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大壽和洪承疇兩人，投降後的表現各有不同：一個是從此開始默默無聞，閉口不談兵事；一個則是竭心盡力地幫助滿清得到天下，充分施展了在崇禎手下沒有發揮出來的才幹。所以洪承疇的故事到這裏還沒有結束，我們在後面的篇章中還會再提到他。

祖大壽和洪承疇二人不是留名於《明史》，而是見傳於《清史》，而且同時被列入《貳臣傳》，這就是滿清政權給投降者的最高待遇。

【十 大勢已去】

松山失陷對明朝影響極大，從此明朝在關外已不能再戰，完全無力應付遼東局面。

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就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為“殺窮鬼”。兩年之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如此大規模屠殺兩次，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

崇禎皇帝自然已經顧忌不到這些遼東子民的生死，他開始考慮與滿清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馬紹愉去與皇太極談判。

皇太極本人一直對將來統治天下懷有矛盾心理。他想當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龍床。他的主要漢族謀士範文程經常勸他出兵明朝，占領中原。但皇太極堅持說，他並非“好殺掠而興兵”。相反，他與明朝交兵是因為對方拒絕響應他的和平建議。圍攻大淩河時，皇太極曾致書祖大壽，表示誠懇希望與明朝議和，而明朝大臣卻將議和比作南宋的綏靖政策。“然爾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清太宗實錄》第九卷）

皇太極的耐心是相當出色的。幾次入關，他的馬首都曾叩北京，許多臣屬都勸皇太極拿下北京，但皇太極諄諄開導他們：“明朝是一棵大樹，根深葉茂，現在以我們滿清的力量，還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沒有用。我現在帶你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棵大樹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長日久，它就成了枯幹。最後輕輕一推，便轟然倒地。”

松山陷落後，祖可法（祖大壽義子，曾參與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吳三桂和鎮壓李自成，官至湖廣總兵，駐守武昌）主張停止議和，進圍北京，他認為，議和“利於彼，而不利於我”，並警告說，明朝會利用停戰之機，“募訓練，修防禦”，還會說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但皇太極斷然拒絕說：“豈能即克山海耶！”（《貳臣傳》第二卷）

甲申年以前，清軍四次入關，都是從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邊墻進來的，飽掠之後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為山海關橫亙。對於滿清而言，沒有山海關就沒有中原。

因為皇太極也有求和的心裏，馬紹愉談判的結果自然相當不錯。但就在這個時候，陳新甲的家僮將崇禎皇帝催促議和的手詔誤作塘報，發了抄，於是滿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滿清講和。朝庭主戰的人大肆彈劾陳新甲通敵賣國。崇禎皇帝不好明說，為了面子，只好下詔嚴斥陳新甲。陳新甲自然不服，心想這議和本來就你崇禎的意思。崇禎皇帝惱羞成怒，將陳新甲斬首。

自此，明清兩國的和議便永遠斷絕了。

而崇禎皇帝在這個時候突然變得無比堅定，決定先發制人，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他下令吳三桂襲擊滿清阿濟格營。

皇太極希望再給明朝一次比松山、錦州失守更沈重的打擊。然而使他充滿信心的是，他已經網羅到一批文武幹才，使將一個邊地汗國變為中原王朝稱為可能，人才正是逐鹿中原所必須具備的條件。1644年，當對明朝的致命一擊終於由李自成意外完成時，滿洲人便準備大舉南下了。

崇禎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極又命阿巴泰等入關攻明，這是皇太極生前最後一次下令攻明。但皇太極並未完全放棄與明朝議和的念頭。阿巴泰出發前，皇太極囑咐他說：“若明國差人來講和，爾等可答之雲：‘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討，敢不奉命行事。爾國果欲講和，可與我皇上請命’。”另一方面，皇太極又對阿巴泰說：“若遇流賊兵（指李自成的軍隊），亦對他說：‘爾等見明無道逆行，故興師征討。我國與爾同意’……流賊若差人來，就帶他的人來。”

這時依舊有和談的希望，皇太極甚至希望萬一與明朝和談不成，將來就聯合李自成，合力對付明朝。可見皇太極相當謹慎，他不認為滿清已經具備了爭奪天下的能力，這時候他已經看到了李自成未來不可預估的力量，也想到要利用漢族自己的內亂謀取漁翁之利。但很遺憾的是，皇太極還沒有來得及看到這兩項策略有任何結果，就已經去世了。

更加遺憾的是，崇禎皇帝沒有任何積極響應。

阿巴泰的清兵分兩路入長城，共會於薊州，直抵山東兗州而還，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殺明宗室魯王，俘獲人民三十六萬餘口、牲畜五十萬頭。這一趟中，阿巴泰也沒有遇到李自成的軍隊。

崇禎十六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軍經通州徐徐凱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諸軍皆尾隨其後，始終未敢一戰。但明軍仍然堅守著山海關，清兵還無力攻陷。雖然清兵屢次繞道長城各口，蹂躪畿甸，南及山東，因為山海關扼道其中，清兵畢竟不敢久留。不過正因為滿清時不時地流動侵擾，明朝剿流寇的軍隊總被滿清牽制著。而西北的李自成這個時候已經有幾十萬大軍，他也跟皇太極一樣，正雄心勃勃地將目光投向了紫禁城。

到這個時候，崇禎才知道他最大的敵人不是皇太極，而是李自成。這個觀點一直延續到南明政權，嚴重地影響了南明政權的內政與外交。但此時此刻，崇禎內外交困，已經茫然無措了。這時關外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為清朝所有，唯寧遠等四城未克，明朝在長城以北的防禦實際上已經崩潰了。回想起袁崇煥當年“五年平遼”的誓言，話猶在耳邊，人卻已經若隔世。崇禎的感覺不是後悔，而是咬牙切齒地痛恨，痛恨這些文武大臣誤了他，祖宗傳下來的江山竟然在這些人的手中逐漸淪陷。於是他在這樣的思想的驅動下，在滅亡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快了。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廟號太宗，葬昭陵。禮親王代善等奉皇太極與莊妃的兒子福臨繼位，時年6歲，是為清世祖，年號順治。鄭親王濟爾哈朗（努爾哈赤的侄子）和睿親王多爾袞（努爾哈赤第十四個兒子）輔政。

此時離1644年崇禎煤山上吊只有半年。

半年後，“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後金的野蠻民族所擊敗”。此論並不準確。滿清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十幾萬兵力，而李自成的百萬大軍絕大多數都是饑民，所以其實是明朝自己擊敗了自己。但這並非崇禎皇帝一人之過。

顯然，沒有滿清，就沒有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沒有李自成，滿清也不可能乘虛而入山海關，輕而易舉地得了天下。1644甲申年，江山改朝換代一幕開始在正史上上演，由於如此富於戲劇性，從而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失敗者“不瑕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覆哀後人也”。顯然，崇禎的繼承者們並沒有從1644年得到教訓，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再討論南明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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