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普遍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吳宓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吳先生是個勇敢的癡情人，有一回吳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別人讓金去勸勸吳，於是金就去對吳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吳宓聽此，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先生也感覺自己說的不大對，更不知道怎麽回答，就站著聽吳罵了半天。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且談鋒如昔。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裏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海光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幹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1932年，潘蘭珍與陳獨秀吵架回家，她與陳獨秀已生活了兩年多，平時只管叫他“李老頭”。她年僅24歲，比陳獨秀的大兒子小10歲。陳獨秀被捕，成為社會上的重大新聞，她與娘家人也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打開一看：“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下面是陳獨秀的照片。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

張愛玲為胡蘭成寫道：“你說沒有離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傷了。”又寫道：“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裏來來去去亦可以。”但最為有名的還是：“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

張愛玲初戀時，給胡蘭成信中還有一句好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著十分懂得對方，所以有傾城之戀。

西安事變中，宋美齡去西安營救丈夫。她走進蔣被軟禁的房間，蔣見其如見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麽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當年上海灘最轟動的婚禮，當數趙丹與葉露茜、鄭君裏與白露、顧而已與杜小鵑、唐納與藍蘋這數對璧人的集體婚禮。婚禮在六合塔下舉行，由沈鈞儒證婚，轟動了全國。但唐納與藍蘋不久就分手了。藍蘋說：“我自小愛看武俠小說，喜歡勇敢的英雄人物。唐納一身脂粉氣，嫁到這樣的丈夫，哪裏有幸福可言？”她離開後，唐納十分痛苦，曾借醉跳黃浦江自殺，幸被朋友拉住。藍蘋聞訊卻說：“唐納的眼淚即使匯成汪洋大海，也浸不軟我的心腸。如果唐納自殺成功，我還會去送一個大花圈。他既然死不了，那連花圈都省下了，別的也不必再談了。”她那時已移愛於戲劇家章泯了。

史學家孫毓棠的妻子姚鳳子是名滿西南聯大的話劇明星，孫離開昆明時，托好友曹禺照顧姚，不料曹、姚二人竟然產生暧昧關系。孫不久與姚離婚，轉而愛上沈履的女兒——比孫差不多小20歲。

某次外交場合，日使刁難王寵惠博士：“君所代表者乃貴國之南京政府，抑貴國之西南政府乎？”王徐徐以答：“餘所代表者為貴國所承認之中國政府。”又有一次，一位歐洲貴婦問王：“聽說你們中國人結婚，都憑媒人撮合，彼此先不認識，這如何做得夫妻？應該像我們這樣，由戀愛而婚姻，才會美滿幸福。”王答道：“我們的婚姻，好比一壺水放在火爐上，由冷而熱，逐漸沸騰。夫妻初不相識，日久生情，且越來越濃，故少見離婚現象。你們則相反，結婚時如一壺開水，婚後慢慢冷卻，因此你們的離婚案如此之多。”

梁漱溟在某晚輩的婚禮上致辭，大意是夫婦應當相敬如賓雲雲，他便拿自己來做例證，手指著太太說：“像我結婚的時候，我對她是非常恭敬，她對我也十分謙和。我有時因預備講課，深夜不睡，她也陪著我。如替我沏茶，我總說謝謝，她也必會客氣一下。因為敬是相對的，平衡的……”這時她的太太高聲打斷了她：“什麽話！瞎扯亂說！不管什麽到你嘴裏都變成哲學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歸座了。

陳香梅見到飛虎將軍陳納德時，僅十九歲，而將軍已經五十歲了。有一次她大姐陳靜怡問她：“他很好，是不是？”陳香梅說：“他該得一個比‘好’還要好的形容詞。”“那是什麽字呢？”“哦，就像，‘偉大’，也許是。”這即是這段愛情的開頭。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要新鳳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吳祖光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三十二、書呆

趙元任給友人信中寫道：“要是你收不到這封信，請你趕快通知我，我好告訴你是什麽時候付郵的。”

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後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後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幹、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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