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還得到了南明政權的嘉獎。南明福王立為弘光皇帝後，聽說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賊，立即遙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並從海路運米三十萬擔、銀五萬兩犒勞吳軍。弘光皇帝派遣使者左懋第、陳洪範賫銀幣到北京向多爾袞致謝的時候，還特意到吳三桂軍營轉達弘光皇帝的問候。吳三桂謝道：“時勢至此，夫覆何言，惟有閉關束甲，以俟後命耳。”沒有接受弘光皇帝所賜的禮物。（事見《吳逆始末記》）

而對於滿清來說，上天幸運地眷顧了多爾袞。多爾袞的才能並不比他的父親努爾哈赤和兄長皇太極更高，不過他運氣更好。倘若他事先沒有接受範文程的建議南下，山海關毫無疑問地會落入李自成的手中，歷史將不會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

滿清意外奪得了山海關後，洪承疇等謀士迅速改變了策略。按照洪承疇的看法，進攻中原若要取勝，就需要保證兩條，一是徹底擊潰李自成的軍隊；二是改變清軍以掠奪財貨、奴隸、牲畜為目的的傳統戰略。

多爾袞接受了洪承疇的建議，召集了將領及貝勒們，對他們說，以往三次入關，都鼓勵士兵搶掠，而此行卻不同於過去，“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多爾袞與他們相約，此次征戰以“救民”為宗旨，不得無故燒殺搶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發之外，不得傷害其身體。旗人若有妄殺鄉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搶劫、偷盜牲畜者，一律處斬，其扈從為奴，財產沒官。

與此同時，範文程開始起草寫給漢族百姓的布告，四處張貼：“義兵之來，為爾等覆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覆其官，民來歸者，覆其業。必不爾害。”

跟滿清的籠絡人心相比，李自成的行為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戰敗的大順軍逃回北京後，便在京城發洩怒氣，他們四處放火，並將彰儀門附近的民宅全部毀壞。

吳三桂得勝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很多北京居民聽到了明太子即將覆位的傳聞，不禁欣然淚下。街市的小販嘲笑地唱道：“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基未許年。”

【六 坐了一天皇帝寶座的李自成】

李自成離開北京前往山海關的時候，明朝降臣禮部尚書楊觀光奉命著手為登基大典作準備，可見李自成是抱著必勝的信心去的。在李自成離京期間，丞相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甲申傳信錄》），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而牛金星統轄的留守部隊已經軍紀渙散，有人開始離城西去，並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鋪。“闖王”出征之時，城中的很多百姓都認為他不會得勝而歸。楊觀光也乘混亂之際逃出北京，但非常不幸，他一出北京就被起義的農民抓住殺了。（計六奇《明季北略》）

楊觀光是山東登州人，是當時頗為著名的理學家。李自成曾經極力想改善他本人與明朝降臣的關系，但因為他是農民出身，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李自成召見楊觀光時，楊觀光勸他放棄酒色。李自成哈哈大笑說，若他遠離酒色，怎麽能享受生活的樂趣？李自成顯然不是傳統儒家模式理想的君主，他離幸運越來越遠了。他的悲劇不在於他輸掉了江山，而在於他差一點贏了天下。

李自成從來沒有考慮過在北京建都。他曾經說：“陜，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從這點上看，他有很高的欲望，卻沒有與之匹配的足夠高明的眼光。

吳三桂起初決定投降李自成後，李自成沒有派劉宗敏那樣的心腹大將去鎮守山海關，以防吳三桂的叛變和清朝的侵襲，而是派在居庸關投降的降將唐通帶了幾千人去接手山海關（唐通後來在保德投降滿清），龐大的人馬留在北京享樂。大將軍劉宗敏忙著搜刮贓款，“殺人無虛日”，不免有點類似兒戲。

歷史證明，大順政權在駕馭明朝降將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從1644年到1645年，歸附大順的明朝舊將幾乎毫無例外地叛變投敵，對於整個局勢的逆轉影響極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隊既不如清朝滿洲八旗兵強勁，對於來附的明朝將領本應授予高官顯爵，改編其軍隊；即便要任人器使，也應以嫡系大將統精兵為主，降將為輔。李自成寬厚有餘，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率領原部兵馬獨擋一面。結果風向一轉，叛亂四起，終至土崩瓦解，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兩天采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墻及護城河旁房屋。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甕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西撤。

為了日後更好地行使君權，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時間如何短暫。他曾在北京做過皇帝這一事實，等他死後對他的追隨者將是十分重要的。大順餘部在南方與南明永歷政權聯合後，仍稱李自成為“先帝”，並稱其夫人為皇太後。

但李自成為了同部下接近，一直與普通士兵吃的一樣，並像其他大順將領一樣經常戴一頂寬沿鬥笠，穿一件天藍色戰袍。他從不在自己與部下之間制造距離，而且與劉宗敏（李自成稱其為“大哥”）等將領則情同手足，經常手挽手一起散步。這種情誼無疑使李自成難以行使君主的權威。

李自成既無個人威嚴，也不喜歡帝王禮儀。牛金星曾想讓李自成於1644年四月十五日舉行祭天大典，並請他在宮中演習十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習時他舉止匆匆，全不按規定節奏去做。禮官在引導李自成時對這位“闖王”說，必須掌握儀式本身的節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這位義軍的領袖很快就不耐煩了，他扯下袍冠，惱怒地轉向禮官說：“我馬上天子耳，何用禮為？”然後轉身離開演習場，經過禦膳房時，還抓了一塊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終未能舉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事見張怡《搜聞續筆》第一卷）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就這樣，“闖王”李自成占領北京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後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後他就倉皇離開了北京。在他身後，火焰沖天，大火幾乎燃遍北京城中各個角落。

李巖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殺。因為李自成聽信了牛金星的讒言，認為李巖想取代他當皇帝。

李巖是大順軍中少有的溫和派，他的隊伍一直同百姓相處甚好。他也經常對李自成提點不同意見，阻止更大的破壞發生。李巖專門上書極諫四事，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確意見，但李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並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巖並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經很不高興了。至於李巖提出的暫不住皇宮，登基大典緩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為後來的殺身之禍埋下了伏筆。

起義軍的第四號人物軍師宋獻策也很有見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見，只能“一方面私作譏評，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為進言的方便”。宋獻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說話都如此小心，可見言路已經堵塞。

在中國，每一個想要提不同意見和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最後都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嘆為觀止”。有個松本一男的日本人專門從事中國學的研究，他寫了一本書《中國人的智慧》，裏面提到中國人突出的氣質，其中有一條就是——“陰郁，外人難於了解其內心”，這與“臉譜多”一句本質是一致的。

農民軍攻破北京後，李巖入宮後第一個趕去保護張皇後（天啟皇帝的皇後張嫣），扶張後上座，並行九拜之禮。但張後性情嚴正，當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開始追贓助餉時，李巖已經認為不妥，後來為了縮小打擊面，免得四處結怨，提出“文官追贓，宜分三等”的建議，正是為了阻止任意搶劫和拷打，從而使征罰贖金以供軍餉的作法制度化。對於吳三桂，李巖提出及早采取牢籠政策，他可以說是大順軍中最有遠見的人，李自成殺了他，可以說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還記錄了李巖被殺之後宋獻策和劉宗敏的反應：“宋獻策素善李巖，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無一箭功，敢擅殺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李自成一生都在戰場上馳騁，可是他最大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沒有改變自己，因此他也無法改變世界。他的戰場是如此遼闊，他的胸襟卻如此狹小。有趣的是，李自成和崇禎皇帝一樣，也是一個妒才嫉能的人。他殺李巖，與崇禎殺袁崇煥異曲同工。李巖亦姓李，也是人才，可能會應驗“十八子主神器”，他便舉起了屠刀。殺李巖，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這應了魯迅的一句話：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

『註：李巖死時，據說他那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夫人紅娘子正率領一支人馬在中原一帶征戰，僥幸逃過了李自成的迫害。李巖慘死的消息傳來，紅娘子悲憤填膺，立刻打起了“為夫報仇”的旗號，預備與李自成為敵。但李自成很快失勢，清兵攻下西安，直驅中原。紅娘子也被迫撤向湖北一帶，將人馬並入南明巡撫何騰蛟麾下。不久之後，清兵南下，屠揚州、陷南京，南明煙消雲散，紅娘子也在激戰中失去了下落。李巖與紅娘子英雄美女、俠骨柔情的故事，可謂是極好的小說材料，金庸的《碧血劍》中也演繹過這段傳奇。』

大順軍西退時情況相當混亂。邊大綬是明朝的地方官，曾經參與掘毀李自成家祖墳。大順軍在撤至真定後，他隱姓埋名，化裝成老百姓，但還是不幸淪為俘虜，但也由此寫下了著名的《虎口餘生紀》。“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餘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餘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引自邊大綬《虎口餘生紀》）

大順軍後來的命運幾乎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1644年，風雲變幻，王朝更疊。短短一年，明朝和農民軍相繼敗亡，令人不勝感慨。

【七 舊北京，新天子】

李自成軍主力滿載劫掠之物離開後，這就給了京城的百姓們向落在後面的大順兵報覆的機會。人們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成群結夥地搜捕掉隊的大順士兵，將其投入燃燒的房屋之中。還有些大順士兵被當眾砍頭，“而民稱大快”。“道間行者皆令執賊，而西人雖久居都中者莫不盡族行。然亦有乘勢修隙之事，蓋不可問矣。”（劉尚友·《定思小紀》）

大火過後，北京這座飽受創傷的城市漸漸恢覆了寂靜，人們緊張地等待著新的占領者。那些曾與大順合作過的人“有悔心失圖，無可奈何，而靜待吳鎮處分者”。

當時北京城裏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沒有人想到除吳三桂外還會有別人來占領這座城市，甚至當人們聽說有一支“大軍”由東而來，而且有人說看到了齊化門外貼有題以“大清國”字樣的布告之時，人們仍沒有料到會是由清軍來占領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紳官吏為迎接將要來到的救星而絞盡腦汁地尋找合適的禮服。他們認為，他們將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紳官吏耆老出城數十裏迎接，昂然而來的卻是滿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官吏大為震驚，偷偷溜走，百姓惶惑無措。少數官僚則迅速默認現實，將錯就錯地將多爾袞迎入。

多爾袞命令明朝官員在前面帶路，從朝陽門經正陽門進入皇宮。因北京皇宮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縱火燒毀，所以多爾袞將攝政王府設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員，說：“我們大清軍是仁義之師，這次進關殺賊，是為了替你們報君父之仇。”說罷，他又對身邊的清朝王公大臣們說：“傳我的命令，諸將進城，不許闖入民宅，對百姓要秋毫不犯，違令者嚴加懲辦！”

多爾袞一邊繼續派遣各路軍隊出京追擊李自成，同時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撫人心，穩定局勢。

可笑的是少數迎接多爾袞的前明官僚極其閉塞，竟然不知道多爾袞的身份，為了拍馬屁，跟當初李自成來北京的時候一樣，第二天就集體上表勸進，意思是勸攝政王多爾袞登基做皇帝。範文程笑道：“吾主已於去歲登極，此皇叔攝政王也。”（清·蒼弁山樵《吳逆取亡錄》）這些人鬧了個大紅臉，這才慚愧而退。

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但滿清占領北京後，還是有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出逃南下。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他建議“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

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範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覆仇討賊相標榜，強調了李自成毀壞京師和弒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允許明朝舊臣為吊死於景山的崇禎皇帝發喪哀悼。

鑒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不久又進一步明確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一覆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覆原職，甚至加官晉級。

多爾袞還提出了“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準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說，以前的貪官汙吏行為一概不計較，只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軍進京後的幾天，就派幾位官員在承天門登記所有明朝官員的姓名。並按名單邀請他們覆任原職：“於是諸名公巨卿，甫除賊籍，又紛紛舞蹈矣。”（張怡《搜聞續筆》）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範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

『註：明末黨爭極其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舊人，因此明末黨爭積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來，並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從順治二年開始，以彈劾馮銓案形成了南北黨爭的中心內容。是年七月，浙江道禦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矛頭直指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緊接著，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亦紛紛上疏支持吳達。高層官員中如洪承疇、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自然不會支持馮銓。多爾袞考慮到馮銓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於滿洲貴族，如果處罰了他們，朝中南方官員得勢，於清朝統治可能發生不利影響。所以過了十天，多爾袞仍未表態。但出於對穩定整個形勢的考慮，他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在朝中公開申斥了龔鼎孳，僅將李森先革職，而對其他人並未深究。從根本上說，多爾袞並未壓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時，也將馮銓一派的孫之獬革職，永不敘用。多爾袞只是通過雙方的鬥爭更好地利用他們，借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

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經被迫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陳名夏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歷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

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陜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寧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黃爾性在崇禎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寧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陽撫院。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袞裁決仍以“都堂”（即巡撫）任用。

多爾袞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采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

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禦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愛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確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這樣，滿清征戰方面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方面有範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制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國家，鞏固占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好了準備。其實這個時候滿清在軍事上仍然沒有優勢，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問題，很快自我潰敗而已。同樣是明朝這些降臣，在崇禎手下成了空談、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諛奉承之輩，成了李自成軍餉的來源。而到了滿清手下，卻變成了中興之臣，真是令人驚異。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甚至連“前朝勳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同時規定各地征收田賦一律按萬歷年間冊籍，停征崇禎時期加征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對於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系。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詔：“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對明朝早已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制度也著手改革，把衛所軍士改為屯丁，遇有缺額“永不勾補”。

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統治者鑒於明朝不顧人民死活橫征暴斂終於導致自身覆亡，有意於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但清初社會生產大面積破壞，加以頻繁用兵，軍需孔急，朝廷頒布的“恩詔”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如時人談遷記載：“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事，黃紙騙人財。”說明順治年間和康熙初期的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甚至由於奉差官員的敲詐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發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吊孝三日後即剃發改制。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

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

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

清廷占領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根，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多爾袞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機會，終於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多年的夙願——占領北京。有勇無謀的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將領提議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後帶著戰利品返回關外。多爾袞力排眾議，決策定都北京，並派遣官員到沈陽去迎接順治皇帝。

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順治皇帝抵達北京，由正陽門進城，入住武英殿。十月初一，順治去天壇祭天，十月初十，順治在皇極門（今故宮太和門）頒布即位詔書，表示他現在是整個天下的皇帝。同日，多爾袞晉封“叔父攝政王”，受賜黃金一萬兩，綢緞一萬匹，白銀十萬兩，並賜立碑紀功。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的心胸非常開闊，什麽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面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麽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滿清開國，面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面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

【八 李自成的速敗】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縣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全力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盡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失敗的消息傳開以後，原大順政權管轄區內的明朝官紳認為時機已到，迅速糾集兵力發動叛亂，推翻當地的大順政權。這些發動和參與叛亂的官紳絕大部分是以明朝為正統的，他們對山海關戰役和清軍入京的情況並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順軍被吳三桂部殺敗；有的雖然知道清軍入關，也以為只是吳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們打的旗幟大抵是“擒賊覆明”。

大順軍撤入山西以後，清軍停止了追擊，返回北京休息整頓，大約有一個月時間沒有采取軍事行動，所占地方不過是京師附近一帶。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戰略性的重大錯誤。他不是坐鎮太原，火速從陜西等地調集軍隊入晉，加強山西防務；相反，卻同劉宗敏等高級文官武將率領主力繼續西撤，於六月初渡過黃河，返回西安。盡管他在固關留下了大將馬重禧；在大同、陽和留下了制將軍張天琳；在晉東南長治地區留下了大將劉忠；路過省會太原時留下明朝降將陳永福守禦，“且授以堅壁清野之計”；在晉西北保德地區留下了降將唐通；晉南臨汾地區又有綿侯袁宗第統兵萬人屯於掛甲莊。兵力似乎頗為可觀，但這些留守山西的軍隊各守汛地，缺乏一員威信卓著的將領統一指揮。

李自成匆促地返回西安後，清軍占領了畿輔地區，於是山西就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方對峙的前線，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順政權的明大同總兵姜瓖發動叛亂，“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於是殺（張）天琳及偽中軍張黑臉，恢覆大同”。姜瓖占據大同地區後，初期也是以覆明為號召。這時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區，卻沒有對這一雁北重鎮發生的重大變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繼續西撤。

姜瓖隨即在清方拉攏下，放棄了所謂的覆明，很快歸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傳達多爾袞的令旨：“大同總兵官姜瓖忠誠為國，擒殺偽將，平定大同、陽和等功，予甚嘉悅。但立棗強攝理國事，以延先祀等語，甚覺不宜，其棗強王可炤舊守其本等爵級。……”姜瓖立即遵令用順治年號“大張榜示，通行布告軍民人等”。這樣，大同的覆明變成了歸清。

明恭順侯吳惟英之弟吳惟華在多爾袞進京時拜迎馬首，自告奮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爾袞欣然同意。六月，吳惟華離京赴晉，在兩三個月裏聯絡一些明朝文官武將先後招降了代州、繁峙、崞縣、五臺，攻克靜樂、定襄等州縣，從而使清朝控制區擴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變投清以後，又發生了唐通在晉、陜交界地區的叛亂。

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攝政王多爾袞名義寫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吳三桂等人一樣都擅長於見風轉舵。大順軍兵敗撤出畿輔後，他奉李自成之命鎮守同陜西相鄰的軍事要地保德州、偏關地區。由於姜瓖的叛變，大同地區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計大順政權難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為據點發動叛亂，文告改用明崇禎年號，西渡黃河襲擊陜西府谷縣，同大順政權鎮守陜北的亳侯李過激戰達半月之久。由於變生意外，李過部損失較大。唐通占領了山西保德州、岢嵐州、永寧州（今離石縣）、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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