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鴛鴦袖裏握兵符】

1644年初，農民軍在山西、北直隸和山東橫沖直闖，南北的交通遭到了嚴重破壞。北方的難民把瘟疫、驚慌、敵探和關於北方情況的種種可怕的傳聞帶到南方，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消息的準確性。

1644年三月初，崇禎皇帝曾下詔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後，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仍未發兵。

針對史可法不奉詔進京勤王的表現，我們先講一講秦良玉的故事。我們選在本篇中來講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嘆息中有一抹亮色。

張獻忠殺人如麻，連李自成也不放在眼裏，生平獨獨畏懼秦良玉。這位令連天都不怕的張獻忠忌憚的秦良玉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國家編制的女將軍。與傳說中替父從軍的巾幗英雄花木蘭不同，秦良玉的事跡確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樂天鎮郊的鳴玉溪畔，這裏山環水繞，地勢雄奇，風光峻秀。秦良玉的父親秦葵飽讀詩書，見多識廣，“丁亂世，喜談兵”，從小培養孩子們學習文韜武略，勉勵他們長大後“執幹戈，以衛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於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親尤其鐘愛她，認為雖是女孩子，也應習兵自衛，以免在兵火戰亂中“徒為寇魚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課章句，學經史外，還得以和兄弟一起隨父習武。她不但學得一身騎射擊刺的過人武藝，而且熟讀兵史，精於謀略，顯露出非凡的軍事才能。

秦葵曾經感慨地說：“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並不因為自己是女兒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懷大志，經常用歷史上愛國名將、民族英雄的業績激勵自己，她豪邁地表示：“使兒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剛滿二十歲的秦良玉嫁給了石砫宣撫使馬千乘為妻。馬千乘是東漢名將伏波將軍之後，英俊嚴毅，“整蒞軍伍，莫不股栗”。他祖籍是陜西撫風，因祖上建立了戰功，被封為石砫宣撫使，官職世代沿襲，最後傳到了馬千乘身上。

馬千乘十分愛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賓，就連治軍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她商議。石砫屬忠州，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兒當求樹勳萬裏，奚用坐守為？”她立足於為國報效的遠大眼光，協助丈夫精心簡練士卒。幾年時間，她就幫著丈夫訓練了一支驍勇善戰的“白桿兵”。

這種白桿長矛是秦良玉根據當地的地勢特點而創制的武器，它用結實的白木做成長桿，上配帶刃的鉤，下配堅硬的鐵環。作戰時，鉤可砍可拉，環則可作錘擊武器；必要時，數十桿長矛鉤環相接，便可作為越山攀墻的工具，懸崖峭壁瞬間可攀，非常適宜於山地作戰。馬千乘就靠著這支數千人馬的白桿兵，威鎮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帶長年太平無事。

明史中記錄說：“良玉為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為遠近所憚。”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現貴州省遵義一帶）宣撫使楊應龍連同當地九個生苗部落舉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龍總督四川、貴州、湖廣各路地方軍，合力進剿叛匪，馬千乘與秦良玉率領三千白桿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戰爭中，秦良玉初露鋒芒，“連破金築七塞，取桑木關，為南川路戰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參加大戰，立下汗馬功勞，除受到重獎外，“女將軍”的英名開始遠播四方。

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來監軍的太監邱乘雲，被邱乘雲誣陷投入獄中。在獄中得不到治療調養，馬千乘病重而死。

馬千乘死後，朝廷覺得他並無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撫史的世襲職位。而這時馬千乘的二子馬祥麟年齡尚幼，朝廷鑒於秦良玉作戰有功，文武兼長，所以授命她繼任了丈夫的官職。從此秦良玉卸裙釵、易冠帶。侍女衛隊皆戎裝雄服，南征北討，聲威遠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於東北，對明廷構成嚴重威脅。此時滿人崛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以努爾哈赤為帝，公然向大明邊境挑釁。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大敗於薩爾滸，舉朝震驚，遼東官兵“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裝死茍活，不肯出戰”。朝庭急調永順、保靖、石砫、酉陽等土司兵赴遼救援。秦良玉此時已經四十六歲了，仍然親自率領三千白桿兵，連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兒子，兼程北上衛邊。

天啟元年（1621年）白桿兵和酉陽土司配合明軍，渡渾河與清兵血戰。是役雖因寡不敵眾，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陣亡，未能取勝，但卻在極艱苦的條件下殺敵數千，重創清兵，被譽為“遼左用兵來第一血戰”。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鶴鳴曾經評說此戰：“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

渾河血戰之後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趕制一千五百件冬衣撫恤士卒，整頓餘部，自己則新率三千精兵直赴山海關。山海關是清兵占據遼陽進窺中原必經的咽喉要道。秦良玉坐鎮山海關，一方面救濟關內外饑民，安定民心；同時加強武備，戮力守衛，有效地遏制了清兵南侵的氣焰。在秦良玉的主持下，山海關防務固若金湯，成為清兵無法逾越的屏障。清軍屢次派重兵前來叩關挑戰，秦良玉不為所激，只命部下加固防守，終使清兵無法得逞。

一次，秦良玉的兒子馬祥麟帶兵巡關時，被敵軍的流矢射中一目，他忍痛拔出箭簇，援弓搭箭向遠處的敵人射去，連發三箭，射死三個敵人，清將大為震懼，從此不敢輕易再來山海關挑釁了。

兄亡子傷，秦良玉悲怒交集，於是上書皇帝，陳述了自家軍隊作戰及傷亡情況，熹宗深為感動，下詔賜予秦良玉二品官服，並封為誥命夫人，任命其子馬祥麟為指揮使，追封秦邦屏為都督僉事，授民屏都司僉書之職，還重賞了白桿兵眾將士。

不久秦良玉奉令回川擴兵援遼，抵石砫僅一日，適逢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叛。奢崇明以奉詔率兵二萬援遼為名，進入重慶，久駐不發，自稱大梁王，轉而乘虛進逼圍困成都，嚴重破壞了抗清的形勢。秦良玉乃揮師西上救援。奢崇明懾於白桿兵的威名，聽說秦良玉帶兵回到了石砫，馬上派人攜金銀厚禮去與她聯絡，想請她共同舉兵。

秦良玉大怒道：“我受朝廷厚恩，正思報效國家，豈能與叛賊為伍！”當即斬了賊使，火速發兵，溯江西上趕到重慶，出其不意地攻下重慶。緊接著，她又率兵直赴成都，趕走了圍攻成都的奢崇明部眾，先後拿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等幾個大寨，徹底擊毀了叛軍勢力。

朝廷聞報後，授秦良玉為都督僉事，拜為石砫總兵官，以嘉獎她的血戰功績。

幾年之後，貴州水西一帶，有一個叫安邦彥的匪首，自立為羅甸王，招兵買馬，占據了貴陽以西的千裏之地。朝廷又詔命秦良玉率白桿軍入黔平亂，秦良玉義無反顧，很快就平定了叛亂，殺死了安邦彥，但也賠上了弟弟秦民屏的性命。

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繞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東攻占永平、灤州、遷安三城，形勢極為險峻。崇禎皇帝匆忙下詔征調天下兵馬勤王，並諭大臣們拿出自己的錢來充作軍餉，還將北京文武百官的馬匹充作軍需。秦良玉聞訊，火速“出家財濟餉”，兩次率白桿兵兼程北上。

當時各地先後趕來的十餘萬官軍，均屯駐在薊門近畿一帶，互相觀望，畏縮不前。獨秦良玉所部率先奮勇出擊，在友軍配合下，奮力收覆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對北京的威脅。

在清軍兵臨城下，眾多須眉大將貪生怕死，推諉觀望之際，能夠力挽狂瀾的偏偏是一名萬裏請纓勤王的女將。崇禎皇帝感慨萬端，京城之圍解救後，特意在平臺召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將軍秦良玉。見過女將軍後，崇禎皇帝感慨萬千，寫下了四首詩，誇讚她的功跡，並禦筆親謄，賜給了秦良玉：

〖學就四川作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

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征袍自剪成，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上萬裏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忍將鮮血代胭脂；

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箕帚掃匈奴，一片歡聲動地呼；

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史載秦良玉率部進京後，“馭軍嚴，秋毫無犯”。人人都想看看這位傳奇女將軍，“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今天北京宣武門菜市口東即為當年秦良玉駐兵之處，仍保留有“四川營胡同”、“棉花胡同”（秦良玉征戰之暇還組織女兵紡紗織布）一類的地名，表達了人們對這位民族女英雄的深切懷念。

又過了幾年，張獻忠進入四川一帶。年過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掛上陣，風采不減當年。她率領白桿兵，連戰連捷，解除太平之圍，扼羅汝才於巫山，斬東山虎於譚家坪，使張獻忠的軍隊在川地吃了不少苦頭。然而，由於川地屢經兵災，府庫空乏，糧餉短缺，損失的兵力無法補充；而農民軍部隊勢力強大，如潮水般湧進川蜀。整個戰局上，官兵難以取勝。

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川巡撫邵捷春“不知兵”，又不聽秦良玉之計，被張獻忠大破官軍，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鬥覆敗，所部三萬略盡”。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秦率部馳援夔，又“眾寡不敵，潰”，以至“全蜀盡陷”。

張獻忠攻取楚地後，秦良玉曾經對當時的四川巡撫陳士奇分析了全蜀形勢，請求增兵守十三隘，但陳士奇沒有采納。秦良玉又上巡按劉之勃，劉之勃雖然同意秦良玉的建議，手中卻無兵可發。秦玉良萬般無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並號令部眾說：“有從賊者，族無赦！”（《明史·卷270·秦良玉傳》）分兵守四境。張獻忠再次進入四川後，“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

這時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領的義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大明皇朝在風雨飄搖中終於徹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張獻忠則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為自己的據點。張獻忠東征西戰，幾乎囊括了全蜀，卻唯對石砫彈丸之地無可奈何。己六十八歲高齡的秦良玉，帶著她手下歷經百戰的白桿兵，不畏強暴，誓死抗拒。一直到張獻忠敗亡，農民軍終沒能踏入石砫半步。

當時四川地區戰禍連連，赤地千裏，淒涼殘敗，附近州縣到石砫避難歸附的百姓有十數萬家。至1648年秦良玉去世時，在石砫城東南五十裏萬壽山仍屯有大批糧草。

清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南明隆武政權賜秦良玉太子太保爵，封“忠貞候”，調石砫兵抗清，秦良玉以七十三歲高齡毅然接受“太子太保總鎮關防”銅印，奉詔掛帥出征。但因鄭芝龍（鄭成功之父）突然叛變，隆武政權旋即敗亡，而未能成行。

清順治五年（1648年）端陽節過後，七十五歲的秦良玉，在一次檢閱過白桿兵後，剛剛跨下桃花馬，身子突然一歪，猝然離開了人世，結束了她戎馬倥惚、馳騁疆場的豪邁生涯。

據說，至今四川石砫縣還保留著秦良玉的故居和她用過的武器。當地百姓提起秦良玉的故事仍然如數家珍，無不為家鄉出了這樣一位巾幗女英雄而自豪。

川人曾在秦良玉駐兵遺址築四川會館。祠堂內供奉秦良玉戎裝畫像，龕前對聯雲：“出勝國垂三百年，在劫火銷沈，猶剩數畝荒營，大庇北來梓客；起英魂天九幽地，看遼雲慘淡，應添兩行熱淚，同聲重哭天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的鑒湖女俠秋瑾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秦良玉。

【二 弘光政權的建立】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志著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覆社巨子陳子龍（後面還會有專門的篇章講他與名妓柳如是轟動一時的情緣）被調到南京吏部任職後，立即說服江南巡撫鄭瑄秘密上書北京，提出將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計劃，為建立南明政權作準備。其他人則在祁彪佳的統率下開始沿長江下游建立水軍，準備保衛江南。

但隨著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出，南北的消息從此中斷。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領銜發布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話。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後，北方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這個消息不僅震動了南京的大臣們（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作為陪都，有獨立的六部和五軍都督機構。南北兩京的體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財賦，以北京控制北方邊防），而且很快傳遍了南方，在動蕩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時作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慮的是崇禎皇帝的繼承者，當時誰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兩個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經將三名皇子一起帶往山海關，但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

當時幾個從河南和山東的封地逃出來的明朝藩王已經到了淮河地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慶皇帝之孫，也是著名畫家和書法家。當農民軍進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時，他曾親自督師禦敵）。

在皇位繼承的競爭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認為是最賢明和最謹慎的，他得到東林黨人兵部侍郎呂大器、禮部侍郎錢謙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則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長洵長子。在皇位的繼承資格上，潞王較福王遜色。因此，盡管福王有“無知、貪婪、酗酒、兇殘、專橫、好色、不孝”的名聲，但在現存的諸王中卻與皇室的血緣最近。於是，在決定由誰繼承皇位的問題上，以“賢”取人的一派同以“親”取人的一派發生了沖突。

擁立福王朱由崧的是鳳陽總督馬士英（1619年進士）。1632年，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撫時，因賄賂罪被流放戍邊，後來經其同年阮大鋮說情，得以免除流放。

繼位之爭實際上是明末黨爭的延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福王最符合輪序。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

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老家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游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數文職大臣。

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則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史可法是東林黨人左光鬥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他曾經寫信給馬士英，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這封信後來成為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寶）；但當時史可法作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關心政局的穩定，他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

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實現擁立福王的計劃，就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馬士英本人並無足夠的軍隊操縱此事，但他小心游說，爭取到淮河流域的鎮將們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傑、黃得功和劉良佐很快都相繼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確表示。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幹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向後，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說穿了，福王在這場“賢”與“親”的競爭中獲勝，幾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場軍事政變。《明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記述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當南京大臣們決定擁立福王以穩定局勢時，史可法正在長江對面的浦口。他對此事的默認，宣告了這場皇位繼承危機的結束。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馬士英等擁立明福王朱由崧監國於南京。福王抵達南京時，朝臣們早已修繕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時，所有官員都進爵一級。新皇帝親自向任職六部和內閣的每一位六十歲以上的大臣祝酒，願他們健康長壽；並赦免了被劾免職的官員；任命從北方南逃的未投降農民軍的士大夫為官；計劃開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廢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沈重的練餉；河北、山西和陜西免稅5年；山東、河南免稅三年；長江以北其他地區和湖廣的賦稅減半；遭到農民軍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區的賦稅減免30％。但上述地區都不是南明政權所能完全控制的。（顧炎武《聖安本紀》）

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親福王一樣沈溺於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大酒，雜伶官演戲為樂”，被後來史家稱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後，弘光皇帝在其養母（據說這位養母只比他大幾歲，而且兩人的感情可能已經超過了母子的界線）的催促下，決定娶親。他堅持只要以美貌著稱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麗城市選美的欽差，便乘機拐騙少女。當欽差未能使其主子滿意時，蘇州、嘉興和紹興地區的百姓也被責令獻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選。據說，馬士英和阮大鋮二人還從南京老鴇處買來一些將作娼妓的處女獻給福王。有一條史料記載，弘光皇帝對這些人肆意蹂躪，在一夜之間，便有兩人因福王的酒後縱欲而死亡。弘光皇帝還派人四處逮癩蛤蟆剝取蟾酥，以做春藥使用。內官們公然打著“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民間因此稱弘光為“蝦蟆天子”。

『註：明朝還有個“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聽說蘇州的蟋蟀特別好，特意命蘇州采辦，搞得蘇州百姓雞犬不寧。當時有歌謠雲：“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權是大官僚軍閥派系鬥爭的典型產物。馬士英等以擁戴有功，開始把持朝政，與高弘圖等東林黨人針鋒相對。在百姓的眼裏，則是“長官多如羊，小吏賤似狗……可嘆江南錢，盡入馬家手。”

擁立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愛國志士們為自己擁護的皇位繼承正統而內鬥不斷）。從後來的事實可以看到，東林黨人擁立的潞王朱常淓並不比福王“賢”多少，證明東林黨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覆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這種極端的私心並沒有隨著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結束，南明政權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中，後來相繼出現了三大案，都是黨爭的結果。內耗既烈，當然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覆進取被滿清占領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性格也從這件事上可見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史可法在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馬士英求助於鎮將，形成後來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從此也大權旁落，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四天後，史可法渡江往淮陽督師。盡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後，史可法即被排擠出外，由在朝輔政變成了在外督師，足以說明他的失勢。

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極力說史可法不可出，又說：“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可惜為時已晚。

史可法臨行前，含淚對人說，他所以北上，是為了報答已故的崇禎帝之恩。有人稱讚他說：“史公就像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文武兼備。”史可法回答說：“我恐怕沒有諸葛亮那樣的才能，卻很想效法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這是句實話，史可法確實只是個文人，缺乏諸葛亮那樣的軍事才能。

據《明史》記載，史可法是被馬士英逼迫離開南京的。馬士英威脅史可法說要將其詳舉福王劣跡的信交給福王（即前面提過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對此事深懷疑懼，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為自己的安全計，他決定離開朝廷。

史可法還擔心自己與馬士英的矛盾會引起黨爭，所以當他動身去揚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讚揚了馬士英，並特別提到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奏疏自然是做樣子給大家看的，表明他與馬士英並無矛盾。

【三 江北四鎮】

弘光政權成立時，南明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地域廣闊，其物力、財賦、人力也比滿清所控制地區雄厚。當時南明設江北四鎮，高傑駐徐州，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黃得功駐廬州，共擁兵三十萬。

高傑，字英吾，陜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將，綽號翻山鷂。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韓氏本是娼妓出身，韓氏後來與縣役蓋君祿私通，被李自成殺死。不久後李自成掠得邢氏為繼妻。邢氏不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軍資”。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將賀人龍圍李自成於隴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傑假裝向賀人龍約降。不久，賀人龍的軍使與高傑來往密切，似乎假戲成真，所有這一切讓李自成疑竇頓起。同時，高傑一次偶然到軍資倉庫去支糧米，為邢氏的姿色所傾倒，一見鐘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搶到軍中，並不真的歸心，她也愛上了高大魁梧的高傑。

在邢氏的勸說下，又因為擔心李自成知道後會引來殺身之禍，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著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游擊之職。

高傑後來多次參加了對農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1644年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自認為對李自成有“奪妻之恨”，不敢投降，於是率部由陜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取得糧餉。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系。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招攬：“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同時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黃得功，字虎山，遼寧人，出身行伍。他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註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淩河之役時任游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四鎮中數高傑、黃得功兵力最強。其中高傑彪悍驍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認為高傑的部隊雖然紀律渙散，卻是江北各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1644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只是由於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後，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擁兵二十萬，也進封為寧南侯。

四鎮都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各鎮有權自行征稅，所得收入不必上繳南京，還有權開荒、采礦和征收商稅。各鎮若能從農民軍手中收覆失地，則亦劃歸該鎮管轄，並享有同樣的財政、軍事特權。一旦天下重新統一，四鎮統帥將皆進爵為公，並子孫世襲。這樣，四鎮將領就成為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四鎮總兵中立即有人開始通過控制鹽商來經營鹽業。他們還設立關卡，對過往的貨物征收關稅。

分封四鎮之舉在當時遭到嚴厲批評。明朝的將士，特別是曾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紛紛抱怨說，原來的叛賊因殺人劫掠而得封賞，他們反而一無所獲。文職官員也群起反對。左都禦史劉宗周從杭州上疏朝廷，請抑藩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

但此時軍人專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嘆氣說：“事已成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