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張獻忠突然悶悶不樂起來，對左右說：“不知道為什麽，我很愛這狀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殺死了他，免得總是想著。”於是下令將張狀元斬首。（張獻忠事跡見《明史·卷309·流賊傳》）

順治三年（1646年），滿清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率清軍由陜南入川，攻打張獻忠的大西軍。順治四年（1647年）七月，張獻忠撤離成都，北上與清軍作戰。臨走時下令屠城，並將全城放火燒得幹幹凈凈。沈荀蔚《蜀難敘略》記載說：“王府數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燼。盤龍石柱二，孟蜀時物也，裹紗數十層，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軍被清軍包圍。當時張獻忠正忙著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戰，被清將雅布蘭射死在鳳凰山（今四川南溪縣北）。一個極好享受殺人的樂趣的人終於被人所殺。

張獻忠死後十二年（1659年），四川溫江縣清查戶口，全縣只有32戶，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這都是張獻忠大肆屠戮的結果（事見民國《溫江縣志》）。相傳張獻忠屠盡四川，並非有意汙蔑農民軍領袖，真是確鑿不虛。連魯迅先生也曾批判過張獻忠是“專在‘為殺人而殺人’”。當時的民諺說：“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流流賊，賊流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近百年來有許多史學家都驚奇地發現，沒有哪個四川人是土生土長的，幾乎都是從外省遷來的。根據當地語系及相關縣志，四川民間所稱的上五縣：新津、大邑、崇慶、郫縣、都江堰的土著多是由“湖廣填四川”而來。因為張獻忠剿四川把人殺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

張獻忠死後，清朝官員到成都來接管，城內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設在保寧府（今閬中縣）。一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才將四川省治遷回成都。那時全川人口大約八萬，十裏不見人煙。成都全城居民才數十戶（零散人口不計），閭巷不存，舊街難認，到處叢莽，兔走雉飛。有人站在南門城墻上，一天之內看見錦江對岸先後有虎十三只相繼走過。浩劫如斯，誰之罪歟？（事見《清史》）

中國有句老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歷史上漢族中川人是比較富於反抗精神的，所以總是遭到最野蠻的屠戮。四川歷史上有三次大屠殺。

第一次在西晉東晉之交。事起於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強李特，糾合流民二萬餘，自稱鎮北大將軍，在綿竹（今德陽市黃許鎮）扯旗造反，陷廣漢，圍成都，入城大屠殺。李特戰死後，其子李雄稱成都王，後又稱帝。政權無文化，殺人作惡不自知，播亂長達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滅南宋，兩度陷成都，先後大屠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引元代賀清泉《成都錄》），“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覆刺之”（引《三卯錄》）。野蠻民族打江山，同樣鄙俚無文化，而作惡又勝過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餘年，成都殘破，終無起色。

第三次就是“張獻忠剿四川，雞犬不留”，這次最為殘酷，遠勝過前兩次，空前絕後。2002年成都附近某縣基建，挖掘出近萬具白骨，據考證也是張獻忠所為。

張獻忠還在成都立了一塊“七殺碑”，上面刻著他殺人如麻的理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對他來說，好殺人並不是他的責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1644甲申年十一月十日，大西軍驅趕百姓到成都東門外九眼橋屠殺。當劊子手將要舉刀時，迅雷炸響三聲。張獻忠怒斥蒼天道：“你放我到人間來殺人，今天為什麽用雷來嚇我？”命令士兵駕起大炮，對天空連放三炮。這一天，被殺者無算，屍首塞滿了河道，九眼橋也因此而折斷。

就是這位張獻忠，竟然對西方科學技術有興趣，聘請了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為天學國師，詢問西方各國政事、天文、數學等方面的知識。二人曾為獻忠制作天球儀、地球儀和日晷等。這兩位傳教士在《聖教入川記》中真實地記錄了張獻忠的大殺與小殺，認為他是政策殺人，並非一味顢頇快意殺人，蓋以殺人求政權之鞏固耳。

跟張獻忠比起來，李自成雖然也殺人如麻，但後來能采納李巖等人的建議，開始收斂形跡，籠絡人心，在農民軍領袖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

【四 李自成的崛起】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陜西米脂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當時天災人禍不斷發生，連續多年鬧災荒，千百萬農民身上無衣，口中無食。李自成自幼家貧，還曾經出家當過小和尚，俗名黃來僧。曾經有人附會說，李自成這個名字跟“皇來僧”近音，暗示著他日後能當皇帝。後來李自成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21歲那年，他因為失手打傷了地主，不得不逃到銀川，當一名驛卒（相當現在的郵遞員）。驛卒的工作似乎比較輕松，因為李自成的騎射技術就是在當驛卒的時候苦練而成的。

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皇帝開始大規模裁減驛站（相當現在的郵電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禎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員的名單內，失業下崗。此時正值風起雲湧，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二十四歲的李自成也心癢難耐，於是殺死驛站的上司，出了被裁員的惡氣。李自成就這樣造了反，投到了他舅舅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軍中，當了一名八隊闖將。

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占領府谷，稱王設官。但是從整體上來說，農民軍都是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而且成份相當覆雜。農民軍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禎忙於應付來自滿清的強大威脅。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脅，從朱元璋開始，終明一朝也未能徹底解決。

就在崇禎皇帝疲於應付東北滿清的時候，陜西的流民四起。明朝政府口中的所謂流寇，是沒有一定的根據地，流竄到那裏，就裹脅到那裏。中國因為疆域廣大，天災人禍很難影響到全國，局部的動亂也很難牽動全國。只有當社會極度不安、內外交困時，才會釀成如火燎原之勢。崇禎皇帝不幸正當其時。

李自成等流民起於陜西，很快流入山西，接著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廣之境，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崇禎皇帝這才著了慌。他早知道陜西大旱，甚至發生了易子而食的慘劇，但他總以為這些流民鬧不起大事來，頂多也就是搶搶糧食罷了。孟德斯鳩名著《論法的精神》中說：“當一個政府不能很好解決民眾的基本生活問題時，是不禁止民眾小的違法行為的。”孟德斯鳩的這句話給崇禎皇帝開始並不重視農民軍的力量以及後來普遍采用招安政策提供了很好的註解。

流民還沒有演變成起義軍時，兵部郎中李繼貞向崇禎建議說：“這些流民饑餓不堪，將來恐怕都要淪為盜匪，請以帑金十萬來救濟他們。”當時崇禎沒有聽，反而派人圍剿。

這個時候的流民沒有專門的統帥，一旦與明軍官兵相遇，流民各自為鬥，如果能取勝則人人爭先往前沖，一旦打敗就立即竄入山谷躲起來。因為流民太多，官軍遇賊追殺，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打的是哪方的流寇。流民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力日益強大起來。明軍官兵東西奔擊，疲於奔命，流寇始終無法剿滅。

既然流寇是生活不下去了才要造反，那我就給你們基本生活的保障，你們總該不反了吧。於是崇禎想到了利用剿撫兼施的策略盡快平息農民起義。三邊總督楊鶴執行“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綏靖政策，意圖瓦解農民軍。在明軍剿撫兼施進攻下，陜西農民軍中確實有不少首領都接受了朝廷招安。但這些受招安的人是在利益的誘惑下才投降，一旦發現明朝政府無力兌現時，立即又重新造反，所以呈現出時降時叛的覆雜局面。

出現這樣流寇越剿越多的狀況，總得有人來承擔責任吧？這自然不是皇帝的錯，於是楊鶴於崇禎四年（1631年）十月被逮捕下獄。

在這個過程中，李自成開始名聲鵲起。崇禎六年（1633年），農民軍首領王自用病卒後，李自成收其遺部2萬餘人，與張獻忠等合兵，在河南林縣（今林州）擊敗明總兵鄧玘，殺其部將楊遇春。

隨後，高迎祥領導下的農民軍與明軍展開了激烈博鬥，損失較大。為保存實力，農民軍從山西轉入河南。崇禎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經澠池縣突破黃河防線，轉移到豫西。

明朝政府再次逐漸控制了局勢。崇禎七年（1634年）初，崇禎任命曾在陜西北部大勝農民軍的陳奇瑜（1616年進士，1648年去世）總督河南、山西、陜西、四川、湖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陳奇瑜不辱使命，不出數月，他在河南西部靠近陜西邊界的車廂峽誘殲了數千名農民軍。但陳奇瑜很快自己斷送了前程。他接受了農民軍中名氣最大的李自成的投降，還派人將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遣送回陜北。但李自成隨即殺掉護送的明軍，突襲了駐紮在渭水的明軍。不久後，陳奇瑜被逮捕下獄。

農民軍突圍後，在豫楚川陜交界山區流動作戰，與明軍周旋，明軍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窮於追剿，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

崇禎八年（1635年），洪承疇繼任三邊總督，為改變明軍被動局面，開始集中力量圍剿農民軍。洪承疇出陜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農民軍，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等地，連連受挫，被迫轉入西部山區。

在形勢的逼迫下，農民軍開始聯合起來。崇禎八年（1635年），在李自成的提議下，各路農民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李自成首先提出聯合作戰、分兵出擊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盡管農民軍首領們已經意識到聯合的重要性，開了這次滎陽會議，但農民軍並沒有真正形成組織和指揮上的統一，一旦遇上洪承疇這樣的用兵高手，很快就被明軍各個擊破。

崇禎九年（1636年）夏，農民軍被圍困在叢山之中長達三個月。高迎祥率部從陜西漢中突圍，遭到陜西巡撫孫傳庭埋伏，被俘而死。高迎祥死後，農民軍逐漸形成為兩支勁旅，一支由張獻忠領導，活動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帶；另一支由李自成領導，活動在甘肅、寧夏、陜西一帶。

高迎祥死後，農民軍把“闖王”這個稱號推讓給屢建戰功、聲望很高的李自成。從此，李自成作了“闖王”。

李自成繼任“闖王”，手下有劉宗敏、田見秀、郝搖旗等戰將。李自成雖號稱“農民起義領袖”，但並非救民於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三日以上，城破以後即要屠城，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叫作打亮。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決黃河大堤，淹死兵民數十萬人。可以說，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義，也是對中國十多年的大破壞！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巖，及夫人紅娘子；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作謀士，情況才稍好一點。崇禎皇帝面對這位大肆破壞、殺人如麻的“闖王”，能有什麽辦法？！

明末清初詩人李雯有《道出盱眙見賊所燒殘處》一詩記錄說：

〖聞說淮西地，盱眙古戰場。

寇來千裏白，日下數山黃。

行客欣遺竈，居人倚短墻。

中原半如此，何計出風霜。〗

但明朝對農民軍戰績要遠遠好於對清軍的戰績，明軍的將帥如洪承疇、陳奇瑜、孫傳庭、盧象升、熊文燦都有對農民軍的輝煌勝利。

陳奇瑜曾將農民軍逼入車廂峽，險些讓李自成、張獻忠困死其中；孫傳庭潼關大敗農民軍，並活捉了老闖王高迎祥；熊文燦追得農民軍走投無路，紛紛投降，張獻忠、羅汝才亦在其中；盧象升滁州大捷，農民軍屍橫遍野，更有大將左良玉、賀人龍、曹文詔、曹變蛟、高傑沖突左右。本來撲滅農民軍的星星之火不是沒有可能，可是在最關鍵的時候，幫助農民軍的竟然是崇禎本人。

1637年，李自成被熊文燦追得無處藏身，被迫躲進了商洛山中。張獻忠也在形勢的逼迫下投降了熊文燦。但一年後張獻忠覆叛，不到三個月，就在湖廣的最西北部大敗明軍。這個災難註定了熊文燦的命運。他被削官、逮捕，朝中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替他說話，他很快被處死。在戰場上接替熊文燦的是楊嗣昌（楊鶴的兒子），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1641年，張獻忠攻陷襄陽，殺了襄王朱翊銘。楊嗣昌知道該到他自己負責任的時候了，為了避免少受點苦，還不等崇禎皇帝下旨責罰，他自己就拔劍自殺了。

楊嗣昌頗有遠見，他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九），具體內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後朝庭集中兵力掃除“流寇”。但他的建議並沒有被崇禎皇帝所接受。

『註：楊嗣昌死後，崇禎皇帝倒也沒有追究，將他的屍體送回家鄉武陵安葬。後來張獻忠攻陷武陵，懷恨楊嗣昌，下令焚毀楊家祖墳，並挖出了楊嗣昌的屍體，斷其屍見血。事見《明史·卷252·楊嗣昌傳》。』

從上可見，明軍將帥稍有敗績，非死即貶，結果是明朝的棟梁之才損失待盡，陳奇瑜被貶，熊文燦被斬，孫傳庭入獄。這是年輕的崇禎用人的戰略所導致的結果。

1639年，當李自成再一次從山中走出來的時候，發現熊文燦已經成了冤死之鬼，這不由令他欣喜若狂。於是李自成再次組成了自己的軍隊，吸收了李巖、宋獻策、牛金星等知識分子，洗去了農民軍固有的匪氣，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的氣勢，目標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龍寶座。

【五 崇禎的難處】

1627年崇禎的哥哥天啟皇帝死，本來這該是朝廷莊嚴哀悼的時刻，但老百姓們甚至包括絕大多數朝庭官員在聽到這帶來無窮災難的一朝終於已經結束時，都感到萬分欣慰。因為天啟皇帝沒有兒子，兄終弟及，十六歲的崇禎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登上了皇位。史書上關於十六歲前的崇禎記錄極少，在他當皇帝前他是個默默無聞的人。

崇禎上臺時政治環境相當險惡，天啟皇帝駕崩之際，正是魏忠賢集團活動最猖獗的時期。崇禎由信王府搬入大內，竟不敢食用宮中為他準備的膳食，硬是憑借自己從家裏偷偷帶來的幹糧度過了最危險的幾天，宮中的險惡可見一斑。但崇禎登基兩個月後，即不動聲色地鏟除了魏忠賢集團；少年老成之風，只有後世康熙鏟除鰲拜能與之相提並論。於是普天下的人們歡欣鼓舞，將崇禎的繼位看成是進行深遠改革和覆興明朝的機會，譽之為“神明自運，宗社再安”。

其實，崇禎對魏忠賢的痛恨，更多地是出於私人情感。崇禎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死了，所以他小時候受到過好幾個皇妃的照料，其中一個就是因為沖犯了魏忠賢和客氏“憤郁”而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前五天，崇禎念念不忘地既不是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清，也不是耀兵城下的李自成，而是魏忠賢。他密令將已經死了十七年的魏忠賢的屍骨收來燒了，但此命令還來不及被執行，李自成就進城了（陳濟生《再生紀略》）。

一個胸襟如此狹隘的人，照理來說，不會是一個好皇帝。果然，翹首以盼的人們很快失望了。崇禎是個志大才疏的人，他自認為聰明，還有著許多封建帝王的最大通病——猜忌成性，尤其他從哥哥手中接過的是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江山，他的缺點給王朝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亂攤子不是崇禎的哥哥天啟皇帝一個人帶來的，崇禎接過手時確實是已經是內憂外患，危機重重。自從他登基以來，所面臨的危難已經超過了明朝任何一位皇帝。崇禎並不是明朝十六個皇帝中最糟糕、最沒有才幹的皇帝，事實上明朝的皇帝荒誕的、荒唐的不在少數，跟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哥哥天啟皇帝等人比起來，崇禎無疑要強得多。他有勵精圖治的決心，有重新振興明朝的強烈願望，但內憂外患的巨大困擾不由得不令他更加性急，因此，他的很多決定都是在焦燥不安的狀態下匆忙決定的。

明朝整個狀況由於軍費的增加而更加惡化，朝庭不得不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賦稅。萬歷一朝已經因為神宗皇帝的貪婪而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裏更大加而特加。崇禎末年，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而萬歷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

從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賦稅竟然增加了六倍。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就算福建糧價瘋漲，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再加上地方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一畝產出六兩銀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納十幾兩的稅。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谷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事見錢泳《履園叢話》）。明朝就出現了流民遍天下的現象。所以歷史學家傳統的說法認為，過度的征稅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朝庭發不出軍餉，剿賊剿寇的官兵該怎麽辦呢？明朝的鄖陽巡按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裏的農田裏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裏人耕種糊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汙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汙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汙。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還能打仗，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強多了。官軍搶劫百姓，也是出於迫不得已。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便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百姓們恨官兵，明朝逐漸失去了民心。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到這個時候，崇禎的這個戰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大臣馬世奇在《廷對》中向崇禎皇帝解釋老百姓起義原因時說：“非附闖也，苦兵也。”“苦兵”是因為官軍破家、殺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當時，朝庭用官軍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官軍。對於崇禎來說，這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這時朝廷面臨的形勢非常暗淡。有一段記錄說：

“1644年初，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五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一百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吃的。士氣和紀律渙散到這種地步，一個將軍報告說：‘你鞭打一個士兵，他站起來；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又躺下了。’明朝快完了，這是不令人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時還沒有完。”（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管理》）

而這時戍邊軍隊也要求崇禎皇帝撥餉。1644年初，戶部侍郎吳履中奏稱，國庫存銀僅剩8萬兩。他說：“若無九邊，京師何以安守？”堅決要求將這筆錢撥給戍邊軍隊。但崇禎皇帝拒絕了，他打算將這筆錢全都用來加強京師守備。

後來戶部尚書倪元璐談及道德是頭等重要之事時，崇禎帝問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線軍餉之時，將如何以之解救國難呢？

兩人正論道德之日，距二人之死——1644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三十五天了。

崇禎本不該是亡國之君，可惜，他時運不好，這是他的難處。他也不是個能幹的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就沒有能幹的皇帝——人才不分賢否，議論不分是非，政事不明得失，軍機不論成敗，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剛愎自用，卻又性子急躁。當流寇滿山、四方鼎沸的時候，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撫兩端，沒有定策，以致茫無成算；加上禦下太嚴，打一場敗仗立即殺將，丟掉一城立即殺吏，正所謂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

【六 李自成的運氣】

李自成後期確實表現出相當的軍事才能，但無戰略眼光。他善於攻打城池，發明了獨特的“瓴甋”法，但攻下城池後往往大肆屠城，不派人留守，隨攻隨丟。在歷史上，關於李自成的定位好的說法是“農民起義軍領袖”，比如中國的教科書對他的定位；不好的則是“流賊”，基本上歷代正史、野史都認為李自成、張獻忠之流是“賊”。《明史》不但將李自成歸在《流賊》一類中，甚至幹脆地說，“盜賊之禍，歷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認為李自成是歷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流賊。

其實李自成只是個運氣特別好的人。他從小家貧，一直沒有什麽出頭的機會。還在給崇禎當郵遞員（可惜由於他的職位太低，崇禎當時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時候，從來就沒有想到（也不敢想）將來有一天也能有機會坐在紫禁城的寶座上，但是機會選擇了他。在李自成加入了農民軍後，機會成就了他。對於機會主義者來說，假若沒有度量和眼光的話，就不是每個時候都能準確地把握住機會。

崇禎十一年（1638年），農民軍受到幾近致命的打擊。李自成在潼關被洪承疇和孫傳庭三道埋伏線包圍，李自成打敗，只和劉宗敏、田見秀等十七騎突出重圍，躲入陜西東南的商洛山區。

正當崇禎平叛的勝利似乎唾手可得時，上天眷顧了李自成，滿清的軍隊又開始入侵了。由於北直隸和山東的城市紛紛陷落，明朝政府被迫選擇了“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從西北抽調人力物力，命洪承疇任薊遼總督，孫傳庭任保定總督。孫傳庭氣憤朝庭不乘勝追擊，故意稱病辭官，反而被崇禎認為不想出力辦事，被逮捕下獄。主張招撫的熊文燦接任，派出偵騎搜捕李自成。偵騎搜了幾個月，毫無信息，不想繼續在崇山峻嶺中費心勞力，就報告說李自成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已經死去。不出數月，崇禎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盡棄。

李自成聽說洪承疇和孫傳庭兩個勁敵走了，“稍得安”。但這時李自成的情況並不好，他的身邊只有十七個人，還躲在山中一步不敢出去，前途看起來十分渺茫。

崇禎十二年夏，已經投降熊文燦的張獻忠重新反穀城。李自成聽說後大喜，重新出山，集結部眾。很快為陜西總督鄭崇儉所敗，李自成自認晦氣，因為沒有地方可去，只好去投奔張獻忠。但張獻忠此人性情難以捉摸，凡事隨心所欲，他也看出了他的這些農民軍同行們，要數李自成最有出息，將來必是勁敵，於是假裝收留了李自成，想借機除掉他。但事不機密，被李自成事先發覺，李自成逃走。

『註：李自成與張獻忠雖然都是農民起義軍，卻一直不是同志。崇禎十四年，張獻忠被左良玉追得無路可走，也不得不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記恨前事，想要乘機殺了他。號稱曹操的羅汝才跟張獻忠交好，對李自成說：“留著張獻忠，可以使他擾漢南，分官軍兵力。”羅汝才見李自成不答，就偷偷給了張獻忠五百騎，縱他逃走。事見《明史·卷309·流賊傳》。』

此時楊嗣昌正督師夷陵（今湖北宜昌），聽說李自成走投無路，立即傳檄李自成，讓他投降。李自成正憋著一肚子氣，立即對楊嗣昌派來的使者破口大罵。於是楊嗣昌派兵圍捕李自成於巴西魚腹山中一帶。李自成無路可走，打算自殺，幸好養子李雙喜勸住了他。他身邊的人一個個都溜走，投降了明軍。

李自成麾下最驍勇的大將劉宗敏也打算投降，被李自成發覺。此刻李自成眾叛親離，已經是萬念俱灰，他流著眼淚對劉宗敏說：“人們都說我將來是天子之命。你去蔔上一卦，倘若不是吉卦，你就帶著我的人頭去投降楊嗣昌吧。”

若是帶著李自成的人頭投降，以後就不愁有高官厚祿，劉宗敏大喜過望，當然同意了。

劉宗敏蔔了一卦，卻是吉卦。他有些失望，又蔔了一卦，還是吉卦。劉宗敏還不死心，蔔了第三卦，還是吉卦。古人迷信，信天命，劉宗敏這才死心踏地相信李自成有天子之命，於是回來對李自成說：“我就是死也要跟著你。”為了表示忠心，還殺了自己的兩個老婆，以便輕裝上陣。

其他人聽說後，也表示要跟隨李自成這個“真命天子”。於是李自成盡焚輜重，輕騎走河南。這個時候，他身邊只有五十來人。

正好河南大旱，糧食極貴，一斛谷要萬錢，老百姓沒有錢購買糧食，成千上萬饑民到處流亡，成了李自成極好的兵源。李自成一到河南，饑民聽到李闖王出山的消息，紛紛前來投奔，大概有七、八萬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隊伍。農民軍獲得迅速發展，李自成精神大振，指揮饑民在河南縱橫馳騁，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攻偃師，殺知縣徐日泰。這時候的李自成所向無敵，並以殺人為樂，喜歡砍人的腳，活挖出人的心。但就在這個時候，李自成遇到了李信（即李巖）。

杞縣舉人李信是明朝前尚書李精白的兒子。天啟年間，魏忠賢一手遮天。李精白靠拍魏忠賢馬屁當上了尚書，曾經為魏忠賢建立生祠，還在生祠焚香祝詞說：“堯天巍巍蕩，帝德難名。”意思是稱讚魏忠賢像堯一樣具有天那般大的闊大高貴的胸懷，那種皇帝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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