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幫我。

幫你，一定幫你。不過幫你的不是森內老師，是我。我們同病相憐，同樣為孤獨所困，所以我才會幫你。

森內老師是靠不住的——當這句話浮上美奈繪的腦海時，她體內原本混沌而又不斷高漲的能量終於現出具體的形貌。

只要處理得當，在傾聽舉報人心願的基礎上，不就能給隔壁那個可恨的女人——森內惠美子以沈重的打擊了嗎？

自己帶的班級有學生死了，她卻只是萎靡了兩天，年底又恢覆原本那副旁若無人的模樣，現在也依然精神抖擻地去學校上班。所謂厚顏無恥，說的不就是這種人嗎？按理說，她早該引咎辭職了。

可那個女人非但不辭職，還一如既往地充滿自信，這分明是她無視學生寶貴生命的鐵證。

這樣的女人一定要受到懲罰。

沒有防止學生被殺——這就是她的罪行。

不，還不僅僅是這樣。就算沒有這封舉報信，或者萬—信上的內容是虛假的，僅就學生不願上學並最終自殺這一事實而言，那個女人也該承擔重大責任，不僅要失去做教師的資格，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然而直至今日，森內惠美子從未受到責備，也未作任何反省。

依然那麽幸福快樂。

依然那麽傲慢自信。

依然蔑視著美奈繪。

我要公開這封舉報信。

時間不會太久，大概十天半月後，這封信會經過我美奈繪之手公之於世。

偶然看到這封信被人丟棄，由於內容重大，所以我送來了。

警察？不行不行，送到他們那兒實在不夠火爆。交給媒體才行，而且要那些炒得出爆炸性效應的媒體。

城東第三中學二年級一班的班主任森內惠美子老師，無視學生寫來的舉報信並將其隨意丟棄！

看你怎麽解釋！

我要摧毀你的一切，奪走你的一切，讓你永遠無法蔑視我。

垣內美奈繪對著咖啡店的窗玻璃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19

聲音正在傳播，由此及彼，往覆於空中。飛去，飛來，又飛去，好像在練習拋接球，就算用上計謀，也常常會落敗；既想傳達心意，又時常裹挾著謊言。

“說是刑警，還以為會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實一點也不可怕。”

“聽說是個女的，對吧？”

“嗯，還很年輕。不過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頭了吧。”

“真理子，她都問了些什麽問題呢？”

“什麽問題……呃……”

“說是原則上自願參加，可只有我們班必須全體參加，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們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級嗎？就因為這個吧。有什麽辦法呢？涼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嗎……有沒有問一些討厭的問題呢？”

“討厭的問題？什麽樣的問題？”

“譬如說，跟柏木關系好不好之類的。”

“啊，那是涼子你覺得討厭的問題嘛。”

“才不是呢。”

“怎麽有氣無力的？感冒了嗎？”

“也許吧。”

“最近流感爆發呢。快別打電話了，量一下體溫吧。掛了，保重。”

掛了電話，藤野涼子站在原地好一會兒，兩眼怔怔地望著電話聽筒。我們班就是柏木的班級，所以要全體接受問詢調查，沒辦法。倉田真理子說得沒錯，估計大家都是這樣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學校舉辦面談活動，是為了找出寫舉報信的人。爸爸說得很清楚。其實，這還是爸爸向校長提的建議。“所以你權當什麽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聽話著呢。”

涼子也覺得那個寫舉報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裏的同學，可有必要費這麽大的心思將“他”找出來嗎？柏木是自殺的，這一點並無疑問。那麽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將他從屋頂上推下去的證言，又有什麽可信度呢？這就像玩猜拳，看到別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舉報信應該另有目的，不管是誰寫的，肯定是想捅出亂子來，引起別人的註意。何必如此大動幹戈呢？

別為此把學校攪成一鍋粥，別多管閑事了。這是涼子的心願，可她未曾意識到，自己的內心仍在對“為何要寄舉報信給自己”這個問題耿耿於懷。

電話打來時，野田健一正在一個人吃晚飯。晚飯是在附近的外賣便當屋買的鮭魚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個初中男生獨自一人對著打開的電視機，靠現成的便當和速溶味噌湯應付晚飯，這在別人眼裏或許很淒涼，而對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輕松。

從前天起，母親住進了當地的醫院。這次是因為腰痛。她說自己疼得站不起身，醫生懷疑她得了椎間盤突出癥，決定讓她住院檢查。

父親總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門上學時才能見到他，並向他索要餐費。從父親的表情來看，母親入院後，他反倒放了心。父子兩人，嘴上總是沈默著，心裏的想法倒是一樣的。

自從提出要去北輕井澤開客棧，健一就一直提防著父親。他就像個多疑的刑警，時刻關註著父親的一舉一動。如果不小心提防，父親說不定真會下定決心：健一，關於上次說起的開客棧的事情，爸爸還是覺得應該放手一搏。放春假時，我們就搬過去吧。

關於這件事，父親曾和健一商量，聽取意見。健一表示過強烈反對。或許對父親而言，健一的反對意見只需用一句“還是覺得”就能擋過去吧。

每個人在青春期都必須過一道難關，那就是對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價值到底是什麽？為什麽他對工作牢騷滿腹又死抱著公司不放？媽媽總是說爸爸的壞話，可為什麽不跟他離婚？你們這對夫妻，真的是彼此相愛才結婚的嗎？人生到底有什麽意義？人到底應該怎樣生活？

而健一對父母的極度不信任，已經滲透進實際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真想一個人待著。獨自一人默默吃飯的健一，心裏這麽想。

真想一個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養活自己，該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擺布，由自己來決定怎麽生活，該有多好啊。

離家出走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健一立刻像做錯了數學題一般，抹去了這個“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導出的這個“解”，是與跟著父母去北輕井澤一樣的毀滅性錯誤。

健一可不是沒有頭腦的孩子。一個初二學生離家出走後會怎麽樣？外面會有什麽樣的生活等著自己？短暫的輕松自在無疑是以今後漫長人生的毀滅為代價的。簡直傻到極點。

盡管已經想得很明白了，可當他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向阪行夫的聲音時，依然條件反射地問：“餵，你有沒有想過離家出走啊？”

行夫似乎大吃一驚，張口結舌地楞了一會兒，笑了起來。“說什麽呢？冷不防地。”

“嗯，正好想到。”

“跟老爸吵架了吧？對了，你媽身體怎樣了？”

行夫知道健一的母親住院了。

“在接受檢查。精神著呢。”

“好好的怎麽會住院呢？小健，你沒事吧？”

“有事”的是我們家爸媽。健一內心嘟囔道。

“你要是想離家出走，就來我家好了。”行夫興奮地說，“住到我家來就行。我們可以一起去上學。你來了，小昌也會很高興的。”

這就是父親提出要去北輕井澤時，健一想到的方案。現在，同樣內容的提議從行夫嘴裏說了出來。

健一感到一種久違的喜悅。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溫暖，我竟然忘了個精光。

“那怎麽行呢？”健一微笑著說，“會給你們添麻煩的。”

“沒事兒，我們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媽也說過，野田的媽媽住院了，一個人在家很無聊，讓他睡我們家好了，順便還能輔導小昌的功課。”行夫很高興地說著。

健一很想繼續這個話題，談點具體的安排。但這畢竟只是他的心願，他心裏很清楚，父母絕對不會答應這樣的請求。母親甚至不想讓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會當面斥責：這個笨頭笨腦的家夥，成績一塌糊塗，你就沒有更像樣的朋友了嗎？開什麽玩笑？憑什麽你要去受他的照顧呢？

父親則會這麽說：一個好端端家庭的孩子，怎麽能無緣無故地去麻煩別人家呢？

什麽叫“無緣無故”？明明有緣故。我們家本就不是什麽“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駁，父親會氣得翻白眼，大聲怒吼：你胡說什麽！

啊，煩死人了！為了從父母身邊溜走，才會胡思亂想。可每每想到一個辦法，又總要考慮父母會不會答應。

不能讓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盡量不讓他們有所期待。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則。我不想和父母發生沖突，所以什麽也做不了。我真沒用。

真想一個人待著。突然，這股渴望化作一陣哽咽湧了上來，健一緊緊地握住聽筒。

“什麽事？”

“啊？”

“打電話來？”健一調整好氣息，不讓行夫聽出嗓音的變化。“沒什麽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問話了嗎？”

“被叫去？叫到哪裏去？”

“哎？不就是那個嘛。柏木的那個，面談嘛。”

“我以為什麽呢，就為這個？”

上星期一，森內老師突然說，關於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組織單獨面談。

“對象是二年級全體同學。想不想參與，原則上是自由的，但我們班要全部參加。柏木畢竟是我們班的同學，大家或許還有一些無法排解的心理障礙，希望大家一吐為快。”

當時教室裏炸開了鍋。有人說，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談什麽？不過這麽一來大家心裏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著這一情況了。

“與大家面談的並不是任課老師。如果是我們這些老師，大家難免會有些難以啟齒的地方。這次會由心理輔導老師、保健老師尾崎和城東警察署少年課的刑警來傾聽大家的訴說。如果你們的父母也想參加面談，可以一起來。”

聽說有警察參加，同學中立刻發出一陣與剛才不太相同的喧鬧。為什麽會有警察參加呢？馬上有人提問了。森內老師笑著答道：“大家別怕。警察只會在場旁聽。城東警察署少年課正在考慮，今後如何防止類似的慘劇再度重演。他們想聽聽初中生的真實意見。所以，如果你們對學校有意見，不妨直說，明白嗎？”

課堂裏爆發出一片笑聲。森內加了一句：“如果對我有意見，也可以借機稍稍控訴一下。”於是大家笑得更歡了。健一心想：其實你心裏根本不是這樣想的吧？

準備工作似乎非常費事，直到這個星期一面談才正式開始。面談的順序按學號，女生從前往後，男生從後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阪行夫前面。

“小健，他們都問了你一些什麽問題啊？”

“呃，什麽問題呢……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問題。”

心理輔導老師是個和健一的父親差不多年紀的男子，規矩地穿著西裝。健一原本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心理醫生應該身穿白大褂，因此見到西裝筆挺的心理輔導老師時，他還吃了一驚。面談開始時，那人自我介紹說，他是個臨床心理醫生。一旁那位城東警察署的刑警，出事那天見到過。短而整齊的頭發，濃濃的眉毛，給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導面談進程的是尾崎老師。她說，談話的目的在於了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狀態。看到尾崎老師一如既往地和藹可親，健一率先說出的竟是——媽媽又住院了。畢竟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傾吐的：老師，我只想一個人待著。我想從父母身邊離開，一個人生活。老師，我這樣想，是不是有什麽問題？

可是，當著初次見面的心理輔導老師和女刑警的面，他沒好意思說出口。

晚上睡得好嗎？會隱約感到不安嗎？獨處的時候會害怕嗎？柏木去世後，想起過他嗎？早晨起來覺得頭痛嗎？肚子痛不痛？有沒有過不想上學的想法呢？

健一覺得，在面談的過程中，他們對自己的觀察，似乎要比對其他同學更細致。這當然是因為健一是柏木卓也屍體的第一發現人。說來，他確實被問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關於柏木的事，有誰跟你說過些什麽，或者給你打過電話、寫過信嗎？”

用意不明。反問他們“什麽意思”，他們又說“沒什麽”。

“因為此事見了報，你又是第一發現人，就想問一問，有沒有人來采訪過你？”

健一回答說“沒有”。心理輔導老師記了筆記，尾崎老師笑瞇瞇的，女警官則點了點頭。

“我覺得柏木死得很可憐。但也僅此而已。”

聽了健一這句話，這次是三人一起點了點頭。

事實上，健一幾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記了。當然，柏木的身體凍得硬邦邦的觸感，雪花沾在他張開的眼睛上的情景，並沒有從健一的記憶中消失。那畢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屍體呈現自己眼前。

或許正因如此，健一沒心思多考慮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經安然長眠於地下。繼續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健一無睱專註於他。對不起了。

“氣氛並不緊張。健一對著話筒說，“尾崎老師也在場，還給我倒茶喝。”

“哦……”

“用不著太當一回事，如果你沒有什麽特別煩心的事的話。”

“成績一塌糊塗，這不能跟他們說吧？”

“有什麽不能的？順便說說森內老師偏心眼也行。”

“你說了嗎？”

“我怎麽會說呢？”

“你太壞了。我也不說。”

就算是單獨面談，可誰會真的說出心裏話來呢？

我只把學校當成學習如何處世的場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僅此而已。老師們用他們的尺子衡量我們，要求我們符合他們的標準。倘若真的按老師的要求去做，又會被當作失敗者對待。老師們只想挑選極少數人進入成功者的行列。

這種話，誰會真的說出來呢？

而且與這些相比，我還有更實際的問題。我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父母？怎樣才能從他們身邊逃走？又有誰會告訴我答案呢？

為了不讓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這份努力為什麽總是得不到回報？為什麽會如此不合情理？老師，請你告訴我。警官也好，心理醫生也好，請你們告訴我，我要怎樣做，才能獲得自由？

打發完盡聊些廢話的行夫，健一掛斷了電話。電話聽筒半冷不熱的手感，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飯還剩一半，已經涼了。電視機開著，新聞結束了，開始播放綜藝節目。輕薄浮誇，低級庸俗，但電視裏那些人似乎都很開心，一個勁地笑個不停，仿佛在告訴健一：除了你所在的這個家，別的地方都充滿歡樂，幸福美滿。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離了這個世界。

從走投無路的現實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個在面談時根本沒有出現過的念頭，像一個緊緊的擁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擁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後，張開兩條有力的手臂。

我才不想死呢。離我被那兩條手臂抱住還早著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獲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隱忍等待。

別的出路，應該會有。

為了能讓我一個人待著。

只要爸爸媽媽不在就行了。

健一覺得自己仿佛在看厭了的風景中發現了新的建築物。

這時，家裏不知哪兒的一只鐘響了。

為什麽女生不像男生那樣，從學號排在後面的開始面談呢？如果這樣的話，三宅樹理很快就能輪到了。

突然安排這樣的面談，到底是什麽意思？肯定是想從學生嘴裏打聽點什麽吧。還設置了直接送信給校長的信箱，難道這就是校長對樹理的舉報信作出的反應嗎？

面談還有刑警參加，也是因為接受了樹理的告發，警察才出馬的嗎？這也太隔靴搔癢了吧。要開展正規調查，何必單獨面談呢？把大出他們一夥人押到審訊室，像警察劇裏那樣接二連三地拋出問題，嚴加審問不就行了？

三宅樹理以“作業很多”為借口，敷衍了事地吃過晚飯，縮到自己的房間去了。臉上新長的粉刺癢得厲害，她拼命克制著用手抓撓的沖動。

上星期，剛聽說要舉行單獨面談時，樹理幾乎陷人恐慌。松子姓“淺井”，按照學號的編排方法，會排到第二個。松子這人沒心沒肺的，誰知道面談時，她會說些什麽呢。樹理叮囑她：“我們一起去寄信的事不能對別人說。”

可她好像連樹理驚慌的原因都不太理解。

“讓老師們知道了不是很好嗎？這樣不行嗎？”她竟然問出如此愚蠢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讓他們知道是我們寄出的，可就糟了！”

得講得如此清楚明白，她才終於恍然大悟：“哦，原來是這樣啊。”

我也是個傻瓜。

樹理簡直想狠揍自己的腦袋。我為什麽要讓松子幫忙呢？唉，如果我有更機靈、更聰明的朋友就好了。

面談結束後，樹理急忙問松子有些什麽問題，可她的回答仍然不著邊際，盡說些“老師可好了”之類的廢話。“老師問我還記得柏木嗎？我就說，我覺得他挺酷的。”

“是嗎？他酷在哪兒呢？”

“他不輸給大出他們。還有，他經常在教室看書，看的書都是很難的那種，他肯定很聰明。”

“你跟柏木說過話嗎？”

“我長得這麽胖，男生都不喜歡我，所以我不敢主動跟他說話。”

“你怎麽能這麽想呢？你又沒試過，怎麽知道他不喜歡你呢？不一定吧。”

松子開心地向樹理匯報面談時的對話。盡是些無聊的廢話。她甚至還說，最近跟倉田真理子商量好，準備一起減肥。

“倉田人不壞。以前我以為她只跟藤野好，看來並不是這樣。”

“她跟藤野是一夥的。”

“不是的，樹理。再說藤野也沒那麽討厭。她還陪我們去圖書館找介紹減肥方法的書呢。”

“你上當了。”

樹理說，松子要是跟藤野她們攪在一起，自己就跟她絕交。松子聽了十分為難。

“我跟你絕交，你就沒朋友了。明白嗎？誰都不會理你。”

“可是倉田……”

“你們兩個胖子在一起？啊呀，真是慘不忍睹。你們兩個並肩走在路上，簡直要羞死人了。”

看到松子快要哭出來了，樹理這才饒過她。提出絕交，確實出於樹理的本意，不過她發現這樣一來，最受不了的竟是自己。因為，如果真的跟松子絕交了，誰知道她會跟別人說些什麽呢。

“松子，你的朋友就是我，我的朋友就是你。明白了嗎？”

要搞定松子還不簡單嗎？對此，樹理充滿自信。

問題是單獨面談。老師們到底在打什麽主意？森內老師裝模作樣的表情背後，到底隱藏著如何叵測的居心？

為什麽非要讓我受這些煎熬呢？我不過是遭受到殘暴的欺辱，羞惱難擋，才奮起反擊，為了以後不再被如此傷害。

且不論她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確，習慣於關註自身內心的樹理，有著極為豐富的想象力。她那顆年輕的心中隱藏著無限的創造能量。這種想象力徘徊於妄想的邊緣，在她心靈的眼睛裏投射鮮明的影像。

如今，類似的影像正出現在她眼前，清晰可辨：校長和森內，還有一臉兇相的警察，他們並排坐著，等樹理在他們跟前坐下，便一齊露出冷笑，開始發問。

“那封舉報信是你寫的吧？”

“你在撒謊。”

“你真的看到了嗎？你有證據嗎？”

樹理眨了眨眼睛，眼前的影像隨之發生變化。這次校長、森內和刑警們一齊拍著樹理的肩膀，讚不絕口。

“你能站出來舉報他們，真勇敢。”

“這樣的話，柏木就能瞑目了。”

“三宅，你真了不起。”

“感謝你協助警方調查。警視總監會為你發獎狀。”

笨蛋，笨蛋，笨蛋！無論哪一種，都不會變成現實。早知道會有這種結果，我才不公開出面舉報。我只要悄悄在暗中操縱著，讓老師們忙個團團轉就行了。

我必須順利通過面談的考驗。裝作一無所知的樣子不就行了？可是怎樣才能算是“一無所知的樣子”？即使誰都不知道，即使連松子都一知半解，自己做的事自己總會知道得清清楚楚。因為這一事實已經在自己的心裏紮下了根。

難道藤野涼子沒讀那封舉報信嗎？那個優等生在幹什麽？她沒有馬上跟她父親商量嗎？沒有告訴學校嗎？要給她打個電話嗎？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樹理頓感心亂如麻，不由得坐立不安起來。給藤野打電話要問什麽？問她：我寄給你的舉報信，你扔掉了嗎？冷靜，冷靜。應該還有更好的辦法不是嗎？想想，再想想。三宅樹理開動腦筋，展開想象。

譬如說，呃……譬如說，我收到了奇怪的信件，想跟她商量一下，如何？我收到了舉報信，信中說柏木是被人殺死的。藤野的父親是警察吧？我不知道現在該怎麽辦，想問一下。

可以啊，這樣說不就行了嗎？如果她要我把信拿給她看，又該怎麽辦呢？覆印用的底稿還留著，但那不能直接拿給她看，說不定會被她看出破綻來。因為害怕，我看過後就撕掉了，可總是放心不下，便想到來找藤野商量。嗯，這樣講就比較有說服力了。

年輕和幼稚都會造成同樣的弱點：缺乏耐性。無論做什麽事，都想馬上看到結果。人生就是一連串的等待，這樣的教訓往往得活到中年才能體會。而意識到這一教訓實為真知灼見，往往要耗費剩下的全部人生。

三宅樹理同樣急不可待。盡管她自我感覺已經深思熟慮，事實上還是相當膚淺幼稚的。

樹理走到自己房間的電話旁。這是一臺子機，按下通話按鈕後，放在起居室的母機會亮起指示燈，父母會知道她在打電話。如果通話時間長，母親肯定會過來看。到時候就必須裝出一副為煩惱所困，在找朋友商量的模樣。如果此事傳到藤野父親的耳朵裏，自己的父母估計也會有所反應。因為，如果樹理要求那個令人討厭的優等生不要將此事洩露給他人，她肯定不會答應。她這個人，什麽都要向老師和父母匯報！因此必須做好被父母發覺的思想準備。

“樹理，那封信是什麽時候收到的？”

“上周五。”

“為什麽不跟我們說呢？”

“對不起，我不想讓你們為我擔心。”

如果再掉一兩滴眼淚，父母就會更加深信不疑。那麽，然後……然後呢？

再往後又該怎麽辦？樹理一邊自冋自答，一邊從抽屜裏取出班級緊急聯絡通訊錄的打印件，上面就寫著藤野涼子家的電話。樹理此時滿腦子都想著給涼子打電話，沒有考慮其他事情的餘地。她只想早點跟涼子溝通，早點讓自己輕松起來。

樹理十分緊張，甚至聽得到自己心臟的跳動聲。她的手指在發抖。心一慌，她撥錯了號碼，只得重撥一遍。

這次總算撥通了。聽筒裏傳來等待的鈴聲：嘟——嘟——

哢嚓。

“餵，這裏是藤野家。”

是一個小女孩的聲音。既緊張又興奮的樹理，一心以為肯定會由涼子來接電話，現在聽到陌生的聲音，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餵，這裏是藤野家呀！”

估計是個小學生。藤野涼子有妹妹嗎？樹理將聽筒緊貼耳朵，吸了一口氣，剛想開口——

“這裏是藤野家，請問您是誰？”

這小丫頭真討厭！

這時，樹理飛速旋轉著的腦筋裏冒出一連串疑問。舉報信寄給你三宅樹理？為什麽？你又不是老師，家裏又沒人當警察，再說你原本和柏木卓也並不親近，為什麽會寄給你？這不奇怪嗎？

面對這樣的質問，她又該如何應對、如何解釋呢？

樹理跟柏木連話都沒說過。她對柏木根本不感興趣，甚至不願意走近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追溯所有人知曉的事實，便無法捏造不可能發生的情節。這與舉報信內的虛構內容有著本質的區別。

樹理用力扣上聽筒，掛斷電話。她覺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我並不笨，卻差一點犯下無可挽回的失誤。這到底是怎麽問事？好險啊，真是千鈞一發！樹理做了好幾次深呼吸，用雙手摩擦著自己的身體，好一會兒才恢覆平靜，臉上露出冷笑。

現實並沒有任何改變，但樹理撒下的彌天大謊仍在發揮著作用，只是此刻的樹理根本想不到這一層。

“什麽事？是打錯的電話嗎？”剛洗完澡的涼子，身上披著毛巾問妹妹。

瞳子手裏還握著電話聽筒，撅起小嘴說道：“掛掉了。”

“說什麽怪話了嗎？”

“什麽是怪話？”

“就是莫名其妙的話。”

“什麽是莫名其妙的話呢？”

涼子從瞳子手中拿過聽筒，擱回電話機。“不是答應過爸爸媽媽嗎？瞳子不能隨便接電話。”

“姐姐怎麽可以接電話呢？”

“翔子也不能接。我是中學生了，所以能接。”

“我剛才就在電話旁邊嘛。”

“那就去叫媽媽接。”

涼子一直很小心，盡量不讓妹妹們接電話。理由有兩條。首先，家裏的電話常會有父親工作相關的重要聯絡，讓翔子或瞳子接到可能會誤事。其次，這世上閑人太多，時常會打來一些莫名其妙的騷擾電話。以前有一陣子就不斷有騷擾電話打進來。涼子不想讓年幼的妹妹們接聽這種電話。她是個十分愛護妹妹的大姐姐。

“真的是馬上就掛斷的嗎？”

“是啊。可是有‘哈——哈——哈——’的聲音。”

“哈——哈？”涼子一下子皺起了眉頭，看來果然是騷擾電話，“覺得不舒服嗎？”

瞳子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瞳子嗎？”

“嗯，你沒事就好。你也快去洗澡吧。”說完，涼子很快遺忘了電話的事。

未能送達的訊息掉落在黑夜的一角，誰都不知道的地方。寒風中，聲音不再往覆回響。

太陽升起，太陽落山，一天很快過去。在事先設定好的開關無聲無息地打開之前，時間平靜地流逝。今天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每個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便能夠安然進入夢鄉。

20

星期天沒有門診，醫院大門緊閉。佐佐木禮子從邊門進入醫院後，向一個路過的護士打了聲招呼，並出示警察證件，詢問外科搶救室位於何處。

護士告訴她，只要順著腳下的藍線走就能到。過道很空曠，禮子走著走著就跑了起來，邊跑邊脫下大衣，又看了看手表：馬上就到三點了。

拐過三個彎，她看到了站在過道上的莊田。腳下的藍線還在向前延伸，一旁的對開門上掛著“搶救室”的標牌。沒錯，就是這裏。

“孩子的母親正在和醫生說話。”莊田說道。

莊田今年正好三十歲，比禮子小兩歲，但他在少年課的資歷和禮子不相上下，禮子一直將他看作自己的同僚而不是晚輩。莊田為人熱心，能力很強。相比那個一心只想皁日離開吃力不討好的少年課，工作總是心不在焉的課長，他要可靠得多。

“情況怎麽樣？”禮子問。傳呼是莊田打給她的，回電話時她沒有詢問被害人的傷情。電話裏，莊田是這麽說的：是大出他們幹的。被害人用救護車送去醫院了。禮子當時覺得，了解這些就足夠了。

“剛送來時，滿臉都是血。”說著，莊田抹了一把自己的瓜子臉，“耳朵裏好像有出血，具體細節還得問醫生，不過，至少被害人的意識還是清醒的。”

“被救護車送來時，神志清晰嗎？”

“有意識，但有點迷迷糊糊的。”

被害人名叫增井望，是城東第四中學的一名男性學生。

“詢問過被害人了嗎？”

“還沒有。只問過他的母親和救護員。發現被害人並叫來救護車的那個人不僅心腸好，還相當機敏。他給了救護員一張名片，說是之後可能會找他了解情況。因此我馬上聯系到了他。”莊田打開一直拿在手裏的筆記本，“他叫田川實，是岡谷證券的職員，說他是在休息日上班的途中發現的被害人。他晚上七點才下班，可以過會兒再去找他。他是個系統工程師。”

岡谷證券是去年從兜町搬來城東新樓的大型證券公司。那棟造型前衛的辦公大樓，在這附近相當稀罕，老遠就能看得見。

“似乎沒打110報警。”

“也難怪。不過，已經派人去保護現場了，不用擔心。”

禮子咬了咬下嘴唇，說道：“這次可不會當成中學生敲詐事件從輕發落了。當然，敲詐本身已經很惡劣了。”

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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