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麽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麽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朱光潛本來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很向往的，他認為既然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運動一起，吳宓便宣稱“寧可殺頭，也不批孔”，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吳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裏，眼睛已經看不見，加上腿又傷殘，步履維艱，不勝痛楚，竟致臥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後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早在“大躍進”前討論長江三峽應否築壩修庫的國務院會議上，與會者眾口一詞，主張立即上馬開工，唯獨電力部副部長李銳一人唱反調。周恩來即說：“有一人說困難，這很好。”此案即被擱置。

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當年正上中專的袁隆平說了句“八字憲法”少了一個“時”字，搞農業不能違背農時。結果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被鬥得死去活來。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讚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麽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汙了他們呀！”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徐覆觀對殷海光說：“無論如何，你所表現出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制的歷史中是非常寶貴的。僅僅這一點，就可使你不朽。”殷說：“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紀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裏，在貧病交加的最後歲月，顧準以他無與倫比的堅定、深邃與睿智留下了這樣的遺言——“要有筆桿子，要有鮮血作墨水的筆桿子。”

李澤厚說：似乎是被偶然扔入這個世界，本無任何意義的感性個體，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這意義不只是發現自己，而且是去創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獨一無二的自己。人作為個體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艱辛，而死卻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三十一、婚戀

金岳霖的愛是內斂的，《林徽因傳》的後記中寫到這樣一件事。當時作者想請當時已經86高齡的金老給林徽因寫一段話，金老思考很久後，緩緩地回答：“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

閻錫山說：“共產主義只有聖人才能實行。”蔡元培也說：“必有一芥不茍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

林語堂和結發妻子廖美鳳婚姻非常和睦，以至於在林語堂的建議下，把婚書燒掉了。林說：“婚書是結婚的證明，只有離婚時才用得著它。”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宋家的新成員，自此正式得到國際列強的承認，為蔣以後的統治找到了靠山。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蔣百裏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當眾自戕，子彈穿胸而過。他後來在日本女護士佐藤的精心看護下獲得重生，便娶佐藤為妻。

林徽因與梁思成夫婦向來坦誠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惱地告訴丈夫，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該如何取舍。梁思成聞言，內心顛簸，終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暈黑，決定把抉擇權完全交給妻子。他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說與金教授聽，大邏輯學家面對千載難逢良機，選擇棄權：“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蔣夢麟的摯友高仁山被張作霖捕殺，蔣負起照顧其遺孀陶曾谷的責任。後來蔣的妻子病逝後，蔣便娶陶曾谷為妻。婚禮上，蔣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君，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是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高兄！”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上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北大哲學系教授張競生發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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