薦阮大鋮為兵部侍郎。阮大鋮是覆社名士們的死對頭，但同時也是馬士英的舊交。

東林黨和覆社對馬士英的提議群起攻之。但另一位東林巨子錢謙益的表現更具特色，為了換取馬士英讓其繼續任禮部尚書，他公開支持對阮大鋮的任命。關於錢謙益為何會如此，我們將在談及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一篇中詳細論述。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百子山樵，懷寧（今安徽安慶）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與馬士英同時得中會試。天啟年間任職給事中，因丁憂辭官回鄉。天啟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職位空缺，阮大鋮欲倚重於頗有聲望的同鄉左光鬥，覬覦吏科都給事中這個頗有實權的人事監察崗位。負責考察官吏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為阮大鋮“輕跺”，不可擔任如此要職，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鋮暗中買通太監，要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鋮。

經過此番曲折，阮大鋮痛恨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人。為了和東林黨人作對，他依附於魏忠賢，與“閹黨”骨幹分子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結成“死友”，編寫攻擊東林人士的《百官圖》，通過倪文煥之手送到魏忠賢的案頭。

阮大鋮為人陰險，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東林人士報覆，《百官圖》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急忙辭官而歸。不久，楊漣左光鬥諸君子被“閹黨”迫害致死，阮大鋮詡詡自矜。之後他被起用為太常少卿，向魏忠賢極盡獻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變，魏忠賢不足以長久依靠，每次覲見之後，就重賄魏府門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跡。幾個月以後，工於心計的阮大鋮還是辭職離開了官場這個是非之地。

這個阮大鋮，《明史》說他“機敏猾賊，有才藻”，對他的刻劃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賢而升官，既要獻媚又要不露痕跡，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從官場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機敏猾賊”的表現。

崇禎帝上臺之後，雖以“逆案”為名鏟除閹黨，然而，阮大鋮“見風使舵”，逃過此劫。當左光鬥在朝廷中炙手可熱之時，阮大鋮便又攀附於左光鬥。後來，左光鬥因在黨爭中失利死於監獄。阮大鋮卻在這場權力的角逐中，“幸免於難”，只是處徒刑三年，準許納贖為民，但永不敘用。正如黃宗羲所言：“先帝（崇禎）初立，左魏頌怨，皆操戈於阮大鋮。”

崇禎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安徽，阮大鋮避居南京，開始招納游俠，談兵說劍，圖謀以“邊才”的身份而被起用。這個並不懂軍事的文人顯然很想在亂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擺脫“永不敘用”的尷尬境地。

為了沖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掃除“永不敘用”的障礙，他在南京極力討好東林黨與覆社名士，企圖改變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鋮的政治野心被覆社人士所察覺，擔心阮大鋮成為魏忠賢第二，決定聯手予以迎頭痛擊。陳貞慧起草了聲討阮大鋮的檄文，以顧杲、陳貞慧等人名義，密函分寄各處，征求陳子龍、方以智、楊廷樞等覆社名士的支持。

崇禎十二年（1639年），覆社人士趁南京鄉試的機會，在淮清橋桃葉渡的冒襄寓所，召開覆社金陵大會，覆社名士與天啟年間遭“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遺孤，紛紛聲討“逆案中人”阮大鋮，並正式發表《留都防亂公揭》。這是一篇聲討阮大鋮罪狀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鋮“獻策魏珰，傾殘善類”、“陰險叵測，猖狂無忌”，並指出如果阮大鋮得志，“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在《留都防亂公揭》上簽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領銜的是東林弟子代表顧杲和黃宗羲。

《留都防亂公揭》發表後，“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因為這件事，阮大鋮與東林覆社黨人結下深仇大恨。

後來，阮大鋮還曾經不惜重金，撮合覆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後來為侯方域覺察，設法籌集資金，將錢退還給了阮大鋮。阮大鋮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鋮人品雖惡，卻頗有才華，詩文俱佳，尤善詞曲。他所作傳奇戲曲情節曲折離奇，關目布置和曲辭科白都很下功夫，藝術上有相當功力。錢鐘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說，對於阮大鋮“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戲班在南京很有名聲，阮大鋮自己也能親自執板唱曲。（附阮大鋮詩碑圖）

如同他本人擅寫的傳奇，阮大鋮的死亦頗有傳奇性。順治二年（1645年）南京為清兵所破，阮大鋮逃至浙江方國安軍中。次年，投降滿清，並領清兵破金華，從攻仙霞嶺。仙霞嶺是從浙江進入福建的天險，當時楊文驄在那裏設伏。

楊文驄字龍友，明末大畫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當時知名的畫家。楊文驄是馬士英的親戚，但他與覆社人士來往甚密，是夏允彜等人的好友，還是幾社的創辦人之一。楊文驄曾經出錢幫助覆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攏（楊文驄與阮大鋮是舊交，當初梳攏李香君的錢就是阮大鋮假托楊文驄的名義出的，目的是為了拉攏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卻是——將李香君鮮血染紅的白絹扇畫成了灼灼動人的桃花圖。

『註：梳攏是妓院行話。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結為發辮的，接客之後才開始梳髻，叫做梳攏。所以梳攏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當時的風尚，如果哪位客人鐘情於一個妓女，只要出資舉辦一個隆重的儀式，再給妓院一筆重金，這個妓女就可以專門為這一位客人服務了。』

在仙霞嶺，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正當阮大鋮與楊文驄遠遠相對、相互怒目而視的時候，阮大鋮突然中風，頭面腫脹，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嶺一役，清軍大勝，楊文驄重傷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這兩位穿針引線的人物就這樣死在了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黨爭的話題。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他總說：“天下事，有老馬在”，把軍國重事委托給馬士英，自己則同一班佞倖幹著昏天黑地的勾當。在這樣的狀況下，馬士英大權在握，這場黨爭最終以東林黨和覆社的失敗而告終，也是不足為奇的。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阮大鋮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書、右副都禦史等職。

阮大鋮走馬上任後，據李清著《南渡記》載：“大鋮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阮大鋮惟利是圖的德行可見一斑，當時的民謠唱道：“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阮大鋮機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報覆那些曾經打擊過他的東林黨和覆社名士們，他對馬士英說：“孔門弟子三千，而覆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機會果然來了，阮大鋮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東林黨人投降過李自成，於是他很容易地將江南士民的激憤引向那些曾經投降過李自成的東林黨人，比如我們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過的陳名夏。於是那些從北方逃來的投降過大順政權的前明官員被禁止進入南京。

史可法當時正在揚州撫慰高傑，他在揚州城外的大營中得知這些變故後十分震驚，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讚成拒絕北方官員南下的作法。他建議：“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

但此時在馬士英和阮大鋮的慫恿下，吳地縉紳卻群情激憤，堅決反對寬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隨即頒布了楊汝成、項煜、陳名夏、徐汧等“北都從賊諸臣罪狀”，楊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員為主的暴徒們的襲擊。這種狀況迫使那些孤立無援的從賊官員又紛紛逃回北方，加入了滿清政府。

阮大鋮抓住機會，開始對覆社成員進行打擊報覆，《桃花扇》對此有如下描寫：

〖兇兇的縲紲在手，

忙忙的捉人飛走；

小覆社沒個東林救，

新馬阮接著崔田後，

堪憂！

昏君亂相，

為別人公報私仇。〗

侯方域顯然是阮大鋮尋求報覆的主要目標，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搶先逃去揚州，投到史可法門下。而他的愛人李香君則被阮大鋮報覆性地強嫁給僉都禦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

【五 南渡三案】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覆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偽太子、“童妃”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穿著對弘光皇帝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第一件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大悲還肆無忌憚地說自己與潞王有聯系，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確實是個騙子。

但是，一些人認為他的陳述證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內的一些藩王的情況，而掌權的人不願把這些情況暴露出來。不論大悲和尚是真瘋還是裝瘋，因為又提起了福王和潞王之爭，負責審問的官員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結此案。

只有阮大鋮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抓住大悲在供詞中提到錢謙益（錢被視為與東林黨和覆社有牽連的人）這一情節，開了一份讚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顛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單。這份黑名單中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以及其他東林黨和覆社的名士們。

事有湊巧，阮大鋮還沒來得及下令逮捕這些人，錢謙益已經上疏批駁大悲的供詞漏洞百出，不堪一擊。錢謙益並不知道黑名單的事，他主要是針對大悲提及他的指控。但這樣一來，事情就公開化了。

這個時候，馬士英不想將事態礦大，制止了阮大鋮的黑名單行為。1645年三月二十七日，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大悲被處斬。

〔第二件 假太子案〕

就在大悲和尚出現在南京的同一天，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註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禦劄宣召。

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王鐸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偽太子之後都不認；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臚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茍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覆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戴名世的《南山記》說，太子為流賊所獲，拘於劉宗敏處，李自成西逃時，人們看到太子身著紫衣跟隨在李自成馬後。當左懋第北使北京時，曾經秘密寫信給史可法，說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個懷疑王之明的真偽，並上書揭發。

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於是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嘩。黃得功和左良玉都上書表示對弘光政權嚴刑審訊“南太子”的行為表示不滿。而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南太子”是真，弘光皇帝就必須歸還皇位，弘光皇帝不想歸還皇位，所以才堅持說“南太子”是假的。這事一直鬧到清軍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使真太子命運這一歷史問題變得覆雜的，是“北太子”這樣一件事。“南太子”事前三個月，另一個自稱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現，在清廷引起另一樁撲朔迷離的公案，其微妙與政治影響在每一點上都與南京的案件相似。據稱“北太子”有長平公主確認，確實為她的親弟弟。但滿清不想承擔殺前明太子的罪名，卻又擔心前明死灰覆燃，於是堅持說“北太子”是假太子，將“北太子”處死。

但弘光皇帝卻不敢采取這個辦法，因為在南方，盡管缺乏證據，卻普遍地並往往是狂熱地相信“南太子”是真的。“百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也”。這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安慰的需要。

〔第三件 “童妃案”〕

就在審問“假太子”的同時，一個自稱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從河南被護送到南京。

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1641年（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幸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黃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為記，今在寧家莊”。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謚。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並妃黃氏”。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麽“曹內監”為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

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

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內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於洛陽城破之時投繯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但童氏因此備受酷刑。一個當時人記錄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觀。在她精神失常之後，她被帶回扔進地牢，三天以後就死在那裏了。弘光皇帝將這個女人瘐死獄中的行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層懷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給南京弘光政權帶來了重大信任危機。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囂一時，鬧得烏煙瘴氣，實際上是某些東林－覆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作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覆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後，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

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嚴重影響了自身穩定，無暇北顧，特別是一些東林－覆社人士依附地處南京上游的世鎮武昌的軍閥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馬士英、阮大鋮明白要扼制住擁立潞藩的暗流，必須援引江北四鎮兵力作後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弘光朝廷遲遲未能北上進取，同東林－覆社黨人的興風作浪有密切的關系。左良玉不久後的興兵東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順軍作戰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側”的旗幟卻同某些東林－覆社黨人所造輿論一脈相承。

【六 睢州之變】

而這時的弘光皇帝正沈溺於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終，鼙鼓之聲已起。滿清豫親王多鐸破西安後，立即分軍南下。

多鐸大軍必須經過河南。當時河南還是南明屬地，巡按禦史陳潛夫保奏汝寧宿將劉洪起為統領，號召兩河義軍，以便阻截清兵。但馬士英不許，反召回陳潛夫。清兵長驅河上，如入無人之境。

『註：劉洪起是河南當時勢力最大的豪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個兄弟控制了位於河南東南部汝寧府的鹽井。通過與左良玉結盟，他又將勢力擴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沈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可以說“聯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史可法一直是“聯虜平寇”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一廂情願地想要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虜通好”的如意算盤遭到清方斷然拒絕，史可法這才說“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

史可法聽說多鐸大軍南下後，於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初親自安排了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

高傑出師時，曾給駐守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信，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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