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潘光旦年輕時因練習跳高摔斷一條腿，被迫截肢，大半生與拐杖為伴，但他並不因此變得乖僻避諱。有一次，他談到孔子，說：“對於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哦，對不起，應該是四體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系？”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雖然辭去了幾十個兼職，然而請他題字、作序、寫文章、謀職位的人仍是絡繹不絕，他不勝其煩，遂在報上登出“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

陳獨秀晚年撰《小學識字教本》，交國力編譯館印行。當時陳立夫負責審查，見此說：“內容無大礙，只是容易和小學校混淆。”陳獨秀說：“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於是不得印行。

陳獨秀出獄後，林伯渠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覆道：“他要想回黨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放棄托派立場，公開承認錯誤；二是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是必須在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陳獨秀本來就沒有回黨工作的打算，聞此哂笑道：“書面檢討，恕難從命。”

吳稚暉與陳獨秀爭論。吳：“我是不諱言無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寧主義，越飛說的兩百年恐還不夠。”陳：“你瘋了？無政府和共產可以很快的！”吳：“這無非假的罷了。”陳：“那我請問你，現在我們中國共和是假的，那麽是康有為的覆辟好，還是假的共和好？”吳：“那麽即日掛了共產招牌，行的卻連三民主義都不如，突然把許多老朋友丟了，於心何忍呢？”陳：“現在哪裏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嗎？”吳：“那麽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要有多久能行於中國呢？”陳：“二十年足矣！”吳：“那麽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屍還魂了呢？”

1927年，梁實秋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時，看到一家小報逐日連載《鄉下人到上海》，對外地人極盡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寫了《上海人到紐約》，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連載，直至《鄉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為止。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幹？你為什麽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潘光旦從清華畢業後，以官費留學美國，攻讀優生學，後來衍至家族、家庭、兩性研究，尤善治年譜。有一段時間他整日埋頭於某姓的家譜上，有客來訪，輒以家譜為話題。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人門楣。”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就罵：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裏？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桿，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桿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楊杏佛在吳淞大學演說，講題為“三士的人生觀”。他解釋“三士”為：“第一，年輕的時代，血氣方剛，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約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喜歡做名士。第三，四十歲以後的人，血氣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麽好處！”

1949年初，馮友蘭致函毛澤東，表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五年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覆函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馮看後很不理解，常不無抱怨地想：“什麽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麽不老實？”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動地說：“我要寫信問問毛主席，這樣搞下去，國家會成什麽樣子？你要打倒劉少奇，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國老百姓跟著遭殃！”儼然有其父康有為“公車上書”，為民請命的氣概。

俞平伯被抄家，紅衛兵一開始不知道他家錢財放在哪裏，後來看到俞夫人緊抱一個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開一看是現金及存折數萬元，遂宣布沒收。俞平伯在後面一面追趕，一面高呼：“你們拿走，有利息沒有？”

柳亞子針對郭沫若甘願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義，拋出極度自信的宏論：“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舉雙手讚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認過新民主主義並沒有超出總理三民主義的範圍。那麽，在我看來，倒證實中共在做我們的尾巴，哪兒是我們做中共的尾巴呢？”

“文革”中，沈從文非常堅強和灑脫，每天除了接受批鬥，還很稱職地打掃***左邊歷史博物館的女廁所。後來他被下放到湖北鹹寧，任務是看菜園子，他也做的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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