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票口上亮著綠色的正在檢票，一字長蛇的人群，沒頭沒尾地杵在那兒，兩眼無光，表情癡呆。

木槿站在隊伍中間，我站在她的旁邊，突出在隊伍外面，好像小腸上皮膨脹性生長的一個良性腫瘤。隊伍前面的人被進站口吞噬，隊伍後面又有剛意識到檢票，於是沒精打采地填補上的人。木槿像是軌道裏的一顆玻璃球，跟著前面的玻璃球們慢慢向前挪動。我是生長在木槿身上的良性腫瘤，木槿向前挪動，我也隨之向前挪動。我感到我從頭到腳的每一寸地方都有充滿惡意的目光，這些目光大多是嫉妒、憤怒，似乎在他們的眼裏，我是插隊想提前檢票的。

我從來我不做這種事，我接受過良好的思想教育，小學教我們思想品德的數學老師就跟我們說，要講文明，守秩序，有禮貌，做新時代的三好學生。等我上了大學，前面的三句話沒變，後面變成了做新時代的四有青年。四有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其實跟前三句差不多，就是多了有理想和文化。

我問赤松：“你的理想是什麽？”

赤松說：“打到美帝主義。”

“說得通俗點。”

“實現個人價值。”

“說點人能聽懂的。”

“賺大錢，騎美妞。”

聽起來赤松的理想很流氓，但他絕對是按照四有青年的標準，一字不差地落實的。他有理想，賺大錢，騎美妞，他有文化，好歹是個研究生，他有道德，從來不隨地大小便，他有紀律，在食堂排隊，在女生後面從來不插隊。

我覺得四有青年的標準太低了，該改一改，

“我覺得這四有應該改成，有錢，有權，有女人，有親生孩子。”赤松說。

“你太膚淺了。”商陸放下手中《當你老了》，說，“應該改成有事業，有實力，有愛情，有傳承。”

我覺得他們倆說的差不多，商陸說的四有適合編進堂而皇之的教材，赤松說的四有適合流於大街小巷，認真接受他們教育的年輕人都會出落成同一種人。就好比在學校學校《孫子兵法》的科班生，和整天循著《孫子兵法》套路打架鬥毆的地痞流氓，到了戰場上都是運籌帷幄的大將軍，只不過一個罵人是“硁硁然小人哉”，一個直接是“我日你大爺”。

我很認真地聆聽了每一節思想品德課，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胸大無腦的女老師每次說到保持公共衛生時，就會放一個又臭又響的屁，她屁股後面的裙子便隨屁而起，隨風而動，像電影裏的女主角出場，全身衣物飄揚一樣。

他們誤會我是插隊檢票的，眼神兇惡，像餓了十幾天的野狗見著了整天饕餮飲食的老虎，只能殺父之仇一樣看著老虎，然後一動不敢動。他們當然不敢動，他們如果動了，後面人就填補了他本身的位置，最後他得不償失。所以明晰進退之間是一件及其難能可貴的能力，古人讀書多，就是為了讓自己變聰明，變聰明了考狀元，時局不利了再找出“家中有老母”，或者“鮭魚肥”一類的借口保全自身，這種進退的本領，中國的文人太懂了。

我站在木槿的旁邊，跟著她在人海裏浮沈，她的身材很小，她的身體單薄，我知道，世上有太多風雨可以將她擊倒，所以我想成為一個避風港，讓她在我這兒躲避風雨。她不僅有我這個避風港，還有爸媽的避風港，我們不可能讓她一個人在這生途上形影相吊。我的左手摟住了她左側的肩膀。

“怎麽了？”木槿說。

“怕你冷了唄。”

“天太熱了，怎麽會冷。”

“那就怕你丟了。”

“我是坐車，車不丟我就不會丟。”

“我就是想把手搭在你肩膀上。”我說。

“你不是搭了嗎？”木槿說。

過了會兒，木槿說：“哥，跟我照張相吧。”

“好。”我說。

木槿打開手機的照相功能，調到前置攝像頭，臉貼著我的臉，挨得很近，候車廳裏光線不好，自動閃光自動識別，閃出一陣耀眼的白光，我表情凝重，相就這麽照好了。

“你又要說我醜了。”我說。

木槿搖了搖頭：“不，很帥。”

檢票員手上有老繭，在食指的拇指側和拇指的食指側，老繭很窄卻很厚，從老繭的厚度上大概能分析出她一天要檢多少張票，一共檢了多少天。這很像一道小學數學題。

“已知每檢一張票，老繭會增厚一納米，那麽一天增厚了一微米，每天檢多少張票，按這個速度，老繭增厚五毫米，需要多少天？”

我的數學很好，標準的理科生思維，標準的理科生數學成績。我從小參加奧數競賽，都得第三名，在學校得第三名，在區裏得第三名，到市裏就得倒數第三名。大部分老師都覺得我不是一個能有出息的人，因為我擔不了大事，本來區裏第三名，在市裏好歹能進個前十六名，可是偏偏連前一百都沒進。那是他們對我的偏見，我之所以只拿了倒數第三是因為，我覺得我拿不了第三，我對事情很執著，該第三就第三，拿不了正數第三就拿倒數第三，我這是持之以恒。

我有別的例子能證明自己持之以恒，比如，上高中的時候我就喜歡十八歲的姑娘，上大學了，我還是喜歡十八歲的姑娘，盡管我三十好幾了，但我還是喜歡十八歲的姑娘。這是執著，這是信仰，在這方面我比耶穌的那些門人還要虔誠。

老師總說，人貴在堅持，我這麽堅持，他們卻看不出來，只有劉大芒說我有種別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執著，說我以後一定會牛逼。盡管我現在還是挺傻逼，當了醫生，渾渾噩噩，每天不知道在幹些什麽，但是我相信劉大芒說的話。他的每句話都應驗了，他說我們小學一定會倒閉，於是我剛畢業那年，小學就倒閉了；他說我們初中部會倒閉，我剛畢業那年，初中部就倒閉了；他說我們高中部會出幾個敗類，我進了高中之後，和幾個不知用功讀書，只知撒潑打鬧的學生一起不知用功讀書，一起只知撒潑打鬧，於是我們變成了那幾個敗類。

“你怎麽每次說得都這麽準啊？”我問劉大芒。

劉大芒吐出黃鶴樓又圓又白的青煙，翹起二郎腿，他的路虎一下子變成了家貓，熄了轟鳴聲。

“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因果關系，就算不是種瓜得瓜，但種瓜最起碼也能得些枯枝爛葉。”

既然一切都有因果，那麽我們為什麽要相遇？為什麽我和木槿會將早該說的分離延期？為什麽我要認識竹芯，難道就是為了和她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麽我要認識白薇，難道就是為了相互灌醉，然後分離？我不知道這些因果是誰定的，有人說是上帝，有人說是物質發展的內在趨勢，有人說事物的存在就是為了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分開。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看不懂邏輯過於嚴密的哲學，理解不了他們說的世界本源，我只是想和我的親人、朋友和愛人在一起，度過來之不易的一生，可是就這一點要求，世界並不同意。

木槿將手中藍色的方片火車票和身份證遞給了手上半厘米厚老繭的檢票員，檢票員仔細地核對了車票信息和身份證信息，然後對著木槿微笑了一下，讓她穿過了閘門。

木槿終於被進站口吞噬了，我站在與我完全不相幹的隊伍外面，仿佛腫瘤失去了依附的器官，惶恐地四處張望，尋找血管、淋巴、或鄰近器官再次依附上去。我終究不是腫瘤，木槿走了之後，我不想依附別人了。

我突然像抽煙，但是火車站裏禁止吸煙，我拿出從實驗室順出來隨身攜帶的棉簽，將棉球去了，把光滑的木棒含在口裏，假裝自己很瀟灑，像上海灘裏所有的大佬一樣瀟灑。我吃力地將自己的目光從進站口移到了車站門口，讓自己的雙腳挪出車站，舉步維艱。我嘆了口氣，繼續挪動。

突然，進站口裏傳來木槿的聲音，然後現出了她的臉，她的身子，她從樓梯下面急匆匆地跑了上來，喊道：“哥，一定要來看我。”

我回頭看了看她，她的眼裏有淚光，淚光裏有悲傷，悲傷是鹹鹹的淚水，淚水是深深的悲傷。我點了點頭。

“笨蛋，我怎麽可能不去看你呢，我什麽時候對你食言過呢？”我小聲地說道，不是說給木槿聽的，而是我的心說給自己聽的。

春末夏初的海邊城市經常會有暴雨降臨，等暴雨落到天津的市區時，已經成了天街小雨。

我漫無目的地在火車站附近閑逛，我不急著回宿舍。我似乎在和雨中的太陽較量耐性，它似乎沒比過我。

太陽自東而西，陽光漸漸失去了生機，天地間暗了下來，雨水瞧見太陽的落寞，變本加厲地從天而降，似乎柏油的馬路和石子的小道需要突如其來的冷水劈頭蓋臉地砸下，冷靜下來。

夕陽、晚霞、雨滴，透過我的眼鏡，一股腦兒地鉆進我的眼裏，我想起了李清照的“到黃昏點點滴滴”。

我想對木槿說：“你應該先回家一趟，咱爸一定會做好吃的肘子和紅燒肉給你，我不在家，沒人跟你搶，就算我在家，我這次也不會跟你搶。”

“上海現在一定也在下雨吧？你不喜歡下雨，你說下雨天的琴弦彈得不清脆，你喜歡純粹，不喜歡混沌。”

“帶了傘沒？到了上海沒人在車站接你。住的地方你搞清楚了沒，你是路癡，在南京都會迷路，我怎麽可能放心你一個人去，我怎麽會真的讓你一個人去上海了？”

“什麽時候你心疼了，受傷了，流淚了，我一定會立即到你身邊，我是你哥啊，我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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