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並寫有總結：“……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象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後包抄轉來……”他還寫信給黃永玉說：“……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過四次電話。一次他太太把他帶到電話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電話號碼撥好了，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拿起聽筒滿頭大汗，打完電話，幾欲昏倒。

“文革”時期，錢鐘書下放勞動，楊絳曾指小山窩棚問道，可否終老於此。錢想了想，說：“沒有書讀。”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

“文革”中，趙人偉借給顧準一本英語的《茵夢湖》。顧準看完，還給趙時說：“我已經哭過了。”

呂叔湘為人認真，葉至善說，文章經過呂叔湘的法眼，心裏可踏實許多。葉聖陶家無論是誰，看到文章裏的錯字病句，就忍不住說：“要是呂先生看到了，肯定氣得夠嗆！”呂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語句作鬥爭，努力維護著漢語的純潔。80年代中，呂發現《人民文學》上的錯誤實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寫信去一一訂正。雜志上於是發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經地向呂叔湘表示謝意，可是這封短短的感謝信，竟然也是錯誤不斷，甚至把呂的名字寫成了“呂淑湘”。

羅文幹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時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當時北京東城警察署長去捕人，到羅的住宅，羅極為鎮定，只是問：“拘票在哪裏？”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馮友蘭在牛棚裏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麽吃這麽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

1952年，錢鐘書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錢說：“這樣骯臟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臟了。”後經人揭發，受批判，錢從此一言不發。

“大躍進”時期，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把每年射到1畝地上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已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後來又在《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上再次以“中國力學學會會長”的名義發表同樣的意見，說畝產糧食可以達到3.9萬斤。

三十三、逸事

黃侃平生謹於著述，曾說過“不滿五十不著書”。因此1936年他50歲生日那天，他的老師章太炎十分高興地撰一聯相贈：“韋編三絕今知命，黃娟初裁好著書。”上聯以孔子“五十讀《易》”的典故，稱讚黃侃50年來都在勤奮學習；下聯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黃侃今後可以潛心著述，寫出“絕妙好辭”。黃侃見聯大為恐懼，因為章太炎一時疏忽，聯中竟嵌有“黃絕命”三字。半年後，黃侃果真病逝！時人皆責怪章太炎，章亦自責不已。

戶部尚書立山好為名伶路三寶捧場。庚子之變中立山被殺，他的親朋故舊都避之猶恐不及，只有路三寶帶著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哭流涕，將其首級放在銅盤之上，用舌頭舔去他臉上的血跡。見者無不動容，聞之莫不驚嘆。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麽辦？”

吳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車回家，車夫行動遲緩，吳厲聲叱之。車夫慢慢回答他說：“我曾是一個記名總兵，兩胯中彈十五發，因此行動緩慢，請先生勿再逼我！”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後說：“可不是麽？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戴鴻慈和端方在美國國會看到了林肯總統“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說詞鐫刻，細問其義，美方翻譯甚為饒舌，這時中方翻譯說：“我國早有譯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讚不絕口：“還是我們譯得好！”又問：“譯者何人？”答：“孫文。”

四·一二政變後，身在北京的周作人嚴厲抨擊國民黨的殘暴行為，並對當時身在上海卻“視若無睹”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大為不滿。但隨著國民黨變本加厲，周作人卻日益噤若寒蟬，反倒是蔡元培、胡適等人頗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黨員。

少年中國學會是民國初期著名的社會團體，集中了一批青年俊傑。該會最初禁止其成員參與政治活動，但在“五四”之後開始發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參與政治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1923年在蘇州開會後，該會終於發生分裂：左翼成員大多投身共產黨；右翼成員則另組少年中國黨，或者加入國民黨和研究系；還有一些人另組新黨，如許德珩組九三學社，康白情、孟壽椿組新中國黨，等等。學會會員們最後一次激烈辯論之後，鄧中夏臨離去時，激動地握著左舜生的手說：“好吧！舜生，那我們就在戰場上再見！”

溥儀在紫禁城裏打電話約來了慕名已久的胡適，對胡適說：他對民國的優待條件並不在乎，只想多讀點書，做一個“有為的青年”。胡適恭維道：“皇上真是開明！前途有望！”

自從遜帝溥儀在紫禁城裏接見胡適之後，新文學作家們也開始關心“這個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議溥儀出國留學，研究希臘羅馬藝術，因為他衣食無憂，最適合研究這些“無用學問”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種譯法，王國維將它音譯為“歐穆亞”，李青崖意譯為“語妙”，陳望道譯為“油滑”，易培基譯為“優罵”，唐桐侯譯為“諧稽”，林語堂譯為“幽默”。林語堂解釋道：“凡善於幽默的人，其諧趣必愈幽隱；而善於鑒賞幽默的人，其欣賞尤在於內心靜默的理會，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與粗鄙的笑話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結果，最終是林語堂的譯法普及開來，林後來也被稱作“幽默大師”。

中國人最先公開剪去辮子的，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他僑居日本，避甲午戰事回國。《馬關條約》簽訂後，他返回日本時，即將辮子剪去。孫中山則是1897年在橫濱剪去辮子的。

胡適講課時，曾說：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

胡適在上海中西女塾以“爭取大奶子”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女子是不配做母親的，因為她們的奶子被壓制太久，減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爭取做母親的權利，第一就應解放奶子。”性學博士張競生認為胡適的說法沒有理論根據，且有欺辱女生、嘩眾取寵之嫌，在報紙上大加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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