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自成與多爾袞的運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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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興縣、嵐縣、臨縣和陜西府谷縣、葭州（今佳縣）一帶。
清朝委任的山西總兵高勳和唐通有一面之交，於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願意歸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順治年號。後來唐通被召至北京，隸漢軍正黃旗，晉封定西侯。
唐通的叛變，不僅使山西北部全部淪入清方之手，而且由於唐軍占領了府谷、黃甫川、清水營和佳縣一帶，在黃河西岸的陜西境內也建立了據點，對大順政權的陜北防務構成了威脅。李自成深為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親和兒子處死。
此時，南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土賊”則剿撫並用；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清軍於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
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分別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由於他雙管齊下，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兵分則勢弱，容易被分別吃掉；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使他們暫釋前嫌，有可能攜手作戰。就在這年十月，大順農民軍二萬餘人進攻河南懷慶，獲得大勝。敗報傳來，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他立即令多鐸暫停南下，集中對付農民軍，由山東入河南，與北面的阿濟格軍對陜西形成前後夾擊之勢。
歷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爾袞，使他得以在戰略上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
此時三支不同的軍隊同時在進攻大順。北路由阿濟格統領，輔之以吳三桂和尚可喜部，通過寧武關直撲西安。阿濟格進軍如此之快，是與西北幾位軍事將領的迅速投降分不開的。南一魁原為明朝官員，曾歸順李自成並被授以參將之職。在他認識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為皇帝後，便棄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爾多斯部。當阿濟格從陜西北向進軍延安時，南一魁甘願為清效勞；並同另一明降將楊鎮邦一道，在南擊延安時與滿、蒙、漢旗軍協同作戰。
同時，在南部，多鐸派其一部渡過黃河，進攻許定國，輔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從河南進襲陜西潼關；在中路，葉臣與石廷柱率軍出山西以保護其餘兩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鐸率軍通過河南，直趨戒備森嚴的要塞潼關。潼關在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中國戰爭史上的要地。多鐸的探馬報告了大順軍的實力——那裏約有3萬戰士正嚴陣以待清軍的到來。因此，多鐸在河南稽留了將近一個月，立營靈寶以等待重炮兵團，盡管他幾次接到朝廷對其遷延不戰的指責。正如事實所示，炮兵對清軍這次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而這場戰鬥是清人征服中國過程中最為艱難的戰鬥之一。清軍對潼關的初次進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奮力抗擊，甚至設法把滿漢先頭部隊與其主力分割開來，使多鐸的人馬傷亡慘重。
在關鍵的時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滿清時所帶的“紅衣大炮”改變了戰局。當炮兵猛轟起義軍的陣列時，許多大順士兵驚慌潰散，死者“不計其數”。大順將領馬石瑤派其三百名精銳輕騎沖擊清軍的側翼，另一支部隊則去進擊清軍的後殿。然而，兩支人馬都失敗了：一支為耿仲明部擊敗，另一支為滿蒙士兵合殲。
次日，馬石瑤與其近侍投降了。清軍馬不停蹄出關西進，沿綠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
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關失守的消息。他親自率領其衛隊離城出戰，企圖挫敗清兵對他在陜西的這個大本營的侵襲。然而他的戰士未能擋住鑲黃、鑲藍和正白旗兵。事實上，李自成僅僅保住了他的輕騎兵，而隨之出戰的步兵迅速被圍殲了。清軍尾隨其後，雙方相距只有幾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幾小時的話。李自成和他的騎兵最終得以進了西安城門。他隨即放棄西安轉移——這與八個月前他從北京潰逃的情形幾乎一模一樣。類似的大破壞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讓部下掠奪財寶，又一次將其舊日宮殿焚燒一空，又一次想把整個城市化為一片火海。
根據清朝官方的記載，李自成並不是帶領一小夥親兵逃離西安的。盡管阿濟格的情報可能不確，但他給朝廷的報告中卻說，李自成帶著二十萬人馬，很有可能打算襲擊南京。李自成經過藍田南去商洛，又從武關進入了河南境內。從河南出發，大順餘部去了湖廣，沿漢江而下，途經襄陽。
當李自成統率大順軍由襄陽、承天向漢川、沔陽推進時，南明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連章告急。明江西總督袁繼鹹以為大順軍可能沿長江北岸向南京進發，帶了一支軍隊趕往湖北蘄春，同左良玉部相呼應。大順軍卻從沔陽州的沙湖一帶渡過長江，在荊河口擊敗左良玉部將馬進忠、王允成部，一時“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戰，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禎帝“太子”密諭，扯起“清君側”的旗幟全軍乘船東下，放火焚毀武昌。
李自成帶領大順軍進駐劫後燼餘的武昌後不久，阿濟格部清軍就追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劉宗敏、田見秀領兵五千出戰，被清軍擊敗。李自成決定放棄武昌繼續東下。
這時，大順軍的處境已經相當艱難，既無地方提供後勤供應，又要保護著隨軍家屬，十萬以上的大軍隨地籌糧，勢必出現組織混亂，指揮不靈。南明的江西總督袁繼鹹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報告：“闖賊下走蘄、黃，上犯荊、岳”，似乎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作戰方向。四月，清軍追到陽新富池口，趁大順軍不備沖入營壘，李自成軍又一次失利。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裏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大順軍久歷戰陣、位居文官武將之首的汝侯劉宗敏被俘，軍師宋獻策、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隨軍將領的家屬也被清軍俘獲。劉宗敏和李自成的兩位叔父當時就被殺害，宋獻策卻憑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蔔騙術得到了滿洲貴族的賞識，於是這個矮子成為了一名旗人，最後死於1662年。
在這前後，丞相牛金星認為大勢已去，同兒子牛佺（大順政權襄陽府尹）私自脫離大順軍，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為清朝黃州知府，後來升任湖廣糧儲道；牛金星因為在大順政權中地位極高，在明朝官紳中名聲又極壞，清廷不便安排其職務，老死於牛佺官署中。
李過則是在陜西進攻中幸免於難的少數重要的大順軍人物之一。後來，他仍然與南明抗清。
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在連續遭到清軍重創後，實力損失很大，士氣低落，為東下南京而準備的幾萬條船只也被清軍繳獲，兼之多鐸部清軍已從河南歸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趨南京，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經無法實現。他不得不改變進軍方向，準備穿過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縣境，他手下的軍隊還有幾萬人。為了決定大軍的行進方向，李自成親自帶領少數衛士去察看地形道路，到了九宮山下，突然遭到程九伯為首的當地地方團練的襲擊。當時跟隨在李自成身邊的只有義子張鼐和二十餘名士卒。
當地團練不知道這就是名震遐邇的大順軍，更不知道大順皇帝李自成就在這二十餘人之中，就一擁而上。混戰當中，李自成和隨從侍衛被當場擊殺。
張鼐和一名姓劉的伴當逃出，向後續部隊報告了這一惡耗。大順軍將士聞訊，悲怒交集，立即對當地團練予以報覆性打擊。康熙四年《通山縣志》記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
李自成的死純屬偶然，同時也宣告了大順政權的最終覆滅，大順軍餘部從此在聯明抗清鬥爭中揭開了新的篇章。
大順統治時期與黃巢占領長安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有30％～40％的唐朝官員接受了黃巢大齊政權的職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員。但當義軍士兵很快失去控制並開始搶劫時，黃巢的謀士尚讓在一府衙門上發現一首諷刺詩，他下令將該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後，又將他們吊死，並下令處死城內所有會做詩的人。僅這一次屠殺就死了三千多人。
總的來看，李自成是個速勝與速敗的人物。
大順政權後期缺少的是了解情況、統籌全局、能夠制定戰略方針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然而大順政權對降官不能重用，還規定文官受武將節制，要求起義將領居於支配地位，這就是戰略上的最大錯誤。李自成過於迷信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上沒有作為，這與他缺乏政治上的遠見和不能夠重視政治治理人才有關。
他采取追贓助餉的方法來取得軍餉，這樣雖然能夠做到不擾民而補給充足，但是畢竟不是長遠之計，而且樹敵極多。一旦兵敗，馬上就不可收拾，號稱百萬大軍的大順軍之所以到後期毫無抵抗力，一敗塗地，也就是這個原因。
而滿清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範文程、洪承疇等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能夠征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才，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對曾經對仗的敵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納。古語雲：良禽擇木而棲，看來人才只有在能夠重用他們的君王手下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個草莽英雄，明末的亂世使李自成由農民成為英雄。中國有句俗話：“英雄莫問出處”，如今又有句俗話：“英雄莫問去處”。李自成終究只是歷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閃亮之後就隕落了。對他來說，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卻損失慘重。
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此時，明朝殘餘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1644年5月，滿清入主北京時，明史的最後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遠的地方——在明朝原來的京城南京展開。這事留待後面的篇章再講。
歷史人物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獲得了機遇，卻又親手丟掉了機會。在李自成死後三百年，他的遭遇還那麽強烈地撞擊著一代曠代偉人毛澤東的心。
李自成的銅像今天還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的昌平，那是他進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時，一只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是進京趕考啊，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後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他還補充了一句說：“還有殿試吶！”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事實果然如此。
【九 關於多爾袞的後話】
由於皇太極死後爭位的餘波未息，豪格顯然是多爾袞最需嚴加防範的政敵。還在順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對何洛會、楊善、俄莫克圖等人發洩對多爾袞的不滿，後來還屢次說多爾袞不是有福之人，沒有幾天的壽命。多爾袞自然對豪格懷恨在心，先後派他征山東、攻四川，盡管取得大捷，但並沒有給予應得的獎賞，反而找借口處罰了正黃旗幹將鰲拜等人。
1644年五月六日，多爾袞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黨羽全部被處死，豪格本人被貶為庶民，幽禁於獄中（事見《清史》）。據《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豪格曾試圖拉攏多爾袞的親信何洛會反對攝政王。何洛會卻向多爾袞告發了這一陰謀，並在諸王大臣會議上當眾作證（當然，何洛會很可能是在多爾袞的唆使下出面作證的）。
沒有多久，豪格便死於獄中。這樣，主要政敵正黃旗勢力群龍無首，譚泰、拜尹圖、鞏阿岱、錫翰、冷僧機又被多爾袞拉了過去，剩下幾個強硬分子圖賴、索尼、鰲拜等，都遭到了殘酷打擊。
多爾袞也不遺餘力地分化中間派。豪格死後，所領正藍旗已轉給多鐸，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爾袞拉了過去，封為端重親王，成為攝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紅旗中代善家族已經衰落，滿達海和勒克德渾被多爾袞所籠絡，且長年在外打仗，至攝政末期才參預議政。一旦犯了小錯，還要受到多爾袞的懲罰。鑲紅旗是不同勢力的混合體，一方面是代善系統的羅洛渾、喀爾楚渾等，但年輕而逝，構不成威脅。另一方面是皇太極系統的碩塞和褚英的後代，前者已被多爾袞籠絡，後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爾袞而受到提拔。鑲藍旗的濟爾哈朗倒是個潛在的威脅，也被多爾袞幾次打擊，連輔政王的職位都被多鐸取代了。
多爾袞真正依賴的後盾還是自己兄弟的兩白旗，在擴充勢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關前後的戰爭中，他多次讓阿濟格和多鐸充任主帥，就是讓他們功勳卓著，地位難以動搖。多鐸是個文武全才，很受多爾袞重用，順治四年七月任輔政王，成為多爾袞的左膀右臂。但多鐸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緊跟多爾袞，有時還頗受多爾袞的斥責，特別是順治六年多鐸死於出痘，使多爾袞一派的力量不甚穩固。阿濟格是一勇之夫，脾氣暴躁，容易壞事，多爾袞不敢十分重用。然而，盡管他們互相之間有齟齬，有矛盾，在對付外來勢力時卻是團結一致的。就這樣，多爾袞一方面分化中間派，一方面狠狠打擊異己，使他在錯綜覆雜的矛盾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而且逐漸闖出了一條通向巔峰之路。
順治元年十月，多爾袞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後，俸祿、冠服、宮室之制均超過一般親王。據說他的府第“翚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淩空掛鬥，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順治二年五月，根據趙開心的建議，多爾袞稱“皇叔父攝政王”，重新規定了各項儀註，如跪拜等等，幾同於皇帝。順治四年，他又根據群臣的意見，元旦朝賀時不再對福臨跪拜。到順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攝政王為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至此，他的權勢地位已達到無以覆加的程度。
多爾袞大權在握，他將小南城的攝政王府變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來府議事，然後再將已決之議拿到朝廷去走個過場。後來他嫌跑來跑去太麻煩，幹脆將皇帝發布諭旨的玉璽搬回府中。
清初詩人吳偉業曾有詩句說攝政七年的多爾袞是“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櫃，“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攝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稱南宮，是明代的一處宮苑，曾與西苑、三海並稱“東苑”，以環境幽雅、宮室華麗著稱。據當時人楊義說：“多爾袞王府翚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淩空掛鬥，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可見睿王府的宏偉壯麗。
順治皇帝漸漸懂事了，對多爾袞獨斷專行越來越不滿，這為多爾袞死後不久即身敗名裂埋下了禍根。
隨著權力的迅速增長，多爾袞個人的生活窮侈極欲日益發展。順治二年時就曾想仿明制為己選宮女，後來還“於八旗選美女入伊府，並於新服喀爾喀部索取有夫之婦”。他曾逼朝鮮送公主來成婚，但發洩欲望之後，又嫌其不美，讓朝鮮再選美女，搞得朝鮮國內雞犬不寧。他又於順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銀二百五十萬兩，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還親臨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後，工程才告停頓。詩人吳偉業寫道：“聞說朝廷罷上都，中原民困尚難蘇。”
多爾袞身體一直欠佳，據他自己說，是在松山大戰時勞神太多而種下的病根。而入關之後，他“機務日繁，疲於裁應，頭昏目脹，體中時覆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嬰風疾”，即患有腦血管病。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在喀喇城打獵時墜馬受傷，病重而死，年僅三十九歲。噩耗傳到京城，福臨下詔為他舉行國喪，“中外喪儀，合依帝禮”。多爾袞被追尊為“成宗義皇帝”，葬於北京東直門外。因其早年排位為“九貝勒”，所以墳墓被稱為“九王墳”（今工體北路新中街。1959年，為安置因“十大建築”工程而搬遷的居民，政府建設了新中街小區，九王墳在那個時候被拆除）。
多爾袞按皇帝規格下葬後才兩個月，一直飽受壓抑、性格偏執的順治皇帝（時年十四歲）開始了瘋狂的報覆。他宣稱多爾袞犯有獨擅威權、妄自尊大、挾制皇上、圖謀篡逆等重罪，將多爾袞追奪王位，沒收家產，掘棺鞭屍，搗毀墳墓。
多爾袞死後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但是，多爾袞對於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絕不是政治對手們的幾條欲加之罪所能掩蓋的。順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別上疏，稱頌多爾袞的功勳，幾乎句句在理，但被濟爾哈朗罵了個狗血噴頭，流放寧古塔充軍。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久已廢棄的多爾袞王府被改建為“瑪哈噶喇廟”，隸屬於管理民族事務的理藩院。（註：瑪哈噶喇是藏傳佛教中的大護法神。）
遲至一百年後，乾隆皇帝當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發布詔令，正式為多爾袞翻案，下令為他修覆墳塋，覆其封號，“追謚曰忠，補入玉牒”。如此，鐵案又再度被翻了過來。到此時，滿清一代對多爾袞的評價算有了定論。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又下令將瑪哈噶喇廟翻修擴建，改名為“普度寺”，昔日攝政王府大殿被改建為“慈濟殿”。
現存的普度寺慈濟殿，面闊七間，黑色琉璃瓦綠剪邊歇山殿頂，前出抱廈三間。普度寺整體院落都建在三米多高的城磚臺座上，顯示著昔日王府不凡的氣度。
多爾袞一生多妻無嗣。其正妻為蒙古科爾沁臺吉吉桑阿爾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宮元妃。又有繼福晉佟佳氏、紮爾莽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拉布希西臺吉之女）、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索諾布臺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晉，因此有傳說豪格是色字頭上一把刀，多爾袞是為了得到豪格的福晉才構陷豪格下獄）、朝鮮李氏（朝鮮公主），還有妾察哈爾公齊特氏、博爾濟吉特氏、濟爾莫特氏、朝鮮李氏（朝鮮公主），前後共有六妻四妾，卻只生有一個女兒，名東莪。多爾袞倒臺後，東莪格格被送與信親王多尼（多鐸長子）撫養，以後命運不詳。多爾袞的養子多爾博其實是弟弟多鐸的兒子，多爾袞倒臺後歸宗。乾隆帝為多爾袞恢覆名譽後，仍以多爾博四世孫淳穎承襲睿親王爵，一直傳到民國初年。
“太後下嫁多爾袞”的故事是所謂四大“清宮疑案”——太後下嫁、順治出家、雍正之死、乾隆身世——之首。《清史稿·孝莊傳》記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莊太後病重，對康熙說：“太宗奉安久，不可為我輕動。況我心戀汝父子，當於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無憾。”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營建昭西陵，安葬孝莊太後，未與皇太極合葬，後人由此推斷太後已經下嫁多爾袞，所以不便再同皇太極合葬。
諸多野史傳奇還將“太後下嫁多爾袞”的故事，渲染得比“莊妃色誘洪承疇”的故事，更加離奇，更加雲裏霧裏。“太後下嫁多爾袞”的傳奇故事，版本之多，是“莊妃色誘洪承疇”傳奇故事無法比及的。今天的影視劇更是推波助瀾，極盡誇張，“太後下嫁”已經成了至今爭論不休的歷史疑案。
在筆者看來，歷史上的莊妃和多爾袞都是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身系著大清王朝的命運，他們之間是否有著纏綿悱惻的愛情已經難以揣測，但高明的政治家是絕不會因為情感而喪失理智的。
第二編 1644之半壁江山
楔子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國傳統的紀年方式，我們可以說是明崇禎十七年，也可以說是順治元年，甚至可以說是李自成大順國永昌元年，總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亂的一年。在改朝換代的夾縫中，某些人也許會說一些“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壯語，似乎歷史的走向就在他們的手中決定，然而，在逐鹿中原的爭鬥中，那只“鹿”就是老百姓，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明朝滅亡後，明宗室先後在南方建立了的一些地區性政權，包括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監國、紹武政權及永歷政權，前後五個政權加起來前後共歷十八年（1644年～1662年）。這段時間通稱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政權和魯王監國三個政權都只存活了一年，紹武政權僅存四十一天。而永歷政權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是因為西南之地向來和大局關系較淺，龍拏虎攫，總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後來滿清平定西南，全靠降將之力，所以事定之後，滿清並不能直接統治，於是封尚可喜於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於福建，吳三桂於雲南，是為三藩。
南宋偏安一隅，卻支撐了152年。而當時南明弘光政權初建時的狀況，遠勝於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時南宋的形勢。1644年，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對滿清和大順政權占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不但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南京及周圍地區還是明朝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才人輩出，江南一帶當時匯聚著大量東林和覆社名士，其中不乏治國安邦的人才。天時，地利，人和，哪樣都不缺少。
然而，往事南朝一夢多，興亡轉瞬鬧秋蟲。歷史卻在瞬間改寫。
重新翻開南明史，發現確實是華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腐敗，背叛，內訌……這個民族最悲哀的種種，似乎都在那個年度最大限度地呈現出來，令千古以下的人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焰張。
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
蛾眉越女才承選，燕子吳歈早擅場。
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
西昆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
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
五侯閫外空狼燧，二水洲邊自雀舫。〗
這是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所描繪南明政權花天酒地的腐朽情形。
南明史，是中華民族最應該銘記的歷史，因為“時窮節乃見”，節見後更有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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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委任的山西總兵高勳和唐通有一面之交，於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願意歸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順治年號。後來唐通被召至北京，隸漢軍正黃旗，晉封定西侯。
唐通的叛變，不僅使山西北部全部淪入清方之手，而且由於唐軍占領了府谷、黃甫川、清水營和佳縣一帶，在黃河西岸的陜西境內也建立了據點，對大順政權的陜北防務構成了威脅。李自成深為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親和兒子處死。
此時，南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土賊”則剿撫並用；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清軍於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
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分別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由於他雙管齊下，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兵分則勢弱，容易被分別吃掉；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使他們暫釋前嫌，有可能攜手作戰。就在這年十月，大順農民軍二萬餘人進攻河南懷慶，獲得大勝。敗報傳來，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他立即令多鐸暫停南下，集中對付農民軍，由山東入河南，與北面的阿濟格軍對陜西形成前後夾擊之勢。
歷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爾袞，使他得以在戰略上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
此時三支不同的軍隊同時在進攻大順。北路由阿濟格統領，輔之以吳三桂和尚可喜部，通過寧武關直撲西安。阿濟格進軍如此之快，是與西北幾位軍事將領的迅速投降分不開的。南一魁原為明朝官員，曾歸順李自成並被授以參將之職。在他認識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為皇帝後，便棄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爾多斯部。當阿濟格從陜西北向進軍延安時，南一魁甘願為清效勞；並同另一明降將楊鎮邦一道，在南擊延安時與滿、蒙、漢旗軍協同作戰。
同時，在南部，多鐸派其一部渡過黃河，進攻許定國，輔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從河南進襲陜西潼關；在中路，葉臣與石廷柱率軍出山西以保護其餘兩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鐸率軍通過河南，直趨戒備森嚴的要塞潼關。潼關在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中國戰爭史上的要地。多鐸的探馬報告了大順軍的實力——那裏約有3萬戰士正嚴陣以待清軍的到來。因此，多鐸在河南稽留了將近一個月，立營靈寶以等待重炮兵團，盡管他幾次接到朝廷對其遷延不戰的指責。正如事實所示，炮兵對清軍這次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而這場戰鬥是清人征服中國過程中最為艱難的戰鬥之一。清軍對潼關的初次進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奮力抗擊，甚至設法把滿漢先頭部隊與其主力分割開來，使多鐸的人馬傷亡慘重。
在關鍵的時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滿清時所帶的“紅衣大炮”改變了戰局。當炮兵猛轟起義軍的陣列時，許多大順士兵驚慌潰散，死者“不計其數”。大順將領馬石瑤派其三百名精銳輕騎沖擊清軍的側翼，另一支部隊則去進擊清軍的後殿。然而，兩支人馬都失敗了：一支為耿仲明部擊敗，另一支為滿蒙士兵合殲。
次日，馬石瑤與其近侍投降了。清軍馬不停蹄出關西進，沿綠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
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關失守的消息。他親自率領其衛隊離城出戰，企圖挫敗清兵對他在陜西的這個大本營的侵襲。然而他的戰士未能擋住鑲黃、鑲藍和正白旗兵。事實上，李自成僅僅保住了他的輕騎兵，而隨之出戰的步兵迅速被圍殲了。清軍尾隨其後，雙方相距只有幾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幾小時的話。李自成和他的騎兵最終得以進了西安城門。他隨即放棄西安轉移——這與八個月前他從北京潰逃的情形幾乎一模一樣。類似的大破壞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讓部下掠奪財寶，又一次將其舊日宮殿焚燒一空，又一次想把整個城市化為一片火海。
根據清朝官方的記載，李自成並不是帶領一小夥親兵逃離西安的。盡管阿濟格的情報可能不確，但他給朝廷的報告中卻說，李自成帶著二十萬人馬，很有可能打算襲擊南京。李自成經過藍田南去商洛，又從武關進入了河南境內。從河南出發，大順餘部去了湖廣，沿漢江而下，途經襄陽。
當李自成統率大順軍由襄陽、承天向漢川、沔陽推進時，南明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連章告急。明江西總督袁繼鹹以為大順軍可能沿長江北岸向南京進發，帶了一支軍隊趕往湖北蘄春，同左良玉部相呼應。大順軍卻從沔陽州的沙湖一帶渡過長江，在荊河口擊敗左良玉部將馬進忠、王允成部，一時“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戰，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禎帝“太子”密諭，扯起“清君側”的旗幟全軍乘船東下，放火焚毀武昌。
李自成帶領大順軍進駐劫後燼餘的武昌後不久，阿濟格部清軍就追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劉宗敏、田見秀領兵五千出戰，被清軍擊敗。李自成決定放棄武昌繼續東下。
這時，大順軍的處境已經相當艱難，既無地方提供後勤供應，又要保護著隨軍家屬，十萬以上的大軍隨地籌糧，勢必出現組織混亂，指揮不靈。南明的江西總督袁繼鹹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報告：“闖賊下走蘄、黃，上犯荊、岳”，似乎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作戰方向。四月，清軍追到陽新富池口，趁大順軍不備沖入營壘，李自成軍又一次失利。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裏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大順軍久歷戰陣、位居文官武將之首的汝侯劉宗敏被俘，軍師宋獻策、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隨軍將領的家屬也被清軍俘獲。劉宗敏和李自成的兩位叔父當時就被殺害，宋獻策卻憑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蔔騙術得到了滿洲貴族的賞識，於是這個矮子成為了一名旗人，最後死於1662年。
在這前後，丞相牛金星認為大勢已去，同兒子牛佺（大順政權襄陽府尹）私自脫離大順軍，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為清朝黃州知府，後來升任湖廣糧儲道；牛金星因為在大順政權中地位極高，在明朝官紳中名聲又極壞，清廷不便安排其職務，老死於牛佺官署中。
李過則是在陜西進攻中幸免於難的少數重要的大順軍人物之一。後來，他仍然與南明抗清。
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在連續遭到清軍重創後，實力損失很大，士氣低落，為東下南京而準備的幾萬條船只也被清軍繳獲，兼之多鐸部清軍已從河南歸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趨南京，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經無法實現。他不得不改變進軍方向，準備穿過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縣境，他手下的軍隊還有幾萬人。為了決定大軍的行進方向，李自成親自帶領少數衛士去察看地形道路，到了九宮山下，突然遭到程九伯為首的當地地方團練的襲擊。當時跟隨在李自成身邊的只有義子張鼐和二十餘名士卒。
當地團練不知道這就是名震遐邇的大順軍，更不知道大順皇帝李自成就在這二十餘人之中，就一擁而上。混戰當中，李自成和隨從侍衛被當場擊殺。
張鼐和一名姓劉的伴當逃出，向後續部隊報告了這一惡耗。大順軍將士聞訊，悲怒交集，立即對當地團練予以報覆性打擊。康熙四年《通山縣志》記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
李自成的死純屬偶然，同時也宣告了大順政權的最終覆滅，大順軍餘部從此在聯明抗清鬥爭中揭開了新的篇章。
大順統治時期與黃巢占領長安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有30％～40％的唐朝官員接受了黃巢大齊政權的職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員。但當義軍士兵很快失去控制並開始搶劫時，黃巢的謀士尚讓在一府衙門上發現一首諷刺詩，他下令將該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後，又將他們吊死，並下令處死城內所有會做詩的人。僅這一次屠殺就死了三千多人。
總的來看，李自成是個速勝與速敗的人物。
大順政權後期缺少的是了解情況、統籌全局、能夠制定戰略方針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然而大順政權對降官不能重用，還規定文官受武將節制，要求起義將領居於支配地位，這就是戰略上的最大錯誤。李自成過於迷信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上沒有作為，這與他缺乏政治上的遠見和不能夠重視政治治理人才有關。
他采取追贓助餉的方法來取得軍餉，這樣雖然能夠做到不擾民而補給充足，但是畢竟不是長遠之計，而且樹敵極多。一旦兵敗，馬上就不可收拾，號稱百萬大軍的大順軍之所以到後期毫無抵抗力，一敗塗地，也就是這個原因。
而滿清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範文程、洪承疇等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能夠征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才，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對曾經對仗的敵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納。古語雲：良禽擇木而棲，看來人才只有在能夠重用他們的君王手下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個草莽英雄，明末的亂世使李自成由農民成為英雄。中國有句俗話：“英雄莫問出處”，如今又有句俗話：“英雄莫問去處”。李自成終究只是歷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閃亮之後就隕落了。對他來說，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卻損失慘重。
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此時，明朝殘餘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1644年5月，滿清入主北京時，明史的最後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遠的地方——在明朝原來的京城南京展開。這事留待後面的篇章再講。
歷史人物成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有人是因為歷史的巧合，而李自成獲得了機遇，卻又親手丟掉了機會。在李自成死後三百年，他的遭遇還那麽強烈地撞擊著一代曠代偉人毛澤東的心。
李自成的銅像今天還寂寞地聳立在北京城北邊的昌平，那是他進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時，一只腳踏進吉普車，興沖沖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是進京趕考啊，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後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他還補充了一句說：“還有殿試吶！”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事實果然如此。
【九 關於多爾袞的後話】
由於皇太極死後爭位的餘波未息，豪格顯然是多爾袞最需嚴加防範的政敵。還在順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對何洛會、楊善、俄莫克圖等人發洩對多爾袞的不滿，後來還屢次說多爾袞不是有福之人，沒有幾天的壽命。多爾袞自然對豪格懷恨在心，先後派他征山東、攻四川，盡管取得大捷，但並沒有給予應得的獎賞，反而找借口處罰了正黃旗幹將鰲拜等人。
1644年五月六日，多爾袞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黨羽全部被處死，豪格本人被貶為庶民，幽禁於獄中（事見《清史》）。據《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豪格曾試圖拉攏多爾袞的親信何洛會反對攝政王。何洛會卻向多爾袞告發了這一陰謀，並在諸王大臣會議上當眾作證（當然，何洛會很可能是在多爾袞的唆使下出面作證的）。
沒有多久，豪格便死於獄中。這樣，主要政敵正黃旗勢力群龍無首，譚泰、拜尹圖、鞏阿岱、錫翰、冷僧機又被多爾袞拉了過去，剩下幾個強硬分子圖賴、索尼、鰲拜等，都遭到了殘酷打擊。
多爾袞也不遺餘力地分化中間派。豪格死後，所領正藍旗已轉給多鐸，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爾袞拉了過去，封為端重親王，成為攝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紅旗中代善家族已經衰落，滿達海和勒克德渾被多爾袞所籠絡，且長年在外打仗，至攝政末期才參預議政。一旦犯了小錯，還要受到多爾袞的懲罰。鑲紅旗是不同勢力的混合體，一方面是代善系統的羅洛渾、喀爾楚渾等，但年輕而逝，構不成威脅。另一方面是皇太極系統的碩塞和褚英的後代，前者已被多爾袞籠絡，後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爾袞而受到提拔。鑲藍旗的濟爾哈朗倒是個潛在的威脅，也被多爾袞幾次打擊，連輔政王的職位都被多鐸取代了。
多爾袞真正依賴的後盾還是自己兄弟的兩白旗，在擴充勢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關前後的戰爭中，他多次讓阿濟格和多鐸充任主帥，就是讓他們功勳卓著，地位難以動搖。多鐸是個文武全才，很受多爾袞重用，順治四年七月任輔政王，成為多爾袞的左膀右臂。但多鐸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緊跟多爾袞，有時還頗受多爾袞的斥責，特別是順治六年多鐸死於出痘，使多爾袞一派的力量不甚穩固。阿濟格是一勇之夫，脾氣暴躁，容易壞事，多爾袞不敢十分重用。然而，盡管他們互相之間有齟齬，有矛盾，在對付外來勢力時卻是團結一致的。就這樣，多爾袞一方面分化中間派，一方面狠狠打擊異己，使他在錯綜覆雜的矛盾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而且逐漸闖出了一條通向巔峰之路。
順治元年十月，多爾袞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後，俸祿、冠服、宮室之制均超過一般親王。據說他的府第“翚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淩空掛鬥，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順治二年五月，根據趙開心的建議，多爾袞稱“皇叔父攝政王”，重新規定了各項儀註，如跪拜等等，幾同於皇帝。順治四年，他又根據群臣的意見，元旦朝賀時不再對福臨跪拜。到順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攝政王為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至此，他的權勢地位已達到無以覆加的程度。
多爾袞大權在握，他將小南城的攝政王府變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來府議事，然後再將已決之議拿到朝廷去走個過場。後來他嫌跑來跑去太麻煩，幹脆將皇帝發布諭旨的玉璽搬回府中。
清初詩人吳偉業曾有詩句說攝政七年的多爾袞是“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櫃，“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攝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稱南宮，是明代的一處宮苑，曾與西苑、三海並稱“東苑”，以環境幽雅、宮室華麗著稱。據當時人楊義說：“多爾袞王府翚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淩空掛鬥，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可見睿王府的宏偉壯麗。
順治皇帝漸漸懂事了，對多爾袞獨斷專行越來越不滿，這為多爾袞死後不久即身敗名裂埋下了禍根。
隨著權力的迅速增長，多爾袞個人的生活窮侈極欲日益發展。順治二年時就曾想仿明制為己選宮女，後來還“於八旗選美女入伊府，並於新服喀爾喀部索取有夫之婦”。他曾逼朝鮮送公主來成婚，但發洩欲望之後，又嫌其不美，讓朝鮮再選美女，搞得朝鮮國內雞犬不寧。他又於順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銀二百五十萬兩，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還親臨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後，工程才告停頓。詩人吳偉業寫道：“聞說朝廷罷上都，中原民困尚難蘇。”
多爾袞身體一直欠佳，據他自己說，是在松山大戰時勞神太多而種下的病根。而入關之後，他“機務日繁，疲於裁應，頭昏目脹，體中時覆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嬰風疾”，即患有腦血管病。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在喀喇城打獵時墜馬受傷，病重而死，年僅三十九歲。噩耗傳到京城，福臨下詔為他舉行國喪，“中外喪儀，合依帝禮”。多爾袞被追尊為“成宗義皇帝”，葬於北京東直門外。因其早年排位為“九貝勒”，所以墳墓被稱為“九王墳”（今工體北路新中街。1959年，為安置因“十大建築”工程而搬遷的居民，政府建設了新中街小區，九王墳在那個時候被拆除）。
多爾袞按皇帝規格下葬後才兩個月，一直飽受壓抑、性格偏執的順治皇帝（時年十四歲）開始了瘋狂的報覆。他宣稱多爾袞犯有獨擅威權、妄自尊大、挾制皇上、圖謀篡逆等重罪，將多爾袞追奪王位，沒收家產，掘棺鞭屍，搗毀墳墓。
多爾袞死後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但是，多爾袞對於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絕不是政治對手們的幾條欲加之罪所能掩蓋的。順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別上疏，稱頌多爾袞的功勳，幾乎句句在理，但被濟爾哈朗罵了個狗血噴頭，流放寧古塔充軍。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久已廢棄的多爾袞王府被改建為“瑪哈噶喇廟”，隸屬於管理民族事務的理藩院。（註：瑪哈噶喇是藏傳佛教中的大護法神。）
遲至一百年後，乾隆皇帝當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發布詔令，正式為多爾袞翻案，下令為他修覆墳塋，覆其封號，“追謚曰忠，補入玉牒”。如此，鐵案又再度被翻了過來。到此時，滿清一代對多爾袞的評價算有了定論。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又下令將瑪哈噶喇廟翻修擴建，改名為“普度寺”，昔日攝政王府大殿被改建為“慈濟殿”。
現存的普度寺慈濟殿，面闊七間，黑色琉璃瓦綠剪邊歇山殿頂，前出抱廈三間。普度寺整體院落都建在三米多高的城磚臺座上，顯示著昔日王府不凡的氣度。
多爾袞一生多妻無嗣。其正妻為蒙古科爾沁臺吉吉桑阿爾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宮元妃。又有繼福晉佟佳氏、紮爾莽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拉布希西臺吉之女）、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索諾布臺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晉，因此有傳說豪格是色字頭上一把刀，多爾袞是為了得到豪格的福晉才構陷豪格下獄）、朝鮮李氏（朝鮮公主），還有妾察哈爾公齊特氏、博爾濟吉特氏、濟爾莫特氏、朝鮮李氏（朝鮮公主），前後共有六妻四妾，卻只生有一個女兒，名東莪。多爾袞倒臺後，東莪格格被送與信親王多尼（多鐸長子）撫養，以後命運不詳。多爾袞的養子多爾博其實是弟弟多鐸的兒子，多爾袞倒臺後歸宗。乾隆帝為多爾袞恢覆名譽後，仍以多爾博四世孫淳穎承襲睿親王爵，一直傳到民國初年。
“太後下嫁多爾袞”的故事是所謂四大“清宮疑案”——太後下嫁、順治出家、雍正之死、乾隆身世——之首。《清史稿·孝莊傳》記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莊太後病重，對康熙說：“太宗奉安久，不可為我輕動。況我心戀汝父子，當於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無憾。”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營建昭西陵，安葬孝莊太後，未與皇太極合葬，後人由此推斷太後已經下嫁多爾袞，所以不便再同皇太極合葬。
諸多野史傳奇還將“太後下嫁多爾袞”的故事，渲染得比“莊妃色誘洪承疇”的故事，更加離奇，更加雲裏霧裏。“太後下嫁多爾袞”的傳奇故事，版本之多，是“莊妃色誘洪承疇”傳奇故事無法比及的。今天的影視劇更是推波助瀾，極盡誇張，“太後下嫁”已經成了至今爭論不休的歷史疑案。
在筆者看來，歷史上的莊妃和多爾袞都是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身系著大清王朝的命運，他們之間是否有著纏綿悱惻的愛情已經難以揣測，但高明的政治家是絕不會因為情感而喪失理智的。
第二編 1644之半壁江山
楔子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國傳統的紀年方式，我們可以說是明崇禎十七年，也可以說是順治元年，甚至可以說是李自成大順國永昌元年，總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亂的一年。在改朝換代的夾縫中，某些人也許會說一些“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壯語，似乎歷史的走向就在他們的手中決定，然而，在逐鹿中原的爭鬥中，那只“鹿”就是老百姓，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明朝滅亡後，明宗室先後在南方建立了的一些地區性政權，包括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監國、紹武政權及永歷政權，前後五個政權加起來前後共歷十八年（1644年～1662年）。這段時間通稱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政權和魯王監國三個政權都只存活了一年，紹武政權僅存四十一天。而永歷政權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是因為西南之地向來和大局關系較淺，龍拏虎攫，總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後來滿清平定西南，全靠降將之力，所以事定之後，滿清並不能直接統治，於是封尚可喜於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於福建，吳三桂於雲南，是為三藩。
南宋偏安一隅，卻支撐了152年。而當時南明弘光政權初建時的狀況，遠勝於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時南宋的形勢。1644年，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對滿清和大順政權占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不但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南京及周圍地區還是明朝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才人輩出，江南一帶當時匯聚著大量東林和覆社名士，其中不乏治國安邦的人才。天時，地利，人和，哪樣都不缺少。
然而，往事南朝一夢多，興亡轉瞬鬧秋蟲。歷史卻在瞬間改寫。
重新翻開南明史，發現確實是華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腐敗，背叛，內訌……這個民族最悲哀的種種，似乎都在那個年度最大限度地呈現出來，令千古以下的人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焰張。
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
蛾眉越女才承選，燕子吳歈早擅場。
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
西昆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
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
五侯閫外空狼燧，二水洲邊自雀舫。〗
這是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所描繪南明政權花天酒地的腐朽情形。
南明史，是中華民族最應該銘記的歷史，因為“時窮節乃見”，節見後更有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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